三明（名）会讲：曾国藩家风吹过的210年

咸丰六年（1856），已经是湘军统帅的曾国藩，为9岁的儿子曾纪鸿写了一封有名的家书《谕纪鸿》。曾国藩以少有的温婉语气，告诫儿子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11月14日，在第二届石头记菊花社暨“曾国藩与家风家训”主题读书会上，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唐浩明说道，曾国藩的家风家训有一套完备的体系，读书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家训的核心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在曾国藩看来，富贵功名，皆是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命。而作君子圣贤，则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断修炼而实现。”

11月13—14日，在曾国藩诞辰210周年之际，由石头记读书社联合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思贤书院主办，娄底市曾国藩研究会、曾国藩故里管理处、曾国藩学校协办的第二届石头记菊花社暨“曾国藩与家风家训”主题读书会在双峰曾国藩学校举行。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三位学界专家首聚双峰，共话“三明（民）会讲”。

何谓“读书明理之君子”？

“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三个层面层层递进。人们可以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的文化教养，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养成良好的习惯品性。”活动伊始，唐浩明以《读书明理之君子》为主题，深入剖析曾国藩的家风家训家教。

在唐浩明看来，要想成为君子必须读书。“读书可以让人明白道理、获取知识、增进智慧、滋润心灵、时事洞明，改善我们的品质性格。”

曾受过良好教育的曾国藩很重视读书。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曾国藩，在少年时代未受当时时髦学派之禁锢。曾国藩读书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他说：“一书未完，断断不读别书。”

曾国藩一生都是奉行这样的读书之法。他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21岁中秀才，27岁中进士。他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读书最根本的在于明白道理，这是读书最核心的好处。曾国藩曾对他弟弟说，读书不明白道理与牧猪奴无异。”唐浩明表示，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的修身律己也是关键所在。“人性有很多弱点，最大的就是贪婪。它激励人性向前奋进，但也会给人带来灾难性后果。如何面对贪婪，扬善去恶？我们要有意识地去遏制，完善个体生命在于修身律己。”

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人，尤其企盼从本土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唐浩明表示，在过去，曾国藩家书被当作治家圭臬来读。在他的家书中，个体生命的完善、人类社会群体共处、人类与天地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三者是最根本的道理。所谓“修己”“有序”“天人合一”，正是此意。

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曾国藩得赐同进士出身。殿试获得功名之后，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成为二品大员。涉足官场的曾国藩始终笃信，修身，是做人之本。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曾国藩常遇困厄与屈辱。他以“拙诚”“坚忍”行事，一生严以修身，身体力行，终身不辍。

在教育后代上，曾国藩也始终贯彻着身体力行，以“诚”相待。

在曾国藩眼里，人生道理并非为了应付科举和写文章，必须来自于内心真诚的意志。“曾国藩领会了朱熹的‘读书要力行’，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家教，都离不开个人的真诚体验。他通过家训家书家教与身体力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人生道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表示，曾国藩是真诚的读书人，是修己之人，是真正的君子。

朱汉民以《曾国藩家教思想的探源》为主题作演讲

孔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唐浩明补充道，君子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是教育追求的目标。“《论语》中谈到圣人时只提了3种，在谈到贤人、贤才和贤者出现了16种，在谈到君子的时候有了92种，大大地超过了圣贤的数量，说明君子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做到的。”

不忮不求，慎独主敬

“民强则国强，教育决定一切。纪念曾国藩很有意义，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枢纽式的人物。”在读书会上，著名湖湘学者、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石头记读书社社长郑佳明先生以《曾国藩家训的文化内涵》为主题展开演讲。

郑佳明认为，曾国藩家书家训家风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修齐治平的统一，求实务实的湖湘文化风格。他曾经持续写家书30多年，留下了齐家的经典故事。在家书中，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从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30年间，曾国藩写了近1500封家书，上自父母，中对诸弟，下及儿辈。

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了“天津教案”。一些老百姓受传言影响，认为教堂以收养孤儿为名拐骗人口、虐杀婴儿，恰好又遇上瘟疫，教堂内的孤儿也有死亡的现象，本地也有数名儿童丢失。此事造成几十名外国人被打死，法国驻天津领事馆被烧毁。此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自认为事件复杂，难以圆满解决，自己恐怕“凶多吉少”，到天津处理案件前，曾国藩给子女留下了一封遗书。

曾国藩在遗书中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只有戒除了“忮”，才能不再记恨他人，没有害人之心，从而就可以达到古人所说的仁。只有戒除了“求”，才能够不再有贪心，从而可以达到古人所说的“义”。他希望他的儿子们要“不忮不求”，这是做人的根本。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15年前的这一天，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父子俩拉着家常，走近一片竹林。曾国藩忽觉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

曾国藩遗嘱中说道：“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以教汝兄弟。”郑佳明认为，这是曾国藩给后代最后的教诲，也是他一生的智慧结晶。

“在礼学中，士大夫要约束自己的欲望，曾国藩作为礼学大师，故而把慎独放第一位。”郑佳明表示，人一旦有了“慎独”，就有了信仰、自我与人格。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慎独”就是信仰，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慎独”就是一种心性之学，即内圣之学。内在于自己，自觉地做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

“主敬”则是慎独的路径，是一种道德修养之法，强调的是“静”，自己心里怎样能够正直，如何处理物我关系，“敬”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能够坦率、心怀敬意，也是一个家族的成家之基。

曾国藩认为，任何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存在的同时，也体味到别人和周围万物的存在，并且帮助周围的人解脱苦难，才能不辜负天地万物的生养。这就是仁的集中体现。何以成仁？就是要把仁和诚、义、礼、智、信结合起来。

曾国藩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习劳则神钦，‘习’就是学习，‘劳’就是劳动，努力学习、辛勤劳动的人，连神明都不得不钦佩他。”郑佳明认为，齐家之举，使曾家子弟代代皆有英才。

长子曾纪泽，32岁开始学英文，终成晚清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在谈判桌上跟俄国人飚英语、拍桌子，维护了国家主权。

次子曾纪鸿，虽然年仅33岁就病逝，但他酷爱数学，并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成为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是把圆周率推算至200位的第一人，不仅出版了颇有影响的数学著作，还写成了我国最早的电学专著《电学举隅》。

“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多来源于《四书》，他将这些思想从士大夫实现自我的办法转入家庭教育中，用平淡、平易、浅显的‘大俗雅成’方式，将教育融入到实践中去，将家教文化的效果达到最佳。”朱汉民认为，曾国藩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教导，实实在在的立德、立功、立言，把一个农耕家族培育成为一个十分优秀、传承至今，拥有卓越家风的大家族。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创湘军，平洪、杨、开清代兵制变革新纪，延续清室残局数十年，顺应朝流，与时俱进倡导西学中用，并亲为实践，是中国近代化之发韧者。

作为晚清大儒，曾国藩于义理，词章，考据、既有深厚造诣，于道德、文章、事功、亦有上乘表现。正义率物、以身作则、开一代之风气，苦心毅力、自立立人，为学人之楷模，著述甚丰，经世致用，给后世留下宝贵的财富。

“读书明理之君子对当下也有重要启示。读书不只是学生的事，也是父母的事，是全社会的事。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事，半由天命。若想成君子，只需人事。”唐浩明认为，人们应当立志成为君子，成为人格健全的人。

会讲期间，举行了“曾国藩家风家训大家谈”，由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孟泽，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副院长周建刚教授领学，曾国藩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刘建海主持。石头记读书社与会社员还参观了富厚堂、白玉堂、光甲堂、秋瑾故居以及蔡和森纪念馆，感受了曾国藩一家的传统家风家训，蔡和森一家的红色家风家训。

图文|政协融媒记者 邹嘉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