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集萃|见证邓颖超严守纪律的三封信

　　政协文史，汇聚了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亲历、亲见、亲闻的珍贵史料，是城市记忆的宝库，也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载体。

　　为活化利用这些宝贵资源，湘潭市政协特开设 “文史集萃” 专栏。本专栏将精心遴选、转载优秀文史资料精华，聚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时代风貌，力求真实生动，鉴往知来，从这些历史片段中汲取智慧力量，传承城市文脉，服务当下发展。

　　邓颖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一生严于律己，关心身边的朋友、告诫从事财务工作的同志遵守工作纪律，是始终如一、严守纪律的典范。

　　1942年11月28日，邓颖超在国统区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论党的纪律》。文章这样写道：“共产党不仅给全党党员以纪律的教育，养成自觉性以维持纪律，同时，亦推及于社会秩序，集体生活，国家法纪之遵守的自觉性的教育，并须建立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本文从写她给友人的三封书信，看邓颖超是如何严以律己、恪守党的纪律。

　　▲1942年11月28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论党的纪律》。

　　一封退款信背后的廉洁纪律 

　　在通信还不发达的革命战争年代，书信是人们沟通情感和工作的重要载体。在重庆市档案馆珍藏着这样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仰山兄，承赠奠仪，殊深感谢！惟先母此次逝世，除花圈挽联外，余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千祈原谅为幸。”

　　▲邓颖超致潘仰山的信

　　仰山兄是何人？邓颖超先是表示感谢，但为何“坚持原款奉还”呢？

　　原来这封信的背后有着这样的故事。1940年11月18日，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不幸病逝，终年65岁。为了祭奠母亲，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刊登讣告：通知亲朋好友，母亲的安葬仪式19日在红岩村举行。

　　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以周恩来、邓颖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纷纷来到红岩村吊唁邓颖超的母亲。潘仰山就是其中之一。潘仰山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当时是重庆著名的裕丰纱厂的总经理。他得知邓母去世消息，也参加了吊唁，并按照习俗送来了花圈、挽联。

　　邓颖超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清点物品时，发现了潘仰山送来的礼金。于是立刻给他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潘仰山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表示除花圈挽联外均不敢领，仍将原款奉还。

　　原来邓颖超谨记母亲生前的教诲“要清正廉洁、不麻烦别人”。实际上，邓母的丧事一切从简，“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渝办事处同志谨以香花敬奠”，对于亲朋好友送来的礼金都一一退还。

　　廉洁纪律就是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给群众添麻烦。这封信背后的故事，便是邓颖超廉洁自律、严守党纪的直接体现。

　　一封慰问信背后的群众纪律

　　抗战时期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周恩来、邓颖超在国统区重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以真诚的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为什么曾家岩50号叫周公馆，它的主人究竟谁呢？先从邓颖超的一封慰问信说起。信的内容如下：

　　陈长蘅先生转赵佩珊太太：

　　承蒙赁租曾家岩住宅数年于兹，甚为欣感。近闻尊处经济困难，兹随函附奉法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敬希收用并望函复为祷！专此顺颂

　　冬安！

　　邓颖超谨启

　　十二月二十四日

　　▲邓颖超致曾家岩50号房东赵佩珊的信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的公开机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了解决办事处的住房紧张的问题，1939年初，邓颖超便以周恩来的私人名义，找到了曾家岩50号。曾家岩50号的房东是赵少龙与其夫人赵佩珊。当时曾家岩50号租给了赵少龙的朋友，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陈长蘅。邓颖超就从陈长蘅手中转租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的办公地点，对外则称为“周公馆”。

　　然而到了1944年，当时战局胶着。这一年国统区经济凋敝，重庆地区的物价飞涨，加上赵少龙已病逝。虽然周公馆的房租几经调整，但仍然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赵佩珊一家的生活变得困难。邓颖超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写了这封慰问信，附上法币十万元，请陈长蘅转交给赵佩珊，以解其燃眉之急。邓颖超在信中，首先对赵佩珊长期将曾家岩50号住宅供其居住表示感谢。同时，得知赵家目前“经济困难”，为了帮助赵家渡过难关，“兹随函附奉法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邓颖超派南方局总务科科长杨继干将这封信和10万元法币交给赵佩珊。

　　这封信从侧面展现出以邓颖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浓浓的人情味。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坚持统一战线，严守群众纪律的真实体现。

　　一封告诫信背后的工作纪律

　　王辉，广东潮安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王辉在桂林、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处从事党务工作、财务工作和会计工作。

　　1940年12月，王辉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担任南方局会计兼出纳，在办事处机要、电台所在的三楼办公。南方局经费的来源绝密，财务账绝密，因此，王辉的工作也是绝密。由于王辉保管的现金数目相当大，周恩来再三嘱咐她，党的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就会追查迫害捐款人。然而有一次，年底清查账目时，王辉发现少一万元。王辉以为是自己的失误给党带来损失，于是加班加点增加收入，变卖衣物，补齐了这一万元。后来周恩来告诉她：少的一万元找到了，是有人捐款少捐了一万元。王辉如释重负，并表示她的钱就当交党费，是给党的礼物。

　　1944年3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到中央通知，要调部分同志到延安学习，南方局派遣王辉去中央党校三部学习。1945年王辉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调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工作。1947年，王辉被组织派到石家庄接收旧银行。邓颖超得知这个消息，给王辉写下这封告诫信，希望她遵守工作纪律，继续做好银行工作。

　　邓颖超在信中写道：“你仍在石家庄搞银行工作，这样很好。在我们党里，还十分缺乏熟练的经济建设人才，在女同志方面尤其少。形势日益开展，全国胜利在望，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很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对于工作的具体要求，邓颖超指出：“希望你不仅在这方面专门化，掌握业务之外，进一步提高有关政策及理论水平”。在工作纪律上，要求“克服个人主义，杜绝享乐主义思想”。

　　▲邓颖超致王辉的信

　　收到这封热切的鼓励信，王辉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多年来，她一直牢记着邓颖超的嘱托。她先后工作在石家庄边区银行、北京人民银行总行、香港中资银行和广东省人民银行，始终兢兢业业、诚诚恳恳。邓颖超爱惜人才，时时提醒身边的同志严守工作纪律、提高本领、努力工作。

　　写给潘仰山的退款信，表明邓颖超恪守廉洁纪律、不给群众添麻烦。写给房东赵佩珊的慰问信，体现邓颖超关心朋友和坚持群众纪律。写给王辉的告诫信，可以看出邓颖超要求同志恪尽职守、严守工作纪律。正如邓颖超在《论党的纪律》中，指出：“我党的纪律，既不宽下，而亦严上的，是所有党员应该遵守的。”这三封写给友人的书信，很好地诠释了邓颖超始终是严守纪律的典范。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办《团结报》（2024年10月31日）。文字有删节，图片源自网络。作者郑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整体转自中国政协文史馆公众号。

   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