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长岭上的绿色“孤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田县前进人民公社团结大队（现属金盆镇陈维新村）的云长岭上，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花果山”。这“花果山”不属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集体，其主人是该大队社员陈兴礼。在那个特殊时期，陈兴礼的“花果山”堪称当地的一座绿色“孤岛”。

陈兴礼（1896～1990），出生于当地一个贫苦农家，解放前，家徒四壁，妻子生下3男2女，皆因病无钱诊治而夭折，他只得带着妻子外出谋生，在蓝山、嘉禾的瑶山大岭做苦工，靠帮人挖山种树糊口度日，直到1950年才返回老家。恰逢土改分田地，陈兴礼主动向农会提出把云长岭上的荒山分给他。那是一块面积约50来亩的荒坡地，杂草丛生，灌木稀疏，乱石嶙峋，每年春夏雨季，洪水从山上裹挟泥沙倾泻而下，山前洞十余亩水田常常受损绝收。陈兴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治理荒山，消除对农田的危害。农会满足了陈兴礼的要求，把那块荒山连同云长岭对面水口山的一个小庙分给了他家。

1951年冬，陈兴礼开始了征服荒山之战。他先在山坡上开挖水沟和氹坑，引雨水入坑，拦泥沙下泄。接着，在荒坡石缝间挖树洞、填土肥，栽种松、杉、油茶和桃、李、梨等苗木。经过两个冬春的操劳，幼树成活生长，初显养土固沙之效。每逢下大雨时，山洪泥沙对农田的侵害大大减轻。因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有功，1952年他被评为全县劳动模范，受到县政府表彰。他劲头更足了，连年垦荒种树，到1958年，山上的树木成林，到处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不料“大跃进”运动兴起，生产队在山上新建一个副业场，砍掉他种的部分杉树，队里的公共食堂也不时砍伐一些松树杂木，用作煮饭的柴火。看着刚刚披上绿装的荒山一下子变成了“癞子山”，陈兴礼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1961年冬，陈兴礼把土改分得的古庙拆除，用拆下的砖瓦、木料，在云长岭上建了一间瓦房，和妻子一起搬家到山上住了下来。从此，他“占山为王”，一门心思种树育苗，开发山岭。他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调整思路，分层开发，在山头高处种植油茶、油桐，山腰部位种植松、杉、楠竹、杂木，靠近山脚栽培果树、垦荒造田，空坪隙地间种粮食作物。又在山上开凿明沟暗渠10多条，开挖水塘、水池4口，挖掘一条2里长的引水渠，从远处一个水圳引水入池，形成纵横交错的排灌网。为增加耕种面积，他把坡上的土层翻挖过来，借助雨水冲刷，让石窝氹积满泥土，再沿周边筑上土埂，几年间，日积月累硬是在石缝中造出了4亩耕地。为了减少和避免外界的滋扰，他在山周围挖了一条长达半里的深沟，沿沟填筑厚、高各3尺的土围墙，墙上种满刺藤、簕条，形成一道环山绿色篱笆。他还在房屋边搭起了望台，驯养了两条护山犬，并自备一支鸟铳，用以防备和驱赶盗贼。一天午后，他正在了望台上打盹，突然两条狗狂吠不止，原来是几个“不速之客”潜入偷树，他飞身而下，冲上前去，三拳两腿打倒一个，其余盗贼见势不妙，只好落荒而逃。大约1972年暑期，我曾跟着一个公社领导去那里玩过一次，只见那唯一进出的山门掩藏在密不透光的树丛簕蓬下，紧闭的木栅栏门框上贴着陈兴礼书写的一副对联：“熟人不好讲，耽误我生产”，可见其用心良苦。

“种树云长岭，草盛苗木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陈兴礼风里来雨里去，宵衣旰食，勤耕不辍，哪怕三更半夜，碰上倾盆大雨，他也会穿上自己用布、棕、油纸缝制“三防衣”（防淋、防浸、防冷）和“三联裤”（裤、鞋、袜联筒），摸黑出屋，顶风冒雨，排洪护林。一份耕耘一份收成，他和妻子每年可生产稻谷、红薯1000多公斤，收获黄豆、花生200公斤，采摘水果1000公斤。卖不完的桃子、李子，用来酿果子酒，酒糟用来喂猪，每年可出栏肥猪2头。又在山上放养鸡、鸭，在山塘里养鱼，逢年过节都有鸡、鸭、鲜鱼上市、上桌，老俩口过着自给自足、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从“人民公社化”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二十多年里，陈兴礼的“花果山”没有被生产队集体“充公”，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讲是一个特殊例外。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还经常劝告附近群众尊重他的劳动，不得乱砍偷盗他种的树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受到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视，领导们纷纷前去探望、慰问，看着遍山苍翠的林木、丰收的庄稼，都夸他是新时代的“老愚公”。1982年，陈兴礼再次出席全县劳模大会，会上专门印发了他的典型材料。1984年，《湖南日报》社、新华社记者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拍摄，《湖南日报》发表了通讯稿《花果山上的八旬怪老》，宣传推介他的先进事迹。陈兴礼一时成为当地的“名人”，数年之后，他还入列《新田县志（1813--1990）》“人物传”栏目。

只可惜随着年岁增大，陈兴礼身体每况愈下，渐渐无力守护住自己的山林。在他去世后不久，那座他辛苦操劳三四十年、费尽毕生心血的“花果山”，竟被蚕食、破坏殆尽，又成了一片不毛之地，不禁令人感叹唏嘘。（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徐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