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良辰 李可如(实习生)
近年来,随着全球医疗需求不断增长,越来越多医药企业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市场。
从2023年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额创下历史新高,到2024年百济神州泽布替尼创下全球销售额26亿美元的耀眼战绩,千帆竞渡、乘风破浪,中国药企出海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中国医药出海已超越单纯的产品销售或技术输出,机遇挑战并存,亟待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
近日,瞭望智库举办“中国创新药国际化路径探索”研讨会,政府主管部门代表、专家学者以及生物医药领域企业代表等十余位嘉宾出席会议,围绕相关议题深入探讨,寻求破题之道。瞭望智库理事长卞卓丹出席研讨会并致辞,瞭望智库课题负责人郑文萍主持会议。
出海双轨
打破了8年间的所有质疑。
百济神州研制的抗癌新药泽布替尼,2019年11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成功在美国上市,成为少有的“自主出海”典范。
自此,中国创新药出海迎来爆发期。
据统计,2024年我国药企共完成94笔海外授权交易,总交易金额高达519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进入2025年,势头不减,仅第一季度交易额就达到369亿美元,超过2024年上半年总和。
高额交易已成常态——辉瑞、默沙东等跨国巨头争相押注中国创新资产。
5月20日,三生制药宣布,向辉瑞独家授予由其研发的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SSGJ-707,在除中国大陆以外全球市场的开发、生产、商业化权利。
根据协议,三生制药将获得12.5亿美元不可退还且不可抵扣的首付款,以及最高可达48亿美元的开发、监管批准和销售里程碑付款。
三生制药的“借船出海”与泽布替尼的“自主出海”,清晰勾勒出中国药企出海的两条路径,双轨并行、各有千秋。
这次研讨会上,这笔重磅交易被多次提起。有与会人士认为,一方面,创新药价格常常难以覆盖研发成本,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支付能力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这种价差有利于国内创新药突破“内卷”困局,打开利润空间,提升研发质量;另一方面,创新药出海伴随着技术标准输出,意味着我国在全球医药规则中实现了从“跟随者”到“规则协同者”的重大转变。
欧美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完善、支付能力强,但限于人口总数和结构,医药需求相对有限;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人口基数大、出生率较高、药品自给率较低,医疗现实需求和潜力更为巨大,为中国医药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要在利润最大化和健康普惠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成为我国医药市场出海增量的核心来源。比如,目前非洲基本药物可及性不足40%。
从中东、东盟,到南美,再到非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药企出海版图中。
君联资本是一家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在医疗板块投资颇多。研讨会上,总经理洪坦分享了中国医药出海印尼的经历:从2020年开始至今,印度尼西亚生物制药领域领先企业Etana,与中国近十家生物制药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并成功让多个重磅产品实现本地化生产及商业化,包括抗体药和疫苗等,且已获得印尼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君联资本是Etana最早的机构投资人之一,2019年起就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寻找投资和合作机会。在洪坦看来,此次合作,对于印尼公司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也是中国医药产业出海东盟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实现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其中,资本连接中国创新药与新兴市场需求的桥梁作用日益彰显。
破壁前行
从被阻击到反击,出海中,中国药企也曾正面硬刚跨国药企。
2021年,和铂医药起诉美国公司Teneobio,指控其侵犯公司核心资产。2023年Teneobio被全球生物制药巨头安进收购后,和铂医药将安进追加为被告。安进试图通过法律程序更换和铂医药已熟悉案件的律师,但被美国特拉华州法院驳回。
此案被视为中国药企罕见主动起诉跨国药巨头的案例。知识产权维权成本极高,单次跨国侵权诉讼律师费可达数千万美元,且耗时数年,对企业现金流和业务拓展构成严峻考验,最后往往惨胜。这意味着头部医药企业出海成功背后是巨大的资源投入。
对此,亲历者和铂医药CSO戎一平认为,其本质是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的碰撞。
欧美背书困局。以双抗技术等为例,中国已从“跟跑”转向“并跑”,但国际规则仍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药品获得FDA批准作为准入前提,即使中国药品已在国内验证安全有效、中国监管标准足够严格,仍被要求“欧美背书”。
GMP互认障碍。中国GMP未被PIC/S成员国直接认可,企业出口药品至PIC/S成员(如欧美、日韩等)时,仍需接受当地重复检查以获取GMP认证。本土药企需同时满足中国GMP及PIC/S成员(如FDA、EMA)标准,单次海外GMP认证成本超千万元,且平均延长审批时间12-18个月。
“在很多领域,东盟一些国家更倾向于与欧美标准接轨,对中国标准的认可度不高。”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经贸法律研究所所长郭成龙认为,产品标准差异、复杂的环保要求和数据监管、随意施加的贸易保护措施等,已成为出海实质障碍。
可喜的是,国家药监局预计2029年完成PIC/S加入程序,届时将降低企业合规成本30%以上,中国在国际医药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也将提升。
使命升级
中国正从全球健康公共产品的接受者,加速转变为研发者、供给者和治理参与者。
对于何为全球公共产品,有与会者给出定义:是指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受益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等。
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中国医药出海已超越单纯的商业行为,上升至全球健康公共产品的战略高度,这不仅意味着药品、医疗技术等走出去,还意味着中国先进的医疗服务标准、普惠的支付模式乃至高效的监管经验等软实力的生态输出。显然,这些正为填补全球健康治理公共需求缺口贡献中国方案。
“海外医院就是最佳载体之一,这不仅限于药品推广,也是探索共建联合实验室、培训当地医疗人员、培养当地医师使用习惯,实现从‘卖产品’到‘提供解决方案’的重要平台。”王泺认为,中国医药走出去涉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能急于一时。
一方面,要注重外部议程内部化,尽可能将全球性问题纳入国内政策考虑范围,同时预判国内政策在全球的外溢性,从而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树立中国产品而非公司产品视角,着眼于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总结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仅仅是企业个体行为,而是涉及多层次、多元化的供给主体,需要各主体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政企协同。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杨修副处长认为,中国出海药企要加强前后方联动,与驻外使领馆及时沟通交流,获得前沿政策与市场信息,及时反馈海外经营中遇到的规则壁垒和具体困难,形成“企业诉求—政府协调规则规划”的闭环机制。
规则参与。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余文心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在政府指导下,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行业组织、标准委员会,主动发声,将中国实践和诉求融入国际规则演进中。
卞卓丹表示,打造负责任大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尤其是在事关健康与生命的医药领域。近年来,中国医药企业扬帆出海,为提升全球健康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瞭望智库将进一步发挥媒体型智库的独特职能作用,搭建交流沟通平台,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为医药类创新行业在海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与实施方案。
编辑:邓骄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