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度社会治理创新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为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二○二○年度社会治理创新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11月19日，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2020年度社会治理创新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议题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出席并讲话。

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制定，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要积极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献计出力，着力把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化解在市域，助力市域平安，夯实全国平安的坚实基础。以下为部分发言摘登。

主旨演讲

沈德咏：做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参与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决策部署，必将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稳步向前迈进。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全国政协社法委的重点工作领域之一。这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有针对性地举行了4场小型座谈会，组织委员、专家围绕疫情防控中的法律和社会风险进行研判、提出对策。我们积极探索常态化防疫背景下的履职方式，分别开展“关于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十四五’规划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点问题”专题调研，先后与北京、天津、江西、重庆、上海等8个省市召开4场视频座谈会。我们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的独特优势，承办“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回应委员关切，为各界别委员知情明政创造条件。我们组织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就“加快推进市县社会治理现代化，建立健全重大社会风险预防和应对机制”赴山西、甘肃开展视察，亲身感受社会治理创新的明显成效，进一步深化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下一步，社法委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让广大委员在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中展现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

韩大元：充分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市域是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分配的中介与桥梁，具有同时解决基层痛点和落实国家意志的战略支点效应。中国的市域无论是空间面积还是人口规模，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人口、资源、环境、市场和政策产生集成效应与相互化学反应的区域。因此，市域是各种风险、矛盾往往由基层向国家外溢、衍生的临界突变空间，市域风险预防的重点在于防止风险的弥散、升级，加剧不确定性尤其是造成国家层面的普遍风险。

由于基层治理、市域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各自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又彼此具有相关性，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法治的保障也提出新需求。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法治的整体性、包容性、“稳预期”和全周期保障效应。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提高法治对社会运行的整合能力与社会共识的凝聚能力。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李勇坚：市域社会治理需要条块结合上下联动

2020年2月，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课题研究，并就群众所关心的市域社会治理问题进行网络问卷调查。调研发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市级层面统筹主导作用发挥不够；社会风险矛盾全周期跨部门协同治理制度不完善；基层治理在党建、科技赋能、部门协同、要素保障等方面有待加强；在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方面，部分地区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培育发展不充分，发动群众群防群治、联防联控还有差距，推动两新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手段不足、方法不多，等等。

如何发挥市级优势、突出市域特点，确保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要进一步强化市级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统筹能力，全面推进社会风险矛盾全周期跨部门协同治理，通过市级统筹将科技赋能功能用好用实，进一步强化市级为基层治理提供要素保障的功能，从而克服县域与基层社会治理中资源不均衡、协调能力不足、反应不及时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委员及专家发言

贾楠：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

今年10月，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带领全国政协经社理事会调研组赴杭州和贵阳开展“促进基层数据资源共建共享”调研。调研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杭州市和贵阳市已经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基层经验。

在杭州，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善贤社区“数果果”的社区智慧管理平台。杭州善贤社区负责人介绍，他们改变了惯常数据单向流动的基层数据生态，用“蓄水池”模式将数据进行积累汇集，利用信息化技术将多渠道收集的数据集成整理，推进数据共享协同。另一个模式是贵阳市介绍的，作为国家整合共享应用试点地区，他们的主要以统一规范管理为原则，通过推进落实数据融合、系统融合、终端融合、技术融合“四个融合”来破解基层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难点问题。

综合杭州和贵阳的经验，我建议基层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应当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国家层面要尽快完善数据共享专门法律法规，数据融合的平台更适宜在省、市两级建设，还要有熟悉各部门业务的工作人员，真正做到对”上面千条线”的把关。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张金英：政府得有“绣花功夫”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以政府作为统筹协调各方的主体，要充分认清自身的四个“角色定位”，努力实现好三个“有效对接”，准确把握住三个“更加精细化”原则，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各项具体措施落实落细落地。

一是定位精准。市级政府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既是公共规则制定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又是社会秩序维护者、共建共治促进者。只有厘清政府的治理职责、精准定位，才能开出治理良方。二是靶向明确，努力实现好三个“有效对接”：制度要设计好，实现国家治理大政方针与基层社会现实的有效对接；平台要搭建好，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与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有效对接；智慧手段要运用好，实现社会治理首端与民意终端的有效对接。三是思路清晰，准确把握住三个“更加精细化”原则。要在技术化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化；要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化；还要在量化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化。

做好市域社会治理，政府得有“绣花功夫”。要从精细处下手织密针脚，推动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力量下移，绣出市域社会治理的品牌和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

王名：“幸福里”的实践探索

在当下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许多地方都做了大量积极的探索。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绿城服务所推动的以“幸福里”为代表的业主共治模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供给侧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幸福里”的治理成果与小区物业绩效和物业服务满意度有直接相关性。并不一定要在绝对完美的物业服务基础上才能推进“幸福里”落地，针对不同小区的具体情况可采取不同的实施路径和策略，在推进过程中可有效地促进物业服务的提质升级。一个好的业委会主任是小区善治和“幸福里”优质高效推进的必要条件。业主之间的沟通，不同小区业委会和主任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幸福里”的落地和推进言也至关重要。无论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都难以达到业主间的信任程度。业主间的沟通，除了自发以外，由基层社区居委会、街道办相关部门以及更高级的政府更来组织进行，也会取得业主的信任，达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必要的项目实施指引及细则，推动方包括业委会等积极分子对项目的认识程度不同也影响了工作推进，项目的规范性不够，反思性不够，也来不及评估改进等等。期待“幸福里”能够不断改进升级，真正成为供给侧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成功样本。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王海京：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超过81.6万个，志愿者的数量更是数千万。如何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我建议：

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意义，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要在社会组织中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通过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引导社会组织所服务、所联系的群众和从业人员，听党话、跟党走，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做到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

要加大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各级党组织要注重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带动。政府要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者，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和特长，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在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上创造积极的支持环境，在资金和资源方面要通过制度做出安排，注重培养和扶植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要加强监管，在监管内容、监管责任和监管机制上做出细致安排，并且动员、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原副会长）

黄文艺：市域社会治理中的行业治理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行业由于未能建立起健全而有效的行业治理机制，乱象丛生，行业治理应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方面。

建议更加注重行业制度供给。不少行业特别是新兴行业出现的混乱无序、野蛮生长，往往与行业领域的制度供给不及时、不充分，因而“明规则”缺失、“潜规则”盛行有关。市一级应充分发挥立法行政司法权限相对完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相对充裕的优势，对制度需求强烈的行业及时进行制度供给。

建议把行业自治挺在前面。市一级是行业组织相对健全的层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应把推进行业自治作为重要任务。

建议创新政府监管方式。市级政府监管既应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探索在行业监管上实施不予处罚事项、减轻处罚事项和从轻处罚事项等“三张清单”制度，又应坚守安全底线，防止因行业非法野蛮生长引发规模性、系统性的经济社会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市域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原副局长）

王弢：“政策整合”的经验

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碎片化、应急化、单极化、内卷化问题，亟待加强政策整合。

在这方面，杭州和成都市域社会治理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杭州城市大脑”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共享和处理平台，核心依靠的是阿里云的人工智能技术，由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交换中心、开放算法平台、超大规模计算平台和数据应用平台这五个系统组成。成都市从市委层面把社区发展治理纳入城市战略全局，并建立“社区发现、街镇呼叫、分级响应、协同整治”工作机制。综合这些经验，我认为未来市级层面社会治理政策要强化功能优化的制度设计，即始终把握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工作，推进服务型政府制度建设，建立多渠道社会协作沟通机制，优化“政—社—民互动”机制。

（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副教授）

基层代表发言

罗健：将政府“独角戏”变成人民群众“大合唱”

近年来，湖南省宁乡市黄材镇由工业重镇华丽转型旅游强镇，游客数量激增，群众“农民变市民”产生不适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为解决黄材镇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宁乡市政协、市委政法委率先试点基层民主协商对话。我们搭建起了“镇+村+组”三级协商对话平台，协商确定镇党委副书记任镇级对话会总召集人，村级党组织书记任村级对话会总召集人，各村（社区）在村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召开村民小组协商会议，为群众发表意见、反映诉求畅通了渠道。我们推选民主协商主体、由群众自主推荐对话代表，聚焦社会治理难点、向群众广泛征集协商议题，让群众自愿成为自治主体。将社会治理从地方政府的“独角戏”转变为人民群众的“大合唱”，由政府管理变成了群众共建。

（湖南省宁乡市黄材镇党委书记）

邰学爱：“有事好商量”成为基层的亮丽风景

近年来，无锡市新安街道“有事好商量”工作成效显著。新安街道坚持“一室多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的等现有资源，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与政协委员活动室、政协委员活动之家、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等原有功能室融为一体，积极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有线电视平台建设。街道及社区均成立协商议事领导小组，建立协商议事流程、协商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线上线下采集议题，广泛邀请相关方参与每次协商议事。围绕协商议题，组织委员及相关人员深入一线调研，并在协商中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此外，还建立协商成果报送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办理跟踪机制。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成为新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甘义军：让法治文明成果在基层开花

近年来，兰州城关区积极建设城关区法治文明实践中心，将中心作为我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和有力抓手，以凸显“五治”作用，推动法治文明成果在我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开花。

区委、区政府统筹场馆设计和建设布局，建成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反邪、禁毒、司法、消防场馆、多功能综合报告厅和关爱之家。区法治文明实践中心运行以来，向广大居民群众提供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安全教育学习资源，为辖区百姓提供了良好的学法环境。

城关区还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中心+平台+N”运行模式（中心指区综治中心、区数字化中心、区法治文明实践中心；平台指公安分局指挥平台、区信访局群众诉求受理平台、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区法院诉前调解平台；N指25个街道和71个部门），形成“中心吹哨、街道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赵立新：武汉抗疫志愿行动的启示

就市域治理主题而言，武汉的抗疫志愿行动，对于构建公众参与机制的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价值。我认为，一是武汉所构建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志愿服务体系，为各类志愿服务力量自觉参与城市重大突发灾害事件应对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基础。二是近年来武汉市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践培育的大量公益性社会组织，成为广泛分布在基层的风险治理社会化协同力量。三是疫情期间严格的人员进出封控措施使得社区成为志愿服务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四是党员干部志愿者向社区下沉，极大地充实了疫情防控社区工作力量。五是各类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撑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六是重大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对平战结合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要求。这对于市域治理公众参与机制创新和能力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江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编辑：邓骄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