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而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又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湖南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在上一世纪顽强斗争的基础上,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浴血奋斗,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在湖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百年来曾发生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涌现出一大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一大批政治立场各异的风云人物,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和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因此,从不同侧面收集整理湖南的历史资料,研究湖南历史,是湖南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自1960年成立后,即本着坚持爱国主义和存真求实的原则,对湖南自戊戌变法以来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三亲”)资料进行征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资料涉及的范围包括除中共党史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文化大革命”后,全省各市(州)、县(区)政协都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使这一带有统战性和学术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在我省进入大规模征集和编辑的新阶段。
根据政协文史工作的任务和特点,尤其是湖南近现代文史资料资源丰富的优势和30多年文史工作基础,省政协文史委认为,已经有必要和有条件着手将湖南二十世纪一百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社会变迁和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资料逐步整理汇编成一套丛书,作为进行国情、省情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文艺创作的具体素材,作为加强湖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九五”计划期间,分批编辑出版,之后继续编辑出版下去。 .
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中共渐南省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的同意,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委宣传部的批准,并将《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列入了湖南省“九五”计划和全省重点社科项目内容。省财政拨付了部分专赛,省新闻出版局纳入了重点出版计划,并确定由全国优秀出版社岳麓书社负责出版。随后,成立了由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副主任、我省部分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以及省新闻出版局和岳麓书社的负责同志等组成的编委会。德高望重的湘籍史学家周谷城和刘大年同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杨拯民同志,我省的有关领导郑培民、刘正、文选德、龙禹贤、杨汇泉、陈彰嘉同志,高兴地应允担任编委会的顾问。
《文库》将汇集大量历史当事人的“三亲”回忆录,就是说,它的特色是以口碑资料作为主要表现形式。我们知道,通过个人回忆来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作法古已有之,但一般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则是人民政协在周恩来同志倡导下的创举。现在,国内外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口碑资料的价值,认为是记载历史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可以提供人们大量难于了解的真实内幕、细节和历史背景,有的资料甚至被视为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珍品。因此,口碑资料往往能补文献之不足,匡书刊之谬误。当然,由于历史的曲折复杂,记忆力的限制,还有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等等,有些回忆文章也难免有偏颇与不确,需要征编人员进行尽可能的核实。但口碑资料终究可以作为人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方面。我们将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多方努力,把《文库》编成思想性、资料性、可读性较强的资料丛书。
本《文库》一般每辑一个专题,各辑的体例基本一致,即根据口碑资料的特点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书籍专题化、系?彳化的要求,大体分为综述、“三亲”资料(是主要部分)、附录(如文献资料、表格、地图、大事记或年表等)几部分,并刊发一批历史图文照片。
各专辑所选编的回忆录,是我们征集到的该专题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材料,我们力争各辑能比较全面、具体、翔实地反映这一专题的主要内容。建国后专辑的稿件基本上是没有发表过的;建国前的专辑,有些稿件是没有发表过的,也有些是在全国各级政协和我省各级政协的公开或内部书刊上发表过的。对已发表过的回忆录,我们原则上保持原貌,但对明显的史实错误、不当的评议及没必要的文字,作了一些删节、注释或其他处理。
这套《文库》是全省文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尽管编委会和各专辑的主编、编辑与审订者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它的缺点和不足肯定会存在,好在《文库》将会继续编辑下去,仍然有不断改进和提高的机会。只有在若干年后将全套《文库》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舒一口气,欣慰地说:湖南的文史工作者以几代人的汗水表明,他们的工作是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历史的。
《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编委会
目 录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醴陵、大庸县 设立醴陵、大庸市的通知》()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大庸市 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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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开发大事记 (1958—1999年)陈自文 李书泰()
张家界市原名大庸市,是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地级市,199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张家界市。它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澧水中上游,地理坐标为东径109度40分至111度20分,北纬28度52分至29度48分。全市东西长167公里,南北宽87公里,总面积为9563平方公里,总人口154.5万。
这里地质构造复杂,地貌风景奇特。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张家界境内经历过多次大地构造运动,尤以第四纪新构造运动对境内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貌特征的形成产生最为深刻、巨大的影响。全市地形以山地、丘陵、岩溶地貌为主,最具特色的是大面积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为世界罕见。张家界、天子山、索溪峪三大景区各具特色,又构成一个整体,整个地势以中部天子山和张家界居高临下的台地为核心,向四周呈辐射状扩散,域内溪谷纵横,群峰罗拜,千山迭列,构成无与伦比的绝妙景观,素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美誉。1992年12月,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土家族、白族、苗族、汉族等10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聚居地区,勤劳睿智的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创造出大量文物胜迹。城市西郊有占地千亩的汉代墓群;澧水北岸有历历在目的古人堤遗址;坐落城中的江南名刹——普光寺展示出宋、元、明、清四代文化艺术和建筑风格;离城7.5公里、开凿于清嘉庆年间的玉皇洞石窟,熔古代雕塑、书法、文学于一炉;驱车进人张家界境内,凭窗瞭望,随处可见土家苗寨的修竹吊楼、石磨水碾、枧槽筒车、小桥清溪……这里民风纯朴、风俗独异,仅形诸歌舞的表演习俗就有土家摆手舞、白族仗鼓舞、苗族猴儿鼓、尤其是土家族薅草锣鼓、梯马神歌、茅古斯、八宝铜铃舞,具有古老、厚重的民族文化氛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设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于大庸(今永定区)县城。大庸、桑植、慈利各族青年2万余人参加红军,屹立在市城东郊的革命烈士陵园石碑上刻有数千名烈士的英名。贺龙元帅的故乡就在桑植县洪家关乡,他所组织和领导的著名的“桑植起义”就爆发在离洪家关不到10公里的桑植县城;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就从该县刘家坪乡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漫长征途,写下了北上抗日的壮丽诗篇。
综上所述,张家界市是一块古老、神奇而又光荣的土地,辖区内的武陵源风景堪称奇甲天下的国宝,是我们中华民族天赋宝贵的旅游资源。然而,这颗璀燦的风景明珠却“失落于茫茫岁月的尘土间,埋没了亿万斯年,遗忘了亿万斯年”,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但历史又是幸运的,当时代巨轮转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里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生活的眸子,突然以扩张了的视野,发现了一个巍峨的存在,一个早该发现的发现”!
凡熟悉张家界开发、发展历史的人士都十分清楚,张家界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国营林场,由于它独特的地貌特征和突出的绿化成果才于70年代末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自1958年划地建场到1978年止,张家界林场荒山全部绿化,树木郁郁葱葱,景色宜人。70年代中期,这里先后迎来了三次全省性的林业现场会,与会者无不为这里独特的风景拍手叫绝。自此,张家界名声大噪,从而揭开了旅游开发的序幕。1978年年底,我党召开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自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思维空前活跃,张家界旅游业得天时、地利、人和,迅猛发展,慕名来考察的领导、专家、学者与日俱增,其中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要数著名画家吴冠中和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简庆福等人。吴老自1979年底来张家界考察后,便多次撰文宣传,他那篇《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散文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对张家界的早期宣传,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81年4月,陈复礼、简庆福一行十多人,在张家界拍摄风光照片1万多帧,回港后精选100多帧举办影展,引起哄动,使张家界一举扬名港澳。
随着张家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从单一的林业经济向综合性森林旅游开发转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979年8月,省林业局和林学会组织中南林学院、湖南林校、部分地(州)、县林业局、林业科、林场专家和技术人员35人,对张家界的森林植被、鸟兽资源进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开发为旅游区的建议。〗979年至1981年,原大庸县委抽调一批干部对林场风景资源进行普查,对重要景点进行命名。1982年8月,国家林业部组织北京、上海、杭州、桂林、西安等地15位园林专家、教授考察了张家界,一致认为该处风景独特,是世界一流的自然风景区,应大力发展旅游业。
1982年9月25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张家界为国家(第一个)森林公园。1983年5月9日,湖南省委办公厅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复函,同意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与此同时,与之紧邻的慈利县索溪峪,桑植县天子山也在紧谬密鼓地抓紧考察、宣传和开发。1982年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文件,将索溪峪列入全省重点自然保护区,慈利县成立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983年4月,桑植县成立“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个不同归属的景区竞相宣传、开发,使景区知名度迅速提高,服务业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了景区管理上•的混乱和资源上的破坏。为统一景区,保护资源,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国务院于1988年5月18日批准将原大庸市升格为地级市,将慈利县、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原大庸县改为永定区),将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大景区合并为大庸市(今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至此,张家界的旅游经济开发迈上健康轨道,产生了质的飞跃。
——宏观决策高瞻远瞩。张家界市的建立是顺应旅游资源开发管理的需要。建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旅游为龙头,把旅游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旅游经济优势,加大开发力度,促进全市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经济已经成为龙头型支柱产业。1995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张家界后欣然题词,提出“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为张家界的发展确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为尽快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市委、市政府在发展战略上进一步确立了“旅游带动战略”,也就是围绕旅游,调整农业,振兴工业,搞活商贸,繁荣文化,建好城市,以旅游为龙头,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目前,全市上下已形成了大办旅游经济的合力,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硬件建设举世瞩目。建市10年来,全市已基本形成以张家界为依托,以武陵源景区为重点,以九天洞、茅岩河、五雷山、普光寺等景点为卫星景区,融山、水、洞、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于一体的开放式旅游格局,旅游内容十分丰富。全市两条精品旅游线路,已修通游道300多公里,架通两条高空游览索道,开辟景点景观300多处。在旅游接待设施上,已有各类宾馆招待所300多家,日接待能力达2万多人次。其中涉外宾馆30多家(包括星级宾馆5家)。还有各类旅行社34家,旅游车队5个,公共娱乐场所20多处。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以张家界民用机场、张家界二级火车客运站和全市公路网络以及客运索道为主的空中、陆地立体式交通体系已基本形成;程控电话、微波通讯、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和图文传真等已相继开通,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江垭、鱼潭、贺龙、慈利城关等中型水电站已经建成发电;城区子午路、永定大道、陵园路、鸬鹚湾大桥、观音大桥先后拓宽、建成通车;祥龙酒店、商业大楼、邮政大厦、建行大厦等十多幢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近期内,香港、澳门航班又告开通,张家界作为一座新兴旅游城市已迅速崛起。
——对外宣传成果辉煌。全方位、多渠道的宣传促销,使张家界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到目前为止,全市拍摄风光片20多部,故事片、电视剧10多部;先后请来300多家新闻单位为张家界旅游宣传刊发了60多个专版,5000多篇稿件;出版画册10多种、著作6种,各旅游景点或旅游主管部门自制了300多万份宣传资料、导游图等,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先后20多次组织人员走出家门、国门参加旅游博览会、展览会和新闻发布会;在国内外一些大中城市建立协作宣传点100多个;分别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独联体、德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旅游协作关系。1991年以来,6次举办“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并通过举办’91中国奇山异水游首游式、’92中国友好观光年以及’93中国山水游、’92武陵源风情电视大奖赛,请中央电视台《九州神韵》、《第二起跑线》、《人与自然》等节目摄制组和多家省市级电视台来张家界摄制节目并在全国播出等一系列宣传促销活动,大大提高了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
——行业管理逐步规范。在组织建设上,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综合协调旅游业管理的权威机构——“张家界市旅游工作委员会”,市、区(县)两级分别成立了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使旅游工作级级有人管,层层有人抓。在制度建设上,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旅游市场治理整顿的规范性文件,如《张家界市旅游行业管理办法》等,使旅游行业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规范行业管理行为上,加强了对导游人员的管理,实行岗前培训、档案管理、押金管理和合同制管理。全市现有旅行社(公司)34家,共有导游人员1103人。对30多家涉外宾馆进行星级评定,对重点旅游线路实行国际旅游定点线路管理。在旅游人才培养上,全市办有旅游职业学校一所,有三所技校开设了旅游班,位于市区的武陵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了旅游系。自1996年7月市委、市政府全面开展“满意在张家界”活动以来,全市旅游秩序和治安环境得到较为彻底的治理和整顿,全体市民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建市十年来,全市人民高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开放开发”的旗帜,着眼于打基础、增后劲,按照“旅游立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的基本方略,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推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1.11亿元,是建市之初1989年10.65亿元的4.8倍。工业总产值32.7亿元,是1989年9.1亿元的3.59倍,农业总产值23亿元,是1989年的1.59倍。全市已建成300万亩用材林生产基地,75万亩“三木药材”林(杜仲、黄柏、厚朴)基地,25万亩水果基地,6万亩茶叶生产基地。乡镇企业总产值68.7亿元,三资企业发展到70多家。199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3.17亿元,比1989年增长3.49倍,年均增长16.2%。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199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4113.88元,是建市初1992年1498.86元的2.75倍,农民纯收人人平达到1545元,是建市初1989年433元的3.57倍。在旅游带动下,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增长,1998年全市个体经营户达4.2万户,实现产值15.2亿元,比1989年分别增长2.52倍和4.98倍。旅游业一年一大步,1998年接待游客220万人次,收入6亿多元,比1989年翻了二番以上。近几年来,全市广泛深入地开展“满意在张家界”、“讲文明、树新风”、创建文明小区及文明单位等活动,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保持稳定,市民的精神面貌及城市的市容市貌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正是由于有了10多年来高起点、高标准的硬件建设,全方位、多渠道的对外宣传和制度化、规范化的行业管理,才使张家界得以迅速崛起,成为世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今天,当这座旅游新城阔步走向世界、当中外游人纷至沓来,惊叹其美妙绝伦的自然风光时,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作为新一届党委、政府领头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本着“开发张家界、服务全世界”的宗旨,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方针,以“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为目标,进一步强化管理、改善环境、夯实基础,尽最大努力,将张家界建设成为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文明整洁、富有地方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园林之美,全民共赏;山川之胜,天下公之。张家界不仅是湖南的张家界,也是全中国、全人类的张家界,它的开发与保护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的热心参与和支持,我们热忱欢迎各方朋友同我们携手合作,共同担负起开发它、保护它的重任,使人类这一共有的宝贵财富得到更好的利用,让人类地球家园上的这颗璀璨明珠更加光彩照人。
由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颗风景明珠为主组成的武陵源,早已蜚声中外,但她的历史风貌却鲜为人知。为满足人们的要求,我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到一些与之有关的史实,现辑录于后,以资参考。
远古时代,这里是“九州以外,圣人听其自然,不勤于远,不受其贡”的“南裔荒服之地”(明万历《慈利县志》),文化落后,民风淳朴,笃信神鬼,刀耕火种,一度与世外隔绝。正如清《九溪卫山羊溢沿革纪略》(按:是时索溪、青岩山属山羊隘辖)所载:“茅花界外土人不识甲子,砍畲挖地不分界址,无习民,无健讼,无乡约之设、保甲之联,整年无一吏卒叩门,常时以采蕨挖葛为食、饲蜂为业。生其时,居其地,仿佛羲皇时景象,
然而,这里也有过风云激荡的岁月。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永定茅岗土司覃蜃,联络九溪十八峒土民举义反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派湖广平章杨環率军进剿,大战于百丈峡,覃星部将田大阵亡。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自重庆败退而来的向大坤,复举义旗,自称向王天子,与明将汤和所率官兵决战于百丈峡,后被逼死于神堂湾。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邑人夏德忠又率土民起义,自七星山转战至芦茅界、天火岭一带,终被明军俘获惨杀。
清光绪年间,慈利一陈姓武夫聚众作乱,抗拒官兵捕捉,据青岩山之险与官兵激战,重创官兵,但终被剿灭。1932年,大庸教字垭人覃寿祺纠集数百人在张家界练神兵,三次下山攻城,被国民党旅长周燮卿全奸。1933年,地方武装头目熊海清与匪首张斗元发生冲突。熊海清占据黄石寨,与占据腰子寨的张斗元互相攻打。秋,国民党陈渠珍部白树庭团长围攻黄石寨,三月未克而死伤惨重,迁怒于中湖熊姓百姓,大烧大杀,后因红军二、六军团至,吓得落荒而逃。1937年春,覃吉安占据腰子寨,与保安团龙叔韬部激战,不敌而逃,被捕杀于教字垭二甲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家界成了土匪的天下,他们打家劫舍,拦路行抢,捉人勒索,当地百姓纷纷外逃。
自明初至民国告终,绚丽多姿的张家界一带,多次沦为血水横流的战场。绝壁上“百仗留得佳话在”的题诗,插旗峪、化旗峪、卸甲略、骡马峪、锣鼓塔、天子山、止马塔、军地坪等地名,还有蒙在人们心头的神堂湾阴影,都是张家界一带古战场的痕迹。
明代数十万大军的脚步,踏宽了张家界的羊肠小道。自百丈峡人,化香坡出,一条官府驿道把张家界串连起来。雄关险隘虽难行,奇峰美景却乐赏。于是,这里有了众多的商店客栈,兴起了土产、山货、布匹、鞭炮、陶瓷器等的买卖,成了“五省通衢”的小镇。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89年),一个大雪天,荆南道参政胡桂芳带一支官军踏雪逶迤而来,至百丈峡睹景生情,赋诗一首:
峡高百丈洞云深,要识桃源此处寻。
戎旅徐行风雪紧,谁将兴尽类山阴。
他告诫行军士兵,这里是世间难寻的真正桃源,由于风雪紧,要放慢速度,尽情欣赏,不要像山阴人王子猷访友那样,半途“兴尽而返”。
行人多了,滞留下来,就要吃住,就会滋生出商业。
1981年秋,张家界锣鼓塔迎宾岩下出土一陶缸,上有三道荷叶花纹圈,圈上有12个人物像,或敲锣击鼓,或吹笛弹琴,或轻歌曼舞,或打鱼飞镰。构思奇巧,想像丰富。经鉴定为宋代中期器物,距今900余年。这陶缸,不一定制作于张家界,但一定使用于张家界,它具有一定的商业背景。
1984年春,在锣鼓塔溪谷中,发现一块明代墓碑,正中刻着“明故先妣但母周氏老孺人”,左边三行小字为之作注:“四川重庆府水浮州五龙县恩阳里土陀坝人氏,原命丁卯三月初七午时生,终于天启七年八月十四未时身故,寓于湖广慈利县拾二都索溪萝荀塔安葬,正作酉山卯向,本年八月二十日卯时落成为茔。”这个周氏婆婆是四川重庆府人,千里迢迢来这里“寓”居,非商家老板娘即屯军官夫人,死后把原籍和寓地写得如此详细,无疑是为远在重庆的亲人查祖坟作准备。由此可知,当年的张家界锣鼓塔,并非冷僻之地。
金鞭溪中,至今还可见到一碾布石磙,表明此地曾有染布作坊。清代,止马塔有铁厂,张家界有锅厂。这些都说明商业活动在张家界,确有过小小的繁荣。
“天下名山僧占多。”张家界在古代虽非名山,但也曾为僧众占据。在“横纵四十八里”的区域内,有“境拟蓬莱霞晖迥挂;界连霄汉瑞霭常凝”(山门楹联)的朝天观,有因“石壁崚嶒拥起卧龙之势;山林翡翠飞来仙凤之形”(碑文)而修建的龙凤庵。还有黄石寨的清平寺,腰子寨的竭功庙,骡马峪的龙凤寺,其外围还有宝峰山的宝峰寺,百丈峡的禹王庙,袁家界和老木峪的向王天子庙、将军庙等,这说明佛教道教文化,明清时期在此颇有市场。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6年)秋,永定知县金德荣在兴隆、中湖视察,夜晚岀户闲
步,蓦见耸入天际的朝天观灯火明灭,有感而诗:
朝天观占最高层,远远林梢见一灯。
拟向禅房暂栖止,山中可有解吟僧?
金知县被朝天观吸引,是想找诗友;老百姓捐资修庙,是为祈安求福。清道光二年(公元1820年)《永定县志》纂修者熊国夏,有过对寺观中铜真武像“祷雨辄应”的记载。当时每逢大旱,求雨者往来不绝,古寺内外,一度香烟缭绕,钟声悠扬。
张家界一带,关隘雄险,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成古战场;驿道贯通,是商家逐利之所而成古集镇;峰高景奇,是佛家道家垂青之处而寺庙相续。老百姓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却温饱难求。——这就是张家界一带的历史风貌。
我读书不多,不善写文章,但对张家界的发展历史是比较清楚的,要追溯这段历史,还得从头讲起。
1956年,中央公布了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十二年绿化祖国。接着湖南省下发文件,号召大力兴办国营林场。县人民政府派林业科长罗仕举等人到全县进行勘察,然后向县委汇报,县委决定在张家界、猪石头、堡子界几座大山上创办林场。于是,林业科于1957年秋成立林场测量规划小组,由林业技术员何焕章同志担任组长,前往张家界等地逐山测量,逐块规划,并一一绘成图纸,写成材料后报到县里。县领导王长生、王汝庭同志非常重视,经县委研究后,批准了林业科的规划,并及时送省林业厅,省厅批准后报省府备案。建立张家界林场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
规划确定后,林业科决定由我担任土地征收小组组长,具体办理征收手续。1958年2月,我带领胡维举同志前往张家界,将张家界高级农业合作社支书张寒林、社长张子良、林业员张有高召来,组成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动员群众将荒山赠送给国家,林地折价转让给林场。群众认识到这里绝大部分是荒山,有树也只一些杂木和薪炭林,在当时交通十分闭塞的情况下用处不大,只有办林场才能将这里带动起来,都拍手赞成。于是,我们提着油漆、拿着牌子,号字钉桩,一处一处地划地定界,折价计账,将征地手续办得妥妥贴贴。当时,整个张家界仅给他们森林折价5万多元,其余荒山全部赠送。后又去中湖、禹溪、协合乡将野鸡铺、朝天观、龙尾巴一带与张家界毗邻的荒山征收过来。
分山划界后,林业科罗仕举同志向县委组织部门汇报,要求安排场长,挂牌建场。组织部门决定调陈伯祥同志任场长,并调周克农管理财务。林场工人和劳力由劳动科安排。当时,组织部门正准备将30多名干部下放到林场搞劳动锻炼。县里还有个反“右”办公室,他们也同林业科联系,决定将40多个“右派分子”放到农场去改造。这样,建场时包括干部、工人、下放干部和“右派分子”,共有80多人。1958年4月份,我同下放干部领导张xx和“右派分子”领队刘xx—起,将这批人送上山来。来到工地,头顶青天,脚踏荒原,一无所有,我们租用张家界高级社锣鼓塔生产队两间民房勉强住下。当时有个碉堡,没有顶,我们就将里面渣滓打扫干净,割来茅草盖上顶棚做厨房。第二天,我们就抓紧搭茅棚,夜晚“右派”就睡在茅棚架子上。因为当时老虎凶得很,下放干部就在外面借杨海如的房子住下(当时下放干部比“右派”又“高”得点)。将他们安排住下后,我就回城了,以后由陈伯祥同志负责。陈组织大家将黄石寨顶上破庙的砖挑下来,建起了上下8间房和一个会议室的两层楼房。这样,林场算是有了招牌。年底,场里又建起了林业中学,陈伯祥同志兼任校长,胡维礼担任教师,有学生四十多人(但学校只办到1959年冬就撤销了)。建场不久,全县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起来的),林场所在地的火箭公社(即现在的新桥镇人民政府)和邻近群力公社(即现在的教字垭镇人民政府)集中几千劳力在止马塌(今水绕四门)大炼钢铁,刚刚建起的林场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这种形势,大家研究,决定以保护为主,封山育林3万亩,人工造林7000亩,开展粮林间作,以场养场。于是兵分三路,一路分片包干看山,一路采种育苗,一路开荒种粮。这样,林场勉强维持下来。
1959年9月,我被调到张家界林场,担任第二任场长。当时大跃进停止,苦日子开始,林场无钱无粮,困难到了极点。我组织大家砍锄头把子卖,绞葛藤索子卖,挖葛打蕨,刨老鸹蒜,借番薯度荒。还同大家一起种油菜、种枞茯苓、玄参等药材,开展生产自救。第二年,苦荞、大麦、苞谷和药材都获得丰收,纵茯苓收得9000多斤,收入12000多元,玄参收得40000多斤,收人32000多元。这样,吃饭和用钱问题都解决了。I960年冬,我们开始造林,到次年秋天,先后在场部后山、化旗峪、麻田垭造林600多亩,被评为湘西自治州红旗单位。年底提高工人工资,那时全场90多人,开始月工资低者11元,高者13元;提高后,少者17元,多者21元。30多名“右派分子”,摘帽送回原单位。厉行精兵简政,78个编制,留下36人。
人少荒山多,任务艰巨,困难重重。我带领大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头发白在张家界,牙齿掉在张家界,死后埋在张家界,不绿化张家界决不下山。”
这年,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鼓励社员(人民公社时对农村村民统称社员)“发红财”。经大家研究,决定动员附近社员上张家界开荒种粮,谁种谁收,每开荒一亩付酬四元。社员开荒种粮,林场植树造林,树苗长大,社员撤走。这一措施对包产到户的社员有实惠,教字垭、兴隆、中湖、沙堤等公社社员,纷纷响应,几个月时间,荒山野岭,出现了〗08个包谷棚,强劳力上到600多人。1962年至1965年,每年造林1800至2400亩,麻田垭、化旗峪、琵琶界、三姊妹山等处造林任务,很快完成。
张家界荒山造了林,周围社队的荒山依旧。社员用材缺乏,附近火灾时有发生,这对张家界林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我又同大家研究,决定提供方便,扶植附近社队办小林场,帮他们设计、育苗,或赠送树苗,租借耕牛,调动他们办小林场的积极性。1965年,协合樟木村、中湖樊山坡、兴隆广溪峪、张家界大队办起了小林场。我们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不久,中湖野鸡铺、兴隆陈木岗和甘溪峪、禹溪十八山也办起了小林场。小林场林木长大,群众受益,再无人偷张家界林场的树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看山员和防火线。他们防火防盗,对张家界林场起着保护作用,使建场以来,无火灾、无林业纠纷、无乱砍滥伐。
1966年冬,我被打成走资派头头,被赶上朝天观开荒造林。春节期间,大雪纷纷,天寒地冻。请来的20多名临时工都回家去了,我一人住在包谷棚里,不许乱说乱动。兴隆公社老人覃友德、教字垭孤老杨汉卿,拄着棍子,带着米、鼎锅、被子,上山跟我作伴。芦王岗王大婆、口前队张功高、卸甲峪唐纯武,先后送来了炒熟的鱼、肉、豆腐,我感动得热泪直流。
1969年场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当上主任。林场收回了一批工人和家属,有了60多人。我们重振旗鼓,查空白,“补天窗”,搞间伐,修公路,建立了130多亩种子园,130多亩茶园,120多亩果园,完成了朝天观的3000多亩造林任务,将防火线从原来52公里延伸到83公里。到1970年止,造林任务基本完成。经过几年培育,树木长大、荒山绿遍,林场初见成效,整个张家界景色宜人。
1973年,为进一步美化张家界,我们决定创办化旗峪种子园。技术员江勤诺主动挑起重担,无论是烈日当空的盛夏,还是冰雪封山的严冬,他都坚持森林资源的调查、采集珍贵树种,一年四季沉浸在林木深处。通过八年努力,他根据树木分类,识别了200多个主要树种,观察记录了50多个乡土树种的花果期,掌握了20多种珍贵树种的育苗和嫁接技术,选出优质树种80多株,配齐定型了4个树种,为林业科研事业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可是,正当他为林科事业奉献才智的时候,却不幸于1979年深秋,为采摘珍贵树种摔下悬崖,以身殉职,那年他才42岁!江勤诺同志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由于他的努力,张家界林场的工作才显示出深度和广度,林场才显示出更高的科研价值。
由于张家界林场为绿化荒山积累了经验,闯出了新路子,便逐渐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1974年7月,全省70多人参加的专区林业局办公室主任会议在这里召开。9月,全省各专区林业局长等70多人,在这里召开现场会。1975年9月,湘西自治州十县县委书记、县长等40多人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州委主要负责人宁生、吴运昌、向和友亲自带队参观,推广我们的经验。1979年8月,全省召开各专区书记和重点县县委书记会议,参观我们林场。通过参观,大家感到这里不仅林业生产好,而且山水也好,不少同志建议,今后有什么会都搬到这里来开,实际上这里就包含了看风景的因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慕名来此的专家、记者、画家、作家、诗人和摄影师与日倶增,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著名画家吴冠中和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简庆福等人。
1979年11月,吴老来张家界,惊叹说这里的景色比桂林还好、还神奇,以后便多次撰文宣扬。1981年4月13至18日,陈、简一行10多人,到这里摄制风景片1万多帧,回港后选!00多帧办影展,观展人无不为之称奇叫绝。自此,张家界一鸣惊人,名扬港澳。加上后来(1984年7月7至26日)武陵笔会在这里召开,来了20多位知名作家、诗人和画家。他们回去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大量作品。这一下子,张家界更是天下皆知了。
张家界名声越来越大,从单一的林业经济转向综合性森林旅游开发已势在必行。为了查清资源价值,自1979年到1984年,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了四次重大的考察活动。
1979年8月,省林业厅和省林学会组织中南林学院、湖南林校、部分地(州)、县林业局、林科所、专家和技术人员35人,对张家界的森林植被、鸟兽资源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写出《张家界林场森林资源考察报告》,对其资源作了高度评价。
1979年至1981年,大庸县委抽调一批干部对林场风景资源进行了普查,并对景点进行了命名。
1982年8月,国家林业部组织北京、上海、杭州、桂林、西安等地15位园林专家、教授考察了张家界,这次考察一致认为该处风景独特,是世界第一流的自然风景区。
1984年4月,由省建筑研究设计院、省林业考察设计研究院、中南林学院园林教研室组织的风景名胜评价团,对张家界作了风景资源的调查,并作了更高的肯定和评价。
通过这些考察,张家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景资源得到彻底认定,凡到过这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致指出,张家界发展旅游事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一定要将她当作掌上明珠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自此,张家界林场进人了历史性转折时期,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广阔前景。
从1978年起,张家界林场为了促进从单一的林业经济向综合性森林旅游经济转化,开展了森林旅游事业。据1979年至1981年三年统计,共接待了27个省市客人及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8.8万人次。实践证明,开展森林旅游的价值,远远超过林业生产价值。把张家界林场建成国家森林公园,既是人们的迫切愿望,又能发挥森林综合效益,增加林场收人,搞活经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基于上述认识,1979年春,大庸县委便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胡太灼同志负责领导张家界的工作,并从县内抽调部分领导干部充实张家界林场的领导班子。1982年7月6日,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又以州政发(1982)47号文件,决定成立张家界森林旅游筹建领导小组,由李礼(兼)任组长,龚继祖(兼)、刘开林、张远喜任副组长,张启富(兼)、王丰年(兼)、刘德贞、李佩等为成员,负责开展森林旅游的各项筹建工作。
1982年9月25日,国家计委以813号函,正式批准张家界林场为国家森林公园,由林业部和湖南省政府联合投资兴建。1983年5月9日,湖南省委办公厅31号函同意设立张家界公园管理处,确定为县团级单位,党务、政务和干部管理委托大庸县领导,业务归口省林业厅。公园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省林业厅负责公园的建设规划及规模、经营管理方针和建设期间国家投资项目的审批。根据以上精神,1983年12月27日,大庸县委下发了(83)075号文件,转发州委《关于批复张家界森林公园管理处等机构设置的通知》,决定公园管理处下设生产科、基建科、旅游接待科、计财科、党委办等精干的科室。1984年1月15日,州委决定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临时党委会,胡太灼同志兼任党委书记,伍伯勋、喻广浩、刘开林为成员。并召开公园职工大会,宣布公园管理处成立。
为了把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成美丽的乐园,管理处成立后就委托省设计研究院对公园进行设计规划。1984年初,工程设计人员在总工程师郭民镛、设计负责人李基权带领下,来到张家界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研究和设计、编制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1986年,同济大学、湖南省建设委员会,在省建筑设计院的《总体规划》基础上深入勘察,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提高,使总体规划更符合实际。《总体规划》根据其自然特点,以保护自然风景,研究自然资源为主要任务,正确处理保护自然风景和开发旅游的关系。力争经过三四十年努力,把张家界建成真正具有高质量、高水平的环境,适应高层次旅游,达到高水平利用,高标准管理的世界第一流风景名胜区。
规划分近期、中期、远期。在近期内,开发项目主要是改建公路,搞好若干景点和休息点的设施建设,处理好生活污水,实现以电代煤、代柴等。
按照总体规划,我们在上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利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做到保护与利用相协调,建园与护园相统一,努力开发开放,使旅游经济和林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公园建设初期,我们正确处理发展旅游与扩大森林资源的关系,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自筹资金171.91万元,征收附近乡村荒山1000亩,人工造林18000多亩,使森林面积由建园前的6.2万亩增至7.2万亩,活立木蓄积量由建园前的23万立方米增至34.66万立方米,从而有效地改善了森林环境,提高了旅游价值。同时,我们还吸引各方投资,购置旅游汽车40多辆,修建公路49.88公里,铺设石板游路45公里,兴建宾馆、招待所20余家,使旅游条件更加完善,接待能力不断增强,公园旅游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陈自文整理)
我最早认识风景明珠张家界,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1958年春节以后,我被任命为原大庸县第七区区委书记。去七区区公所要途经海拔1000多米高的张家界,距城八九十里的山路全靠步行。
记得上任那天,我们是三人(我、通讯员小胡、一个挑夫)一副
担子,还配了两枝枪 支“卡宾”、一支盒子炮(连枪)。那情
形,真有点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就是缺少一匹马。我们从城里出发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同志们都劝我当天不要走,还是第二天清早出发为好,免得中途摸黑路。那时候,我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革命热情很高,颇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一路上,我们唱歌铃当,从城里一直“冲”到张家界的锣鼓塔,因时近黄昏,又饥肠辘辘,才停下来就地休息。不料,这一休息便不想走了。原来,我们三人都被张家界的奇山异峰迷住了。我们坐在老磨湾的口子边休息,只见千峰插地,万木争荣,一群称猴在夕阳返照下,攀藤附葛,在金色的石壁上爬上爬下,跳来跃去,十分好看。除了猿啼,还有鸟鸣,加上涓涓小溪,汩汩流水,已经组成了一支美妙而又和谐的山野交响曲。此情此景,已经使我们忘记了饥饿与疲劳,正好像古人所说的:“秀色可餐。”
我们休息了一阵以后,暮色已经苍茫了,走到鞭子铺时(即今天的清风亭上面)夜幕已经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了。我们一只“卡宾枪”开路,一只三节电筒照明,一口气又冲了六七里。快到龙凤庵时,还听到了虎啸狼嚎,于是通讯员小胡还放了一“梭子”,我也取出盒子炮,打了一个“么二三”。就这样,我们一路鸣枪壮胆,凭着一股革命热情,硬是在当天夜里赶到了七区区府所在地,即今天的中湖。
自从那次路过张家界,几十年来未曾忘记过。
1979年夏,我一是陪省水电厅的同志去察看水电资源,二是陪《团结报》记者去林场采访,再次游览了张家界。我们从金鞭溪一直走到水绕四门,还登上了海拔1000多米高的黄石寨。我历来受山水文学的影响,有几分文学修养,且有几个“旅游细胞”,于是便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很想写上几篇游记,好“一吐为快”。然而,冲动归冲动,仅“冲动”而已。由于当时是陪客上山,加上我当时又担任行政职务,还兼任一个水利工程的副指挥长,因而事务缠身,未能如愿。下山的时候,我便积极鼓励那位报社记者去写。这就是描写张家界风光最早的文章——《马鬃岭传奇》,它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刊登在1979年11月23日至25日《团结报》上。我看了那位记者的文章以后,虽然为其叫好,但总觉得还不“过瘾”、还缺少点什么,于是,我陆续花了半个月时间写了四篇内部报告。这四篇内部报告的初稿写好以后,我看了一下很不满意,并未向任何报刊投稿,而是一直让它在抽屉内坐了半年“牢”。一直到1980年春,我才进行修改,然后让水电局的胡大德同志复写成正规文字,用挂号件寄往省外事办和旅游局,希望通过这些渠道尽快开发张家界。
报告到省后,省旅游局国旅处处长杨开源同志及时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他是大庸人)。初秋,我到长沙出差,去旅游局看望杨开源同志时,他还特地将我引荐给省外事办副主任兼旅游局局长杨山同志。记得地点是在省人民政府第四招待所内。杨山同志见到我非常热情,他说,四篇内部报告看过了,而且看了几遍,非常生动。省旅游局还专门作了研究,并给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同时,他还告诉我,不久将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去张家界考察,要我先作思想准备,并要我也届时一同参加。这一天,杨开源和杨山同志还在湘江宾馆设晚宴招待了我。
回县以后,大概是省里向县里吹了风吧,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黄有为同志特地派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到文化局,找我要四篇内部报告材料,说县委要看。就这样,我把手头仅存的一份复写底稿便送给了他们。后来这四篇内部报告稿,又先后转到妇联、共青团、宣传部等单位传阅,就这样传来传去,越传越广,以至到后来传“丢”了,真可惜!
1980年9月2日,我在州里出席文化工作会议,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请假,立即赶到州委小招待所,说省里来了几家领导找我有要事。我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招待所。一看,果然是省外事办主任杨山、省旅游局副局长崔新民、省民航局副局长王新春、省文化局副局长刘裴章等领导同志。他们很热情地接见了我。州委书记宁生、副书记黄杰臣还找我了解了有关情况,并指示我文化工作会不要开了,第二天即去大庸考察张家界旅游f源。就这样,我们一行十多人,于9月3日乘坐一部中型旅游专车离开了吉首。途中经花垣,去茶洞方向看了民航测报站。当天,我们一行住永顺县委招待所,人夜,还游览了不二门,洗了温泉澡。
9月4日,专车抵达大庸。随即他们便同县委领导专门研究了考察路线与人员安排。9月5日上山,住张家界林场招待所(它是当时山上唯一的一个小招待所)。第一天,考察组上了黄石寨,第二天又游览了金鞭溪。还在金鞭岩与千里相会景点照了相。当时参加考察与照像合影的人员共有21人,其中省里来11人,州里4人,县里6人。他们是:杨山(省外事办副主任兼省旅游局局长)、崔新民(省旅游局副局长)、万维友(省旅游局宣传规划处处长)、刘光喜(省旅游局办公室干部)、王新春(省民航局副局长)、李富德(省民航局工程师)、刘裴章(省文化局副局长)、闻道义(省文化局文物处干部)、朱恒宪(省建委城建处处长)、周江南(省广播电台记者)、黄杰臣(州委副书记)、庹景陶(原大庸县委书记)、伍伯勋(大庸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志德(大庸县文化局局长)、罗士举(大庸县林业局局长)、谢长荣(大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开林(张家界林场场长)等。
9月5日与6日这两天,考察组的全体同志不但看得仔细,还游得特别高兴。在金鞭溪,杨山同志边走边哼,出口成章,哼出了一首诗。我当时听了觉得很好,便从小杂记本上赶快撕下一页纸,请他写了下来,诗曰:“奇山加奇峰,奇峰连青松,峰峰紧相连,姿容各不同。溪水涧中流,百花映水中,此景何处有,请君到大庸。”落款是:“杨山,9月6曰(1980年)于张家界。”
9月6日这天吃晚饭的时候,崔新民同志对我说,他们看了两天风景,觉得我写的四篇内部报告内容是翔实的,描述也是生动的,对开放开发张家界是有启发,有见识,有帮助的,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报告中写的猴群。我们正闲谈间,林场招待所对面石峰上突然出现了猴群,正在从山下往山上爬。于是几个林场工人急忙请大家观看,只见七八十只猕猴在林间和石壁上跳跃翻越,足有十多分钟,猴群才隐没在群峰与森林之中。见到猴群,考察组全体同志都非常高兴,真正体会到了“啼猿声处处,古木叶丛丛”的诗情与画境。这时,崔新民同志吩咐,晚餐每人增加米酒二两,以庆祝这次考察的圆满成功。
9月6日晚上,州委副书记黄杰臣同志个别告诉我,说省里几家领导在我的四篇内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要我按四篇内部报告的原稿抄写一份,他带回吉首,在《团结报》全文刊登,先在州内宣传。黄杰臣同志对宣传开发张家界非常重视,回去不久,就在1980年的9月19日、26日和10月4日、21日、22日的《团结报》上,以五篇游记形式全文刊登了,题目是《奇山异峰绘彩图》、《天然公园藏珍宝》、《郁郁青山恋白头》、《白云生处有人家》与《腰子寨奇观》。我这几篇小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在州内一时引起了轰动!
9月7日,考察组满载而归,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了。第二天(9月8日),在县委招待所举行了大庸(也是湘西)有史以来第一次旅游座谈会。会上,由省旅游局宣传规划处处长万维友同志代表考察组,全面介绍了在张家界考察的情况,他侃侃而谈,集中讲了四点印象•.风光旖旎,景色极佳;峰奇石怪,林木清秀•,陡壁峡谷,幽静深邃;溪流潺潺,引人人胜。
谈了考察张家界的印象以后,他还提出了开发张家界自然风景区的几项措施和要求:一是大造舆论,搞好宣传;二是作好规划,分期分批建设;三是在重点突破的同时,搞好配套建设;四是培训人才,配好领导班子;五是旅游、城建、文化三者应互相配合;六是布好商业网点,抓好环境卫生;七是加强保护,严防景区破坏,一定要维护好生态平衡。
接着,省旅游局副局长崔新民、省民航局副局长王新春、省文化局副局长刘裴章、州委副书记黄杰臣等同志都讲了话。他们一致肯定,张家界风光得天独厚,是一块风水宝地。张家界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湘西的空白,也大大振兴了湖南的旅游业,一定要上下齐抓共管,各方密切配合,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张家界建设成我省第一流的自然风景区。
9月8日到10日,省州考察组还先后考察了玉皇洞、崇山、仙人溪、双峡一线天和天门山。
1980年9月15日,大庸县委根据省州考察组的意见,专门研究了开发张家界的方案,还确定了领导班子,成立了旅游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胡太灼同志任旅游领导小组组长,昌光荣、向云圻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有:张建宁、张本茂、周志德、王贤德、唐国平、谢长荣、罗士举、黄东明、汤先衔、胡廷瑞、符文州、刘春祥、刘开林、田国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我任主任。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还设立了四个分组:一是宣传资料组,由周志德、罗士举同志负责;二是交通组,由张本茂、黄东明同志负责;三是规划组,由唐国平、汤先衔、刘开林同志负责;四是后勤组,由张建宁、王贤德同志负责。
县旅游领导小组成立以后,由县委副书记胡太灼同志挂帅,一手抓宣传,一手抓建设,全面展开了风光旅游区的建设,从此,便正式拉开了开发开放张家界的序幕。
自从省州考察张家界风景区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从省到县形成了一系列文件:
中共大庸县委下发了(80)308号文件《关于成立旅游事业领导小组的通知》;大庸县革委下发了(80)283号文件《关于启用新印章的通知》;湘西自治州州委印发了(80)019号文件《关于请求建设以张家界为中心的大庸旅游区的报告》;湖南省旅游局印发了(80)52号文件《关于张家界旅游风景区调查情况的报告》。
1980年9月23日,县旅游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决定广泛宣传,大造舆论。9月30日旅游办公室还深人到风泉洞一带考察了玉皇洞等张家界的周边风景点。
1980年10月7日,省里召开张家界考察汇报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省建委主任孟起、省外事办副主任王庆章等汇报了张家界风景区的情况。会后,杨山同志还向刘夫生、孙国治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孙国治同志还看了我送的文章和图片,并在上面作了批示。
1980年10月10日,我代表大庸旅游办公室和文化局,向省文化局着重汇报了张家界、玉皇洞、风泉洞、天门山等地的文物保护情况,引起了省文化局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张家界风景区的开发和建设。
1980年11月25日,省委统战部部长丁维克率联络处处长毛协成以及姚明华、杨秀光(女)等一行四人到张家界考察。丁部长兴致很高,游兴倍增,特别是在黄石寨顶上,不仅饱赏了山上的奇特风光,还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雪天开放的紫色杜鹃花。因此,不仅采撷了标本,还在花前留影。
为了响应省州考察组关于大造舆论的号召,经省出版局批准,我还在1980年第四季度编排印刷了十六开本《风景明珠张家界》,经省岀版局批准限在大庸风景区内部发行。这本杂志性的书,可以说是宣传张家界的第一本书,也是后来印了多次,由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获“优秀图书奖”的《风景明珠张家界》的一个雏型。
以上便是我在张家界开放开发初期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零星工作。如果也算一种贡献的话,那就算作一粒小小的铺路石吧。
1979年7月20日,湖南省林业局和省林学会联合发出通知,由我和益阳地区林科所助理研究员缪勉之为首,组织省内林业科技人员对张家界原始次生林林区资源和珍贵树种进行一次综合考察,并要求写出书面报吿和建议。接此通知后,所属各单位都很重视,立即研究和部署,派出得力人员,于8月1日抵达湘西大庸县,对张家界林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参加这次考察的共35人。除我和缪勉之同志外,还有中南林学院王问学,湖南林校张仲卿,慈利县林科所方荫才,桑植县林科所陈日明,大庸县林科所黄宏泉,黔阳地区林科所刘家德,湘西自治州林科所蒋传敏、李振中、黄家富、周绪佑,湖南省林业局张贻文,湘西自治州林业局向开发,涟源地区林业局秦浴本,张家界林场江勤诺和高望界林场蒋庆云等,中南林学院五位师生,放弃暑假休息的机会,一起参加了考察。8月间,正是炎热酷暑季节,又值张家界林区多雨之时。为尽快摸清林区的自然概况、森林资源和林木病虫等情况,考察按学科分两个大组进行,由我和缪勉之各带一个组,缪负责林木种类,我负责其他学科。当时张家界林区还未全面开发,人烟罕迹。考察人员为了我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克服了山高路险、雨多林密和虫叮蛇咬等一系列困难,早出晚归,渴饮山泉,饥餐干粮,足迹遍布了张家界的每个山岭。大家白天在野外考察,晚上又在灯下整理标本和资料到深夜,表现了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忘我的献身精神。经过一个月的团结奋战,终于胜利完成了这次科学考察任务。
张家界林区属于中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植被区。千百年来,尽管湘西战乱频纷,兵燹为害,但由于很少有人进入,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良好。考察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珍贵树种、植物群落和鸟兽虫豸。以木本植物为例,全林区有木本植物93科517种,其中乔木树种191种。现存树种中属古老、稀有、珍贵树种的有银杏、黄山松、香榧、巴山榧、鹅掌楸、巴东木莲、四川白兰、黄心夜合、桢楠、宜昌润楠、利川润楠、油樟、稠李、兰果、香果、珙桐、响叶杨、香桦、光皮桦、青钱柳、仿栗、瑶山梭椤、毛红椿、银鹊树等,简直是一个天然珍贵植物公园。
同时,由于人为活动少,植物种类多,给鸟兽的生存、栖息和繁衍提供了特殊的环境。这次考察,我们发现的珍禽异兽种类较多,其中鸟类有6目13科41种,兽类有27种。如背水鸡、长尾雉、锦鸡和麝、称猴、岩羊、水獭、貉、鼯鼠等,都是我国极为稀有的奇禽异兽。由于森林生态系统完整,这里的林木病虫很少,而微生物和昆虫却很多。这种天然的生态环境,确实值得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很好的研究。
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张家界林区的自然景观奇特。每当我们从这个山峰爬上另一个山峰,都感到自己犹如置身在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之中。这里奇峰异石林立,悬岩沟壑纵横,群峦迭嶂,泉水潺潺。黄山松傲挺于山峰峭壁之巅,红杜鹃争放于岩壁深谷之沿。珍贵楠木从沟内伸出,争相环抱,层外藤本傍古树攀缠,蜿蜒飘拂。朝霞晚景,变化无常,气象万千,衬托着大小金鞭岩、“兔儿望月”、“三姊妹”等秀丽奇峰,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山下溪流,怪石嶙峋,河水奔泻,哗哗有声,鸟鸣蝉奏,花飞蝶舞,别有一番景色。难怪前来此地的游客,盛赞:“桂林山水甲天下,张家界风光胜桂林。”大家身临其境,无不同声夸赞这美丽的奇峰美境。
考察结束后,我们以考察组的名义,撰写了《大庸张家界林场森林资源考察报告》(初稿),并于当年底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林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了《报告》摘要,获得与会全体专家学者的好评和省林学会的优秀科学考察奖。这篇考察报告的提要,在1979年第4期的《中南林科技》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报告》提出的“有重点的保护、有计划的改造、建立珍贵树种种子园、兴办旅游区”等四点建议,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现在,张家界林场经国家计委批准,已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湖南省为此报请国务院,经批准设立了大庸市,由省直辖。1991年秋,又在大庸市张家界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森林保护节。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友人问我张家界的景色如何,我都高兴地告诉他们:“山峰奇特,森林秀美。”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曾经参加张家界林场科学考察的江勤诺、李振中、伍教青三位青年林业科学工作者不幸英年早逝,与我们永别了,谨以此文献给他们,以表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为全面开发建设索溪峪,1983年9月,刘正省长率省直有关单位一行30多人,对黄龙洞进行了考察。13日,慈利县召开了常委会议,刘省长一行到会并讲了话。刘正省长说:“索溪峪是很好的风景区,将索溪略建设好,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我们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明、后两年要初具规模,稍远一点要将飞机场修好,资金问题由大家分担。”接着,刘省长对随行的有关厅、局负责人一一提出了要求,各有关领导也都一一表了态。
9月16日,中共慈利县委研究,决定成立索溪峪建设工程指挥部。9月18日,宣布指挥部领导成员名单,我被任命为全县总指挥部副指挥长,兼任索溪工地党委书记、政委。当时,我深感责任重大,难以胜任,但为了开发山区,服务人民,仍决心出征索溪,献身宝地。
10月15日早饭后,天下着蒙蒙细雨,县总指挥部指挥长戴春阳,带领李远善指挥长和我去索溪峪工地现场,具体部署作战方案。车开出县城时,自己总觉得肩上担子有千斤重——工程任务是那样的艰巨,物资器材是那样的短缺,路途是那样的遥远(离县城100公里),省里表态资金一时难以到位,干部要从四面八方调来。车行驶到三官寺河边时,再不能前进,我们只好推着车过河。这里是索溪峪整个工地咽喉之处,如果明年春雨来到之前,这座大桥不抢修好,索溪峪所有建筑物资都无法运去。因此,抓索溪峪工程建设,这座大桥必须首先抢修。中午十二时,车过喻家嘴公社军地坪时,几百亩良田早已变成了河滩。河溪堤坝大部分已被冲毁,车路变成了“水路”。坪中还有几户农民的房屋及原索溪工程指挥部修建的民兵工棚也被洪水卷走,索溪河两边巨石随处可见。洪水无情,索溪赂人民盼我们早日把溪治好,把路修好,把索溪大坝建好,以免再遭洪灾。溪河两岸都是绝壁,隧洞虽能过车,但大坝进人紧张施工后,那条道路是根本不相适应的。南面绝壁处必须凿通隧洞,架设轻便铁轨,才能向大坝运料。时隔几年,原指挥部的房子,除了指挥部办公房和一栋水泥仓库外,其它房子塌的塌了,冲的冲了。指挥部工作人员和2000多民工就要开赴前沿阵地,他们又住在何处?军地坪又是贫困地方,老百姓住房也很紧张,这是摆在我们指挥者面前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作为工地党委书记、政委,其主要职责,是把午部配备好,做好工地干部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县委已定,但是,要完成索溪峪这些工程项目没有一批熟悉工程的技术人员、一批过硬的实干家、一批机电能手、一批懂管理的后勤人员是不行的。于是工地党委研究,向县委组织部提出急需工作人员51名,机电工8名、食堂管理员2名、施工技术人员10名、医务人员3名、保卫2名、广播员1名。10月16日,我们回县向县委组织部作了汇报,并且意向性地提出了工地党委研究的建议人员名单。经审查,除个别确有困难和患病者外,原则上同意我们的建议名单。县委组织部、人事局表示立即下发通知,要求上述人员迅速赶赴工地投人战斗。随着工程的全面展开,深感领导力量不足,远远不能适应工程建设需要。我们再次向县委汇报以后,县委又增派两名副指挥长(卓仁兴、杨盛秋),一名副政委(邓浦清),还有其他科室人员。十月下旬,干部先后从各个部门赴工地指挥部报到,我们立即召开了干部职工动员大会,动员全体工作人员要认识新情况,适应新工作,团结协作,努力拼搏,为建设索溪略风景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四区和五区前来参加会战的民工,均在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先后赶赴工地,以杨柳铺、东岳观、三官寺、象市、通津铺、喻家嘴等公社(现叫乡或镇)参战民工最多,共达2165名。指挥部与施工单位的领队,事先都签定了合同,立下了军令状。指挥部领导与工程技术人员分工把守重点工程项目。工程指挥部指挥长李远善,副指挥长孟庆松、卓仁兴等领导同志日夜坚守在工地,身负重任。远善同志身体欠佳,仍一面吃药一面坚持战斗,使我深受感动。我们一致认为年前的一切工程都是为年后大坝浇筑做准备、打基础的。三座大桥、沿溪公路、所有水下工程、坝上运料的轻便大车道的平台和三处隧洞(长118米)等工程项目,若不能在春节前拿下来,一旦雨季到来,索溪峪整个工程都将处于被动局面,工期贻误就是一个年度。于是,我们决定把主力军摆在主战场。索溪峪大桥清基交给杨柳铺公社去完成。我们派万祖槐副指挥长连夜赶赴江哑九溪找403钻探队,请他们岀征支援,探测基岩深度,计算工程量的大小,从而合理安排劳力。他们二话没讲,钻机很快运抵工地,突击安装,钻机日夜不停地运转。第一钻孔打了7.2米,第二钻孔8.75米,第三钻孔8.76米,终于于12月11日晚上十点半钟胜利完成了钻探任务后,钻机转战狮子岩大桥工地执行任务。接着由杨柳铺公社近200名精壮劳力投人大桥桥墩清基。由于曰夜奋战,只有十多天就完成了清基任务,并于1984年1月16日抢在强寒流之前,完成了桥墩的浆砌和大坝浇筑任务。三处隧洞也交给了杨柳铺、东岳观有实践经验的民工。他们日夜三班,努力拼搏,整个索溪峪工地日夜炮声隆隆,热气腾腾。索水以下地段,由于指挥部领导经常深入工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并贯彻分段承包、多劳多得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民工、领队的积极性,因而很快完成了任务。他们起早贪黑,冒严寒,斗冰雪,日夜奋战,先是东岳观地段321米全部拿下来了。他们起了排头兵的作用,整齐的沿溪浆砌、宽宽的公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行人走过十分愉悦。后来三官寺372米、象市362米也在1月上中旬拿下了水下工程和大部分填方工程。这时我们才放下心来。1月1日气温下降天气突然变冷,工地上还下了一层薄薄的白雪,但民工们仍然继续战斗。这些场面鼓舞着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清基地段的工程虽然先后完成了,可是水泥相当紧张。本来我们县里有自己的水泥厂,天天出水泥,水泥不应该有什么困难,可是他们上半年就与广州市某工程签定了合同,对方多次急电要厂方速运水泥,否则将会罚款。1月10下午,水库指挥部驻慈办事组来电,说县直有关单位尚存水泥50吨,要我出面他们才借。12日上午,我乘坐人大机关小车跑了七个单位,借了50吨水泥(公安局5吨,农具厂5吨,家具厂11.5吨,电站7吨,氮肥厂8吨,县总工会5吨,城关建筑队10吨),但仍远远不够。为解决工地急需,我未吃午饭,再次去水泥厂找厂领导协商。厂长说,水泥有,但未出标号,本厂又无法鉴定。于是,我又会同该厂化验室陈斌初同志去石门县水泥厂洽谈,请他们帮助鉴定。经过几番周折,我们找到该厂化验员。他说:“这样的水泥作浆砌完全可以。”我听后十分高兴,
立即驱车回县。当我们回到慈利,早已夜深人静了……
1984年1月18日一20日,风云突变,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4度。连日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索溪峪大地呈现出一片北国风光,雪的厚度达20到30多厘米,工地上除隧洞工程外,都无法施工。这时离春节也只有十来天了,民工们来到工地投入战斗已是一月有余,投工近8万个工日,工程上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沿溪修路工程总长1243米,水下工程项目已全部拿下,其中东岳观、杨柳铺609米全部完成了任务。浆砌6665.9方,完成了近80%,填方30013方完成60%以上,路即将成型。三座大桥,除三官寺大桥以外,水下工程已全部完成了任务。大坝施工公路750米已完成了95%以上。三处隧洞长118.6米,已完成了91.6米占任务77.2%,1号隧洞已凿通,只有2号和3号隧洞尚有部分任务未完成。轻便铁轨平台197米已全部完成了任务。“三通”任务11月份就全部拿下来了。同时修建民工住房二栋610平方米,指挥部宿舍、办公房、机修房、发电厂厂房等共为1162.9平方米,累计为1772.9平方米,基本能满足工程施工所需。黄龙洞条石阶梯也已完工,可供游人参观。我们还添制了工程所需车辆、机械。总之,为年后大坝施工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由于大雪封山,年前第一个战役,就此宣告结束了。
被称为“南国第一风景”的武陵源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由三部分组成,即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及天子山风景区。我前后在索溪峪有十个年头,算是“老索溪”了。开发建设索溪略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作为一位老索溪人,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慰老者,以示后人。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我没有也不可能事事经历,不能全面记述,很可能挂一漏万,只能把我了解和所经历的情况,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在慈利江垭镇的九溪村建九溪卫,在今大庸市永定区建永定卫,索溪峪百丈峡是九溪卫通往永定卫的主要交通要道,那时的文人墨客在百丈峡留下了许多诗文,“峡高百丈洞云深,要识桃源此处寻”的千古绝唱,就是那时诗人胡桂芳来往于百丈峡天险吟出来的。后来由于九溪卫的撤销,交通线的改变,加上洪水泛滥,兵匪横行,这里又逐渐被人遗忘了。解放前,由于这里是多民族杂居,被称为“蛮夷”之地。直到80年代以前,当地老百姓还形容这里是“山高水冷石头多,不是过溪就爬坡”的苦“码头”,外面称这地方叫“高头”或叫“内头”,称这里的人叫“背子客”,是贫穷落后,交通不便的“死角”。到1980年索溪峪地区(包括索溪峪镇)人均收人仅69元,群众生活水平是慈利县最低的乡镇之一。怎样使这些地方摆脱贫困,是那时慈利县委的主要课题。
70年代,慈利县委书记赵树立、副书记王约初,为了充分利用索溪峪丰富的水利资源,发动群众,大修水库,灌溉发电,索溪峪水库就是1973年上马的。县成立索溪略水库工程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贾光富任政委、县委常委江班区委书记陈本雄任指挥长,动员上万民工,自带口粮、工具,奔赴工地,从军地坪至蔡家峪沿索溪河畔近15公里,工棚鱗次栉比,人声鼎沸,好一派大规模建设景象。1979年初,县委响应党中央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号召,索溪峪的水利工程先后下马,成了“牛拉车”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华大地带来了生机。1980年,县委书记赵树立把眼光盯向世界,根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面对索溪峪绚丽的山光水色,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联想到利用这里的自然资源,建成风景名胜区,发展旅游事业,使索溪峪变成“无烟工厂”,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西北山区的经济发展。带着这个问题,他查阅国内外资料,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下定决心开发建设索溪峪。
1981年2月,湖南省委副书记王治国在常德地委书记刘佳时和慈利县委书记赵树立陪同下,到大庸县张家界的黄石寨等地考察,趁他们兴趣很高,赵树立借机向他们汇报说:“慈利索溪略与张家界搭界,风景十分幽美,我们也要把这里开发出来。”王治国说:“张家界搞起来了,你们也可以搞嘛。”刘佳时说:“自治州开发张家界,我们常德开发索溪峪,要竞争。”当时,左的思想还未肃清,在开发建设索溪峪的问题上,县委的认识还不统一,绝大多数认为一个县主要是抓农业,还有人认为县委书记抓旅游开发是不务正业。
这次,省、地两级主要领导虽然只口头表态支持,对赵树立决心开发建设索溪却是个很大的鼓励。
同年3月7日至10日,赵树立带了对索溪峪情况比较熟悉的李远善(水电局局长)和我(畜牧水产局局长),以考察小水电和牧草资源为名,跋山涉水考察了干溪沟(即由他命名的“十里画廊”)、转阁楼、止马塌、百丈峡、董家峪、王家峪、宝峰山等地,访问了当地群众,搜集了民间传说,当地民俗。我们边考察边讨论,一致认为索溪峪面积大,景点多,森林好,价值高,大有开发前途。回县以后,赵树立同志查阅了《慈利县志》中索溪峪的有关资料,心情难平,挥毫赋诗,对索溪峪的光辉前景充满了信心。
1981年3月11日,赵树立找副县长严高明商谈索溪峪资源考察事宜,要抽一部分有写作、摄影及有关专业知识的小班子去索溪裕考察。这样,抽调周保林(县文化局干事)、唐杰之(县工会宣传部部长)、王凡新(索溪峪林场技术员)、高守湘(县水电局技术干部),由周保林、唐杰之负责组成了考察小组。3月18日,他们走上了征途。喻家嘴中学青年教师邓华新、公社电影站陈琳主动当义务导游员。不久,湖南新闻社吕志国同他们一起翻山越岭,涉水过溪,吃住在农民家中,白天忙于考察摄影,晚上召集各种座谈会,广泛收集资料,为开发建设索溪峪提供了依据。并为一些景点如“寿星迎宾”、“向王颁书”、“锦鼠观天”、“棺材岩”、“猛虎啸天”命名。
同年4月21日至22日,省委副书记焦林义、省委宣传部长屈正中、省农委副主任任荣、常德行署副专员张健、地委宣传部长杨杰等同志,在赵树立、严高明陪同下,考察了索溪峪。焦林义说:“索溪峪风景这样幽美、奇特,不但是全省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要大力开发,献给人民。”不久,县水电局集资1万元,添制32个床位的设施,利用原来的工棚,成立索溪峪水库招待所。
7月,县文化局副局长田波同志主编的《索溪风光》专集出版,内部交流,这是索溪峪的第一本宣传资料。《湖南画报》八、九两期,发表了索溪峪特号,共发表吕治国、唐杰之拍摄的31幅彩色、黑白风光照片,刊登周保林、周建军撰写的《索溪峪》、周保林撰写的《索溪峪传奇》文章,比较系统的向全省人民介绍了索溪峪的迷人风光及动人传说。
1982年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82)29号文件,将索溪峪列入全省重点自然保护区。4月7日,赵树立在县委招待所(即慈利宾馆)418房间,召开有严高明、贺健智(县委宣传部部长)、李远善、陈魁武(民政局局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开发索溪峪问题,建议县政府成立索溪峪开发领导小组。4月8曰,慈利县人民政府以慈政字(82)24号文件下达,索溪峪资源开发领导小组由有关局场负责人组成,严高明任组长,李远善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这是开发建设索溪略的第一个领导班子。4月19日至23日,严高明在索溪峪水库招待所召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前到百丈峡、十里画廊、夹断湾、枫树湾等地考察。在这次会议上,赵树立强调索溪裕是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要共同努力建设好,保护好。他要求作出五年规划,按照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分期施工的原则,五年之内要把索溪略建成一个能使游客进得来、出得去、住得下、游得好的风景名胜区。要求7月1日前,修通喻家嘴至吴家峪的简易公路。
万事开头难。那时的困难太多,但主要困难是资金缺乏。有了一个钱,恨不得掰开当两个三个用。这年5月,是索溪峪人民一个十分难忘的月份。25日,赵树立陪常德地区交通局局长左维俊来索溪峪,赵汇报交通问题后,左一次批了6万元。就在这个月,常德行署专员杨汇泉来慈利检査工作,副县长赵昌勋汇报索溪峪资金十分缺乏,开发建设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杨专员一次批了30万元。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多的钱,简直高兴得跳了起来!
10月4日,慈政字(82)82号文件,关于成立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通知,暂定行政编六人,五•七林场以及索溪峪、军地坪两个村划归管理局管理。县委任命姚运池为副局长,再配备三位干部。1983年又任命卓仁善、田波、庹先银为副局长,刘桂卿从资源开发领导小组抽到管理局协助工作。当时没有住房,大家就住在原索溪峪水库的工棚内,几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后来用乱石垒起七间临时住房,挂起了“局”的牌子。田波还住在唐家洲林场破烂的木楼房内;李泽宾、钟以茂、朱付彪等同志还分别住在农户的木房内。条件真是艰苦极了,好在他们都苦惯了,局内的干部也好,资源开发领导小组几位办具体事的负责人也好,都能在艰苦中搞建设,在艰苦中求发展,在艰苦中争援助。1982年10月上旬,由李远善、刘桂卿主持修建的喻家嘴至叶家岗(经唐家洲)公路胜利完工,并修通军地坪至百丈峡、军地坪至宝峰湖的简易公路与过溪涵洞桥。到1983年底新建及扩建改造房屋计3758平方米,一次能接待350位游客的服务设施,修建初级上山游路160公里。当年10月到翌年3月,为了迎接全国林业摄影座谈会的召开,抢修叶家岗接待站,李远善日夜指挥战斗,有半个月没有挨过床,累得便血,苦干5个月零18天,终于抢在开会前三天完工。
1983年2月14日、15日、16日,3月3日至4日,河口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营长毛金初及毛善兵、毛善炬、何绍欣、毛致盛、胡兴祥(田富村人)、毛之初、毛礼初、毛冬初、毛善军、毛小平、毛善玉等十一位民兵,先后分四批进黄龙泉(洞)考察,发现了洞内奇观。3月5日,毛金初到管理局向田波同志报喜。接着,毛金初又组织民兵长期护洞。以毛金初为首的河口村民兵,为探清黄龙洞的宝贵资源和保护黄龙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83年6月26日、7月6日,下了两次大暴雨,山洪暴发,索溪河水陡涨,从穿眼洞至吴家峪口共冲垮河堤七处计1000米,冲倒电杆、电话线杆29根。上叶家岗到百丈峡、宝峰湖的桥梁全部冲毁。军地坪村285户有195户受灾,一•户房屋冲毁,119亩水田成了河滩。从山上冲下来板桶大的石头到处都是,满目荒凉。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灰心丧气,一方面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一方面筹集资金继续建设。8日,赵树立同志在索溪峪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高惠庆、刘文俊、戴春阳、陈本雄等常委及副县长、各部办委负责人。他们先后考察了十里画廊、宝峰湖、黄龙泉(洞)等地。特别是他们考察了后来被人称为“中华最佳洞府,大地第一奇观”的黄龙洞后,原来不大同意开发索溪峪的人也热心了。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索溪峪工程指挥部,先结合沿溪修路,再续建索溪水库,决定封闭观音洞,开发黄龙泉(洞)。
9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正率领环保、交通、水电等厅局负责同志及规划设计部门的专家、技术人员计30多人,由赵树立同志陪同来索溪峪现场办公。这次会上,刘正省长拍板续修索溪水库、开发黄龙洞、建桂花宾馆,初步解决资金316万元(水库暂给200万、建宾馆100万、开发黄龙洞16万),他要求到本世纪末,要把整个景区建成具有第一流风景、第一流设施、第一流服务的旅游胜地。
9月16日,慈利县委发布(83)43号文件,成立索溪峪工地党委会和工程指挥部。由邢祖理担任党委书记,李远善任指挥长,索溪峪资源开发领导小组随之撤销。为了加快索溪峪的建设步伐,不久,县委又派了副县长秦绍章来索溪峪加强领导,并抽调大批科局长分若干小组赴索溪峪工作。索溪峪又热闹起来了,几千民工先后开赴索溪峪安营扎寨,沿溪结合修路,从穿眼洞到吴家峪口的河堤就是那时修建的,紧接着索溪峪水库大坝也开工了。
到1983年底,索溪峪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仍然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除县委、政府具体领导外,在上面没有找到“娘”,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无着落,称之为“无娘的孩子”。派人到省内“化缘”,收效甚微,有“越冷越吹风”之感,在一段时期内曾有人提出“索溪峪向何处去”。我就在这个时期——1983年底来到了索溪峪。
开发建设索溪峪需要资金,更需要人才,但那时进来的人有许多不安心,千方百计想出去。1984年初,就有三位骨干出了山,而外面的干部又不愿进来。我几次跑县城找书记、县长,找组织部,都是带着希望而去,两手空空而归。后来,我不找上面,两眼向下,深人到农民工中去调查了解情况,发现人才。5月17日,我召开党委会提议田友义任基建股股长,朱燕燕(女)任接待站副站长兼第三招待所所长。当时,他们都是吃“背粮”的农民工,本来副股长以上干部要县委组织部任命而且必须是干部,而这次我的提议却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这一措施符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那时,全局102人,干部仅16人,有三人属老弱病残,林业工17人,农民工占总数的70%。这些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有一定的文化,蕴藏有一股巨大的热情,从中选拔一•批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当局内二层骨干,能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18日,以慈索(84)3号文件下达,享受同级干部的政治待遇。同时规定凡被提为副股长以上干部的,每月增加补贴10元,凡被提为副班以上的干部,每月增加补贴5元。到5月26日止,管理局各股室及一、二、三招待所均配齐了干部。我还把任命书的文件,抄报给县委组织部、县农委,惹了不少麻烦。我要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赵辉廷同志就我局人事制度的改革写成报道送有关新闻单位。结果《湖南日报》、《中国旅游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湖南电视台》还播放了新闻片。这样,客观上平息了这场风波,在表面上我也太平无事了。这些同志在开发建设索溪峪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任武陵源专家村总经理的胡兴书,就是那时被提为接待站副站长之职的。
由于1983年以前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84年便是紧锣密鼓,开始全面建设的一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6月26日,黄龙洞开放,田友恒、毛金初为管理所副所长(1985年初,由李照艮任所长——作者注),票价定为一元。在当时全国所有溶洞中票价是最高的。进山游览在唐家洲设门票点,票价定为三角。5月29日,管理局与县建筑公司签订修建叶家岗宾馆合同(即绿喁山庄),立即动工兴建。9月10日,省财政厅拨款40万元,修建从吴家峪口至叶家岗水淹线以上的公路,由卓志远组织民工抢修。5月初,卓志远、田波、吴远柏、叶学林、田红辉等一次登上天台(赵辉廷没有爬上去)。5月16日,县委副书记尚武、副县长王德胜和我以及田红辉、黎德亚一行五人,决心探出一条上天台的大环形游路。我们从十里画廊东风桥进山,沿溪行不远,就是一座接一座的奇峰异岭,遮天蔽日的密林,东倒西歪的古木,好似进了迷宫。我们朝着天台的大概方向往上爬,登奇峰、爬峭壁,穿密林、走狭谷,几经艰险,终于登上了与天台遥遥相望的一座山顶。在山顶休息片刻,我们又向天台攀登,在天台上我们三人摄影留念。当时,我们就拍板修通这条游路。回局后,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卓志远,并提出修游路的几条原则。9月7日,卓志远、谭徽次开始架设上天台的天梯,13日完工,计18.4米、72级。从探路到接待游客,仅3个月零27天,这是索溪峪境内的第一条大环形游路。10月22日,决定从十里画廊人口至止马塔修建公路,刘桂卿负责指挥,11月19日全线动工,12月6日午夜架桥修通,7日上午管理局组织三辆大车、一辆小车通行。这一年共搞基本建设14项。
1984年,又是大胆开放的一年,5月7日至丨1日,县委书记贾光富在叶家岗接待站召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使大家认识到开发建设索溪峪是振兴慈利经济的突破口,提出开发建设索溪峪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内外一齐上的方针。6月30日至7月3日,加拿大籍华人林应荣先生由省《环境保护报》陈平陪同来索溪峪考察,7月4日上午在慈利县委招待所(即慈利宾馆)签定《意向书》,我方出席签字仪式的有严高明、王德胜和我。7月6日,在长沙受到刘正省长的接见,接着成立省华湘贸易公司,由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薄贵先任董事长,肖根如、朱恒宪先后任副总经理,7月7日,在湘江宾馆签订《关于合资开发索溪峪旅游中心意向书》、《关于合资开发索溪峪旅游中心委托书》。林先生为了表示诚意,先拿100万元港币建武陵源专家村(为专家设计的住所),7月27日破土动工。8月24日,薄贵先、林应荣代表双方签定了《中(湖南)加(安省)联合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湖南省华湘公司加拿大安省湖南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合同》。似乎一切都在顺利发展,但由于省内部对开发建设索溪略的认识不够统一,又加上外部的干扰,曾一度惊动中央王震同志,问题仍未解决。这次中外合资开发的计划虽未实现,却大大提高了索溪峪的知名度,省内外许多单位纷纷前来商谈投资建设,当年要求投资建设的有:国防科大、省农业银行、省总工会、省粮食厅、中央文化部、华中电管局、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等共计21家,计划投资3196万元,由于外地投资,大大加快了索溪峪的建设步伐。
从1985年到1988年秋,是索溪峪飞跃发展的四年。1985年至1986年8月,卓志初任管理局局长,他走马上任立即投入战斗,喻家嘴(即索溪峪镇)至黄龙洞的公路(包括索溪大桥),在1月全线动工;4月6日,索溪峪境内第一栋宾馆——叶家岗绿喁山庄建成营业。5月27日,索溪峪岀现第一家合资企业,即西湖农场与军地坪村联合经营的索溪略旅游公司开业。5月底,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旅游丛书《索溪趣闻》(周保林、易尔康合著)、《索溪导游》(周保林、赵辉廷合著)公开发行。8月4日中午,吴家峪人口至叶家岗水淹线以上公路通车。8月25日,省政府投资建设的武陵源专家村宾馆开业(林先生的钱由省里还),这是军地坪旅游村出现的第一栋宾馆。由于索溪峪开发建设速度的逐渐加快,也就引起了省、地领导人的关注。7月24日至26日,当时的常务副省长陈邦柱同志专程到索溪峪考察,亲自召集县、局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索溪峪的建设问题。他又步行去张家界,召集慈利、大庸两县县委书记解决边界争端。这次会上同意索溪峪在止马塌东端矿洞溪旁,修建一百平方米的售票房,索溪峪修建的止马塌公路,任何一方都不能破坏。由于陈省长采取了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边界矛盾。
1986年2月13日,喻家嘴至黄龙洞公路通车。当年3月15日《中国环境保护报》载:经国务院批准,索溪峪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月19日至23日,常德地委书记陈彰嘉、专员程林义、管索溪峪的副专员曾繁友等领导,在索溪峪第一招待所召开地、县有关部办委负责人现场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开发建设索溪峪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修建慈索公路(经高峰、熊家庄),续建索溪水库大坝、江索通讯设备等,同时,还决定由局改为处,为副县级单位,成立索溪峪镇,相应建立公安、邮电分局等。这次会议做到项目落实到单位,向上要资金落实到人。这样更加快了索溪峪建设步伐。程林义、曾繁友曾多次往返于省京之间,争取上项目,上资金。一次,曾繁友上京找一位领导,但那位领导正在天津开会,于是他又赶赴天津,火车没有座位,便一直从北京站到天津,其吃苦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7月1日,江索高压线路领导小组在索溪峪第一招待所成立,由王云电(县人大副主任)具体负责,12月12日下午七点,大电网接通,管理处(即吴家峪口)通电。华中电管局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7月2日,牛山坡电视差转台建成使用,这是县广播电视局派副局长许先秦、管理局派副局长卓志远联合兴建的。8月7日,慈发(86)23号文件:成立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定副县级单位,党委书记朱立炎、主任杨次伟。9月20日,我省第一个旅游镇——索溪峪镇(即喻家嘴乡)成立,党委书记田吉文、镇长罗宏全。12月12日,杨次伟主持召开管理处、索溪略镇联席会议,决定从吴家峪口至黄龙洞修柏油路,并由油路指挥部指挥长邓扬建(管理处副主任)、副指挥长滕禹林指挥,立即动工。同时,黄龙洞的桥正抓紧施工,抢在洪水到来之前清基完毕。
慈利县在划归大庸市之前,索溪峪管理处升为正县级单位。1988年秋,慈利划归大庸市(筹建),索溪峪也随之从慈利县的范围内划归武陵源区管理。
现在,军地坪内各种高、中、低档宾馆、行政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像雨后春笋般地“长”出来,昔日的荒滩野岭,变成一座座亭台楼阁,粉墙黛瓦的旅游新城所在地。索溪峪发展之快,在旅游业开发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不但外地人为之咋舌,就是我们这些“老索溪”也是没有料到的。
黄龙洞原名黄龙泉,我的家就住在洞口对面600米处的北闹坡山下凤凰村,开门可见。我年幼时就曾听老人讲,我们是龙的传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因龙凤不和,黄龙跑进对面山洞隐居不出,吸雨吐洪,使家乡时而受旱灾,时而受水灾,祖祖辈辈挣扎在这灾难深重的穷山沟里。
传说在乾隆年间有过一次百日大旱,著名法师何俊儒得知雨水被黄龙吸去,告示民众,若有人在洞外擂鼓助威,他便能战胜黄龙取出泉水。何法师择日亲率六个徒弟,身穿法衣,手舞司刀,进洞征战。百姓在洞外把鼓擂得震天响。不久,洞口果真涌出了泉水,擂鼓的百姓纷纷弃鼓挑水去了。不料泉水很快枯竭,却从洞里冒出了滚滚洪水。何法师变根木料顺浪漂出,待人救起已奄奄一息。他说:“我的司刀还挂在龙的角上,黄龙口吐洪水把他徒弟全淹死洞中。”说完就与世长辞了。从此,“干死当门田,莫打黄龙泉”的戒律,使黄龙洞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谜。
文化革命时期,我们村掀起“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号称革命闯将的陈子富、吴远欣想把泉水引出发电、灌溉农田,组织一支队伍进洞打泉,突然看到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过来,大家惊吓逃窜,碰得头破血流。
1982年9月,慈利县人民政府公告:索溪峪、军地坪、高云、沙坪、文风、白虎堂、双星、双峰列人县自然保护区。我为贫穷落后的河口大队未能划人保护区深感遗憾,但我暗暗想,双星不也就是因观音洞而被列入保护区的吗?我们村前的黄龙洞传说得如此神秘,里面会不会也有观赏价值呢?我是不信神的人,想去看个究竟。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发动武装民兵策划探洞计划,决心取出那把司刀,解开黄龙洞之谜。
1983年正月初三,我从岳父家拜年回家,听说毛善兵、毛致盛、胡新祥和一群青年小伙进了黄龙洞。他们出来后告诉我:“洞内有河,河边有山,山坡上满地是乱石,太难走了。”我约他们明天再去,可是他们都不愿去。毛至盛说要到他岳母娘家拜年去,毛善兵说要回慈利洗衣洗床单、准备上班。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毛善兵同意了,但他要我给一把宝剑。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到我伯父家为他找到了宝剑。
正月初四,天刚蒙蒙亮,我热好饭菜叫起武装民兵毛冬初用餐后,去约坎下村的毛善兵,此时毛善兵刚起床,他披着灰色的中山装棉衣,穿着布鞋,正坐在火坑边小木椅上伸出两手烤火。见我进屋,他告诉我,他二哥善炬昨天晚上从许家坊拜年回来了,也想到洞里去。我听说老伙伴回来,心里一喜,转身走进他的卧室。他正在床前忙于穿裤子,见我进来连说:“等等我。”我催促他要快。他匆匆忙忙热点饭菜吃后就和我一同去约毛塔的何绍欣。可是,何绍欣已和铁厂大队的唐祚江约好去打猎。我只好和毛善炬、毛冬初、毛善军、毛善兵五人出发。这时36岁的毛善玉(善炬哥哥),15岁的毛善太(善兵五弟),毛小平(我伯父孙子)也都赶来了。我担心两个小家伙走不动,不想让他们去。可是伯父走出来说:“让他去吧。”我当时感到奇怪,伯父一直反对我去黄龙洞冒险,可今天怎么又让他孙子和我一起去呢?我来不及多想,就说:“要去可以,但不能半途而回。”两个小家伙精神抖擞的回答“行”。伯父笑了,我也没二话可说,只好八人一路向黄龙洞进发。
洞口在峭壁之中,山下有一个龙泉洞,清亮的泉水缓缓流出,一大群鱼儿在那翻身游戏,白色鱼肚闪闪耀眼,十分好看,其中还有几条很大的红翅鱼在那横冲直撞。不知是谁投去一块石头,呼啦一下成群结队的鱼跑进了泉洞。
我们离开龙泉,钻进芭茅蓬里。我突然想起路标,于是大家一齐动手,采集了三小捆芭茅杆作路标。
洞口杂草丛丛,阴风惨惨,落叶在洞顶峭壁空间飞旋,给人一种荒凉阴森的恐惧之感。我们从河边爬上洞口,走过落叶覆盖的一段地面。在干燥处的泥土上留有野猪、刺猪、虎豹和狐狸的脚迹。看看黑幽幽的洞,挡挡阴森森的风,不由我们心惊胆寒。好奇的毛小平吓出了一身虚汗,忙在一边点燃香纸……跪地闭目拜神后,起身告诉我,这是他祖父传的法术,"叫压码子”,可以使妖、神、龙、蟒为我们让路。我这才明白,伯父要他孙子来,是想用此方法保佑我们。我虽然不信,但我领会了伯父的一片苦心,乘机鼓励大家说:“那我们就放心大胆地走吧!”
八人举起火把从虎口式的洞门爬进了洞内。突然一股强大的阴风吹灭了我手中的火把。我们急忙拧开电筒朝风口方向照去,圆溜溜的大洞口,围径只有150厘米,仅容一人匍匐而过。里面则是宽敞的大厅,没有风力。我们重新点燃火把往里行,时而站着走,时而飢地爬,头上滴水,地上冒泥,一个个咬紧牙关忍受寒冷,像泥鳅一样地溜出了五个关口。这时,洞内豁然开朗,从幽远的方向还传来了哗啦啦的水流声。我们看水心切,直奔溪沟。阴河边是嶙峋的石头,我们有时爬行,有时跳跃,来到旱洞与水洞交叉口时,已累得满头大汗。在河边洗过手脸,我们又朝旱洞走去。旱洞是一个又高又陡的黄土坡。我们把棉衣、毛裤全脱掉,放在宝塔柱下,准备轻装攀登。
索溪山是越高越冷,而黄龙洞内是越高越热。我们口衔电筒,手脚落地一齐往上爬,半坡中突然出现一个天坑,好险!差点掉了下去。我用手电筒扫视一下前方,发现有两个洞口。我选择了左边洞口,随之传话后面的人注意天坑,往左方向爬。汗水湿透了衣服,泥土粘满了全身,大家全然不顾,还是一个劲地往上爬。爬到顶部已精疲力尽,在一块平地休息时相互一看,都成了大花脸,大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笑声像坛子里面发音一样动听。小憩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排排高大的石齊像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我们一股劲地扑过去,好大的洞厅,高看不到顶,远看不到边,只见一个巨大的石笋屹立在我们眼前,在手电光照射下,放射出万点金辉。我们在它身边绕上一周,围径不少于30米,高不低于15米,这就是后来命名的龙王宝座。再看四周,黑沉沉、深幽幽,望不见底。我们迂回到坡下,转弯向里探索,里面的石笋就像一片树林。我们欣喜若狂地扑进这奇美异常的“林海”之中,如痴如醉。有的似柱、顶天立地,有的如松、披雪戴霜,有的像花、迎风怒放,有的如狮子滚球,有的似金鸡报晓,有的如壮士披甲,有的似老人佝偻,有的如小猴玩耍,有的似童子拜佛。我们高兴得狂喊乱呼,声波在洞口荡漾,经久不息。我感慨万千地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洞,比桂林七星岩,芦笛岩加起来还要大,景观要壮美,颜色要漂亮,洞形要奇特,只要索溪峪得以开发,黄龙洞就可以为她增添光彩,我们大队也就可能要划入保护区了。”毛善炬激动地呼喊,“那太好了,咱们发财就从今天起啊!”大家兴奋无比。有的同伴想趁兴打块石花、石笋出去作个纪念,被我及时劝阻。
我们继续前行,穿过一个小洞,又到了另一个大厅。大厅右边山坡上一片漆黑的地面,是谁涂的黑漆呢,我们依附地面石笋向上攀登,想看过究竟,突然发出“咚”的一声,等第二人上来又响了一声。“那来的鼓声?”我正在捉摸,待第三个人上来时才发现是石笋发音。我们把鞋子脱掉,穿着袜子爬上顶端,用小石头敲击上面密集的钟乳石,“叮叮当当”各种音响混杂一片。当时我们还试敲了一首《卖报歌》。正当大家敲得兴奋的时候,突然半坡上出现了两个绿色的光点,“什么家伙?”毛冬初一声喊,我们随手将手里的石块朝它打去,只听一阵逃跑声,两个小光点消失了。由于电筒光照射不远,也没看清那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待我们赶到它跑过的地方一看,留下的脚印有拳头大。可以想像,此动物也非同小可,我们立刻离开此地,朝大厅走去……
前面是一个可怕的万丈深渊,大家集中电筒往下照,深处漆黑一团不见底,偶尔还听到下面传来“当当”的响声。声音在那漆黑、幽深、阴森的底部回荡,令人可怕!大家面面相觑,呆呆静立。“你们看,这里有蟒蛇跑过的痕迹。”毛善玉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惊肉跳,待大家仔细一看,果然地面上有无数条碗口粗的痕迹从大厅延伸到深渊。“走吧!我们还是回去吧。”36岁的毛善玉带着发抖的声音央求着。怎么办?正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细心的毛小平发现了前人走过的脚印和松明子炭灰。我信心百倍地说:“前人能去的地方,我们也能去,咱们照前辈的脚印走吧。”
我把七星宝刀挂在胸前,嘴里衔着手电,把整个身子紧紧地贴在石壁上,沿着峭壁上仅能踏上几个脚趾的石缝,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此时此刻,如稍不注意就有掉下深渊,粉身碎骨的危险。最后我一个跳跃,终于到了安全地带。回头用电筒指挥大家和我一样往前移动,一个接一个,终于闯过了这一段惊险的峭壁路。大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接着就下那又陡又滑的黄泥巴坡。我们提心吊胆,谁也不敢做声,心里想着那响声地方会不会有蟒蛇呢?——到啦,底部是一条小溪沟,溪边是松软的沙滩。我们在溪边洗完手脸,又继续向溪沟上游走。前方隐隐约约传来流水的咆哮声。我们紧握刀,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洞越去越小,水声越来越大,我们屏住心跳,怀着“拼命”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往前闯。前行不远,只见一条白花花的瀑布,从峭壁上飞泻而下,撞在深潭中的一块石头上,迸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站在瀑布的悬崖边做手势,招呼大家过来朝我脚下看。“啊呀,真吓人!”脚下20多米深的天坑是一个绿色的深潭,大家在此不敢久看,也不敢久留,壮着胆沿瀑布右岸继续往前走。
爬过乱石坡,来到一个酷似梯田的山湾,山湾源头是一座金灿灿的石山。我们爬上顶部,发现在金色的大地中间独出一朵晶莹透亮的白玉花。这花髙约30厘米,直径约70厘米,花瓣怒放、令人喜爱。花边还有一个约70平方米面积的天然湖池,池坝髙80多厘米,曲曲折折自然精美。我们坐在池边欣赏,洞风轻拂,水波潋滟,给予了我们美的享受,使我们一饱眼福,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时针指到了下午四点,毛善玉眼望脚下的万丈深渊叹息地说:“不去了吧!”大家此时也都感到疲倦不堪,只好回转。'
在回去的路上不知不觉又闯到一个新的洞天 大片田园风光。丘丘小田,水平如镜,似春耕待插的景色,无意中给我们增添了兴致。田园旁边有一高台,台上有60多米高的爆布从弯窿顶直泻而下,落在一个金灿灿的花盆里,滅出了无数朵水花。盆中还有黄、白、蓝、黑、灰五色石蛋,在电筒光照射下晶莹透亮。我们贪心地每人拿了五六个又继续寻找出口。
又是一个大厅,大厅中有一座小山,山上有石花、石笋、石瀑,有的像猴子摘仙桃,有的像铁树开花争春艳。我脱口而出:花果山神景!我们干脆往前去看看,前面洞厅更大,里面烟雾茫茫,居然还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正如神话般的海龙宫殿。洞越大,我们的心越焦虑,再也不敢往前了,只好又走回头路。可是,在这回头路中又钻进了另一个洞,转来转去又转到我们捡石蛋的地方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迷路”。一个可怕的念头油然而生,“危险!”我们的电池已经用完,毛善玉喊一声“走不动了”,就瘫坐在地上喘息擦汗。我看大家此时又饿又急又惊慌,只好同意休息。毛冬初、毛善军、毛善兵满脑埋怨情绪,打着电筒仍在惊慌乱窜,各自发表寻找归路的意见。毛善玉唯恐性命难保,就大口大口地猛吃干粮,心想饱吃一顿后坐地等死。年纪最小的毛小平也哭丧着脸说:“我爷爷的法术还是救不了我们哪。”说着就和毛善太哭起来了。我叫声毛善炬,他不理我,在那独自发闷。哭声和埋怨声闹得我头昏脑胀,我盯着那不知多厚的石壁,恨不得砸开一条裂缝,能看到天上的星星,能望到亲人,能发出呼救!这心里一急,我全身寒战,冒出了虚汗。难道这真是我们的归宿吗?不行,我是这次探洞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一定要沉住气,保持头脑冷静。于是,我把紧张发热的头部伸进冰冷的泉水,果然清醒舒适。我极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惊慌,郑重地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怕,也不要急,我们会找到出口的,但要注意三件事情:一、手电池现在要节约,只能打两根,因电池没有换的了,有亮就有一点希望,没有亮,我们寸步难行;二、干粮现在不要吃,要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有干粮就有力量,我们一天找不出去做两天或三天,总会要找出去的,•三、路标,我们要重新做,要树立信心,提高勇气,一个洞一个洞的查找。”大家有所清醒,停止惊慌,振作精神,开始照我说的去办,査完这个洞又查那个洞。就这样,在天湖尽头返回途中终于找到了我们原来的路标——色茅杆。大家喜出望外地奔走,恨不得一口气就跑出洞口。可是洞中层次重叠,支洞互相穿连,结果又误入一个新洞。洞中石壁上绽开了一片片、一簇簇颜色各异的石花,有的如白菊吐蕊,有的似月季娇艳,有的如牡丹华贵,有的如星光闪闪,真是人在石洞走,如在花廊行。我们将错就错,认为死在这石花丛中也值得。大家心一横,索性往前闯去,不料在我们前方突然发现了路标,真是莫名其妙,没到过的地方那来的路标呢?毛善玉阴阳怪气地说:“会不会是妖怪搞的鬼。”说得两个小家伙赶忙往我们身边靠。我解释说:“这是我们走过的地方,说明我们已经绕回来了。毛善兵抢先一步说:“想起来了,往右边走。”没错,过去不到100米就到了我们原来休息过的地方。
上坡难,下坡更难。我们坐在地上,两腿向下,像坐土飞机似的仰冲下去。松散的泥土随身溅了起来,几分钟就到了陡坡脚下。在此我们都损失了一条裤子。来到宝塔柱下,穿好自己的棉衣和毛裤,又到阴河里洗个手脸,高高兴兴地奔出了洞口。洞外已是漆黑一团,只见天空繁星闪烁,我们村庄还有几点油灯的微光。我们八人高兴得欢呼起来,“噢——我们胜利啦!胜利出洞啦”。
夜半三更,在回家路上毛善太深有感触地说:“在洞内迷路的时候,我想的是,真要是找不出来,最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结过婚。”大家开心地笑疼了肚子。我在此告诫大家,出洞后不要向别人介绍说洞里怎么好看,以便保护洞内景观。说完各自分手朝家里走去。我一进门,奶奶、母亲和妻子又惊又喜。她们为了等我回家也一直未休息,妻子告诉我说:“妈请人‘打过时’(相命、卜卦一类的迷信),说你们人多杀气重,妖怪不敢动,麻烦有一点,今晚得出洞,所以半夜后还在等你们。”
走进家门,我又累又饿,头脑发昏,一屁股坐在睡椅上就不愿动了。母亲给我端来好吃的饭菜,可我肚里饿,口里却吃不下。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又好像是在洞里急着找路的情景。第二天我又整整睡了一天。
正月初七那天,风和日丽,我和本村的治安主任毛国荣同志,一同去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开发筹建组汇报,办公室坐着很多人。当时我只认得田波一人,见他正忙着,不便打扰,就在门外徘徊了一个多小时,才向田波同志汇报我们在黄龙洞探险时发现洞内壮丽景观的情况。当时在座的还有刘桂青、姚运池(其他人不认识)。田波还特意作了笔记,问我黄龙洞是否比观音洞景观还要好。我回答观音洞没去过,但比桂林的芦笛岩、七星岩景观要好。我要求领导去考察,姚运池踱着步说:“等十天来。”田波要我搞好保护,不要让别人敲打损坏。我得到满意的答复,如获至宝,兴致勃勃地赶回家,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大伙,大家听了喜不自胜,就像小孩望过年一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等到第十天,我们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椅子、凳子清理得整整齐齐,摆好了茶杯,烧好了开水,做好了午饭,我和伙伴们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从早一直等到晚,不见领导来,又等到第二天的下午,还是不见领导来。大家感到很失望,只好灰心丧气地回了家。
后来,我分析领导未来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工作忙,走不开;二是我的汇报不理想。于是我决定带一条狗再次进洞探险,把洞中情况彻底探清楚后再去汇报。可是第一次探洞大多数同志因在洞内受过苦和惊吓,再也不愿去了,我只好重新组织人员。
正月二十日,早上六点,我们带足了三天的干粮,自制了一个作标记的灰箱,私人出钱买了10斤煤油,10对电池,10粒电珠,为防癖蛇及其他凶兽,还特意带了两颗手榴弹和七星宝刀、宝剑、匕首等武器。临行前我们共餐举杯发誓:“走尽洞头,除死不弃,一定要把传说中那把司刀取出来。干杯!”一滴酒,烧心头,我们几个探洞的热血男儿横心了。“你不怕死,我怕死!”我母亲冲着我说完,就把刀和宝剑拿走了。“没有刀和宝剑,我们照样要去”,我顶撞母亲说。闷闷不乐的妻子,突然起身把未满周岁的小女儿扔在我身上说:“要去,你把孩子也带去。”小孩被弄得哭起来。正当我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带上干粮和灯具准备走的时候,我那八十多岁老奶奶把刀和宝剑给我送来了,叮嘱我在洞里不要乱闯,早点回来。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我激动地接过刀和宝剑说:“放心吧,我们不会出事的。”走出门后,毛善炬、何绍欣告诉我,说他们的妻子和父母也是一样阻拦他们。
八点钟,九个人加一条狗准时赶到了洞口。我在此认真检查了大家的行装,并作了详细的分工。毛至圣和我负责带狗到前面探路,毛善炬负责在石壁上号字,毛礼初负责记笔记,何绍兴负责采样品,毛冬初负责背煤油,毛元初负责盖灰印,谢吉祥、刘玉军二负责在洞口站岗。他俩的任务是不许任何人进洞,以便保护我们的路标和洞里的景观,如我们三天未出来,负责报告领导组织营救。分工完毕后我又告诫进洞人员,在洞内如万一碰上什么凶兽,大家一定要齐心合力奋战,不要贪生怕死,各自逃窜。“是!”毕竟是武装民兵,这一声响亮的回答,颇有点军人的气魄。我对这次探洞充满了信心。
黑洞,阴风,对我已无所畏惧了,但对这次新来执行探路任务的先锋——“大黄狗”,却是一个进门的下马威。狗在小洞口“汪汪汪’’地狂叫而不敢进。毛至圣抓住它的脖子硬是强行把它推进去,在洞内它老是跟着我们的脚步走。俗话说“狗胆包天”,但今天洞里这条狗却胆小如鼠了。当我们从三叉路口进人水洞时,这条癞皮狗生死不去了,我们只好靠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去闯。阴河两旁怪石嶙峋,石壁上的黑色石花簇簇怒放。我们脱掉裤子躺水过河到对岸,转个弯便是一条碧绿的湖水,在四周石林的环抱下平平静静地躺着。若乘一叶小舟荡桨其中,那定有另外一番风味。正当我们漫步欣赏的时候,突然“扑呼”一声,一只水獭从石笋上跳人水中,游向远处。
沿平湖走到尽头足有1000米,所以我们就叫它千米长潭。在长潭尽头可听到哗哗啦啦的流水声,由远而近,到源头一看,水从一道石隙中奔流而泻,冲进一个约200平方米圆盆似的深潭中,有的洒在岩石上,听其声音,大声的如雄狮怒吼,小声的如窃窃私语。在此处乍看上去,好似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可是,攀上洞壁又是一个偌大的厅堂,平坦坦的地面,尽头是一片烟雾缭绕。待穿过烟雾一看,从数十米高的洞顶上洒下几大盘濛濛细雨,就像数十把喷雾器喷水一样的产生满洞雨雾。落水下面是几个大圆盆,承接着从洞顶洒下的水。盆底中的鹅卵石,光彩夺目,满盆生辉。再往前百米处下便到了我们上次探洞路过的地方。看到了我们的路标——“芭茅杆”,大家都高兴极了。这说明旱洞与水洞在洞内又窜通了。我们跟着原来的路标走到了天湖池,在天湖池下深渊的时候,我们一个个手拉手或手顶脚地慢慢往下滑。毛元初—不小心,失手滚了下去。“注意!注意!”大家一齐用电筒往下照,在那深深的黑处,好像隐隐约约的影子又爬起来了。“怎么样啪!摔伤了没有?”我急切地问。他说:“碰了两个疱,脚上擦去了两块皮,问题不大,还可以走。”待我赶去一看,他跌倒的坎下10米深处是一条阴河,好险啊!大家看后都为他出了一身冷汗。
大家顺着河旁陡峭的黄壁走,不能走的地方就用大刀当锄头挖掘一条小路,可没走多远泥路,尽头是石壁,不能走了。何绍欣提议说:“干脆,把衣脱掉了泅水到对岸去。”“好,我赞成。”何绍欣、毛礼初率先脱衣下水,随之大家也都脱衣踩水而去。
初春后的洞中泉水,寒冷刺骨,我们咬紧牙关,往这条阴河的上游走了约两个多小时。这时,我发现阴河左边另有一个岔洞,跑去一看,里面耸立着十几根白玉般的石柱,根根接连洞顶,洞顶上悬挂着无数条钟乳石,形状奇特,颜色各异。我们兴高采烈地踏进了这个世外仙境,当即命名为“水晶宫”。毛善炬立即在石壁上作了记载。这个洞长约1000多米,前面无出路。我们原路返回后,又继续向阴河上游前行。转过两道弯,爬过一座山,前面是一个石壁环抱的绿色平湖。清静的水中有一个黑洞,我们无法再去了。回头顺水而下,从水晶河又走到了响水河。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我们的脚都被冻得麻木了,但仍想把响水河的源头探过究竟。可是,响水河源头又是一个很大很长的平湖,大家望而生畏,只好在此止步原路返回,准备出洞。
正月二十一日早上八点三十四分,我们回到洞口。这时,太阳已从东方升起,透过山林射出一道道光芒,我们睁不开眼睛,又跑进洞内揉擦眼睛长达二十多分钟才勉强适应。我们在洞里不知不觉的度过了24小时34分钟,这24小时把家里人也给急坏了。我母亲、奶奶和妻子也都通宵未眠,在灯下等待我们回家,生怕我们出事。她们一看到我们几兄弟回来,惊喜万分,心疼地说:“一天一夜不见,你们都变瘦了。”我告诉他们,“黄龙洞我快要走完了,就是没有找到司刀,黄龙洞不是什么黄龙、蟒蛇、妖怪的栖身之地,而是满洞的珍宝啊!太漂亮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奶奶笑着回答说:“没有你们那个胆量。”
在洞里,人好像还有一点劲,可回到家里却四肢酸软无力了,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整理洞中命名笔记和踏勘的路线图。第二天,我与何绍欣、毛善炬三人同去索溪峪自然保护区汇报。姚运池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并收下了我们所带的样品以及我绘制的那张草图,还答应我们过二十天准时去黄龙洞考察,而且说要带发电机、照相机等。我信以为真,又天天期待着,可是二十天过去了,三十天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大家一个个都失去信心,亲戚、朋友、家属开始对我反感,说我是撒谎,社会上也说起风凉话,笑我转了少等等,给我保护黄龙洞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心里有数,那就是,领导给我说的话是真的,领导没有来也是真的,洞里的景观确实好看也是真的,我失望但没有失去信心,决定渡过平湖,再次探洞。
平湖里面是否还另有天地,那把司刀会不会在那里面?不去看过究竟,心里不得安宁。于是我准备了两只汽车内胎,计划坐在内胎上用竹篙划过平湖去。三月初的一天,我约了毛善进、刘玉军、谢吉祥、何绍欣等五人去响水河平湖探险。我给汽车内胎打足气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小木板捆紧,扛到平湖边放入水中,我坐在上面用篙子试测水深,一丈长的竹篙没有插到底就往前划去,可是胎在水中打转,我心里一急,左右开弓,连续划行,结果“扑咚”一声,翻到了水里。我立刻游回原处,脱掉打湿的衣服,招呼大家也脱衣一齐游过去。我们五人一排,一只手举电筒,一只手在水中游动。平湖的水寒冷刺骨,没多久我的牙齿就“咯哒咯哒”的打起架来,手脚也开始在麻木发抖,全身冻得起鸡皮疙瘩。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游过这五十多米远的平湖!我们也不知用了多长的时间,终于游到了对岸,可是身子已经冷得不能动弹。我勇猛地大叫一声“嗨——”站起身在沙滩上练起拳来。大家也随之狂呼乱跳,还不时地向那黑幽幽的深处投石头。半小时后身子慢慢暖和,我们继续向前探索。
宽阔的大厅真令人迷恋,我们五人赤着身子在石幕中穿行,在石壁上攀登。路上又发现了前人走过的痕迹和炭灰。我们朝着留有前辈那大大的脚印和一堆堆炭灰的路线走,在一块大石墩前面,看见上面用石灰画了一个很大的符号,符号下面写着“六月十一曰,十人打泉,何法师,申法师。”地面上似乎还有朝拜的台阶。台阶旁有一大堆炭灰。我意识到何法师求雨可能就在此地了。我招呼大家分头寻找司刀,结果还是没发现,但我拾到了一个铜钱,是乾隆朝代的。我们继续寻找至河边。水从哪里来,我们就到那里去。又转两个弯,听到前面有水流声,走过一看,又是一个天然瀑布',高约30米,石壁脚下冒出一股泉水好似喷泉。“有骨头”,谢吉祥拿起来给我看,果然是人的腿骨。我环视洞厅四周,寻找死人的原因,何俊儒的遭遇就好像出现在眼前。他们是六月十一号进洞的,正是当地山洪季节,他们在洞中行走六七天,外面天气变化洞内不知,待看到阴河水上涨时,逃跑已来不及了。想到这里,我好像听到阴河的水在咆哮,水洞内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活动。仔细瞧瞧水面,水在逐渐鼓起,我当机立断,指挥大家抢渡阴河。大家跑得气喘吁吁,扑通扑通一个个跳入深潭游过去,爬上岸顾不得寒冷,抱起衣服就往外跑。待跑到洞口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洞外雷鸣电闪,大雨倾泻,洞旁的索溪河变成了“黄”河,一排排浪渣随涛而去。我们庆贺自己侥幸,“还是我们的命大哟!”
黄龙洞的千古奥秘被揭穿了,黄龙洞的壮丽奇景也被发现了,好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洞口,每天约两百人左右,把这块昔曰荒凉阴森的禁地闹得热火朝天。我担心洞里景观遭受破坏,极力进行宣传、解释,i射绝参观,对强行要进洞的人,就把他们引进景少路乱的岩泊洞里累个够后再转出洞外。用这个方法应付那些横蛮的客人,每天要跑进洞达20次以上。这样,虽然很辛苦,我们却默默地承受着。消息越传越远,看洞的人又愈来愈多。为了使洞里的自然风景不受损失,我和毛至盛、毛冬初、毛元初、毛小平掀一块千斤大石堵塞洞口,又盖上大量的泥土,将这个阴风呼呼的小洞口隐蔽起来。但三天之后,小洞口又被挖掘出来,还盗走了龙舞厅内形似癞蛤蟆、白玉树的石幔与石笋。我急忙跑去喻家嘴向公社党委、武装部汇报,要求出示保护黄龙洞的公告,领导答复说,溶洞不是他们管的事。我接着又跑到吴家峪口向姚运池汇报,姚说:“公告要县人民政府才有权颁发,领导暂时来不成,你们自己想办法保护好。”我扫兴地回到家里,自己写了一张公告,其内容是:“公告:根据慈利县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的指示,为探索黄龙洞旅游资源和地质科研价值,有必要保护黄龙洞的自然风貌。因此,在领导未考察之前,洞内一律谢绝参观,望各位来客就此止步。”落款是:“河口村民兵营。”公告写在一张绿色的大纸上。第二天清早,我和毛至盛把它贴到洞口石壁上。又用石块把小洞口封紧,用刺藤刺棍扎在石头里面,然后又盖满泥土,毛至盛还拉上大便,以便戏弄掘洞的人。
看洞的人来了,他们看到公告后耻笑我们自作聪明,不怕羞,并在石壁上留字骂我们是混账东西,将公告撕得粉碎。
第二天早上,洞门又被打开了,我和伙伴们一气之下,日夜轮流值班把守洞口,心想对偷打石笋的人进行武力征服,大家随身带着准备打架的木棒,决心守到领导到来的那天止。可是一天复一天,一月望一月,三个月过去了,领导始终没有来。有的人说我是“吹牛撒谎”,还有人说我“想当官,汇报黄龙洞,领导又不理,还好意思去一次又一次,真是黄鼠狼想吃天鹅肉”。伙伴们听到这些讽刺挖苦的话,泄气了,一个个回家忙春耕生产去了。我妻子听到这些流言后,劝我弃洞莫管,抓生产去,说黄豆草未锄,红薯未栽,小麦熟了还未收割。我想,春耕生产确实到了关键时刻,可是领导又未来,洞口开着无人管,是割麦子去,还是守着洞呢?我曾祈祷自己割麦子去后洞里能平安,但马上又意识到洞里那白花花的玉柱和毫光闪闪的金花池银花池,若被人打去就太可惜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麦子损失了只是少吃点,洞里景观损失了,无法补救。最后决定邀坎下村毛至盛去守洞,毛至盛为陪伴我守洞也放弃了生产,克服了重重困难。
妻子见我没听她的话,气鼓鼓地对我说:“咱们分家吧,我的土地耕种不要你管,你和孩子的土地你搞不搞,我也不管。”我恳求地说:“领导可能这几天要来,如果洞里被打坏了,我如何交代呢?”妻子听得不耐烦,满脸怒气地说:“你那个X相有那个本事。”我回答:“大自然的美,我只不过是发现了她,当然不是我的本事。”“你别妄想了,三番五次地给领导汇报,谁相信你的鬼话,哪一个领导来啦,几个月你没做一点事,天天就是洞、洞、洞,你跟着洞明年要讨米啦!”说完她气冲冲地走了。我想把洞口锁起来,以便放心抓生产,可是我们的家乡太穷了,喻家嘴连水泥也买不到,洞口如何锁紧呢?我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第二天,凭私人关系请六组毛至祥(木匠)、七组毛至和(木匠)、毛新友(岩匠)帮我做洞门。我和毛至盛在洞外砍了一棵大栗树,把它锯成四块厚厚的夹料板,用十个抓钉钉成门板,卡在岩匠整修过的小洞口,然后锁紧加固。
坚硬的大栗树,把我的畲刀砍去了一个大缺口,斧头也被砍掉一只角,弓锯也被拉成了两截。回到家中,妻子看到我那被损坏的三样工具,气得火冒三丈,把饭菜全都倒进了猪食锅里,说是让我吃不成晚饭。并告诉父母,说我是败家子,不顾家的蠢东西。正当我受责难时,毛冬初不知情,突然来喊我,说洞口发现有三支电筒光,我立即起身去邀毛至盛跑到洞口,洞口果然又被打开了。可鄙的行动,气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经仔细察看,我怀疑那几个可能还在洞内,就和毛至圣进洞寻找,寻找一段不见,就守在洞口等候,看究竟是谁。
深夜吹来轻风,我俩冷起来了,我到山坡上捡些干柴烧火烤。毛至圣边加柴边叹息说:“我俩过这样的苦日子,要是领导不来或考察后不开发,人家就有笑死我们的时候。”我信心百倍地跟他说:“只要索溪峪自然保护区不垮台,黄龙洞就绝对有开发价值。”毛至圣还告诉我,很多人说他的讽刺话,耻笑他,他不好意思,明天不陪我了,说要到湘乡他姐姐家去。我劝他守洞莫去湘乡。他说,他兄弟三个已定好明天一路同往。正当我努力做劝说工作的时候,突然一阵旋转风刮来,把火吹散了,满地火星随风腾空而起,形似一条火龙上天,十分状观。待火星落地,天上的星星也不见了,一堆堆乌云滚滚而来,随着一道闪电掠过,发岀“轰隆”一声雷鸣,震动•了静夜的世界。我俩立即向家奔去,半路上大雨哗哗而下,淋湿了我的衣服,夜风一吹,浑身寒颤,恨不得一下钻进被窝里,可是跑到家门口,怎么喊妻子也不开门,要我跟狗子去睡,任我怎样央求也无用。饥寒交迫,我只好咬紧牙关,忍受大雨的冲洗,跌跌撞撞地向五里外杨家坪妻子娘家跑去,心想让岳母娘说说她女儿,结果反倒说我不应该弃家去守洞。第二天,我终于病倒了,患了重感冒。但我担心洞里无人照看,就抱病回家,去河口小学找教书的大兄弟毛礼初,要他替我守洞。他答应负责看守,我才回家安心治病。
五天后,病未痊愈就接到通知,要我到大队部去开党员会。我拖着软绵绵的身躯去参加会议,半路上发现洞口有三个背背篓的男人,我心里一急,不顾一切的趟水过河,跑到洞口扯几把干芭茅叶扎成小把子点燃后,照着进洞。刚过“双门迎宾”,就听到敲打石笋的声音,我赶紧大声喊道:“是谁,不要打啦!”随及赶到龙舞厅现场一看,好险啊,一根顶天立地的细石笋差点被打断了。问及三人,他们说黄龙洞的石头洁白透明好看,特意打几根石笋背到张家界出售给游客的。我又气又急,怀着空虚的心里,装腔作势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河口村的民兵营长,公社派我专管这个洞,幸好你们未打断,要不然就要没收你们的工具,还要罚款。”三人连声说不知这个情况。说着背起背篓不好意思地空手出洞了。等他们走远以后,我才放心地跑去大队部开会,可是大队部空无一人。我问旁边的民户唐培成,他告诉我:“会议只开半小时就散了,是公社党委委员来主持会的,听说对你守洞有意见,还要批评你的。”未隔几天,在公社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及全体党员大会上,公社管委会主任又严厉批评我不务正业,天天守洞,连党员会都不参加,连自己责任田地也不种了。说“狗子可以啃骨头,他明年可能来个创造,人也可以吃岩头。”大会发出了哄笑,在我周围的党员干部都向我投来了嘲笑的眼光。我羞红了脸,低下了头。散会后,我独自一人走回了家,又去学校询问毛礼初近几天洞的保护情况。他说有七八次进洞的人都被他劝阻回去了。我又去洞口、洞内检查,好像没有什么损失,心里悬挂的石头掉了下来。
我急急地往回走,刚出洞口,就遇见公社派来的两个干部,他们通知我到公社写检讨。我心里一阵阵难过,写检讨倒是不怕,怕的是群众嘲笑我,不把我当人,使我威信扫地,给我护洞带来更大的困难。没办法,不去是不行的,我只好跑到茅塔找刘玉军来守洞。来到刘家只见他黑瘦的面孔,两眼凹陷,躺在睡椅上精神不振。他爱人说他患了痢疾病。刘玉军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到公社有事要去几天,洞口无人看守,你已患病就算了。”玉军说:“不要紧,我坐在洞前草垛树下看守奈得何(吃得消)。”说着,吃力地站起身找根木棍拄上和我一道去洞口。平日的铁汉子,被病折磨得皮包骨头,还坚持来守洞,我心里十分感激,但我怕影响他的情绪,没有告诉他写检讨的事。
两天检讨写完了,我从喻家嘴直奔黄龙洞洞口。谢吉祥手拿两个红薯急匆匆地向我走来,说:“刘玉军的病情加重了,是他爱人把他扶回去后才喊我来的。”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激动得说不岀话来。在这困难时刻,他俩能和我心心相印,共渡难关,我深感对不起他俩。他们家贫无饭吃,谢吉祥吃的种红薯,刘玉军吃的麦麸子拌黄瓜,还能坚持义务守洞,这种负责的精神真难得啊!
听说县委书记赵树立来了,我喜出望外,因急于向他汇报,我连夜约何绍欣去河里网了十几斤鲜鱼,心想送给赵书记,以表达黄龙洞乡亲们的心意。第二天,当我同何绍欣提鱼到喻家嘴时,几个人围垅来要买。我说鱼不卖,是给领导送去的,他们就嘲笑我俩。我们不理睬,继续赶路。走到唐家洲碰到赵书记、蔡尚志、刘桂清等人乘吉普车来到我面前停下。赵书记刚打开车门,我就对他说,要给他汇报一下黄龙洞里的情况。赵书记说,田波已汇报过了,等段时间他把县领导班子都带来看看,要我们保护好。赵书记的话鼓舞了我的勇气。我说,希望领导早点去考察。我把鱼送给赵书记,并说:“这是我们探洞的伙伴们特意给您送的。”赵书记笑着说,他吃过这索溪鱼,好吃,要我们送到叶家岗招待所给中宣部开会的同志们吃,说是好加深对索溪峪的印象,更有意义。我们遵照赵书记的旨意,把鱼又送到叶家岗招待所,会计要用五角钱一斤过秤。我说不用了,这是赵书记叫我们送来的,不要钱,我同何绍欣赶回家天已黑了。自此,我心里便踏实了,那就是县委书记是肯定要来的。
回到家,妻子仍然不理踩我,我因日夜苦思冥想用什么东西才能把洞口锁死,未去理她。一天,我到大队加工厂去打米,发现屋角里放着一部旧水轮泵机壳,心里突然开窍,就找支部书记毛善志说情借用,他同意了。我匆忙去找何绍欣约刘玉军、刘国文、谢吉祥、何绍元、毛冬初、毛礼初等抬运水轮泵。
我怕妻子阻拦,就派谢吉祥、刘国文到我家取钢钎、铁锤、煤油、马灯等工具,以便在洞里安装。他俩在我指定的地点找到了这些工具,在出门100米处的牛棚前碰到我妻子洗衣回来。她不分清红皂白抢过两斤重的煤油瓶摔得粉碎,又把马灯扔到10米外的猪粪坑里,夺过钢钎、铁锤说:“老子全部摔掉,看你们搞去。”刘国文、谢吉祥涨红了脸,空手跑回了洞口,我又才重新到九队去借。
何绍欣把水轮泵分成三大部分,我们分为两班人马,往返两趟抬运。从加工厂到洞口约两千米距离,仅半天我们就抬到了洞口。何绍欣站在洞口悬崖边,居高临下,望见他妻子在田野里扯猪草,笑盈盈地喊她:“繁荣——,到洞里看不看去?”“扯你筋,打你长喊,你办龙酒龙肉老子都不得去。”繁荣恶狠狠地反讥咒骂。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何绍欣好心没得好报,面红耳赤地跑进洞内拚命地移动水轮泵,到小洞口安装。大家一齐动手,将八百多斤重的机体,实实在在地卡在了洞口,反锁洞内。太妙了,打不烂,推不垮,洞口再也无法打开了。我高兴地跳起来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回家生产了。”
我回到屋,妻子却把家里的东西以及她的嫁妆背回了娘家,找我离婚。我不理他那一套,拼命地抢收小麦。邻居毛至武看我独自一人累得可怜,主动帮我抢收两天。可是,人发恨,天不顺,在这个节骨眼上下大雨,连续13天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据说是民国2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水冲走了索溪峪的桥梁和房屋,冲毁了索溪公路及两岸稻田,把我晒谷坪里约150公斤的小麦及山上未收回的约200公斤小麦全霉烂了。个人损失我没多想,我想的是索溪峪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保护区会不会垮台呢?等水稍退一点,我就约何绍欣、毛善炬,泅水过河赶去索溪峪。只见一片白晃晃的河岩布满了军地坪,公路不见了,连人行路也没有了。见到姚运池,我问他索溪峪公路还会不会修。姚说:马上就修。我对自然保护区存亡的担忧消除了,但我心里明白,领导考察黄龙洞的事显然要推迟了,我只好作长期护洞的打算。
我怀着十分难过的心情回到家里,没精打采地躺在睡椅上。心想,妻子一去不复返,我独自一人在家带小孩,既当爸又当娘,寂寞、孤独,日子难熬啊!此时,外祖父走到我面前,开口要我把洞门打开,说神医讲的,这连续两河洪水就是因我们锁洞,黄龙不得岀来而造成的。龙现在还急得哼,再不开就要涨齐天大水,将索溪两岸全部淹没。要我看在百姓遭孽的情份上,把洞赶快打开。我尽力劝说老人家,不会有这事,并和他打起赌来。伯父又来了,骂我是不管别人死活的东西。附近的群众也来了,大家怕再涨大水,都求我开洞。我费尽口舌,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心里烦得要死,央求大家依我这一次,如再涨洪水就拿我问罪。古人言,久雨必有久晴,久晴必有久雨,难道老人家也都忘了吗?大家听我说的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就不作声了,这场风波就这样暂此平息。
可是,三官寺有个什么青帮会来封信说:要我们把洞打开,如不打开,他们就组织二三十人用炸药炸开。我头脑“轰”的一声,似乎听到了爆炸声,一道白光在眼前忽闪,我闭上眼睛只觉得头昏脑涨,当时我若见到此人,甘愿向他磕头求饶。我不由自主地呻吟:千古艺术魔宫,将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啊!
不行,我得豁出来了,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守下去!我串门到户组织动员黄龙洞附近村的民兵,准备用武力镇服胆敢炸洞的歹徒。从此,我日夜不离洞口,无论别人怎么嘲笑,我当未听到,一连几天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母亲见我身体越来越瘦,精神越来越不正常,就把我妻子接了回来。她俩怀疑我是被洞里的妖精勾去了魂,患了神经病,准备请神医给我治疗,被我坚决拒绝。
六月中旬,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果然传来了:“通知我到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去开会。”我太激动了,大步向索溪峪走去,在没有行人的地方就跑起来,两个小时跑了17公里赶到叶家岗招待所。田局长、常德师专吴主任接见了我,并告诉我,明天常德师专中文系的师生187人首次考察黄龙洞。我欢欢喜喜地赶回家,把这一喜讯传达到我们每一个伙伴,并组织大家晚上进洞修路,迎接领导考察。8人奋战了一昼夜,修通了洞口至龙宫的一条简易路。
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索溪河岸下来了,我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到我家喝茶用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帮忙,搬椅子、倒开水、应接不暇。田局长、吴主任向大家作了保护景观的指示和参观中应注意的事项,就朝黄龙洞出发了。
发电机“嘟嘟嘟”的叫起来,黄龙洞的第一盏灯泡亮了。我陪同他们钻洞爬坡一路来到龙宫大厅,师生们大开眼界,“哄”的一声散开,扑进这奇异的石笋群中,如痴如醉,有的同学抱着石笋亲吻,爱不释手;有的一声声的喊“毛营长,谢谢你呀!为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看的洞景!”他们的爱,拨动了我的心,当他们握手问及发现经过时,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情不自禁地掉下了泪水。
六月下旬,县委书记赵树立带领县委常委及部办委负责人一行40多人正式考察黄龙洞来了,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天。高惠庆县长接过我手中的火把,独自一人跑遍了龙宫的每一个角落。唐杰之摄完了所带的全部胶卷,还不满足。赵树立书记握住我的手说:“你们为慈利做了一件好事,辛苦了!”严高明副县长说:“此洞开发是定了,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现在你们必须要认真加强保护,等待开发。”我越听越激动,连声应着:“请领导放心,我们会保护好的。”
县委领导走后我们更加警惕守护洞口,伙伴们此时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大伙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在义务守洞期间又义务挖掘洞口,掘土石方120多立方米,把洞口挖出一个大坪地面。有一天修洞内道路放小炮,其中一炮未响,等了一会,武装民兵毛冬初、刘国文跑去查看,突然“轰”的一声,俩人倒下,伙伴们把他俩抬进医院,并捐款830元,治好了他俩的伤。可是毛冬初的右眼却被炸瞎了,出院后他还问我,一只眼睛还可不可以当民兵,我一时激动,流下了心疼的眼泪……
9月初的一天,濛濛细雨没住点,湖南省省长刘正带各厅局领导视察黄龙洞来了,领导们看后赞不绝口,称之为“国宝”。刘正省长当即拍板,专项拨款16万元,开发黄龙洞,从那时起黄龙洞开发的帷幕拉开了。
1983年10月,我被索溪峪水库大坝指挥部招聘为临时合同工,负责管洞,从此我真的靠洞吃饭了。严县长几次向公社党委和我村的支部书记交代,要我专业管洞,不要安排我其他工作。渺视我的人一时又变得眼红嫉妒起来,到年底说我守洞是为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的,扣发我的干部津贴120元,我没有说什么。当作家谌容和《人民日报》编辑、记者范登康两同志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只要黄龙洞得以开发,事实可以证明我为什么要守洞的原因,就满足了。”
1984年2月,黄龙洞开发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由毛至盛、何绍欣、毛善炬、毛礼初四人牵头,以5800元承包修建黄龙洞第一栋办公房,结果以4100元完成了任务,为国家节约资金1700多元。接着就挖掘洞口至“双门迎宾”的通道,切石方520立方米。后来领导又派来东岳观20名岩匠打条石,修阶梯。当时,因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山林已划分到户,都不准开山取石,我只好把自己的自留地献出,开山取石。100多立方米的条石,伙伴们把它从洞外2公里的山坡上,一条条抬进洞内,又送往上坡的工地。他们用自己一颗火热的心,晶莹的汗水,给游人架上天梯,铺平游路,圆满地完成了一期工程任务。伙伴们还奋战一通宵,又从喻家嘴抬一部20马力的柴油机和〖6千瓦的发电机,在1984年12月第2期工程中,电缆架设及灯光布局也完工了。1984年6月黄龙洞管理所成立,我被任命为副所长,走上了开发保护黄龙洞,为中外游客服务的崭新工作岗位。
1982年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天子山庄,一个考察天子山、赞美宣传天子山、决心开发天子山的热潮开始形成。从1982年3月踏测规划开始,到1989年6月划归武陵源区为止,在省委、省政府和自治州州委、州政府的重视指挥下,在国家、省、州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经过桑植县全体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新修四级公路31公里,汽车直通四大景区;开辟简易游道8条,共35公里,连通开放景点38个;架通1万伏输电线路30公里,使5处接待站和2个村通电;改造、新架电话线路16000米,使各个景区接待站通话;修建接待站5处,新建、改修房屋21栋,新建鸳鸯棚32个,建筑面积共约1万平方米,可接待游客1500多人;营造风景林和果树林近万亩,绿化了18个山头;新建蓄水池8个,可蓄水1200多方,基本满足游客饮用;旅游总收入由1984年的1万元增加到1988年的155万元;山上农民由生产粮食糊口为主转为以旅游服务为主,收人由少到多,家庭由穷变富。8年的开发工作,虽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使一个“锁在深闺人未识”的神奇美景开始向海内外游客露面,毕竟使一个历史上被人认为是“穷山恶水、鬼不生蛋”的地方变成了中外游客必须涉足攀登的胜地。作为参与开发天子山一员的我,看到开发后的变化,自然也从内心产生一种无比的喜悦;作为当时开发指挥部成员之一的我,不得不为曾在天子山上奋力拼搏的干部群众歌功颂德;作为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之一的我,对于支持天子山开发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不能不表示衷心感谢!
1982年3月,桑植县委、县政府为开发天子山取得第一手资料,决定从县直机关抽调六名干部,组成了强有力的开发调查组。由县农委副主任、农业局长彭龙章同志为组长,负责调查组的全面工作;尚立昆、陈俊礼两位同志为秘书,承担材料的收集综合;敬有权同志为摄影员,负责组织图片及其有关资料;唐世裔同志为勘测设计员,负责勘测绘图;张胜扬同志负责后勤和向导,为调查组的同志热情服务。为了圆满完成调查研究踏测制图的任务,他们白天下深谷、攀险峰,晚上走村访寨,酷夏不怕烈日晒,严冬不怕寒风吹,春秋不怕雨绵绵,一年零一个月时间,他们踏遍了45里袁家界,穿越了上百条峡沟险壑,攀登了几十座绝壁险峰。考察组的六个勇士,不仅没有一个败下阵来,而且士气精力越来越旺,办法越来越多,战斗力越来越强。乱刺丛生的处处险道,王蜂狂飞的道道关卡,毒蛇横道的次次威吓,都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探奇历险的坚强意志。功夫不负有心人,苦滋自有甜味补。一年零一个月的艰音努力,他们发现了近百个迷人的景点,挖掘了关于向王天子的美丽传说,搞清了天子山的由来,搜集整理了天子山的风土人情,弄清了天子山的山形地貌,绘制了开发天子山的蓝图。一年零一个月的高山、野外生活,使他们更加领悟到开拓者的情趣;当今天子山上的一切变化,使他们更加理解到开拓者的价值。
1983年4月,桑植县委、县政府领导在听完天子山开发调查组的总结汇报之后,便下决心把开发天子山作为全县的一件大事来抓,并立即决定成立天子山开发指挥部。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张先文同志兼任指挥长,我任副指挥长,敬有权、刘自祥、张胜扬、陈俊礼为指挥部成员。县委、县政府交给指挥部的任务是通路、通电、通话;开辟简易游道,连通主要景点;速建简易接待站,速修招待所和宾馆;搞好植树造林,美化天子山顶。为了给指挥部创造完成任务的条件,桑植县委、县政府确定了“全县一盘棋,开发天子山”的指导思想,并于1983年5月,在天子山农场召开了全县各区区委书记、县直各部、委、办、局主要领导参加的“开发天子山座谈会”,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天子山开发指挥长张先文同志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会议,讲了开发天子山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认真听取了指挥部的汇报,共同审阅了天子山开发的蓝图,实地观赏了部分主要景点,开展了热烈地讨论。与会者一致表示积极拥护并大力支持天子山的迅速开发,有的表示愿意抽人,有的表示愿意出物,有的表示愿意拿钱。这次会议,是全县开发天子山的动员会,是开发天子山的起跑点。会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参与天子山开发的人们。会议之后,开发天子山所需要的人都来报到,所需要的物迅速运到工地,所需要的钱笔笔落实,为天子山基本建设的破土动工创造了条件,一个开发天子山的热潮就从这时掀起。
凿开绝壁,把汽车接上天子山顶。通往天子山的公路是从氽湖乡分水岭接线的,全长25公里。修路工程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从分水岭至黄龙泉,整修5公里,新修5公里,这段路要穿过2公里长的狭沟石壁,行走难、勘测难、施工更难。可是在测量、施工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想到开发天子山的前程美景,测量、施工中的一切艰难险阻,统统都被他们踩在脚下。线路测量技术人员唐世裔同志和指挥部陈俊礼同志带领几个民工,扛着测量花杆和仪器在石壁刺蓬中上上下下整整爬了三天,衣裤撕开了条条长口,脸上手上划破了道道红印,脚上磨起了个个血泡,但他们从不叫一声苦。他们白天攀石壁,晚上绘图纸,夜以继日,一股劲地干,解决了石壁勘测中的道道难题,艰难的测量任务的完成,可算是首战告捷。在施工图纸拿出之后,便立即成立了公路指挥部,瑞塔铺区老区长杨万才亲自带领氽湖、空壳树等乡村的民工上马开工。后来,我虽兼公路指挥部的指挥长,但实际施工安排都是陈俊礼、张连森、尚立贵他们承担。为迅速凿通石壁,他们精心挑选了5个攻坚施工队伍,专啃2公里的“硬骨头”,最艰巨的一段顽石绝壁,由五里桥乡王承化施工队承担。为了施工进展迅速而顺利,指挥部的几位同志白天与民工攀登绝壁,晚上与民工促膝谈心,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半年的工地生活,他们尝够了施工中的酸、甜、苦、辣,但他们从来也不叫一声苦。石壁凿通之后,他们的心中都产生一种开路先锋的自豪感。
第二段是从黄龙泉到石家檐的15公里。新修这段路的总指挥是年近花甲的县委常委、县人大主任黎子泽同志,负责勘测设计及施工现场技术指导的是临近退休的交通局长陈子明同志和老技术员毛振军、邓永恒同志。这段路在勘测设计的过程中,为了避难避险曾经三次修改,但由于地势险要,地形复杂,最后确定的线路仍然要通过两道岩门,穿过五道险关。施工从1983年秋天开始到1984年9月为止,整整干了一年时间,天子山的春天和秋天,仍有冬季的寒味,特别是在雾雨濛濛之日,更是寒风刺骨,雾雨浸人。天子山的隆冬季节,多是冰雪封山的日子。在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施工,更增加了施工的难度。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按时通车,在那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不仅没有停工,而且是夜以继日。特别是黎子泽和陈子明这两位老将,寒冬顶风冒雪,盛夏
不怕烈日,他们与民工一起,凿开一座又一座岩门,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关。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9月下旬全程竣工。在汽车开上山顶的时刻,天子山上的群众看到这两位老将头上的银丝,看到他们脸上的伤痕,无不为之感动,称他们是新时代的焦裕禄,是“天子山上的不老松”。
开通游路,把游客送到各个景点。为了方便游客观景,在1983年春夏,以张胜扬同志为首,新开了8条共35公里的游道,开放了38个景点:
第一条是从石家檐到月亮垭。宽1.2米,长2公里,连通了御笔峰、仙女献花、武士驯马、千层岩和月亮垭等5个景点,并与索溪峪的游道接通。
第二条是从石家檐到东天门。宽1米,长4公里,连接了岩门口、众将出征,东天门等3个景点,并与西海游道连通。
第三条是从石家檐到茶盘塔。宽1.5米,长10公里连通了白妃哭灵、石船出海、丹凤朝阳、十八将军、望帝台、神堂湾、情人幽会、龟栖洞、双合洞、一步难行、舌子岩等11个景点。
第四条是茶盘塔到仙人桥。宽1.5米,长2公里,连接了海螺峰、仙人桥、天子座、天子洞等4个景点。
第五条是从茶盘塔到土地凸。宽1.5米,长3公里,连接了猴子坡、凉风台两个景点,直通十里画廊公路。
第六条是从水迪凹经老屋场再到鸳鸯瀑。宽1.2米,长8公里,连通了天子峰、狮子凸、空中田园、团圆台、鸳鸯瀑5个景点,并与水绕四门的游道接通。
第七条是从黄龙泉到天池。宽1米,长5公里,连通了青龙沟、花桥塔、古堡遥列、黄龙泉源、将军岩、城墙岩、天池等七个景点。
第八条是从黄龙泉直上摩天峰,宽1米,长1公里,石级阶梯2000多级。
架设导线,把电输送到各个景区。天子山上,离县电网高压线有20多公里。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也只好土法上马,利用老掉牙的十几马力的柴油机,勉强发出四五个千瓦的电,照上几十个像萤火虫一样的电灯。为了适应天子山的开发,随着公路的竣工,县水电部门立即着手解决通电问题,局长佘绪凡等领导同志,亲自动员、组织、主动积极地承担架设输电线路任务,既出钱又出物,也出人。1984年10月1日,天子山公路通车的同时,县电网的电也输到了天子山上。
速建房舍,使上山的游客不愁食宿。随着张家界、索溪峪的开放和桑植县自身对天子山的宣传,从1982年下半年起,慕名而来天子山的游客与日增多。这些游客在没有接待站的情况下,只好寄宿农家,他们往往是白天看景欢欢喜喜,晚上食宿唉声叹气。有的说:“天子山不可不来,不可多来。”面对这种情况,指挥部下决心速建四处简易接待站,以解决游客的食宿之忧。
一是石家檐接待站,这是天子山的东门站,在资金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指挥部从相距十余里的黄河村买了两栋8间小木房,立在御笔峰和天女献花观景台之间,建筑面积仅200平方米;可接待30余人;另在御笔峰的北侧,新建了1栋5间砖木结构的住房,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可接待游客15人。从那时起,天子山的部分农民也在积极创造条件,接待游客。首当其冲的个体户是彭雪银,接待工作搞得最好的也是彭雪银,他们两夫妇以为游客服务为宗旨,把游人看成贵客嘉宾,相逢开口笑,说话暖人心,服务细周全,游客更称心。凡在天子山上住过彭雪银家的游客,无不翘起拇指赞扬,还有人冠以“天子山上阿庆嫂”的美称。
二是天子山农场接待站。这是山顶中心站,天子山农场的领导佘协交、张胜扬等同志,为了方便上天子山的游客,把办公用房和单身宿舍共12间200多平方米都让了出来,并购置了50多套床上用品,可接待游客50余人。
三是茶盘塔接待站。这是天子山的南门站,主要迎接来自十里画廊方向来的客人。这个接待站以天子山林站为主筹建,新建砖木结构房屋一栋,5间100平方米,可接待游客20人;改建房屋一栋,8间160平方米,并增添了卫生间,可接待游客20人。
四是黄龙泉接待站。这是天子山的北门站。这个站是指挥部与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联合修_的。先是建一栋木搂,还是县政府宿舍区内搬出的一栋旧房,;{经改造、修饰,成为天子山范围内比较漂亮的木板房,游客们很喜欢住。接着又新修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每间都是带卫生间的小套房。两栋房共计20间,300平方米,可接待游客50人。
植树造林,修饰绿化天子山顶。1958年前,天子山顶曾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由于“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的影响,毁掉了山上的大片森林。为了与天子山石林风景相称,迅速造林灭荒,桑植县委、县政府建立了天子山林站,抽调了刘自祥、张竞贵等同志到天子山安营扎寨,指挥植树造林。为了加快进度,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带领县直机关干部千余人上山造林。经过三年的努力,使用育林基金48万元,造林9000多亩。与此同时,农业部门积极投资营造经济林,建成水果基地200多亩。
加强宣传,扩大天子山的知名度。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和宣传发动,鼓舞了热心开发天子山的人们,引起了部分领导人的重视,激起了画家、摄影家的兴趣,迎来了部分海内外客人的观光。但是,从开发天子山的近况和远景来看,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扩大天子山的知名度,争取各方面的重视与支持,招徕更多海内外游客。为摄取宣传照片与各种资料,敬有权同志曾多次冒险攀石峰、下深谷、过险桥、钻石洞,拍下了很有特色的风景片;为宣扬天子山的美景,县委、县政府派敬有权等同志到吉首、长沙、广州、湛江、深圳、香港以及首都北京举办“天子山风光片展览”•,为招引更多的游客来天子山游览,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领导于1983年5月至6月邀请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来天子山拍摄风光电视片,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邓在军第二次登上天子山,精心指导摄片工作;为了争取省画家协会和省画报社的支持,邀请了80多名画家和摄影工作者到天子山绘画创作,省画家协会秘书长亲自督阵。省画报社摄影记者张文更是为宣传天子山费尽心力,长时间的离开长沙,居住在天子山。为争取各方面重视和支持,县委、县政府于1984年10月1日举办了大规模的“三庆”活动,邀请了省内外嘉宾500余人参加天子山通车典礼,并请他们到几个主要景点游览。
天子山初期开发的实践证明,没有正规的管理机构是远不适应深度开发工作的。为此,桑植县委、县政府在听取开发指挥部的汇报之后,于1983年10月决定成立天子山旅游管理局,任命肖家国同志为局长,敬有权同志为副局长。1986年3月,天子山管理局又根据旅游形势的发展需要和群众要求,向县人民政府呈送了《关于成立天子山镇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桑植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4月,向省、州民政局送了《关于成立桑植天子山镇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省、州民政局立即批准建立天子山镇人民政府,管辖4个村,44个村民小组,756户,3670人,总面积14万亩。与天子山管理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行政管理和旅游管理实行政企分开,单独核算。通过党代会、人代会选举,管理局党委书记谷志奇同志任镇党委书记,管理局长敬有权同志任副书记、镇长彭齐家为副书记,陈湘民、王承宗、黎兴年为副镇长,胡兴庭任人大主席。新的领导班子组建之后,天子山的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除了继续抓好基本建设之外,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吸引投资,进行深层次的开发之上。从1983年10月管理局建立以后,陆续与省内外一些部门和单位洽谈,先后有30多个部门和单位前来投资,总投资额为1300多万元。B卩:农业部门投资208万元,分别用于修建公路、营造经济林、修建招待所;林业部门投资近60万元,大部分用于造林,小部分用于修建接待站;水电部门投资近百万元,大部分用于修建宾馆,小部分用于电力建设;财政部门投资300万元,全部用于民贸局风云宾馆建设;省、州人民政府投资29万元,全部用于贺龙铜像;县人民政府投资近百万元,主要用于各项基本建设;广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100多万元,全部用于修建宾馆;水电师院投资200万元,全部用于培训中心;湘潭大学投资200万元以上,全部用于教学基地建设;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投资107万元,全部用于宾馆建设•,邮电部门投资近10万元,主要用于通讯建设。县直机关单位投资17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建设。以上各项建设,使天子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一个荒山野岭变成了热闹非凡的旅游胜地。
1982年3月至1983年4月,我被抽调到天子山风景区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初期开发工作。时间虽然过去了很久,但一提起它,便禁不住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缕情丝又把我牵回到十多年前……
1982年3月的一天,桑植县的领导通知我到县农垦公司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我到达会场的时候,人已到齐,共十多位。就在这里我见到一位从北京来的年轻人,经介绍,名叫郑芳南,是中央农牧渔业部的电影摄影师,为了拍摄天子山的物产和风光资源到天子山住了几天,昨天才下山进城。他年轻英俊,思维敏捷,口才甚好,他向大家放映一组天子山风光的幻灯照片,详细介绍了天子山的风光资源,建议县里尽快把它开发出来。他的话使在座的人无比振奋。当时,大庸张家界和慈利索溪峪都已先后开发,前来旅游的人成千上万,而与这两个风景区紧密相邻的天子山,却仍“养在深闺”,头上的“梦帕”(新娘头盖布)仍未揭去。当时,桑植县的领导已经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心理,郑芳南的话语成了一剂催化剂,增强了县领导开发天子山风景区的信心。
就在这个会上,县里作出了开发天子山风景区的决策。因为天子山是个农垦场,就把这项工作全权交给了县农委。不久,从县直机关抽调了彭龙章、唐世裔、敬有权、陈俊礼和我五个人组成开发组进驻天子山,进行第一期开发工作。彭龙章是当时的农委副主任、农业局局长,担任组长,主管全盘;唐世裔是林业工程师,还学过地质、地理,负责规划和设计;敬有权擅长摄影,负责图片宣传;陈俊礼是农业局干部,负责基本建设和后勤;我因为有一张破嘴和一支烂笔,负责文字宣传和指导游览;还有天子山农垦场场长张胜扬,他一方面参加开发组工作,一方面坚持场部行政事务,算半个开发成员。我们这五个半开发队员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匹半骏马。当时,县里交给我们任务有三条:一是对天子山的风光资源进行全面考察,给景点命名,并进行游览的全盘规划;二是对天子山的风光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争取尽快立户、立足;三是根据考察规划的结果,进行初步的旅游设施建设。因为当时县里的经济还比较困难,领导还加了一条指导原则,就是“穷上马、穷搞、穷开发”。就这样,我们五人没带一分公款,连草鞋也未发一双,就于当年四月上旬,踏上了去天子山的征途。记得去的那天,我们从咸池峪的白石下车,然后在荒凉的乡间小路上走了20里山路,还爬了一座高山,俦晚到黄龙泉时,已经饥渴难当,人困马乏。我们把各自带的冻得梆硬的两个馒头拿出来,一口馒头,一口泉水地充塞肚肠。我们知道今后的光景,一定比这更艰难,但也一定会迎来一个美好的春天。
到了天子山后,我们会合了那半匹骏马张胜扬。第二天,他带着一把畲刀(柴刀)引导我们开始了对景区、景点的考察和规划。天子山原名袁家界,古名天子山。它的四周擎天柱石林立,奇峰异石簇拥,主峰就从这奇峰异石中间拔地而起,宛如一枚巨大的香菇耸入云天,鹤立鸡群。可以说其本身就是石柱之王。它的本体虽为石柱,但顶上却是平地和丘陵,面积很宽,俗有“四十五里袁家界,浩激烟云天子山”的美称。它不仅拥有自己周围大约4万亩怪石遍布的石峰和幽深迷人的溪涧,当年“毕兹卡”(土家人)起义的文物遗址遗迹还到处可见。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这是天子山风光的特色,从而也成了我们考察、设计和开发的原则。我们沿着天子山的二台斩棘披荆,先后用了近半年时间,从西头出发,沿着回肠般的山道,由西向东对景区景点,进行全面的考察、命名和细致的设计、规划。
我们最先去的地方是七星山。天子山高,七星山更高。它从本来很高的天子山上拔地而起,耸入云天。我们踏着一条山间小径,几经回环,爬上了山顶。原来,这里是七根擎天巨柱托起的一块活土,七个环状布局的小山包,围住一片田地,方圆约百余亩,平整开阔。小坪前沿是一宽敞的垭口,从这里极目远望,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方圆百里之遥的神奇风光全部纳人眼底。坪的中心住着土家族老人彭辉钰一家。自这次考察来到他家,我们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当年,他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但鹤发童颜,精力健旺。他热情好客,谈吐尔雅,还有一点山里人的“野”。那天,他在火塘里煮上一锅天子山的腊肉,倒上一大碗天子山的包谷酒,热情宴请了我们。在飘溢的酒肉香气中,他侃侃而谈,向我们讲起了当年向王天子起义的故事……
在讲到向王天子临死时留下的“一把金钥匙,丢在七星岩,哪个捡到它,金锁银锁一齐开”的四句偈语时,他腼腆地对我们说:“我住的这个珀场(地方)不就是七星岩么?可惜就缺少一个七星老人了。”我们深知他的心情和用意,异口同声地说:“你不就是七星老人吗?”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开心。以后这位“巴普”(老爷爷)真的在他的名讳的前边冠以“七星老人”四字。七星老人是我们的义务顾问,为天子山的开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仅向王天子的故事他就向我们讲了四天四夜。如今一想到他,就止不住对他的怀念,对他的感激,他是为我们这五匹骏马加了一把最好的草料的人。
第二站,我们去了黄龙泉。黄龙泉坐落在天子山的西头,以泉水金黄显奇,一年四季,泉水不断,无论水涨水消,从不改变颜色。它从方圆约400亩面积的石峰之中喷薄而出,形成一条瀑布。然后又在石峰中绕过来绕过去,流入涧底。阳光下远远望去,犹如一条金龙,在石峰中时隐时现,时有时无,金光万道,闪烁耀眼。泉水在涧底流出不远,旁边窜出两条清溪,气势汹汹地向黄龙冲来,然后汇为一体,我们把它称为“三龙斗”。在这里我们将比较突岀的景观,分别命名为“黄龙泉”、“将军岩”、“三龙斗”、“黑耳檐”、“花轿岸”、“塔上寺”、“迎亲岩”、“藏刀峰”、“骆驼峰”等。
下一站,我们去了茶盘塔。茶盘塔的风景以富为著,以新逞强。在这块风景区内,无论奇峰异石、飞瀑流泉、山洞庙宇、珍禽奇树,样样都有。我们依次考察了老屋场、茶盘塔、双合洞、黑岩屋等景区,被命名的比较突出的景点有“鸳鸯瀑”、“天船渡海”、“瑶台赴会”、“天子主朝”、“空中田园”,“天子洞”、“双合洞”、“银泉洞”、“仙人桥”、“舌子岩”、“闺门洞开”、“双狮闹元宵”、“双望台”、“观灯台”、“赛歌楼台”等。其中“鸳鸯瀑”、“仙人桥”、“空中田园”堪称绝世奇观。
神堂湾风景区是我们去得最多,也最得意的地方。得意之处主要是它最具神秘的特色。为了充分挖掘其特色,我们在这儿曾经多次冒着危险探险。先后两次用三根木头搭在两处300米高的悬崖上通过,探得两座景象极佳的观景台;为了探明佛手岩的珍奇,我们用绳索吊下30余米的高崖,用锄头、铁钻在高约500余米的悬崖上凿出一个观景台来;为了探明神堂湾幽谷的一切,我们组织成八人探险队,靠意志和毅力登上了神堂湾的四级神堂,把一个千百年来无人涉足的处女地硬是开垦了出来。我们在神堂湾附近辗转了将近一个月,将周围的景观一个一个地探明,分别命名为“神堂台”、“御笔峰”、“香炉石”、“天女献花”、“鸣鼓台”、“石家檐”等。
就这样,我们在天子山勘定了七星山、黄龙泉、老屋场、茶盘塔、神堂湾、石家檐、东天门等7个景区,勘定了四处飞瀑、五处流泉、四个山洞、三座天桥、四座庙宇、84个观景台、140余处景点,并开辟了一条长达上5公里的傍山小道,把这些景区、景点都一个个串连起来,构成幽深而净美、神秘而漫远,五步一景,十步一观的环境。
为了使未来的游客既观赏到天子山优美的自然景观,又能领略到“毕兹卡”文化的独特风格,我们还搜集了关于向王天子的大量民间传说和故事,经过加工整理,共有62个,并分别将它们附在比较突出的景观上,让这些比较呆板的景观都一个个站立起来,给人以“活”的印象。在整理传说和故事时,我们一律摒弃味道不纯的外来品,全部用上与向王天子有关的材料,并且有意识地掺人土家族人的传统和风俗,造成独特的山水,独特的人文境地。比如老屋场的“鸳鸯瀑'本是两条形状不同、气势各异的瀑布,右边那条似出世蚊龙,声若惊雷,气势磅礴;左边那条似银粉轻洒,似飘渺烟云。对于这样一处幽美的自然景观,我们附以《腊凤沐浴》的故事:相传当年这里只有一条小溪,并无瀑布,有一次向王天子的妹妹腊凤小姐征战归来正在这里沐浴,恰巧年轻的将军田武从这里经过,腊凤慌忙躲人林中,将一条洁白的轻纱丢落在这里,后来便化为瀑布。又如“双合洞”,原本是一个很大很深的山洞,洞里泉水潺潺,日夜不息。洞的里边又有一左一右两个洞口:左边是一个干洞,进人不到20米就有一宽广的平台,然后向里延伸,深不可测。洞顶上又有平顶一块,隐约可见“天下太平”的字样;右边是一个水洞,顺水稍进几步,可见一个深而广大的水潭,洞里的涓涓流水,叮当有声。人静时,可以听到似锣鼓频敲、悠悠笙歌的声音,既柔和又粗犷,既清晰又遥远。无论干洞或水洞,各种形状的钟乳石高挂,形成洞中石林。为了使这处景观更美妙,更生动,我们附以《洞房花烛》的故事:据说当年腊凤小姐住干洞,田武住在水洞。那时,前面大洞的正中有一层坚厚的石壁相间,二洞互不相通。自从那回沐浴巧遇,以后在仙人桥以歌订情,互相产生爱情,结下美好姻缘。新婚那天,他们双双动手推倒了中间的石壁,使二洞成为一洞,向王天子为他们亲手写下“天下太平”四字挂在洞中,并用土家族的“舍巴日”、“打溜子”(打击乐器)、“咚咚喹”(吹管乐器)等方式进行祝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们双双战死,可惜人去洞空,却留弦歌空弹。再如“黄龙泉”,我们便附以《三龙相斗》的故事:说是向王天子战败后跳下了神堂湾,而辅佐他的黄龙真人避进黄龙洞里,每遇雨后天晴,就架起一道虹桥去神堂湾议事。他坚持同官兵作战,黄龙泉水就是他的化身。这股黄泉流出不远,便有两条清溪从两边窜出,这里就是他们战斗最激烈的战场。通过这样的处理,让人们在畅饮天子山自然风光美酒的同时,又品尝到天子山人文景观的蜜糖。
为了彻底弄清天子山的全部风光资源,我们这五匹半骏马在天子山日夜驰骋,差不多跑遍了天子山的各个角落,拥抱过每一座石峰。后来,我们还钻进浩瀚的林海,探察了各种古树奇花;在深沟幽谷之中,品尝了各种动物的曼舞欢歌;并在各个角落弄清了天子山的各种物产资源。我们就是用“穷搞,穷开发”的精神,在天子山这块处女地上开垦出一片土地,耕耘出最初的一犁又一犁。
我们是很幸运的人,我们最早按住了天子山的脉搏,最早享受了天子山的美丽。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天子山美的信息传往四面八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天子山工作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宣传天子山,我们主要抓住了两条:一是争取得到有关部门的承认,立住脚跟;二是向社会各方面宣传天子山的美,使千千万万的游人由各方面向天子山走来。1982年5月下旬,我们留下年老体弱的组长彭龙章在天子山坚持,我与敬有权、唐世裔、陈俊礼四人便去了长沙和北京。我们带去了两件东西:一件是敬有权拍摄的一本天子风光照片,一件是由我写的一篇《深闺深处景更奇》的文章。照片和文章互相配合,全面概揽了天子山的风光资料。5月22日,我们到了长沙。在长沙活动了几天,然后又决定唐世裔和陈俊礼留在长沙,我和敬有权专程上北京,分别执行汇报任务。我和敬有权于5月28日到达北京,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在那里,我们会见了《贺龙传》编写组的朱泽云。朱原是桑植县委宣传部长,我们是要好的朋友。他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为我们出谋划策,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以后若干年内,他那儿实际成了天子山的宣传中心,成了有关天子山的信息中转站,他本人也成了开发天子山的重要台柱子。其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争取天子山立户,我们于6月4日上午到了国家旅游局,总局规划处的负责同志郭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肯定了天子山风光的旅游价值,明确告诉我们,天子山可以纳入全国旅游规划,并要湖南省旅游局纳入张家界风景区统一规划,全盘实施。但他也向我们明确指出:“你们目前的任务是两件事:第一要把慕名而至的游人接待好,让他们有吃的有住的,•第二是尽快抓建设,逐步具备旅游条件。”郭治同志说话十分坦率,把我们从天子山带去的忐忑不安一下化为乌有。
6月11日,我和敬有权回到长沙。12日省外事办主任、旅游局长杨山在湘江宾馆约见了我们。当时杨局长有病正在住医院,听说我们来了,特地带病接见。他详细地看了天子山的全部照片和材料,看了我们带回的中央有关单位领导的谈话记录,自始至终兴高采烈,兴致勃勃。他说:“你们有积极性,我们更有积极性,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13日他又来到我们的住处,明确表示:经请示孙国治副省长同意,决定把张家界、天子山、索溪峪纳入全省的统一规划,要开大庸、桑植、慈利三个门户,要把这块地方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旅游区。他还说,省里最近要召开一个会议,请建设、旅游、林业、农业、交通、文化等单位领导参加,把这个设想正式确定下来。这个会后来正式开了。不久,杨山局长亲自到天子山考察了三天,正式为天子山立了户。他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至此蒙在天子山的那块“蒙帕”终于被揭开,在广阔无垠的旅游天地里,天子山得到了它的一席之地。
天子山,当时叫袁家界农垦场。为了求得主管部门的支持,我们在北京期间,还于6月2日上午特地到了国家农牧渔业部。农牧渔业部也像国家旅游总局一样,对我们这两位山里人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为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该部和所属各处的负责人,其规格之高,参加人数之多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这个接见会上我们又见到了郑芳南,在向部领导汇报时,小郑的宣传比我们还积极。他一边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地讲述天子山的发展潜力,一边拿出那组幻灯片放映,让大家领略天子山风光的美丽。他的表演不仅感动了众多的领导同志,也使我们这些天子山人喜泪盈盈。农牧渔业部的领导同志为拥有天子山而非常骄傲,并慷慨地答应从扶植天子山农垦场的经济和生产出发,给天子山以特殊的优待,可以帮助修点公路,搞些其他的基本建设。后来,我们回到长沙,省农业厅的主要领导特地找到了我们,再一次重申了农牧渔业部的上述意图,并且表示了对开发天子山的极大决心。
在北京和长沙期间,我们还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北京的10多天时间内,我们先后拜见了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女儿贺晓明,大女儿贺捷生和女婿李振军,桑植籍的老将军朱少田、钟典三,以及中国图片社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陈勃。回到长沙后我们又与湖南画报社《旅游》杂志和《旅游报》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支持。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薛明同志一家、黄翔先生、张文先生和刘汉先生,他们在天子山初期宣传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到薛明同志家去是5月30日下午,一见到我们带去的天子山风光照片,晓明就对薛明说:“您看,我们家乡多美啊!”薛明同志自豪地说:“这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薛明还说:“这是国家的财富,要很好地宣传,要拍照片,写文章,拍电影、电视扩大影响;要请一些画家、摄影家、诗人、作家等名家去帮助宣传。”她还要去了我们带的那本照片和那篇文章,说:“来了老同志,来了客人,我要向他们宣传,多让人知道我们的天子山。”薛明这么说,后来也这么做了。凡是来她家的人她都要宣传一番。从她这儿,许多老同志,许多中央领导,比如廖汉生、王震、叶剑英等以至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都知道桑植有座美丽的天子山。后来,她们还动员了一批摄影家、画家.、电影电视工作者、诗人、作家到天子山来,对宣传天子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黄翔先生是第一个到天子山来的摄影家。当时他已70高龄,为了拍摄天子山的风光照片,不远千里慕名而来,风风火火,兴致极高。但当时上天子山要在荆棘丛生的10公里路上攀爬三四个小时,这对他来说无疑等于上蜀道。为了满足这位老人的愿望,为了扩大对天子山的宣传,我们硬是扎了一乘轿子将他抬了上去,然后又抬了下来。在山上摄影时,我们专门派人扶着他走,抬着他行。他拍摄的照片既多又好,后来都传扬出去了,遍及大江南北,有的还飞出中国,传到了世界各地。
我们停留在长沙期间,还与湖南画报社挂上了钩,并在这里会见了著名摄影家张文。张文先生曾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担任摄影记者,他和他的照片曾得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高度评价。张文对天子山早就跃跃欲试,当我们邀请他上天子山时,他竟连同家小一起到天子山安家落户住了三年。在那片原始处女地上,他充当了一名最早的开发工。为了宣传天子山,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一方面在《湖南画报》上发了整整一版;一方面在广州、香港等地举办展览,把天子山的美丽和博大传扬到国外。他还与刘汉一起邀集一批摄影家、美术家在天子山筹办了武陵源摄影美术学院,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无以数计的摄影家、美术家到天子山来。刘汉先生是著名的画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当时,他一方面在武陵源摄影美术学院主教,一方面写生作画,一住就是一年。他的画清新淡雅,妙笔传神,把一幅幅天子山的美景传到了世界各地。
就在这时,我的拙作《风景明珠天子山》、《龟纹石》和《深闺深处景更奇》也先后在《旅游》杂志和《旅游报》上发表,并在广播电台播出。
上述这些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报,紧闭着的山门开始启开。1982年6、7月以后,到天子山来的旅客与日倶增,到年底已经达到1万多人。只要金鸡三唱,倚门远眺,你就可以看到天子山那一座座观景台上,那一片片峰林之中已有穿红着绿的男女在游览。
为了扩大对天子山的宣传,为了使宣传工作多层次地开展,并能产生一种辐射,从这时起我便兼起了导游的责任。在担任导游期间,我从天子山农场选用了三名青年,如向继耀、张清平等进行初步培训,担任一般游客的引导;而我则偏重于引导重点团队,把宣传和汇报兼顾进行。在天子山期间,我们共引导过游客近2万人,我则引导团队20余个,印象最深的有三次。
1982年6月,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总导演邓在军和舞蹈家张曼如,在湘西自治州文化局局长杨永鉴的陪同下来到天子山。杨永鉴是我的老领导,邓在军和张曼如又非常随和,我们一见如故,相处得特好。她们在天子山住了七天,都由我陪同导游。我引导他们到了每一个风景区,一些重要的景点全部向她们开放。我还引导她们看过天子山的日出和云海,我一路讲着向王天子的故事,并且讲得十分动情。为此,她们常常戏称我为“土司王”。我们每天都要走〗0多里路程,几乎形影不离。邓在军和张曼如都是女同胞,我还得随时照护她们的安全。一次,我们在神堂台上游览,面对神堂湾幽谷的神秘,邓在军差不多忘了自己,一举足差点掉下300余米的悬崖,我一把将她拉住。结果自己的裤管却挂在一个树桩上,撕裂到了臀部,成了一面破旗。那次上山我穿了我爱人的一件大红毛裤,走路时布片一飞一翻,真容全部露出,成了他们调侃的内容。晚上,我们回到住地,邓在军跑到我屋里来,她手里拿着一口针,对我说:“土司王,把你的旗子补一下吧!”她说得十分恳切,表情极为感人。我拒绝了她的好意,并马上打电话要我爱人迅速带一条裤子来。打完电话,邓在军叫我在她们那儿坐一阵,流露出一片感激之情。我在心里说:“这个北京人还有点良心!”在这儿,杨局长告诉我一个秘密,原来邓在军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张曼如是歌唱家胡松华的夫人。邓在军要我不要再叫她“邓导”,就叫“大姐”,并说:“我为有个土司王老弟很自豪。”从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后我三次到北京她都请我到她家作客,她和她女儿亲手为我做菜,她爱人周尔军总陪伴着我,讲起周总理的许多许多动人的故事。
邓在军、张曼如在天子山期间,深为天子山风光的美丽所动,时时沉醉在兴奋之中。她们拟定要在天子山拍摄一部风光片,以扩大对天子山的宣传。1982年6月,她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摄制组进行了拍摄,以后又在全国文艺界、电视界广为宣传,向各方面传递美的信息,送来了一批批游人,她还为天子山奔走呼号,筹集开发经费,付出了很多心血。
1982年8月,文化部民族文化司的孙永武带中央乐团主要乐手和主要演员共20余人来到天子山,仍由我陪同。他们到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游神堂湾风景点。在半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教他们就地找山洞避雨。这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事后知道他们在这种破天荒的游览中品尝到人生第一大乐趣,焕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可名状的情感。当天晚上,他们要求住在农家,并要充分体现土家族的民俗风情。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便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向天湾生产队的四个土家族农户家中食宿。他们对在火塘炖和菜(大杂烩),边吃饭、边烤火、边聊天的土家人生活和土家族的各种应用物件,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户家中摆有一架仿古雕花的“八部牙床”,他们争着去睡,女同胞还争着在床上坐一回。他们的这些举动,使我受到一种启示,原来人们除了对自然美的追求而外,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人文美。后来乐团的艺术家们特地找我谈了他们的意见:“任何一个风景区,自然美是不可少的,但只是一条腿,还需要人文景观去补充,算是另一条腿,这才是完美的。”这个启示很重要,后来,我们曾经有过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馆和建立向天湾露天博物馆的构想,可惜这个构想至今仍未能变成现实。
这一年的10月,我还接待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参观团,就是中国农牧渔业部中国农工商总公司考察团。这个团以副经理郭书田为首和各有关处长共30多人,郑芳南也在其中。陪同前来的有省农业厅、湘'西自治州和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来天子山有双重任务:一是考察;二是会商开发天子山的方案。这个团的大多数成员,我5月在北京时就见过面,又加上有郑芳南同来,彼此都很随便,郑一方面拍电影,一方面给我们出主意。根据他的主意,我在导游中除了介绍风光而外,主要在开发潜力上大动唇舌,尽力描绘天子山美好的蓝图。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得到报答,第二天晚上,中央、省、州、县的领导在向天湾生产队队部达成了开发天子山的协议,并答应由中国农工商总公司和省农业厅挤出一笔钱来尽快上马。方案虽是意向性的,但对当时“穷搞、穷开发”的我们,是一种多么大的鼓舞和鞭策啊!
在天子山,我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如张文、刘汉、邓在军、张曼如、凌子风、孙永武、郭书田、郑芳南、黄宗江、汪曾祺、王树芳、付学斌等都成为知己。他们为天子山的宣传和开发都付出过努力,至今我对他们仍充满留恋,充满感激之情。
我们初上天子山时,那里是一片广漠的原野,在美丽的擎天石峰之下,全是荆棘丛生的荒原,仅有几条羊肠小道可通,从白石到天子山约10公里路全靠“11号汽车”上下,我们这些山里人走一次都十分吃力,别说前来旅游的娇男弱女了。我们当时就在天子山农垦场场部的六间卵石墙房子里,靠棉衣、被褥来抵御风寒。晚上就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议事、谈天,然后呼呼一觉睡去,直到第二天黎明的到来。茶盘塔当时修了一栋卵石墙壁的牛栏,有时考察晚了回不来,我们就在那儿以月亮为灯,安眠就寝。慕名前来的游人有的在民家食宿,有的就和我们一起在牛栏里同眠。山上因天气寒冷,种不出菜来,我们常常上山采摘各种野菜及木耳、香菇,和着天子山的包谷饭充饥。天子山方圆约30公里,根本没有道径,我们就靠双足在那里踩出一条路来。
开发天子山需要资金,而当时县里财力有限,我们只好求助于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1982年12月中旬,桑植县县长刘光林和我便又一次上了北京。16日,我们到了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里为我们的到来又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赵凡副部长及各有关处长、工会、公司的负责同志共12人。在这个会议上,农牧渔业部的领导都表明了开发天子山的意图和决心,并指定由郭书田副总经理牵头帮助解决经费。当时郭副经理正在广西主持一个会议,约要10天方可返回北京。于是,我们便在北京等候。
在北京期间,我又会到了郑芳南。在交谈中得知,他从天子山回到北京后,一直用放电影、放幻灯的形式向驻京农垦系统的各个单位宣传天子山,并到好几个省区的大农垦场传递过天子山美的信息。他还多次向领导同志汇报,为开发天子山筹措经费。为了开辟更多更大的财路,12月17日,我同刘光林和郑芳南又去拜会了邓在军。我们到达她家时,邓在军夫妇为我们办了一席家宴,集全国12个省的风味为一桌,共12盘。她还邀了几位在北京的朋友同我们一起吃饭。后来我才知道她邀的这些宾朋基本上都是请来为天子山的开发出力的。这次宴会,为以后上京求援作了较好的铺垫。临走时,邓在军送给我们每人一只金笔,还把我们送了很远,分手时她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天子山开发出来,建设好,只要奠好基,不愁通天路修不成!
12月25日,郭书田副总经理从广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单独约见了我,明确说明时间已到年终,公司钱已不多,但可以支持20万元,并由省农业厅帮助贷款10万元,先把白石到天子山的公路修好。至于以后的开发,等来年再作安排。第二天,刘光林和我到农工商总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后来,我们就用这笔为数甚少的经费将白石至天子山山顶的公路修通了,开春后还买了一台小吉普车,买汽车时,我已离开了天子山,小车也没坐上一回,心里有一点点遗憾。但我一看到这台车子在新修的公路上欢快地奔驰时,却也有几分自豪。
县里虽然很穷,但为了天子山的开发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了解决天子山的照明问题,开始购置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供农场本部食宿的游人照明。后来拨出几十万元的专款,从20公里外的咸池峪向天子山架设了高压电线,将电送上了天子山,然后又送到石家檐、向天湾、茶盘塔、老屋场、七星山等风景点。自此,天子山繁星点点,一片光明。
为了解决游人食宿问题,县里还拨款维修了农场本部的六间岩房,正式辟为游客的接待站;还在石家檐修建了一栋土家吊脚楼,架设了钢丝活动床,配备了服务员、接待员,正式成立了接待站。为了节省资金,我们在茶盘塔改造了那一栋牛栏。我们把牛栏污秽全部清除,全面消毒,重新粉刷,重新翻盖,并安装了泡塑天花板,辟为正式的接待站。我想过在这栋牛栏里住过的游人一定不少,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一栋牛栏。如今见到我的文章披露真情后,心里一定充满苦涩,充满悔恨,甚至要骂娘。但请你们相信我们在当时也曾认为用牛栏接待客人有失体统,于人不尊,可也是情不得己。好在我们五匹骏马是第一个住进去的,最早做牛的已是我们自己。“俯首甘为孺子牛”,却也意味深长。•
除此而外,天子山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为游人开辟一条游览的道路来。天子山七大风景区,绵亘60余里。景区之间,有荆棘,有天险,互不相通。要开通这条通道,无疑需要付出血与汗的代价。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那半匹骏马张胜扬和他的同事们。张胜扬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当时他已年过50,但却顽强地保持住劳动者的本色。他差不多每天都随我们出门,肩上扛一把働头,身挎一把柴刀,还为我们背上做午饭的面条、油、盐之类。我们考察时,他在前面带路开道,常常只穿一条短裤,腰缠一条汗巾在前面披荆斩棘,挖挖填填。每天中午,他为我们做好午饭后,又在那里砍呀挖的,始终难得见到他有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天子山景区辗转了三个多月,他就这么砍砍挖挖了三个多月,终于沿着天子山的二台,开出了一条长达60余里的小道来。张胜扬能吃苦耐劳。曾多次负伤流血,但从未叫过一声苦。有一次,他在开辟道路时不幸跌倒,身上挂满了口子,鲜血直流,许多刺深深地扎入肌肤内,拔不出来。晚上回到家里,点上灯,由他的儿子给他用针拨,银针挑进肉内很深,他一边皱着眉咬着牙,一面命令儿子使劲。那场面,那情景,至今在我的心底铭留,每每想到这里,都止不住要激动一番。张胜扬已退休,但仍留在天子山上。前年我在天子山再见到他谈起那事时,他哈哈大笑,觉得极美极甜。他说:“那时奠了几块基石,现在修成了一条通天大道,值得。”看得出他对那段艰苦的生活毫不怨恨,心里全是一片阳光。
此外还有向继耀、张小平,他们都是农场工人,又都是青年。我们在天子山工作期间,他俩总是跟随着我们,护卫着我们。为护卫我们曾多次跨过高约百米的仙人桥,钻过双合洞、银泉洞、高才洞、黄龙洞、天王洞,还冒着危险闯了一次神堂湾,攀了一次东天门。每天都是他们为我们料理好饭菜,中午还在野外为我们做可口的午饭。可以说,他俩为我们的生活和安全费尽了心血,也为天子山的开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现在,该说说我们的老组长彭龙章了。老彭当时年近60,身体较差。他虽然常常气喘吁吁,举步维艰,但他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他随我们爬山,随我们钻洞,同我们一起披荆斩棘。尤其难得的是,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却总是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安排食宿,切实地保证我们的安全,有空就和我们谈心,把我们捏成一个十分团结的集体。他常常夸赞我们是“马儿不吃草,却又跑得好”,也常常称赞我们是“天子山的开山神”。
1983年,天子山的杜鹃花开了,大地一片盎然春色。就在这美好的时节,彭龙章、唐世裔、陈俊礼和我各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后来彭龙章退休了,唐世裔调往湘西自治州,陈俊礼回到农业局,我仍回到文化局,一边继续着我的考古工作,一边回味着天子山开发初期那段难忘的生活。
乌龙寨景点的开发是1992年初由原中湖乡党委书记张子龙、乡长黎兴年倡导,在市委常委兼区工委书记邓德芳同志、区长卢建国同志的同意和支持下进行的。8月160-17日,区工委、区政府召开处级干部及委、办、局负责同志共50余人参加的中湖现场办公会议,原则同意乡党委和乡政府关于开发杨家界的建设方案。会后中湖乡立即行动,自筹资金,修了几条简易游道。当时由于资金的困难,设施简易,且与张家界管理处的袁家界水、电、邮路不通,故开发了还是见不到明显成效。1994年,区委区政府得知团省委有投资意向,为了引进资金,一度安排团区委负责开发杨家界,责任人是当时团区委书记黎飞跃。1995年3月,区委又将此项任务分配给当时分管党群的李建民副书记。第三届森保节期间,经市长助理李彪同志介绍,长沙天胜进出口公司的罗经理应邀对杨家界的黑龙寨进行考察。我当时正在承担修建香港江可伯先生捐资的瑞英径游道,区长陈初毅同志通知我和原中湖乡党委书记吴扬琼同志陪同,上午看现场,下午赶到祥龙国际酒店,陈初毅同志也来了,我们一起谈。意向谈妥,天胜公司同意投资150万元进行开发,李彪同志提出将黑龙寨更名为“乌龙寨”,在招商洽谈会上,区政府与天胜公司签定了合同。后来由于李彪同志工作变动,天胜公司投资意向改变,合作中断。针对这种情况,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5月30日召开区长办公会议,决定由区政府自己开发,并委托我具体组织。会议决定第一期项目总投资34.6万元,建设内容有商店、餐馆、茶室、制作、住房、游道安全设施等,资金来源计划部门已到位20万元,不足部分政府自筹解决。分别由陈初毅与区长助理张子龙负责,并成立了有关部门参加的开发领导小组。同年区委在处级干部分工中,将此事正式安排由我负责并在政府大厅中出榜公布^1996年8月乌龙寨开发正式启动。中湖乡安排两名同志配合(即熊廷发、张玉胜),在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于1996年农历十二月,原计划的工程基本完成。
乌龙寨开发建设第一期工程按原计划在1996年11月底基本完成,但原计划投资的34.6万元,只拨付7万元,政府与财政已无法再拨款了,当时又快到春节,讨账者不断,针对这种情况,区政府又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将乌龙寨委托给区政协开发建设,并明确所有权属于区政府,经营权交区政协,区政府不负担建设期间和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政府过去投资的以工代赈资金7万元用于该项目。并承诺再调3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乌龙寨景点在经营期间除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外,每年付给中湖乡野鸡铺村资源保护费1_元,每年上缴区财政5000元,以偿还政府先前投人,就这样,区政协接受了经营权。
乌龙寨自开发建设以来,由于地理环境差、交通不便、引水困难、运转资金不足,施工队伍相互打听、观望,积极性不高。开发领导小组根据上述情况,提出了四个同步的建设方案,即游道、安全设施与经营景点建设同步;通公路与通水、通电、通邮建设同步;利用农闲廉价劳动力与加快建设、降低成本同步;建设中扩大宣传与扩展经营同步。由于指导思想对路,第一期开发领导小组成员李培登、熊廷发、张业盛与原区政协秘书长官竹清、办公室副主任田家顺同志一道与张念银签定了修建乌龙寨土家吊脚楼餐馆的合同;与张应岩签定了修建通水、通电、通邮的合同;与赵维一、杜明球签定了修公路的合同;与熊正林等民工签定了修建游道的合同;与李明忠签定了修建安全设施的合同;与李明忠签定垫资架设索桥给一年经营权的合同。接着又与区林业局联系木材指标,与中湖乡政府野鸡铺村南竹湾组签定就地购买木材合同,与宋有福签定修建茶馆的合同。当时八支基建队伍近100民工,在乌龙寨工地全面动工了。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与进度,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开发小组成员分工负责,各执其事。我负责全面,具体负责吊脚楼,并负责整个工程资金组织到位;熊廷发负责安全设施、索桥和木材供应;张远胜负责游道和保护;原政协副主席彭齐家负责公路、通水、通电。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熊廷发、张远胜每天都上上下下从八里坡往返一次,我与彭齐家每次都从水绕四门步行上山。建设期间每人上上下下不少于50次。彭齐家副主席在坚持修公路和通水、通电建设中,天下大雪,每天步行几十里,下山后还患了一场大病,近一个月才得以康复。李明忠在修索桥和安全设施建设中,寒冷的冬天,每天晚上与一条狗在山上睡。由于同志们和民工的共同努力,1995年12月21日,第一期工程全部竣工,吊脚楼修成了;路、水、电、邮通了•,游道、索桥和茶馆都建成了。但是我们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即工程竣工后要兑现工程款,民工要钱过年。开工前我们承诺,没有钱付,到政协过年。现在怎么办?政府原承诺的资金不能到位,区政协只得到一个经营权,而无资金。在此情况下,我们经过认真研究,作出两条应急措施:第一,先将政协自有的流动资金全部拿出来,先支付民工工程款,以解燃眉之急;第二,将乌龙寨建成的经营设施能承包出让的全部出让,出让年份三年,承包款必须一次性交清。大家思想统一了,先不发工资也要给民工付工程款。就这样,我们带着从各方面筹集的10多万元资金,到工地付清了全部工程款和南竹湾村民的木材款以安定民工情绪。民工高兴地说,还是政协讲信用,我们虽然少得一点,但得的是现款。这一方打发好了,可政协干部职工的工资未发,家里有妻室儿女要吃饭,有的还要回家看望父母,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发工资,作为我当主席的真对不起一年跟我辛勤工作的同志。于是我们将乌龙寨的餐馆、茶馆承包出去。不久有几家前来报名,要求承包,我们采取抓阄办法,结果餐馆由罗振跃抓得了,于第二天中午向政协交清了12万元的承包款,吴献忠交清了茶馆的三年承包款3.3万元。一下收得了15.3万元。由于采取借鸡生蛋这—经营方式,政协的资金困难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工资发了。除此之外,在建设时除给熊廷发、张远胜每月补助200元生活费外,政协的同志每天只补出勤费5元,其它未给任何补助。由于坚持艰苦创业,我们在接受乌龙寨建设任务后渡过了第一道难关。
乌龙寨在开发建设中,因采取了非常实在和灵活的经营方式,资金上没有负债,经营形势看好。但从经营上看,作为乌龙寨景点建设还不够理想,还不具独特风格,游客对我们建议,导游给我们建议,去过乌龙寨的领导们特别是市政协组织四区县现场办公会,各区县政协领导们都给我们建议,还要求我们配套、完善。于是我们又开始规划配套、完善方案。在筹备第二阶段方案时,我们考虑的是先请专家和有关职能部门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再建98设。于是我们请了永定区规划设计院、武陵源区建委设计室、区国土局测绘队,由我和区政协刘启东副主席带队,与市建委园林科科长彭林,区建委主任陈湘民、区建委规划办主任瞿兰兵,区环保局副局长毛万福于1998年6月3日去浏阳大围山考察。6月16日请区国土局进行勘测,7月1日请永定区设计院刘工到现场进行规划、设计。设计后将图纸交秦周文副区长、汪业元区长、李本泳书记逐级审查。审查同意后,由区建委签署同意上报意见。8月23日又请市建委王国稳副主任、彭林科长到现场审查,审查认为原定的森林小木屋十栋要砍掉,其余土家风情展示馆、职工宿舍、土家文化展示厅、安全设施等,要进一步完善,并改修一条回头路,增设两个休息点。配套、完善方案确立后,区政协机关开会研究决定又由我具体负责,开始实施第二期工程。我与刘启东、张程孝、田家顺等同志在现场与李明忠签定配套安全设施合同,与王珍煜签定展示厅合同,与张应岩签定职工宿舍合同,与赵春林签定做伞合同,与赵维一签定公路加宽和污水处理合同等,这样第二期工程又动工了。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整个乌龙寨共投资60多万元,目前初具规模,以土、特、新、奇的面目展示在游人面前。可以说乌龙寨的建设是注重了保护和环境管理的,不当砍的树一根未砍,不当打的岩一块未打。与其他风景点比较,还是较为规范的。目前就业人员有20人,每年为政协创收14万元。政协还为他们制定了员工守则和公约,各项工作开始步人正轨。民族和文化展示厅的展出,将为乌龙寨增加土、特、新、奇的内涵。
乌龙寨第二期建设基本完成,但管理经营必须跟上,否则会前功尽弃。经研究,其经营性质,为委托经营,其管理形式,政协牵头,经营户自我管理,公共费用按受益大小分摊,谁服务谁收费。
根据这一原则,成立乌龙寨管理小组:组长由区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欧汉忠担任,副组长由姜自兵(餐馆老板)、李明忠(门票站负责)、吴献忠(茶馆老板)、陈生祥(展厅负责人)担任,成员有陈克成(清洁工)、粟学礼。整个景区在政协党组领导下进行各项活动,行使各项管理权,全权处理各类事项。同时各经营户还必须接受中湖乡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杨家界景区管理办和区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和指导,按照政策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对管理小组成员,执行以奖代酬,副组长每月每人10元,成员每月每人5元,一季度发一次,达标发,未达标不发。他们的责任是:对乌龙寨管理公约实施管理监督,全权负责,每月集中定期和不定期督促一次,然后由组长进行讲评,实行奖罚兑现。
乌龙寨投资开k建设以来,各年度收人情况是:
1997年,餐馆收人4万元,茶馆1.1万元,门票0.1万元,合计5.2万元。
1998年,餐馆4万元,茶馆1.1万元,门票5万元,其他0.5万元,合计10.6万元。
1999年,餐馆4万元,茶馆1.1万元,门票6万元,展厅1.5万元,采石耳表演0.45万元,其他1万元,合计14.05万元。
九天洞的发现,我前后花了整整8年时间。
1980年4月,我从广东省公安厅回故乡桑植县公安局工作。自5月到12月,我利用星期天和进洞搜査被盗枪支之机,考察了四望山和西界两条山脉的15个溶洞。其中最好的景观——岩登坡的观音洞、西界黄金塔的溶洞群、土公泉,但都不如桂林的芦笛岩。
1981年1月至1983年6月,我又考察了南岔、打鼓泉、岩屋口等乡境内的25个溶洞。其中岩屋口的犀牛洞虽然很美,但同芦笛岩比,也只在伯仲之间。
1983年8月至1984年4月,我在预审股工作,又考察了天子山、八大公山、五道水等地的5个山洞,洞景都使人扫兴。5月以后,我调澧源镇派出所和执法队工作,又借机考察了赤溪乡叶家湾的城墙洞、双龙洞、硝洞和张家洞。硝洞的景观特别好,但破坏严重。只有双龙洞可与芦笛岩媲美。
1985年2月,我调利福塔乡管宣传、统战,兼司法工作。从这年3月到次年9月,我考察了350个洞(该乡共有大小山洞480个)。其中有18个洞在七星岩之上,洞景不让芦笛岩。1985年11月,乘外出之机,特意到被誉为国宝的地下明珠黄龙洞考察比较,观看后,觉得利福塔的这18个洞都在黄龙洞之下。
1987年2月,我负责利福塔乡的村镇规划。借此东风,将风浪溪规划为风景区。5月23日,将景区规划说明书呈报县规划办,县旅游部门、县政府和县委会。但由于景区破坏较大,未引起领导重视。于是下决心,一定要在这风浪溪群山之中探出一个可与黄龙洞比美的“洞王”来。因此在这里我又探了9个溶洞、15个岩屋。’1987年6月25日终于将目光投向了九天洞。
1987年6月26日清晨,我背着准备好的鸡蛋糕、葵花籽、25支蜡烛、3只手电筒、20个电珠泡、自己配制的蛇药、跌打药、解毒丸、3根棕绳,一根长50米、直径5厘米的粗麻绳,一把40厘米长的短剑,疾步一小时,到达利福塔乡水洞村长岭头张启传的家里。张伯正在洗脸,亲热地说:“王同志你早,今天往哪个方向探山洞?”我说:“这几个月查明有三个地方可能有可观的洞景,一个是永顺县桃子溪乡所辖的将军下马前的木龙泉;第二是往风浪溪四方台去的陈家湾山坡中的凉风洞;第三是毛坡洞。详细情况我们要找老兽医张启龙了解一下。”吃过早饭,我和张启传邀张启明一起到张启龙家询问。张启龙正在吃早饭,忙叫我们喝杯酒,在场还有榨油菜籽的胡庭艾。我讲:“你们四位都是风浪溪山中的老人,活地图,像观音洞、杨家溪洞、民生岩屋等溶洞,这些常人容易进去的洞穴,景观都受到破坏,没有开发价值,要钻常人不敢去的洞,深天坑。”他们四人异口同声的说:“王同志,要钻人怕下去的天坑,水洞组往苦竹河去的方向有个大天坑,叫风洞。洞中有狐狸精,‘精’倒很多年青人。”胡庭艾接着说:“旧社会我和师傅一起放绳子下风洞升硝,硝刚煎出来,跑来一群大老鼠,把烧开的硝水吃光了,我们骇得逃出洞,再也不敢下洞去了。”听到这里,我兴趣顿生,急忙告别老人,和张启传一起快步走到水洞组。到水洞组后,我叫张启传到长岭头催张启明,我到风洞边沿附近察看一下方位。走到风洞边一看,只见洞口笼罩着一层浓浓的蒸腾着的紫雾,离洞口一丈多高,方圆50米内布满凉风。洞边有棵3人牵手围的乌桕树,洞口的西边长满芭茅,荆棘丛生,东、南、北生长着种类繁多的小灌木。洞内是黑不见底,气势非凡,惊心动魄。凭自己多年探洞经验,断定风洞是一个特大的洞穴。在观察了其他九个天坑的地理位置后,决定从这里下去。这时已经到中午12点半了,因为去叫的人和被叫的人还没有来,我转到水洞组胡庭贵屋里休息。胡庭贵劝我说:“王法官,听说你今天要下风洞,我看你是个忠厚人,跟你说实话吧,风洞有狐狸精,‘精’了很多人,邻居胡庭栋的大儿子1976年被狐狸精‘精’了,现在还没好,日夜关在薯洞里。你不相信,我叫胡庭栋来。、”不一会儿,他把胡庭栋找来,胡庭栋人还没进门,喊声就从岩塌里传来:“王同志,你千万不要下风洞,狐狸精厉害得很,你下去是凶多吉少啊!”此刻已是下午1点30分,张启明和张启传还是没有来。我急着要见风洞的真面貌,就派小胖子去催。并对胡庭栋和胡庭贵做了一些解释工作,讲了很多探洞的道理和开发洞景的深远意义。说着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仍然不见人影儿o小胖子妈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刚吃完面条,小胖子把他们叫过来了。张启传一来也劝我莫下风洞。他诚恳地说:“王同志,今天快黑了,又下着小雨,就不去了吧。”张启明跟着说:“我们三个在风浪溪探洞两年多,交往不浅了,我俩佩服你的胆量、你的吃苦精神,但我们不忍心让你遭不幸,王同志,你还年轻呢。”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我说:“两位大伯请放心,两年多来我们三人风里雨里在风浪溪丛山峭壁之中,错综复杂的几十个洞里都平安地闯过来了,这次闯风洞是有希望的。我下风洞的主意已定,再者这个风洞是我8年来所探的第360个洞,请放心吧。”接着我对小胖子说:“你年轻,身体强壮,陪我下洞去。”胖子妈听了急哭了说:“王法官,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下洞可万万不能去,他下去了,我可怎么活啊!”我又跟张启传讲,叫胡庭艾陪我下去。胡庭艾走上来说:“王法官,我腿子痛,下不去。”我说:“我一个人闯风洞,你们在洞口帮我看绳子。”说着,我背起背包,拿着短剑,冒着细雨就往风洞走去。张启传、张启明、胡庭贵、胡庭艾、胡文志、小胖子跟着我来到风洞洞口边。我们从乌桕树前方的芭茅和荆棘丛处下洞。我沿着长满青苔的石壁往风洞深处附壁而下。因天下着雨,四面山沟的水汇聚着从洞口往下冲。一条茶杯粗的五步蛇龟缩在一个小岩孔下面,盘着身昂着头。我不动声色地朝着五步蛇揭开蛇药瓶盖。蛇嗅到药味,垂下了头。我和张启明、张启传、胡庭艾、小胖子、胡文志,像壁虎一样继续在陡石壁上往洞下挪动。挪了30多分钟左右,到达一块有30多平方米盛开着龙虾花的斜面上。龙虾花周围的石壁上长满了地蕾、竹叶人参、一止血、透身汗等10多种名贵药材。再往下去就是10多米高(15.6米)的刀削垂直石壁。我把随身带的绳子捆在一根手指粗的黄羊木根部,攀着绳子往洞下滑。此刻,水桶大股水直往洞下奔泻着。我随着水流方向顷刻到达洞底,头发、衣裤都湿透了。我运气抵挡着冷得抖动的身子。张启明也攀着绳子随之而到。我和张启明把湿衣服脱下来,放在一个金龟似的乳石上,抽了一支烟,就商定探洞的方案。我说:“张伯,你跟在我后面,天大的事都不要心慌、要沉着,记住我俩放衣服的地方,就是出洞的标记。”
我们点燃蜡烛往洞的深处追赶着流水,越追气温越暖和,寒意渐渐的消失。沿着水下了三十几米的深坎,一片雾气迎面扑来,一座气势浩大的宫殿慢慢展现出来。殿内紫雾腾腾,瑞气纷纷。老羊座、玉香炉栩栩如生。排排玉屏长达100米以上,屏上五彩缤纷。我喊:“张伯!这真是天然的玉屏宫。”张伯看着奇特、美丽的玉屏宫也微微地笑了。我俩舍弃流水往南行。屏宫的东南方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正南方也是10多米高的峭壁。我们由南西折、再向南方斜下300多米,到了暗河。暗河的水虽然是在六月天,也寒冷刺骨。我们淌着水向西直上。河床两岸是高矮不同的石笋、石柱。河床普遍的是淡红色、朱红色,有一部分是鲜红色。
我兴奋之极地对张伯说:“这河床是红色的,此洞穴中必定有红石笋,比菩萨石、鹅卵石、白钟乳、白石笋的药用价值要强百倍。”
爬过了“一步难行”,在“葡萄满园”(均是后来取的名,下同)的坡上,休息了10分钟,继续向前。行进了200多米,阵阵凉气迎面扑来,只见一条溪流从高处奔泻而下,溪沟边沉睡着很多枯木。我用短剑将枯木劈开生火取暖。突然有一条成人手臂粗的青蛇,徐徐向火边游动。我拿着短剑朝着青蛇一个丁步下刺,刺中蛇的七寸处。我拿出蛋糕给张伯吃,自己就烧蛇肉吃。张伯惊恐地问我:“你吃蛇不怕中毒?”我边吃边答:“这种蛇毒在头部,蛇肉是滋补的。我在广东吃的‘三蛇羹’、‘五蛇羹’味道比这烧着吃的更佳。”张伯有些紧张地问我:“洞里有毒蛇,碰到了该怎么办?”我解释说:“青蛇一般生长在竹林里,水洞组村庄前面的那个天坑不是青竹丛生吗?这青蛇是从竹林掉下天坑的。我们现在正在竹林天坑下面。”吃完青蛇,穿过几个画廊,来到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石柱、石笋、石象、石人、石马的“古战场”。石岩高大,纵横交错,在一根巨柱旁,一只血淋淋的野鸡被什么动物吃得只剩下一半。张伯看见半只鸡,吓得摔倒在岩石下面。我从小潭旁边急滑而下,去扶他,但我想停却停不住,继续往下滑,眼看就要坠人万丈深的洞穴,心想: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看见洞穴边沿有一根10厘米长的石笋。我神速攀住石笋,稳住下滑的身子,往上爬到张伯身旁,将他扶起。他的左腿摔伤了,不能站立。我只好背着他向北往回走。越过一座山(天星山),来到像地下原始森林的石林中休息。给张伯受伤的左腿上了跌打损伤药,又要他内服3颗跌打丸后,我拿出一包五味葵花籽和张伯一起吃。几只猫一样大的老鼠探头探脑地望着我们。我立即将手中的瓜子扔向它们。老障毫不畏缩,都抢着吃瓜子。我扶着张伯继续往北走。越过一片石森林,一幅鲤鱼跳龙“井”的奇景出现在眼前:一条玉石龙盘绕其上,一条石鲤鱼好像活生生的刚从水井中跳出来。我兴奋地扶张伯坐在石凳上,然后用手捧了一捧龙井水让张伯喝。张伯讲这水喝得快活。我扶着张伯,一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玉泉水。玉泉水旁的石柱上有很多只像虾子大的昆虫爬在上面。张伯问:“这是什么虫?”我说这是洞中的斑竹马。这斑竹马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张伯不敢吃。我将它们一一饱了口福。喝足了玉泉水,饱食了斑竹马再前行30多米,便看见无数的古松横卧在地上。一棵巨大横卧的古松木头下面,有一幽深莫测的湖。湖水蓝而静,无一丝波纹。我叫张伯坐在古树上休息,我跳入湖中游了几十米,水面慢慢窄了。里面回廊曲折,溪沟交错。我爬上湖岸,越过几座桥,走过几座千丘田,听到前方惊涛声,猜想到了主暗河上游。我怕张伯久等,朝北走过一片莲池,爬过一座菌山,穿过天锣天鼓遍布的宫殿,沿着石齊林立的斜坡而上,看到张伯坐在古树上玩着蛋形的小石,我高兴地问:“你这蛋形小石在哪里捡来的?”张伯就引我到旁边的石洞里,看到蛋形的小石一窝一窝的躺着。我兴奋地说:“这就是西伯母岩,提炼出来的金钢石比金子还贵重。”我俩喜悦地继续往北走着,来到一个幽静的百米长廊处。这里石田遍布,石柱林立,石田旁卧着一具完整的犀牛骨骼化石。我们沿着一个5米高、4米宽的洞穴钻出。走出犀牛洞穴,一个舞厅展现在眼前。舞厅有几百平方米。厅北是一棵10多米高的音乐柱,厅南是30多米的雕花石柱,厅西是流水涓涓的天窗。厅面呈黄色,踏在上面软如地毯。我兴致极高地在上面跳了一会“亚克西”,沿北继续前行。经过一座观音像后,再往前行100多米,便看到了龟石上的衣服。张伯和我欢天喜地地奔到龟石旁,衣服早被风吹干了。我俩穿好衣服,烧起火、抽着烟。我对张伯说:“此洞收尽天下美景,步步出奇景、处处呈万态,我明天就向乡政府和县政府报喜。”我俩相继攀索上到洞口,洞口没有一个人,绳子仍旧拴在大拇指粗的黄羊木上。天还下着雨,只听到段家台传来的鸡鸣声。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同张启明从风洞来到胡庭艾家,鸡已叫106了两遍,但我没有丝毫睡意,告别张、胡二人,连夜往回赶。走到了乡政府,东方已经发白。我敲开乡党委书记朱振志的门,将发现风洞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朱听后非常高兴,叫我马上向县委、政府汇报。上午九时,我骑着单车向县城飞奔而去……
茅岩河的旅游开发,从1984年起到现在已经整整15年了。每当我与同事们忆起那河上的风风雨雨,忆起那动人心魄的惊涛骇浪,忆起那开发工作的艰难曲折,无不从心底涌起一种豪迈悲壮的激情。
1984年12月下旬,我同金克剑同志到青安坪去,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调研工作。出发前,我俩便不约而同地想到要顺便游历一番那里的山山水水。
到青安坪的第二天,我俩由广播员小黎当向导,冒着纷飞的大雪钻了一趟夹耳沟。可惜的是金克剑同志立即又被召回城去了。后面10来天的调研工作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干。在乡政府宣传干部赵学继的陪同下,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青安坪。
1985年1月,我写出了调查报告《谈青安坪腾飞的发射架支点——“三个开发”》。报告一力鼓吹青安坪脱贫致富之道在矿产、智力、旅游三个开发。报告后附《茅岩河风景简述》。
此时张家界的旅游开发已初具规模,本人认为:茅岩河的开发
可以使大庸旅游业内容更丰富,可以和张家界山水配套。
调查报告得到当时县委的重视,我被调到县委调研组当组长。稍后,县委领导有了“温塘健康旅游区”的说法。
张家界重点旅游风景区的连带开发效应必然导致附近较次旅游资源的开发,加上张家界的奇山也需要茅岩河的异水相配,所以说,茅岩河的开发具有它事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985年10月,刚刚撤县建市的大庸,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县级旅游局。人事安排的偶然性,让一个对茅岩河一往情深人当上了旅游局副局长。
上任后要干的大事之一,就是要组织对茅岩河旅游资源的正式考察。11月下旬,由我负责的茅岩河旅游资源考察组便正式组成,并立即开展工作,其组员有旅游局的徐剑鸣、胡小波,中旅社的覃春云,政协的姜阳春,后来还有青安坪乡政府的秘书小赵。
220,天下大雨,汽车把我们送到茅岗便无法再去。大家都未带雨具,冒雨步行到青安坪乡时,天已黑了,那晚我们烤了半夜衣服,第二天又步行到胡家坡煤矿。一连几天的走访,踏勘,钻洞下天坑,上山下河。血门沟、风浪溪、大米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天数十公里的爬山涉水,几个青年后生都累肌下了,最后爬上大米界俯视神秘莫测的风浪溪的,只有姜阳春、小赵和我三个人。
稍事休整,我们又租船顺流而下,尽力搜集沿岸民俗掌故,察看地质剖面,深入天坑溶洞,记录古树名木,观察泉流奇观。这些都为我后来的著述以及编印各种宣传品或编写电视片拍摄脚本,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风景区的命名,曾有如下考虑:
从苦竹河到花岩,全程50多公里的峡谷河道,其实就是澧水中上游的一段。沿途比较响一些的地名(河段名)有苦竹河、洞子坊、茅岩河、夹耳河、鱼潭、温塘、寄马庄、黑蛇湾、岩河、难渡河、撑架岩、陈家河、周家河等等。
若就用“澧水”为景区名,其概括范围太大。如用“岩河”也不尽人意(岩河指黑蛇湾至撑架岩一段)。主要是张家界、天门山已叫响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组成,“岩河”是两个字组成,几个景区名字不相对应,统一对外宣传时不便措词造句。
思之再三,我觉得还是用“茅岩河”一名好些。
“茅岩河”本来只指七年寨下,覃蜃洞上下不到两公里的河段。河上巨石累叠,芭茅丛生,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比较集中。乾隆五十一年的月驾山滑坡遗址和古码头遗址及滑坡堵塞河道而形成的几道险滩,使“茅岩河A在船工、緙客心中占有一定位置。且此名给人荒僻、原始的感觉,于是我决定把“茅岩河”这一河段名的概念外延扩大,以此为苦竹河至花岩50多公里河谷之名,也就是该风景区的名称。
在编制《大庸市旅游业发展规划》时,我把大庸旅游资源按地域分布为四个游览区。考虑到与已经定名的“风景明珠张家界”的对应,我在“茅岩河”前冠以“百里画廊”;给“天门山”冠以“武陵之魂”(意思是天门山为武陵山脉的灵魂,此前无此说法);给“大庸城”冠以“旅游新城”。1987年,在正式出版物《江山多娇•大庸》画册中再次给予确定。
1986年间,我们又邀请省直有关部门、地方党政领导、外地新闻、艺术工作者以及专家前往茅岩河考察论证和宣传采访。经过数10次的考察和初步论证后,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茅岩河以峡谷风光和流泉飞瀑见长,不与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观雷同,且乘船游览又有别于登山游览;二是茅岩河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水上体育活动;三是温泉(又是优质矿泉水)处于景区中心,可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四是茅岩河处于张家界、大庸城客源辐射的最佳位置,客源不愁,其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都十分可观。
确认茅岩河旅游开发价值后,往下的工作则是怎样开发。游客的进和出,游览的内容和方式、建设的项目和规模,便成为工作的主题。
旅游资源的开发最忌讳的是临摹、抄袭。一个旅游风景区若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新意,是没有吸引力的。茅岩河绝不摹仿别人,我们要刻意创新,尤其是要和乘轮船游览的猛洞河不雷同。
正当我们权且以土气十足的岩梆子船(可乘坐20多人)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的时候,正当我们派员四处考察土的洋的江河交通工具的时候,长江漂流的壮举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1986年11月,我和龚岳雄同志在上海为《江山多娇•大庸》定稿。当时正逢洛阳长江漂流队抵达吴淞口。在与上海几位摄影界的朋友闲聊时,从中受到启发:长江漂流,那是一种以生命作代价的探险活动;假如让游客以钱作代价在茅岩河上进行漂流,也领略一番富有惊险刺激的经历,岂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动吗?比起传统的爬山看山,坐船看河来,绝对别有新意。何况,当今世界旅游市场上越来越走俏的已经是具有享受性、刺激性、参与性的旅游项目。
经过一番打听,获悉上海橡胶四厂就有橡皮舟生产,于是我们定购了两条104型(乘10—12人),两条118型(乘5人)和两条小划艇(可乘1一2人)。
1987年夏天,我们反复作橡皮舟漂流茅岩河的试验,并邀请当地一些机关团体和一些来庸游客尝试漂流。参加试漂的同志有:田贵君、龚岳雄、覃章任、徐剑鸣、宋金祥等。试验结果证明:橡皮舟漂流茅岩河,富有情趣,很有刺激,吸引力强,大有开发前途。
1987年8月1日,我们又进行了加挂操舟机的试验。勇于探索,勤奋学习,凭着对茅岩河旅游开发事业的一颗赤诚的心,在没有师傅指导(全局只有我有过放芭茅緙和木筛的经历,其中两位还不会水)的情况下,从局机关的男干部(多数有中专以上文凭)中产生出茅岩河漂流的第一批舵手兼导游。他们是田贵君、龚岳雄、徐剑鸣、覃章任、杨汉林、宋维和、宋金祥。
1987年8月12日,省游旅局领导游碧竹、曹其明、肖勇、吴石关和省外办的谢成梁一行在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刘国基、刘春祥和州游旅局局长黄子耀陪同下考察了茅岩河上峡,并乘坐橡皮舟进行漂流。他们对该景区和漂流项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了对我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为湖南旅游业增添了新项目表示支持和鼓励,领导们当即表态要从经费上给予支持,不久我们拿到5万元的前期费用。
同年9月,我们又购进104型橡皮舟10条。
9月20日,我们营业性接待了第一批游客,从此便开始了试营接待。
10月1日,当时的市长张金华、副市长谢凤龄及张兆君、聂天行等领导和政府办部分同志进行了漂流考察。
1987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吉利的日子,它是大庸解放38周年,撤县建市两周年纪念日。然而对于茅岩河,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就是这一天,“茅岩河漂流”有机会闻名全国,名播海内外。
湖南省为了对外宣传以武陵源为主的世界一流旅游资源,特别邀请首都近30家大新闻单位的30多名记者来武陵源采访。
首都记者团于这天漂流了茅岩河。
漂流途中,天下大雨,记者们冻得直打哆嗦。但是,茅岩河下峡那连绵不绝的峡谷风光,众多的流泉飞瀑,尤其是那浪峰波谷间的颠簸所给予的刺激和情趣,使记者们一路情绪高昂,在放声高歌的同时,叫唤着“冲大浪而行”,他们兴奋地说:“这几天秋雨绵绵带来的沉闷,在下第一道险滩时便一扫而空了。”
数天后,记者们纷纷在各自的报刊、电台上给茅岩河漂流高度评价。魏杰同志在《中国旅游报》上称茅岩河为“独辟蹊径的漂流览胜新项目”,徐德火同志在《经济日报》和《长沙晚报》上称茅岩河漂流为“全国第一条漂流旅游线”,“开国内特种旅游风气之先”。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等都作了报道和宣传推介。
为了这一天,我们局里的同志们累得可惨了。15日,我们找不到汽车(局里还没有车,那时,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出租车)运橡皮舟,只好用一条加挂了汽油机的木船逆水行舟。我们用板车把舟拉到庸城南门码头,装上船后往上开,上滩时因水浅,石头碰螺旋浆,只好下水推着船上滩。天黑后,我们才到达边岩石壁下。还有40多公里的逆水路,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明天用舟了。直到深夜12点,我们终于找来一辆汽车。大家摸黑把100多斤重的橡皮舟一条条扛上公路,于半夜三点,运到了温塘。这时,同志们已经19个小时没有吃上饭。
茅岩河漂流确定了“全国第一”的首创地位。我们茅岩河人也因为给我国旅游业增添了一个新项目而深感自慰。遗憾的是80年代才挤进中国经济管理行业的旅游部门,还不会颁发诸如“发明”、“进步”、“创新”一类的奖励。不然,茅岩河漂流的知名度和“首创”地位会有更大提高。
为了漂流的安全可靠,我们必须熟悉各种水位线的安全可靠程度。我们不放过任何一次试验机会。
1990年7月1日,早上出发时,永定城区一带的澧水河清澈见底,可到达上峡开漂点青安坪时,却已是一河陡涨了十几米高的洪水,我们说服40多名游客,放弃了漂流。但对事业一片忠心的导游(舵手)们一致要求自己试一试。于是我们决定从温塘开漂下峡。
开漂时,温塘几百名乡亲在岸边送行,那场面很有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几天后,温塘的农民陈大勋再见到我们时说:“那天不好讲不吉利的话,我心里却认为你们是上算了(完了)的,索影潭那儿抱大的枞树都漩得竖起来,莫说你们那小船。”
我们六个人(田贵君、胡逢金、周平、田嗣松、刘文祥和覃勇)一上舟,便深感操纵无力,六片浆是无法敌住那惊涛骇浪的。平时波平如镜的索影潭,此时由于几处石壁突向河心的缘故,整个河面上呈现一片恐惧;河水横冲直撞,脸盆大的漩涡一个个张着黑洞洞的大口。突然,舟尾跌入一个深坑,舟首高高翘起,坐在舟尾的我突然发现左边的水竟像一堵墙一样横在小舟左边,高与肩平。几个人都十分紧张,有的连浆也拿不住。舟上数我年纪最大,且一贯以岩河老大自居,虽然口里喊着“莫慌!没事!”其实已是胆战心惊。这坑是几股水流乱撞时形成的交汇角,陷在坑里虽只几秒,但我们都仿佛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在那几秒里使出的划浆力气之大,此生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到了河面较为开阔的寄马庄(河心两座小岛已在水下),我下令不准再漂了。大家拼命划向岸边。事后好久,我们还是心有余悸。
我们寄好舟,翻山越岭走了两个多钟头,终于到达公路上时,一个个便躺倒在路边上了。
从温塘到寄马庄,平常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漂流时间,这次不到8分钟便漂完了。那惊心动魄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一次次的冒险试漂终于使我们熟知多大的水能漂,多大的水不能漂。为确保游客安全掌握了准确的水文情况与漂流安全的关系。
我们的茅岩河漂流,自然也产生了连带启发效应。新闻媒介的宣传,官方的沟通,引发了众多具有高山急流地方的仿效,仅仅是两年时间,广东乐昌开发了九泷十八滩漂流,永顺搞起司河漂流,黑龙江省旅游局计划处发来了问询函,湖北的神农架,桑植的山羊溪也漂了起来。国家旅游局的规划中,介绍旅游知识的书籍中,也开始出现“漂流旅游”一词。
我们茅岩河人深感惭愧的是,不需要多少投资的茅岩河开发,已经历了八年,而漂流项目的试漂,一试竟试了六年。老一辈赶走日本鬼子也才八年,和他们相比,我们这批人也未免太无能了。我不知道国内还有哪个风景区的开发有茅岩河的开发这般艰难。
天时、地利、人和的演义,全写在茅岩河的开发史中。
1985年10月成立县级市旅游局前,大庸轰轰烈烈的旅游开发,倒也结出了累累硕果,但勿庸讳言,也结结实实打点了几个几代人才能解决完的包袱。
硕果无份,几人累计负债90多万元的包袱倒是让新成立的旅游局背上了。
从此,我们背负着这些本应在大本营中解决的包褓,忙于旅游行业管理,忙于把张家界、茅岩河、天门山、大庸推向世界,忙于应付债主的起诉,法庭的传唤。
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松茅岩河的开发工作。我们十分注意大庸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性。任何时候都主次分明:茅岩河,是利用张家界客源辐射的卫星景区,它的旅游活动,实际是张家界宣传招徕效应的二次利用。
1987年初,我们集体完成了《茅岩河旅游开发总体方案》,确定了以漂流为主要旅游项目,逐步开发夏令营、温泉浴、度假、快艇游、画舫游等旅游项目,同时开发矿泉水,并着重提出未来鱼潭水库的旅游功能以及与九天洞、洪家关连线的设想。
在那考察、测绘、规划的日子里,我局的干部职工划船拉纤,钻荆棘、下天坑,有时十几小时不得饭吃,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同志们的脚和手被水泡得起皱发白。t次,我和覃章任、宋维和、杨汉林几个拉木船上磨子滩,脚被水里的碎玻璃瓶划开了一道口子,血顺着急流往下淌,冻僵了的脚还不知道疼。
1987年夏天,我们开始用橡皮舟进行试漂营业。局里的男性干部职工都自觉地充任舵手。那时候我们没有汽车,运送舟和舵手要租用车辆。为了不误时,每次都在前一天晚上赶到开漂地点(青安坪或温塘)。一次,租用的明珠饭店的双排座车在半路抛锚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人摸着黑把车推过来推过去,折腾了大半夜,赶到青安坪时已是转钟四点。稍微打个盹,六点钟便开始搬舟下河,50多公斤重的橡皮舟,要搬四五里路才到河谷底,一早上每人干了两趟,累得精疲力尽,但却没有谁发一声怨言。
后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双排座,但码头未建成,仍然要每天从城里运舟和舵手去茅岩河,为了使游客一到开漂地就可立即上舟,我们要早上六点出发,而晚上要到七八点钟才回来。一整天的日晒雨淋,平均每天加班五六个小时,从局长到一般同志,一个个都是黑汉一个。
是艰苦创业的精神享受支撑着大家。从苦和累当中,我们的同志感受到了创业的乐趣。那种总认为在旅游局工作便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的人,面对我们这一群有大中专文凭的“船老板”该作何感想呢?-
旅游风景区的开发,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是宣传招徕。要让那些对茅岩河陌生的旅游者作出来茅岩河漂流的决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茅岩河还处在考察阶段时,我们便向著名摄影家常春、谢新发一力推荐。谢新发,这位颇有成绩的年轻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记者,和他们社的副总编邓铭、老摄影记者常春、杭州摄影家协会主席、西冷印社摄影编辑室主任徐中定等先后四次来庸拍片。经过努力,市财政给予借款支持,1987年5月,《江山多娇•大庸》画册正式出版,茅岩河作为当时大庸的四大游览区之一编人画册。
又是谢新发几经努力,国际性刊物香港的《良友》画报,以“百里画廊茅岩河”为题刊发了一组茅岩河的风光照片和文字(谢摄影、我撰文)。1988年11月,香港陈复礼先生主办的《中国旅游》画报派记者陈一年先生来茅岩河拍摄风光和漂流照片,然后在该刊总第107期以“漂流茅岩河”为题刊发了一组漂流和风光照片以及一篇我写的游记散文。另外,我省和外省的一些美术出版社,纷纷带着美女赶赴茅岩河拍摄风光美人挂历,这些都为宣传茅岩河作出了贡献。
电视电影部门的宣传,我们亦十分重视,1986年,湖南电视台卢斌华同志带队率先在茅岩河拍电视,在夹耳沟,他为了保护机器,头被碰破,血流不止。最后在医院缝了几针才脱险。茅岩河的一些画面被编入《武陵源》,向全世界播放并发送录相带。1989年,我局和省局宣传处合作,拍摄了电视片《漂在茅岩河上》,为宣传茅岩河及其漂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7年至1988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顾思忠同志,前后半年在庸拍片,茅岩河在《小城大庸》中亦占有很大的篇幅。
电视剧《山鬼》、《覃星传奇》,电影《黑侠火豹》亦把茅岩河作为理想的外景地。这些都与我们的主动努力分不开,为了宣传茅岩河,我们确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几年来,为宣传茅岩河,我们在拍电视、电影、拍风光画册、挂历、出版导游图、明信片、作广告方面,共计耗资13万多元。今日的茅岩河漂流,已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小有名气。
在1987年、1988年两年间。社会的大环境对茅岩河的开发是有利的。
早在1986年,省财政厅赵养浩副厅长带队的扶贫考察组便深入茅岩河上峡,进行考察,并发表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当时是有希望争取列人扶贫性开发项目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思想认识的不统一,导致了良机的错过。
那时候,省直有关部门的态度是积极的,在被确定为“国内首创”之后,我们确也获得过一些道义和经费上的支持。1987、1988年,共从省里获得旅游开发拨款15万元,从州财政借来10万元。
1988年4月,在省旅游工作会上,省局曹其明副局长就对永顺县也想步我们后尘搞漂流的想法,明确指出:漂流就是茅岩河好,同一地区不要搞些雷同项目,猛洞河的特色还是“芙蓉镇”,要在古镇上做文章。
1988年11月,全国旅游计划财务会议在长沙召开。闻讯后,我马上带人赶到长沙,当面向计划司郭治司长汇报茅岩河开发,并邀请与会代表、国家局的领导和同志们来茅岩河漂流。
几天后,国家旅游计划司投资处的两位处长和几位同志,以及国家计委、建行共12人漂流了茅岩河,其效果自然也是一路欢歌,乐得忘乎所以。
我们趁热打铁。
12月底,我们请分管旅游的符昌瑞副市长出马,我和局里的龚岳雄、杨汉林参加,组成上京汇报组。
计划司听取了我们茅岩河漂流项目的专题汇报。三个月后,“茅岩河漂流、游江项目”的开发写进了国家旅游局编制的《全国旅游业发展八•五规划》。这对于在大庸只能算次一级景区的茅岩河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喜讯。
然而,天时、人和转瞬即变。当我们发现除了几个“船老板”在这儿兴高采烈外,周围并无多大反响,我们的心凉了。这时候,地级市建立,人们在忙着其他的事情。
波浪式前进的经济建设大气候此时已不利于茅岩河的开发。“天时”的不合必然引起“人和”的或缺。永定旅游,在“人、财、物收摊子”的基调下,跌入低谷。旅游局的编制从16个一下子裁为5个,老包袱在淋雨后更加沉重。
编制裁了,人却没有出路。此时的局里人事关系紧张。能干的留不住,该裁的调不出。一向以为只要狠干工作就行的我,面对人人计较和关注的切身问题,一筹莫展。于是只有任其发展,坚信所有问题都不可能随我去进棺材。此时的茅岩河的开发,举步维艰,唯有以试漂所得养活撤机构、压编而产生的富余人员。
这时候,向我们仿效的猛洞河漂流,却占尽天时、地利(相对自治州其他远离大庸的县)、人和。张家界、天子山、茅岩河划出自治州后,猛洞河一跃而坐上自治州旅游开发的头把交椅,已经积累起经验,尝到旅游促发展甜头的自治州人,把靠近大庸的猛洞河视为宠儿。此时的省里,出于划出大庸、桑植和照顾少数民族等方面的考虑,也要对自治州在旅游开发方面有一如既往i也支持和抚慰,这一切自然都是猛洞河享受了。
而茅岩河却恰恰相反。在大庸,至少在它前头还排着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到省里排队,不可能全省旅游开发的财力全给大庸,茅岩河也不可能越过武陵源而排上队。都在自治州时,因开发布局的关系,省、州都会说一番曹其明局长的话,可这时,不但没有人说这些话,反而是支持重点的转移。
1988年才打听去哪儿买橡皮舟的猛洞河,今日的规模,名气已后来居上,同是1988年才开展的广东乐昌,其规模、名气亦是后来居上。惭愧啊!我们无颜以对。
“天时”不合,“人和”不济。但我们认定我们占有地利,我们处于武陵源客源辐射的最佳位置。我们坚信在大庸、永定,旅游这台戏终归还有走红的一天。无论上帝、中帝、下帝,总是会被感动的。
艰难的1989年和1990年,一个只有五个编制的永定区旅游局在茅岩河硬挺着,穷折腾。茅岩河人在浪峰波谷间寻求着慰藉。
这时候我们能做到的,是严格地认真地接待每一批漂流者,以软件的服务为茅岩河打牌子,挣名气。
1991年,湖南省举办三大节。茅岩河漂流被列入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活动之一。尽管最后还是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取消。但它对茅岩河的开发还是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
这一年,来茅岩河视察工作,现场办公的省、市领导比往年都多。而在1991年以前考察过茅岩河的省、市党政领导只有刘正、吴松盛、梅兴保等同志。
1991年6月23日,前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副市长向万隆陪同下视察了茅岩河漂流,并于水洞子瀑布前挥毫题诗:“轻舟游茅岩,浪里乐陶然。人生似漂流,不断过险滩。”
6月27日,陈彬藩副省长、卢会云秘书长率领省政府各厅局参加大庸现场办公会的一行50多人,在茅岩河现场办公。市长肖征龙、常务副市长梅兴保陪陈副省长、卢秘书长漂流了茅岩河。
7月15日,省人大主任刘夫生同志在市委吴松盛副书记、市人大何成林副主任陪同下视察了茅岩河漂流。
8月8日,市人大副主任张金华同志陪同省人大有关领导同志漂流了茅岩河。
同曰下午,省、市计划部门领导陪同国家交通投资公司何福淦总工程师进行了漂流考察,并答应投资开发。
我们又看到了希望,省、市领导在道义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关怀,无形中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我和我的同事们又开始积极地上串下跳,主动出击,为争取投资而上下奔走。1991年的金秋10月,在国家交通投资公司、省计委、省旅游局、省财政厅、市计划经济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我们先后共筹集到开发资金94万元。除去花在历史包袱上的14万元外,其他全部投人了茅岩河的宣传、开发、设备购置和建设起点码头上。
如今的茅岩河,已拥有同时接待400人漂流的接待能力。
1992年,中央二号文件为茅岩河的旅游开发送来了第二个春天。
茅岩河漂流,被省里指定为对外宣传介绍的吸引外资项目;市里再次把茅岩河定为1992年森保节活动之一,并纳入了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范畴;永定区则更是要在茅岩河搞经济开发区。这些,无疑对茅岩河更大规模的高层次开发是极其有益的。
第二个春天来了,我们又面临一次机遇。
我们能抓住这次机遇吗?
茅岩河的第一个春天,为中国旅游业增添了“漂流旅游”这个特种项目。
第二个春天呢?我想会更有作为的。
在张家界风景区之南30公里,永定城区南郊8公里之处,有一座海拔1517.5米的雄伟尚山,叫天门山o它是一•座四壁临空的台地形孤山。山顶面积1平方公里。在山的东部,朝南、北两面的绝壁上有一处高130多米,宽30多米的巨型溶洞,洞穿绝壁而见对面蓝天,明朗如门,天门山由此而得名。
1985年10月,笔者应原大庸市委、市政协邀请,受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委派,前往湖南大庸,考察天门山地质、地貌及生态环境,探讨风景地貌成因,评价其构景特征及在这一地区的旅游意义。考察期间,笔者登临天门山、张家界作了较为系统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并以《大庸天门山》为题,写了专题考察报告,这里只就人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作一简要解释。
由于天门洞造型奇特雄伟,对洞的形成,当地仙、神之说颇多,大庸市(原县级市)委、政协希望通过考察对天门洞的形成作一科学解释,因而,笔者对天门洞的岩溶现象作了较多的观察和调查。
天门洞之所以形成,有其所具备的有利地质构造条件。天门洞一带有一处轴向320°的小向斜,在山的南面,面对天门洞测得洞的东侧地层微向西倾,倾角10-15*,洞之西侧地层微向东倾,测得倾角10°—12°,向斜的核部正对天门洞道。天门洞的东西两壁为两条走向320°左右的节理所切。并有一条走向40°的节理在天门洞处与它们相交。天门洞顶之上两处岩溶漏斗,也对岩溶过程起了重要的作用。雨水落下之后,地表水顺地面斜坡向漏斗处流动,一部分渗人土中的水,也会顺着地层的层间裂隙向向斜的核部汇集。汇集的地表水和渗入的地下水顺着核部的节理空隙下流,并不断的溶蚀了节理两壁的石灰岩,在节理带上开始形成一系列串珠状的小溶洞。这个过程与师法洞的溶蚀过程相似,由独立的小洞到溶蚀为串通的大洞,溶蚀的过程伴随着局部的崩塌。随着溶蚀作用的不断进行,最终两组洞穴合并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天门洞。现今,我们还可以看到沿着与天门洞相交的走向40°节理上的成串的小溶洞,以及崩落的石块。
天门洞的形成和演化势态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洞顶之上的两个漏斗,直径在8米以上,漏斗容聚着雨水和凝结水并向洞下渗漏,在洞下仰视,可见北漏斗的溶蚀的两层溶洞和南漏斗不断扩大的岩溶裂隙。考察时,虽时值金秋,天气晴朗,却仍有漏下的水滴,涓涓不断,有人冠以“梅花甘露”,实为岩溶漏水。滴漏处有石钟乳倒挂。溶洞的溶蚀和崩塌是由南北两端向中心发展的,这与南北两个漏斗的聚水溶蚀作用有关。北漏斗已经崩破,仅残留一半,南漏斗照此发展趋势也终有溶穿崩塌的一天。在洞下观察这座天桥已呈现出南北两端薄,中间厚的T形洞顶。这正是两个漏斗溶蚀崩塌的结果。因此,天门洞还将保持着由南北两端不断向洞道中心溶蚀,洞桥不断减薄,裂隙不断扩大的溶蚀势态,洞道将由长变短,天桥将由厚减薄,终有一天洞破石穿,天门山将变为两座孤峰。
县志曾记过有关天门洞开情况:“武陵郡有嵩梁山,高峰孤耸,素壁千寻,吴永安六年其山洞开,玄朗如门。孙休以为嘉祥,分武陵置天门郡(《水经注》)。”经查证,嵩梁山即今天门山。吴永安六年(三国东吴时期),为公元263年,距今已1700多年。当时的吴景帝孙休把天门洞开看成是一种“嘉祥”的兆头,因此,下令分武陵郡置天门郡。可见是把此事作为重大的事件载入史册的。笔者认为“其山洞开,玄朗如门”的记载尚属可信,可能反映了天门洞的崩塌过程。天门山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几亿年的历史,岩溶作用持续了漫长的地质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天门洞已经在逐渐形成,1700多年前的那次崩落,可能只是洞道之间的间壁扩大,而不可能是在那一次突然形成的。
天门之洞开归因为岩溶作用。
除天门洞开之谜外,天门洞顶的涌水现象也颇有传奇色彩。据目击者介绍,在雨后的晴天,天门洞顶冒出一汪流水,流水涌出直挂洞前,从洞顶飞流直下形成名副其实的水帘洞,大庸城外十几里之遥犹可望见,景色新奇而又壮观。据传,如此奇景十几年、几十年难遇一次,一旦出现,全城人奔走相告,争相观望。更有神奇传说者将天门洞顶的涌水与天下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说天门洞顶涌水天下必出大事,如1949年全国解放,天门洞曾涌水相庆,1966年文革时期又应验一次,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天门洞涌水再度显灵……神奇的传说更增添了天门山的神秘色彩。笔者经过实地考察,拜访目击者和当地老人加以验证,情况却迥然不同。
从地质特征来看,由于天门洞顶处于一个向斜的核部,加之两边的地形都比洞顶地面高,天门洞顶又有两个岩溶漏斗。北漏斗已溶蚀崩破,其西侧仍有一小泉眼,终年有细小流水不断涌出。降雨时,地表水顺两面山坡向洞顶漏斗灌水,暴雨时地表水夹泥沙较多,可能一时将漏斗底部的漏口堵塞而发生积水现象,同时渗入的地下水沿向斜翼部的层间裂隙向核部汇集,在沿途也有溶蚀作用,将会顺层间裂隙溶蚀一系列的坑洞,大雨过后也有泥沙在这些小空洞中发生暂时性的堵塞,从而使渗人的地下水不能很快从洞顶的泉口涌出,这就有一个渗入、淤积、疏通的过程。一旦经过了这些过程,各方面汇集而来的地表水,包括岩溶漏斗中的积水和向斜翼部渗入的地下水,都将从洞顶倾泻而出,水帘洞的景观就发生了,而且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直到这些积水流尽为止。这个过程有长有短,有的雨后即有,也可以在雨后放晴数日发生。
为了证实以上的观察结论和解释,笔者拜访了很多天门洞顶涌水现象的目击者,并访问了长期住在天门山下的几位老人,其中1949年涌水的现象有众多的目击者,都一致确认涌水现象的出现,一般在多雨的5月。天门山林场的几位守林老人告诉笔者,天门洞涌水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只是有大有小而已。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有1933年、]949年两次为大,都是发生在雨季。老人们介绍涌水直接与降雨有关,雨大则涌大水,雨小则水小。并称1984年5月和1985年都有过几次大的涌水。1985年就发生了两次大的涌水现象,除山下老人们看见之外,还为天门山顶林场工人所看见,即5月一次,8月一次,都发生于雨后。
由于雨中和雨后的天门山常常被云雾所蔽,天门洞顶的大多数涌水现象并不易被远处的人们所望见,偶有雨后晴天发生的几次被城内人们所看见,便被一些人神化了,因此,生硬地将正常的自然现象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天门洞顶涌水是一种自然的岩溶泉水涌水现象。
为缅怀贺龙同志的丰功伟绩,宣传他伟大的一生,桑植县委、县人民政府从1985年4月开始筹备为他塑像。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努力和紧张工作,中国近百年来第一尊大铜像——贺龙铜像,终于屹立在风景明珠天子山云青岩上。我曾专抓此项工作,经历了铜像诞生的全过程。为纪念铜像落成六周年,现将诞生过程分节叙述如下。
贺龙同志是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人,生于1896年。1986年3月22日是他诞生90周年纪念日。桑植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上半年多次开会研究,决定在隆重纪念贺龙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为之塑像并修建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出版《桑植革命烈士名录》一书等。于是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纪念贺龙同志诞辰90周年筹备委员会”(县委书记向万隆任主任),并决定由我兼任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专抓此项工作。1985年5月18日以桑政报字(1985)8号文件正式向湘西自治州州委、州政府和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写出了《关于纪念贺龙同志诞辰90周年筹备方案的请示报告》。
省委、省政府对《请示报告》十分重视,熊清泉省长、刘正、焦林义副书记于6月24日作了批示:贺龙同志90周年诞辰是需要进行纪念,同意塑像,省里可补助18万元,其余州里解决。并以湘宣函(1985)25号文件,正式批复:“根据中宣部批准的全国第一批纪念性塑像名单,可以为贺龙同志塑像。”由于州委、省委领导的重视,这项纪念活动的立项、筹备工作很快就得以批准落实。
为伟人、为国家领导人塑像,我们是头一回。县委有一个指导思想,即为贺老总塑像,一定要与贺龙同志戎马一生和他的伟大功绩相称,要不落俗套,有特色,体现伟大。于是,县委决定聘请撰写《元帅之死》、《贺龙军长》这两部电影剧本而对贺老总有深厚感情的潇湘电影制片厂的作家贺兴桐同志当我们的高参。他积极热情,应允而至。找谁设计?经多方考察,最后决定聘请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潘鹤教授。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他有不少名作,如《艰苦岁月》、《大刀进行曲》、《珠海渔女》、《深圳市的拓荒牛》以及中国赠送日本广岛的汉白玉《和平女神》等。这些作品,非常有特色,闻名遐迩。1985年7月18日,我们通过湖南省委办公厅介绍与广东省委办公厅取得联系,再由他们介绍,到广东省艺文发展公司、广东省文联党组、广州美术学院等单位,面请潘鹤教授。潘教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并且高兴地说:“为贺老总塑像是一件大好事,为他塑像是很光荣的,钱少也要干。”随即我们请潘鹤教授设计塑制一尊贺龙铜像泥塑小样送有关方面审查通过。
贺龙铜像泥塑小样制好后,湘西自治州州委指示:“塑像小样一定要向贺龙同志的夫人汇报,听取薛老太太的意见。”同年9月24曰下午,我们接到贺帅亲人的来信,他们说:塑了一匹马,老总又没有骑在马上,这像什么样子?并指出政治和艺术要统一,这是万年大计,不要赶时间,3月22日完不了工,可推迟时间落成。我们及时把这个意见电告给潘鹤教授,潘教授又泥塑了一个贺老总骑在马上的小样,并决定带两个小样上北京汇报。1985年的10月16日,我们和潘鹤教授带着两个小样分别从长沙、广州乘飞机上北京,10月18日下午三时三十分钟,去薛明同志寓所汇报了贺龙塑像小样设计构思情况。参加听汇报的有薛明同志,贺帅二女贺晓明同志,中央军事博物馆副师级研究员、雕塑家程允贤同志,军事博物馆副师级编辑阎景堂同志,广东承包制作单位潘鹤教授,广东省艺文发展公司总经理陈庄(女),桑植县有我和谷忠来同志以及在京工作的朱泽云同志等。潘鹤教授汇报了两个小样构思的情况:一是贺帅骑马式的,一是丰碑配马式的。薛明同志反复看了以后说:“还是丰碑配马式的好,构思很有意义,而且很有特点。”大家讨论一致认为,这种造型殊于一般。贺帅戎马一生,业绩卓著于世,是一座丰碑,立在风景秀丽的天子山上与山岳并存,贺帅一生喜爱马,打了胜仗,说马是功臣,配匹马思念主人,寻找主人,这个构思很有意义。薛明同志还对塑像造型提了以下一些具体意见:贺帅的头像要以1959年时的标准像为好,头部要大一点,颈项要局一点,头发要动一点,衣着要着兀帅大衣,衣边要动一点;手拿什么好?帽子?烟斗?(现在是拿着烟斗)还有拿什么好?薛明同志说配马好,但马不能太沉默,马头要抬一点,马的四只脚要有一点动作,缰绳、踏蹬要有,鞍子已经有了。还有一块碑文放在什么地方好?潘鹤教授说,马在前侧,碑文只好放在像的后面。薛明同志说,艺术品经艺术家作出来,往往比真的还好看。潘教授听了薛老太太的这些意见很高兴,并表示在具体造型中进一步修改。这样小样基本定了下来。1985年11月26日至27日,我们的高参贺兴桐同志上京看望薛老太太,又作了一些具体汇报,并同时向贺帅的大女贺捷生同志及李振军政委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赞扬、肯定。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塑像资金得到解决。潘鹤教授欣然接受塑像任务,他两夫妇十分高兴地说:“为贺老总塑像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好事,现已经有眉目,得感谢湖南省委、自治州州委和桑植县委,没有他们的操心,进展不可能有这么快,我们带上小样回到湖南,向湘西自治州委、湖南省委、省城市雕塑规划领导小组将上京汇报情况作了汇报,得到了州委、省委、省雕塑规划领导小组的批示同意。这样,贺龙同志塑像小样设计送审这个大关就顺利通过了。
塑像小样通过后,我们会同贺兴桐同志立即赶到广州与潘鹤教授一起商定泥塑放大和制作石膏模具的问题。马要塑真马一样大,像则要放大到6.2米高才相称。成为中国近代一尊最大的铜像。放大泥塑及制作石膏模具的难度相当大。承担这项放大制作任务是广东省建筑艺术事务所。我们双方于1985年12月16日签订了合同书,双方协议:我方委托乙方由潘鹤教授塑造贺龙同志铜像一座,铜马一匹,放大泥塑由乙方负责,并提供6.2米高的石膏模具一座,包括马一匹;乙方要在1986年4月下旬制作完毕,将像和马的模具交给甲方,转铸铜厂铸铜;甲方给乙方制作费人民币3万元。
承担塑像铸铜任务是广东佛山铸铜艺术研究所。我们赶赴佛山,商议浇铸铜像的有关事项,并签订了合同书,内容包括:由研究所铸造贺龙铜像一座,像高6.2米,铸铜工艺厚度12毫米,铸造等身大铜马一匹,均由作者潘鹤负责监制,并作精细加工,制作完毕后,由潘教授和我方验收。由我方付给研究所铸造费人民币11.2万元。同时对交付日期、包装、装卸、运输、护送、安装、付款办法等问题,均作出详尽的协议。
贺龙铜像立在什么地方?筹备工作开始时,县委没有讨论作出决定,但意向性的是贺老总故居——洪家关,或者是县城。潘鹤教授对选址十分关注,他曾两次来桑植考察,第一次是1985年8月,这次由县委书记向万隆同志亲自陪同,还有副书记阳伍保、宣传部长何梅贵和我等几人。我们首先看了洪家关。贺龙故居对面的马颈塔,三面环水,俗称金线吊葫芦,是块宝地,但要迁走乡人民政府,辟为公园,潘教授认为此地甚好。第二看了县城梅家山公园。这里前面是开阔地带,澧水蜿蜒而过,左侧是酉水从山下流过,风景美丽。这里又是贺龙同志指挥赤溪河大战的指挥所,潘鹤教授看了也觉得是个好地方。下午我们上天子山,看了秀丽的石家檐风景区后,下塌在茶盘塔三招待所。晚上,大家在月光下讨论贺龙铜像定址问题。首先,潘教授提问桑植县委给贺老总塑像的指导思想和目的要求。当时,向万隆书记讲了两点:一是纪念贺老总,缅怀贺老总的丰功伟绩;二是宣传贺老总,以教育后人。潘鹤教授说三个地方都不错,但最佳的是天子山,这里瞻仰、悼念的人最多,宣传面最广,影响面最大。贺老总不光是桑植人民的老总,也是全国人民的贺老总,是全世界有名的贺老总。他对定址的思想已经挑明了,县委也基本同意他讲的观点。于是,选址问题就这样定了下来。
但事隔不久,对定址反映有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洪家关有少数基层干部和乡亲思想不通,说贺老总打一世的江山,爬雪山,过草地,跋涉千山万水,死了还要他守山。二是省里专管具体经办的同志,开始也认为立在天子山不妥,要立在故居或县城。这些建议,曾引起一段具体工作的周折。特别是潘鹤教授听到这些异议,专门致信我们,再次说明立在天子山的好处。县委根据这些情况和意见作了认真讨论,并写出专题报告给州委、省委。州委也写了专题报告给省委。杨正午书记专门致信省领导,建议定址天子山。另一方面,县委决定请中央军事博物馆塑像家程允贤同志给贺老总贺塑一座半身铜像放在洪家关贺老总故居。并于1986年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铸铜竣工,3月19日专车由上海运至洪家关。这样,几个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统一。省委宣传部于1985年12月5日,以湘宣函(1985)83号文件正式批复了州委的报告:“经请示省委领导同意,你们关于贺龙同志塑像定址的意见,请你们和桑植县委作好有关方面的工作。”1986年1月中旬,潘鹤教授在我们的高参贺兴桐作家陪同下,第二次来到天子山,正式确定将铜像立在石家檐风景区的云青岩上。同时,对像座如何建筑、铜像、铜马如何安装定向、石栏如何设计、碑文如何摆布、公园如何建立等问题,一一作了具体安排,并确定了具体方案。
1986年8月1日,贺龙铜像在广东佛山铸铜艺术研究所浇铸就绪。广州军区政治部在佛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欢送贺老总回湘西。广州军区的领导以及贺兴桐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广州军区派出专门队伍及一辆专列火车,护送到大庸火车站^8月5曰,桑植县党政领导带三辆新东风牌大卡车从大庸火车站接贺老总上天子山。5日下午,桑植县党政军领导及各族人民在云青岩举行隆重聚会,热烈欢迎贺龙塑像运回故乡。中共中央委员、省委常委、自治州州委书记杨正午同志参加了欢迎仪式,并在会上讲话。桑植县委书记向万隆在会上致词,并表示决心在10月中旬将贺老总塑像落成。
1986年3月22日,是贺龙同志90周年诞辰0中共桑植县委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大会,在县城举行报告会,宣讲贺龙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向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县委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名垂千古,丰碑永存》的长篇纪念文章,并在天子山云青岩举行了贺龙同志铜像奠基典礼。在桑植的老红军代表、贺帅的亲属,县直机关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天子山的群众参加了奠基典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郝瑞华、桑植县委书记向万隆在典礼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说:贺老总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丰功伟绩卓著于世,给贺老总塑像是为纪念他、宣传他,用他的革命精神教育后人。并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大事认真抓好。
为切实抓好这件大事,桑植县委成立了贺龙公园管理所,并委托贺兴桐同志上京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汇报。胡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并欣然提笔为公园写了“贺龙公园”园名匾额和贺龙大铜像座地“云青岩”三个大字。同时,桑植县委还请彭真委员长和廖汉生副委员长为贺龙同志铜像题了词,彭真委员长题词是:“革命精神、革命业绩,永垂不朽。”廖汉生副委员长的题词是:“贺龙元帅,精神永存。”
建设贺龙公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天子山上找不到理想的石料。从天子山兰园宾馆到云青岩贺龙铜像处约有200多米的步道,需要大量的麻条石料和薄板石块。我们跑遍了天子山,最后在80多公里外的官地坪镇的车耳溪找到了一种响青岩。民工把石料抬到公路上一块一块过磅,以斤计酬,再一车一车地运到天子山上。这样才把步道、像座砌好。为美化公园,我们本着自然景观与人工绿化结合的原则,将园内一片粗杆芦苇和一块美丽的毛蜡烛原貌保留下来。县团委曾组织团员青年及天子山镇全体干部职工,参与了大面积的植树造林3我们还从湖南省军区购买了一大批盆景花卉点缀步道。像座周围的石蹬、铁花栏是由潘鹤教授设计、湘西自治州吉首机械厂翻砂铸造的。
纪念贺龙同志的碑文,计315个字,是由总参贺龙传记组审核、广东省书法家协会80高龄的秦萼生老先生隶书,桑植县官地坪名石匠向翌祝敬刻的。原设计是由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铜铸,后来潘鹤教授改作石刻,并嘱做成一本石书放在像座左侧的一块20平方米的斜面巨石上,衬托十分得体,是其他碑文所少见的。
安装遇到两个难题,一是公路离像座还有200多米远,公园石板步道不能进吊车,只有一条又陡又滑的小径,塑像及大铜马分成四大件,如何运上云青岩(即大观台)是一个难题。我们从县火电厂抽调了一批精明强壮工人,采用扎木架、施滚杠,用钢绳上牵下引、一寸一寸下移的办法,把塑像及战马运到云青岩上。第二个难题是吊桩电焊。7吨多重的铜像,1吨多重的铜马要吊桩电焊,没有起重机,谈何容易。云青岩上不能埋桩扎架,我们只好采取扎三脚木架,单杆吊桩法安装。这样,经过两个月时间的紧张工作,于10月5日电焊安装完毕。
1986年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长征胜利50周年,桑植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天子山召开了大会,隆重举行贺龙铜像落成揭幕仪式,26日在刘家坪举行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纪念碑落成典礼和在洪家关举行贺龙故居挂匾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央顾问委员会张平化,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李振军,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副书记刘正,湖南省军区政委谷善庆,省人大、省政协、省顾问委员会领导王治国、尹长明、石新山、纪照清、陈郁发、史杰,湘西自治州州委、州政府领导杨正午、吴运昌以及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贺晓明,任弼时同志的女儿任志远,红二、六军团的老红军代表以及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潘鹤教授等参加了大会。桑植县县长刘光林同志主持了揭幕仪式,廖汉生副委员长、邓力群书记、省委书记毛致用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对贺龙元帅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要求大家学习和发扬贺龙同志的革命精神,把桑植这块红色土地建设得更好。
普光禅寺是我市唯一幸存的寺院古建筑。很久以前,它与已毁的文庙、城隍庙、马王庙、崧梁书院和现存的高贞观、武庙、文昌祠、玉皇阁、节孝坊等组成古称“白羊山”的古建筑群。这些建筑诞生年代不一。普光禅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据考比北京故宫早七年,比武当山金殿早三年。因其问世传奇、景观多趣,多少年来,一直闻名遐迩,加上它兼具宋、元、明、清各朝营造风格,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解放后,1959年、1983年曾先后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该寺及这批附属建筑,虽未毁于兵燹,却因解放后粮食部门建仓使用造成了破坏。1982年,省文化部门即拟计划维修保养,1984年正式动工。经过五年多施工,已使它重放光彩,成为大庸市人文景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笔者参与了该寺全部修复过程,现就回忆所及,择要记述如下。
1983年湖南省文化厅对修复该寺下拨了少量资金。原拟就大山门局部整修,后鉴于形势发展需要,复授意全部保养维护。当年十月份由省厅指示县文化部门组织人员外出考察。我当时正在从事个体工艺。因我出生本土,孩提时即对该寺有所了解,成年后又与寺僧有交往,便被物色参加修复工作,并与文化局胡大俭,文化馆安用甫、李其声、李发明等一同去澧县、岳阳、长沙等地参观。回县后,我们又邀请当地土木工艺匠人勘查估算,报告到省,准备动工。但因资金未妥,搁置未举。
第二年夏季,省厅文道义老师、段承烈同志及南岳、岳阳、澧县等文物单位负责同志到县,具体协助谋划修复方案,并逐渐提出维修意见,要求保持不倒不漏现状。嗣经县里一再请求并强调该寺在张家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作用,方经省批准,转向为较大规模的重点修缮和局部复原工程。县委、县政府同时决定将工程作为文物保护和维修工程的“首长项目”,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符昌瑞同志负责,一抓到底,务必求成。并派副部长张光喜同志坐地监修。当年八月又由张光喜同志牵头,派出彭长鸣(文化局副局长)、戴贤才(文化局干部)、安用甫(文物专干)和我一行五人,再次去澧县、湘阴、岳阳、长沙、武汉、南岳等地认真考察。我们在湘阴县参观文庙古建筑时,对其质量、工艺满意,于是由省厅推介,将施工任务交给湘阴铁角咀建筑公司古建队。当即在湘阴县城双方签订了合同。回县后我们又与永顺县塔卧石工尹德福、李贵云队订立了石方工程合同。尽管施工队伍已定,但具体施工设计人员一时无着。修复工程虽然是“整新如旧”,但由于拆毁程度大、无文字资料可查。因此,即使聘请专家也恐感到棘手,更何况经济条件又很差。为尽量避免“佛头着粪”之讥,_领导小组将一些对其原状有印象的知情者,都请来参与勘查分析。此时我仍在操个体工艺,等候落实政策后的工作安排。在一次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寺大门东耳门上上联是“慈云普护”,而西耳门上却是“法门”二字,大家都很为不解。我当即肯定下联是“觉路光明”四字。“法门”二字是寺僧后来换上的。一经揭穿,则字迹还依稀可辨。武庙西侧门有字而东侧门无字,我也毫不犹豫地肯定它们各是“履仁蹈义”和“护国佑民”等字,大家认为我辨正不错。之后在我落实政策,恢复公职时,县领导即将我安排在文化部门入编。此时我正56岁。9月1日成立县文物管理所,又挂普光禅寺修复办公室牌子。戴贤才任所长,安用甫管文物,我主要管施工设计。一同来所的还有李发明、兰遵儒、罗凤姣、戴斌及周晚秋等同志。戴贤才不久调走,则先后由胡大俭、龚福新任所领导。陆续在修复工程期间又添进了庹岳艺、曹跃彬、刘定坤(刘、曹是留下专门从事维修的工艺匠)三人。10月上旬各队施工人员先后到齐。10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工程是从外而内进行施工的,以便于造声势、扩大影响。
施工之前,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一个陌生的艰巨任务。既要保护原古建筑的历史原貌,又要有现代气息。既要保护、继承,又要讲求发展和适应人们美学观赏的需要。通过讨论,一致认为,作为古建筑应属文物范畴。文物必须是历史真实遗存,它是无法再生产的,但古建筑文物又与古代铜器陶器等文物实体有区别,它的“凝固性”不是绝对不变的,因而历代对寺院古建筑的修复则不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的宗旨。在修复时,无不渗透当代的手法与风格。何况我们今天之所以有选择地重建某些古建筑,其主要目的不外乎为发展旅游服务。因此,修复时只能将侧重面放在历史文化气氛的再现上。“不改变原状”主要只能是不改变现存建筑组群和各个殿堂相互联系的构造方法、特点,尽量维护古建筑外观价值的体现。据此,我们在工程中坚持了“保持原貌,适当改造,精心设计,精细施工”的基本原则。
该寺在长年被代管使用时,各殿堂均受不同程度损坏。玉皇阁三层楼阁已被改拆成仓库。武庙大门内庙会戏台拆毁无遗。根据我和当地老人回忆,原大山门与天王殿间有一过亭;大雄宝殿两侧分置钟、鼓二楼;观音殿两侧有纵向膳房和财神殿……这些均被拆去,造成了单座结构互不关联的空旷气氛。若“如旧”修复不仅耗资不少,且实无必要。经省厅同意不予复原,又拆毁了玉皇阁与观音殿间的原方丈,而就此开辟了一个蓄水池。这样不仅划清了佛、道两条中轴线,而且对寺院防火安全也有了保障。各个殿堂有关去、留、复方案基本安妥后,由我具体设计规划外部内部装修方案,报办公室领导批准,有时还向当时县领导刘国基等同志汇报,经审查后付诸施工。鉴于此次是全面修复,必须有通盘总体设想,何况修复目的决非纯宗教信仰物的复活,而是为开发旅游服务。为增进建筑实体的合理性、观赏性,我们适当地纠正了某些缺陷。如二山门原与大殿仅四五米之隔,有很大的压抑感。这次就将二山门向前拉靠大山门,留一定距离,中间置一石香炉,使游客从比较长的石墁道缓步行走,一览大殿雄姿。罗汉殿通观音殿原是一条挖槽石级直插观音殿前敞坪,几乎将敞坪划去一半。现改为两侧向外拆砌石级,使两殿间敞坪空阔、舒展。玉皇阁因拆毁严重,只得落架重起。关于内部装修,三层楼梯全是新设计构造,而外观浑若原状。地面工程难度亦很大,原铺车行道从寺外进内直抵观音殿,呈倾斜状,全是砂石水泥凝制,大雄宝殿墙身受路面斜坡填筑,已陷淹五分之二。这些泥土砂石运出,不光耗资大,且一时无处倾卸。于是,我们就在大山门前低洼地带就地堆积填平,造成了一个寺外园林,外围U形墙,在临街“白羊古刹”开设大门,而将内部的泥土砂石路面一律改为青石墁道。
整个工程具体装修施工原则是全部彻底鉴定。根据原结构完、缺、好、损程度采取抽梁换柱、纠斜牮正,尽量保存原件,决不轻易落架。斗拱大部分完好,只拣损缺处配补。门窗、榻扇因建仓时拆毁殆尽,必须重新制作。彩绘全部脱落,必须重绘。脊头屋面及翼角饰件一律重塑。这些泥木雕构件图案及石作栏干、花板图案,人物禽兽造型,都是由我设计好,经领导审查后交工人制作的。彩绘方面限于有一定程式,如殿额上的“和玺”、“旋子”图案格局只能按规定,有时还经省厅专家批定,如大雄宝殿彩绘经过了段承烈同志认可。
古建筑施工用材按照历史传统是很讲究的,即使代用也只能限于隐蔽处。屋面全按照原状用小青瓦,砖先是定烧了两窑老式的,后考虑到墙面必须经过粉刷,没必要生硬沿用老砖,就以现代砖代用。油漆用醇酸磁漆。墙面粉刷用土红,彩绘用矿物质颜料。至于寺宇大山门外园林围墙檐瓦及大门盖瓦和两个憩亭屋面,因系更新项目,不属文物,经领导同意改用琉璃瓦。这也是为了增强建筑本身的吸引力。
工程管理方面,接受了外地关于古建筑维修经验,为保证质量,一律实行计时工资和适当奖励制。石工方面除艺术性较强的雕刻操作(如栏杆雕刻、立柱、花板、人物禽兽造型工艺)外,一律按单价收方。为了降低造价,节约工程资金支出,我们自购了一台带锯,一面自行加工木材,一面对外进行有偿服务。竣工后,带锯折旧转让。如此,节约了几百立方米的木材加工费和外出加工的劳力消耗。
1988年普光禅寺工程结束前夕,修复工程由县委宣传部长张兆君、副部长刘曙华领导。由于旅游日臻繁荣,根据中外游客要求,经省领导熊清泉、陈邦柱等同意,在寺内重点复制佛像,充实内容。我们即与湖北省天门县多祥镇民间艺匠刘永跃签定了恢复43尊塑像的合同。当年六月份开工成坯。第二年下半年装彩完成。施工前,县里也派人到灵隐寺等处参观。我虽未随行考察,但其塑像造型大部分是由我与艺匠商量绘制设计出的。
几年来的施工,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下,修复资金的筹集,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而且是多渠道来源。1987年财政压缩空气紧张。一时资金枯竭,武庙工程一度“停工待钱”。当时县里很关心功亏一篑的武庙工程,曾打算集资、借款、募捐。正举棋未定,省财政追拨30万元到县,很快解决了武庙施工问题。据统计,修复工程共耗资135万元,完成占地约11000多平方米的泥木石工程。其中文化部拨款20万元,省财政、省文化部门拨款110万元,县筹5万元。据有关专家论评,这群古建筑的造价,堪称勤俭办事、“资半功倍”的典范。省县领导非常赏识、满意。工程负责人张光喜、胡大俭等同志,于1984-1986年分别被评为省一、二等先进工作者,县里亦多次树标嘉奖。我分享余荫,也曾得到州、县两次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提高,回顾起来,同样应感谢“同道”们的支持。
在设计、题写方面,为了群策群力,首先我建议请了本地一些知名教师、画家、书法家、工艺师参加集体献艺。如庹松侠师父设计出大雄宝殿正脊“双龙抢珠”宝顶;田运濂老师设计大山门上枋“双象托额”及屋角衔鱼;田开选同志绘石香炉图案;兰遵儒同志塑大山门上垂脊狻猊形象;范墨因先生书“大雄宝殿”匾;刘国基书记书“园音楼”匾;张金华同志写“白羊古刹”四字;赵上才同志写“文昌门”匾;田坤生书“钟楼”、“鼓楼”匾;胡大俭同志书“高贞观”匾。其余如“大山门”、“罗汉殿”及武庙两侧门上方“履仁蹈义”、“护国佑民”等字及大雄宝殿前后廊上方天花板96块形状各不相同的禽兽彩绘都是我题写、绘画的。至于现在“大雄宝殿”匾额,则是在1987年,经县领导致函赵朴初先生之后,由县人、全国政协委员汤祖坛先生请赵老书题的真迹。他们这种为山城古建筑增添光彩的劳绩,将永远嵌入家乡人民的心碑。
整个工程用材耗量大,据统计木材将近1000立方米,石料1500多平方米,油漆8000多公斤,石灰50万斤,泥砂800多立方,青砖80万块,青瓦90万匹,土红10多吨。施工5年多,赖各级领导关注及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攻克了不少难关。永顺石工尹德福队捐赠了水火池中的“唐僧取经”石雕;李贵云队捐赠了“龙眼井”的龙头雕石。
大功告竣之日,监修单位将其全部修复梗概勒石以记。既体现国家重视文物造福子孙之德政,更启迪人们增强文物意识,肩负认真保护民族遗产责无旁贷之使命。该碑刻由我撰文并书写,现立于大雄宝殿之东南角。
修复工程自1986年起即采取边修复、边开放,边开放、边充实的措施,使之逐步完善,重放光彩。几年来伴随着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该寺与张家界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四季车水马龙,中外游客如织。中央、省、市不少领导至此亦常以驻车一睹为快。乔石同志参观后曾签名留念;邓力群同志看后盛赞修复工程使他满意;许士杰同志对佛教与道教合祠很感兴趣,并当即嘱我一探其中究竟0李锐同志为寺院书题了“寺观祠坊阁一体,儒释道文武合流”墨宝。王丙乾、廖汉生、张平化、李振军、贺捷生、王忍之及文化部沈竹、黄景略等领导均先后至此一游。毛致用、熊清泉、陈邦柱、刘夫生、杨正午、董志文、王向天、陈彬藩、卢会云等省领寻及省财政、文化部门领导先后不止一次来寺院指导工作。海外及港澳来宾连年慕名到此游览者络绎不绝。他们一致认为普光禅寺是古城大庸富有浓郁古朴色彩、散发泥土芬香的瑰宝。
这次修复施工中值得庆幸的是有个考古性的重大发现。原来“二佛殿”从前称为“罗汉殿”,几百年来连寺僧也搞不清楚,以讹传讹,一直到这次修复施工时才解决。在此殿拆装时,我亲自在屋脊正梁上“乾隆四十二年复修题记”上又发现一根题记;书写清楚:此殿名“罗汉殿”,上为“园音楼”建于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我于是将此件换下由文物专干保存。这个发现不仅纠正了相传几百年的殿名谬误,而且论证了普光禅寺始建时是“就地取材”的事实。
1997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土家人家庭博物馆——秀华山馆建立了。如果说张家界以其雄、奇、险、秀、野的自然景观驰名中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秀华山馆则以浓厚的民族文化受到公众的瞩目。
秀华山馆主体建筑采用土家民居中造型优美又最具特色的仿古建筑风格,居室古朴典雅,园林意境超远,是土家传统建筑趋于完美的再现。馆内收藏和保存了大量湘西地区的民族艺术精品,是陈楚华先生20年来持之以恒收藏的结晶。藏品以明清时期豪华典雅的古代家具为主体,配有琳琅满目的土家服饰、民间绣品、古玩字画、古代木雕等,并采用家庭式布局,内容丰富,格调高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馆内还有大量品位很高,有观赏收藏价值的根雕、盆景。在这里,少数民族风情和文化艺术氛围达到了筒度的和谐统一。
秀华山馆作为张家界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早已享誉海内外,使新闻记者和全国各地的文化界名人留连忘返。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东方时空》、《中国旅游》、《文艺广角》等栏目曾秀华山馆陈楚华先生作了专题报道,《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光明曰报》、《羊城晚报》等国内外各家报刊以《土家文化的保护神》,《湘西文化的缩影》,《张家界有一处奇特的景观》等醒目标题先后对秀华山馆作了多种形式的推介宣传。
山馆大门的一幅对联,道出了主人的愿望和社会的认同:“揽历代珍品张家界内第一馆,会天下名流武陵山中不二楼。”
秀华山馆主人陈楚华先生出生于1946年,他年少时即入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定区)阳戏剧团学艺,儿时的目光里全是精美、亮丽的戏剧盔帽、服饰,童年的生活中装满了写实与虚拟相结合的艺术表演程式。年长后,他又先后在建筑、森工、园林部门工作。整日与天门山、澧水河的莽林、秀木、奇山、怪石为伴,长年餐宿在青岩山和茄水的沟壑林泉之间,饱览武陵神韵,每至灵感溢胸,他都渴望找到一种宣泄灵感的方式,如同谱曲、作画……武陵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他选择了制作盆景与根雕。自1981年起,他开始从事盆景、根雕的制作与研究,自得其祖田运藻、陈伯丹之遗风,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但却前途光明的道路。
为了摄取素材,他常常历尽艰辛,穷搜极索,凿石植盆,玩沟壑于方寸。多少个节假日、星期天他都是在深山老林、急流沙滩中度过。他利用在张家界林场做工的机会,与树桩藤根作伴,抱砂岩怪石而眠,那无拘无束、信马由缰地制作出的上千个盆景、根雕、顽石作品,像磁铁般吸引着来往路人。从张家界林场回到城区,陈楚华又在家里摆开了育苗养花、制作盆景的新市场。他把住在儿童乐园内的自家小院弄得红花绿叶,盆景花丼交相辉映,显得幽静而又雅致,成了进园者争先恐后观赏的好去处。
陈先生为人敦厚,对艺术极富灵性、悟性。他的根雕、盆景构思奇特、章法严谨,极富地域色彩、民族个性,洒脱自然又饶有野趣,处处都透出武陵山中独有的神韵。1985年创作的根雕《鹰》、《奋搏》等作品参加了少数民族工艺品赴日展览,受到海外观众的赞赏。当年11月,日本国旭日世界公司寄信称赞陈楚华先生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了贡献;1986年创作的山水盆景《群峰叠翠》、《别有洞天》分获湖南省第二届盆景展览一、二等奖;1989年在中国首届花卉盆景展览会上,山水盆景《吞吐大荒》荣获二等奖;1991年在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花卉盆景展览中,山水盆景《出武陵》和《故乡情》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1992年在中国海峡两岸盆景名花研讨会走向世界“中华杯”大奖赛中,水旱盆景《牧歌晚唱》获一等奖。
为了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和制作水平,陈楚华常向来张家界写生的画家请教,与工艺美术师们切磋技艺。他还订阅了《中国盆景花卉》等10多种盆景花卉刊物,自费参加了江苏太湖盆景函授中心举办的学习班。他在自己努力钻研的同时,还吸收了微派、海派等不同流派盆景制作的丰富知识、经验,做到了“顽石枯藤多情意,盘根错节化神奇”。1987年,在全国盆景大展中,他送去的作品《轻舟已过万重山》,反映了土家人开天辟地、生存发展,现已坐上改革开放的“轻舟”告别贫穷落后的昨天,而向小康彼岸进发的主题,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可谁知道,这件获奖作品的材料居然是将腐未腐的百年棺木片,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了。
陈楚华创作的盆景、根雕作品远销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港台地区,深受人们称誉。他自己也被评为工艺美术师,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1987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制新闻记录片,为陈楚华作了详尽的报道。
在他为盆景、根雕艺术而苦苦追求的同时,一种更为伟大的事业正等着他去实现。他酷爱武陵山区的千般物象、各种生态,熟谙土家苗寨的风俗民情、艺术门类。天造地设的自然之美,出神人化的舞台之美,风情独具的民俗之美,至诚至善的人性之美,构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灵魂框架。他发现这片神奇的山水背后,还隐藏着鲜为人知但却灿烂异常的民族文化。湘西这么青碧的山水,难道不会有与山水相适应的文化?他执着地追求美,刻意地塑造美,进而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向全社会传播美、奉献美。
十年动乱之末,陈楚华就偕妻子龚道秀着手从劫后的余烬中搜购民间工艺品,为了追寻一块雕花板,他俩可以访遍一个又一个村寨;为了扛回一个树蔸,二人可以艰苦负重翻越道道山岭、溪河。社会舆论的压力可以不顾,但微薄的工薪难抵这些无尽的收购费用,全家即使省吃俭用,也常常弄到少米少炊、无米断炊的地步,其中艰辛,实难尽言。
由于他的收藏行为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份执着的心。他的上级认为他不务正业,时常用言语敲打他,甚至要处分他。万般无奈,他只好留职停薪。为了谋生,他贩运过药材,做过灯箱广告牌。下乡收货便是他考察民情风俗、山水特色的好机会,常常药未收到,却弄回一大堆雕花木板和破旧瓷器。收藏古董实际上是一种宝贵癖好,而陈楚华,虽家徒四壁,却师法古人。一次,他在沅陵买了一个雕花洗脸架,生怕乘车碰坏,硬是扛着冒雨走了三天才到家。别人承包出来,腰缠万贯,他却一贫如洗,别人的工资都补贴家用,他却用来收购民间工艺品。家里日子过得艰难,但夫妇俩却也能做到共患难,同甘苦,无论是巨大的经济压力,还是沉重的社会舆论,都未动摇他们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决心。
他对艺术追求的执着毅力固然是因为他对艺术的挚爱,但湘西这么灿烂的文化却沉睡千年鲜为人知更激励着他去发掘这文明的瑰宝,向世人展示。10多年前,他在一个僻远的小乡村看到户主用一块石屏盖鸡笼,当时觉得挺好看的,便用一个月的工资换到手,没想到这石屏是用明朝五彩石雕琢而成。现在,它身价陡增,价值10多万元!还有一次,他在一个僻远山寨里打听到了一架湘西滴水床,见了非常喜欢。床的主人要价160元,这个数字是当时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陈楚华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他非常想买下它,就劝床主不要卖给别人,等他攒够了钱一定来买。妻子龚道秀非常理解丈夫,几次陪着丈夫到床主家里去看床,逢年过节,还时常提着礼物去看望床主。3年之中,他们来来去去无数次,床的价格也从最初的160元涨到300元,又涨到450元,最后直到他们夫妇存足600元的时候才算终于赶上了涨价的速度。夫妻俩终于如愿以偿,站在木床前,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是啊!这架木床实在太漂亮了,虽然经历了百年沧桑,仍保留着原来的古典风貌。帐架、梳妆台、床体和杂物架浑然一体,紫檀色漆和框架上的雕刻图案完好无缺,花鸟虫鱼、人物百态、典故故事、日常用品皆雕刻其上,不是龙床,胜似龙床,这在中国的木雕艺术中堪称一绝。为了这件难得的古木器家具,陈楚华觉得自己和妻子这一年来的省吃俭用没有白费。如今,这千辛万苦收集而来的湘西滴水床俨然回归到往昔的高贵典雅,拭去岁月尘封的印迹,高居秀华山馆的藏珍楼内,光彩夺目,向人们展示着土家人精湛的手工技艺和丰富的生活情趣,供广大游客欣赏研究。
80年代一段时期,国内外兴起了一阵收藏古家具热。由于湘西地区山高林密,民风纯朴,相当一部分古家具保存完整,尚未破坏,外地许多古玩贩子闻风而至,蜂涌抢购尚存的明清家具。陈楚华夫妇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让他俩决定与这些古玩贩子进行抗争。他们东借西凑,又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根雕和盆景作品,用他们能弄到的钱去收购古代家具,而且奉信“只进不出”的原则,把一件件濒临流失国外他乡的民族艺术精品紧紧地保护在自己手中。望着一屋子木雕板和桌椅箱柜,欣慰之余,也感到了生活的拮据。
20年来,陈楚华偕夫人日登高峰、夜宿深山、出没老林、遍访山寨,历尽艰辛,凭着踏破铁鞋、饿断饥肠的超人毅力,硬是将远近数百里,方圆〗0余县散落在民间的传统工艺品一件一件地归并到一起,努力将一个民族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历史文化修复成一个整体。
随着张家界的开放开发,人们在饱览自然风光的同时,亦产生了了解当地文化的强烈愿望。为顺应这种时代要求,陈楚华夫妇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于90年代开始置地建馆。他们要将自己多年收集和创作的艺术品全部展出,供社会各界及世界各地游人观赏研究,并使兴建起来的山馆成为中外游客了解、体察土家风情的活动场所,为弘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土家文化艺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了建山馆,陈楚华想尽办法。由于多年从事盆景、根雕的制作,他变卖大部分作品筹集款项;凭着自己做盆景的经验,他又揽来园林、装饰工程,赚钱建馆;除了自己拼命工作,又想尽办法,向银行贷款,找私人借债。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支撑着,就是要把土家人家庭博物馆建成,要把这座博物馆建得既富有特色、又有丰富内蕴,在国内外造成较大影响。
秀华山馆占地400多平方米,馆内所有门窗、基石、门槛等皆从方圆百里的穷乡僻壤、沟塾林泉中搜集而来,均来自湘西地区没落的土著贵族、大户人家之中,其中不乏雕刻之极品、艺术之瑰宝。 由于这种难度极大的雕刻工艺已濒于失传,要使秀华山馆获得原汁原味,富有特色,极需大量的雕刻工艺品装饰。所以,他在借款
建馆的同时,又花费大量的时间穿梭于湘西山水之间。
他的这项工作既需要资金,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意志。记得一次,临近除夕的夜晚,大雪纷飞,他在乡下用租来的手扶拖拉机装了整整一车从那些破败府第中收集的雕花门窗,在颠簸摇晃的乡间大路上往家里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他却置若罔闻。最后大雪封山、车开不出去,他只好在附近找个人家暂时住下,寄人篱下度过春节。家里人等到了十五还不见回来,以为出了什么意外,急得要命,发动亲戚们挨乡挨村寻找。就在家人已濒临绝望之时,他却带着那一车雕花门窗回到了家里。看看现在的秀华山馆,那一门一窗、一阶一石不知浸透着陈楚华全家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经过一番周折,山馆终于破土动工。他事必躬亲,全身心投人园林布景,室内装修,物件摆设,即使建馆资金匮乏,他仍不忘收购古董。其间,他访得一座土家神龛,上面飞龙鸣凤,气势磅礴,正好可以装饰山馆的厅堂。可资金实在太紧,便变卖了自己使用的床和家具,换得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把神龛抬到家中,全家也因此睡了几个月地铺。
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组成了陈楚华极不平凡的事业,他的付出终究得到回报:一座古色古香、幽静雅致的土家人家庭博物馆终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秀华山馆的建立,弥补了我市民俗旅游资源方面的不足。它融民族艺术与民俗风情于一炉,集参观与购物为一体,使游客在饱览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之余,又领略到了这片少数民族聚居地浓厚的民族文化。
现在馆内各类藏品已近万件,远远超过本地区博物馆的藏品,无论是从数量、种类还是从价值上看,秀华山馆都不愧为武陵山中不二楼。
新闻媒介一次次地将陈楚华及他的秀华山馆名声远扬,国内外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向他请教学习。建馆以来,接待考察参观的海内外游客近10万人次。其中有阿联酋、毛里塔尼亚、巴林、突尼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7个国家驻华使节。1998年10月2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偕夫人入馆观赏;1999年4月21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妇联主席彭佩云一行人馆参观;1999年5月21日,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参观秀华山馆;1999年6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一行参观了秀华山馆,均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些并不能使他陶醉,真正令他陶醉的依然是艺术,依然是土家族灿烂的文化,是他对艺术永无止境的执着追求。
在张家界市北郊,有一座卧虎山与天门山遥遥相望,滔滔的澧水河从两山之间向东流去。卧虎山畔的绿树丛中耸立着一栋栋银白色的大楼,数千名各民族儿女就在这宽阔、美丽的校园里刻苦攻读,健康成长,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省内外有名的高等专科学校武陵大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原辖八县两市(即龙山县、永顺县、保靖县、桑植县、花垣县、凤凰县、古丈县、泸溪县和大庸市、吉首市),2.2万平方公里,280多万人,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尽管30多年来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基础太差,目前仍处于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以师范性为主的吉首大学虽然为湘西培养了大批人才,仅这一所大学还远远不适应湘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创办武陵大学是怎样提出来的?那是在1984年12月,当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李昌同志,在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熊清泉陪同下,到湘西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考察。考察结朿后,李昌同志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调查报告,其中在谈到改变湘西贫困面貌的措施时,着重论述了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教育与加速脱贫致富的关系,建议在风景美丽的大庸市(县级市)创建武陵大学。李老的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赞同。同时,熊清泉省长也写了《关于改变湘西贫困面貌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地写道,要改变湘西贫困面貌,既要办好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也还要办好吉大、兴办武陵短期大学和省内各大学定向招收民族班等办法,发展湘西的高等教育事业”。另外,一些关心湘西经济发展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也提出加速发展教育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关键。如中国科学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5年3月在张家界召开的“振兴湖南经济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富民战略与战术的问题》报告,其中心论点是,湖南经济要发展,科技是关键,教育是科技的基础,而湘西的文化教育落后则是制约该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缓慢的关键,鉴于此情况,他主张把在大庸市建立一个文化科技中心(含创办武陵大学)应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来考虑。综上所述,创办武陵大学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某位领导的临时动议,而是李昌、熊清泉、于光远等领导同志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后把创办武陵大学作为改变湘西贫困落后面貌的战略措施,正式提了出来,并希望积极创造条件,抓紧落实。
湘西的同志,对创办武陵大学认识统一,行动积极。当几位领导同志建议创办武陵大学的信息传到州、市几家领导班子中,大家非常高兴,都感到上级领导这样关心湘西,作为在湘西工作的负责人,应该高度统一认识,迅速行动起来,大家在学习和宣传熊清泉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认识到,湘西经济落后,决定着文化教育落后;而文化教育落后,又影响着经济落后。因此,只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抓紧经济体制改革,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又把科技和教育这个战略任务抓好,才能尽快改变我州的贫困落后面貌。于是,州委、州政府决定,在继续大力办好吉首大学的同时,在大庸市再创办武陵大学,并很快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1985年5月20日上午,我正忙着筹备湘西民族工艺赴日展览的工作时,杨正午书记和吴运昌州长找我谈话,说州委研究,要我放弃赴日机会,负责武陵大学筹建和宣传,两副担子一肩挑。正午同志还补充一句:“主要抓筹建,部里的宣传工作没搞好,不找你,武陵大学办不成,打屁股”。当时,我心里产生了矛盾,觉得难得的赴日机会丢掉了实在可惜,但也意识到“打屁股”虽是开的一个玩笑,但确也反映了州里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厚望和信任,如果交办的这件事不马上去办,不去办好,那就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毅然决然地服从组织安排,表态说:“不去日本了,接受筹建任务,望你们多支持,当后台。”第二天(5月21日)我就赶赴大庸市,同当时的市委书记刘国基、市长张金华、市政府督导员伍伯勋等同志,研究筹建武陵大学的有关事宜,并及时组建了临时筹建班子,定在市电影公司办公。当天下午四时,一同去卧虎山察看校址,并初定1250多亩的校区控制范围,办事效率可谓高矣!大学办在大庸,对大庸来说,确是千载难逢的喜事,他们怎么不高兴,怎么不支持呢?我觉得,在整个筹建过程中,当时的大庸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开明,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处处开绿灯,给方便,碰到难题,凡是市里能解决的从不上交矛盾,校区周围农民也通情达理,很少给我们出难题。
为了早日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同意,必须尽快写出报告。由我负责起草,州委、州政府以州报(1985)9号文件向省委、省政府上报《关于创办武陵大学的报告》,并于1985年6月14日,我同筹建组的同志赶往长沙,先后向省政府办公厅、省计委、省教委等部门汇报。省政府办公厅文教处的同志听了汇报,表示支持,说:“在湘西再创办一所大学是好事,但经费问题要设法落实。”答应将《报告》转有关领导研究。省计委文劳处的同志也说:“办武陵大学是好事,但必须有可行性报告,或者作为吉首大学在大庸的分校。”省教委的负责人说:“此事要在九月全教会后通盘考虑,现在无法具体表态,省委宣传部王向天部长说:“投赞成票。”但他认为,首先要把创办经费落实,否则都是空话。熊清泉省长的意见是“创办武陵大学我提出过,但在什么时候建,取决于两件事,一是取决于大庸飞机场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批得早大学就早建;二是先要到北京弄到一笔经费就好办。”看来,省里的有关领导和一些部门的同志,对创办武陵大学大都是支持的,但都觉得筹办经费难解决。因此,首要问题是钱,只有先到北京弄到一笔钱,事情才好办。
从到省里活动的情况来看,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的态度,总体上是对创办武陵大学有利的,但真要把事办成,还必须跑北京,必须同时跑大庸飞机场和武陵大学两个项目,力争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为此,州委书记杨正午和州长吴运昌立即派我和常务副州长肖征龙陪省民委主任王双林火速去北京,其任务首先活动在大庸建机场的大事,同时,力争在财政部或其他部门为武陵大学争得一笔经费。
1985年6月21日晚,王双林、肖征龙、周绍明(原大庸市人大副主任)和我肩负着州、市领导和同志们的重托,冒着炎夏酷暑,乘坐2次特快列车向首都北京飞奔。在北京的23天中有李昌同志的精心安排和大力支持,我们主要活动两件事,第一件事为武陵大学跑经费。国家民委和教委都说“办武陵大学是好事”,就是来话不来钱。6月27日下午,我和王双林同志带着李昌的亲笔信,向财政部田一龙副部长汇报飞机场和武陵大学问题,田部长听汇报后,高兴地表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办大学是好事,我们支持。好吧,就从支援不发达地区教育事业费2000万之中,挤出.500万元,作为筹办武陵大学一次性补助,专项戴帽下达,由吴处长(文教司科教处)办理有关手续。”田部长的慷慨表态,使我们惊喜若狂,连忙道谢:“好啊,有了这500万就解决大问题啦,万分感谢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当然,我们也清楚,口头表态并不等于钱拿到手,只有拿到财政部的批文,才能吃下定心丸,看来,还须继续抓紧活动,千万不能松劲。过了三天,我去财政部打听到消息,只因为经办人工作忙,批文还没办好,叫我不要在北京等。“领导决定的事一般不会变。”我们怕夜长梦多,在一个星期内去了三次催办,我们的急切心情和办事认真的行动,终于感动了财政部的有关领导和同志,1985年7月4日,终于下了文件,是以(1985)财文字第326号文件发给湖南省财政厅的,而且拿给我看,并让我复印一份,以使我放心。文中这样写道:“经研究决定补助你省武陵大学一次性开办补助费500万元,增加你省教育经费指标,请结合地方财力统筹安排,专款专用,今后武陵大学所需多项办学经费,均由你省自行解决,中央财政不再给予补助。”我把文件在几个同志中传阅,大家都很激动,心想,有了中央的500万,再落实省里的500万和州里的100万元,理由就更充分了。有了中央和省、州的这1100万元,我们对创办武陵大学的信心也就更大了。
1985年6月28日下午,我和王双林、肖征龙、周绍明等同志去国家旅游局向韩克华局长汇报机场建设问题。韩局长在征求民航总局郭浩局长、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等领导意见后,他表态说,他们几个人的倾向意见是在大庸市建二级机场,只要省里答应承担3500万元,其余的2500万元由国家负责。并说他们将及时向胡耀邦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力争早下文。离开北京前,李昌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指出,两个项目的活动已初见成效,但必须继续努力,不能松劲,一要把活动效果及时向省领导和省教委汇报;二要把武陵大学拟办旅游专业的可行性报告及时报国家旅游局,力争他们支持;三是提名哈工大原副校长张真同志任校长,彭明华同志(北京高能新技术人员)任副校长,向熙勤同志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四要在北京、长沙、湘鄂川黔边区再扩大一批董事会成员,适时召开会议,共商创办武陵大学之事。
1985年7月14日,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从北京回到长沙。遵照李昌同志指示,我们及时将北京之行的成效向省长熊清泉、副省长王向天以及省教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的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都异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对我们的北京之行给予充分肯定,“你们活动两个项目大有成效。”熊清泉省长高兴地说:“飞机场的事,韩克华局长已来电告知,定在大庸,好得很。新办武陵大学,财政部支持了500万元,原刘正省长表态的500万元算数,你们放心。”还交代我:“老向,机场和武陵大学这两件事都要继续抓紧,要赶快向省里打报告,我们好及时研究。”王向天副省长听了汇报后也十分高兴,说:“国家财政部和李昌同志这样支持办武陵大学,我们省里还有什么话说呢?当然要办。”话未说完,就给省教育厅在座的同志交代:“你们厅里要认真研究,赶快提岀建武陵大学方案,现在是非提方案不可的时候了!”并要我留在长沙,同教育厅同志一起研究方案,起草报告。
遵照省政府领导的指示,我留在长沙为省计委、省教育厅草拟报告。彭明华同志也从北京赶来同我一起去长沙活动,我将写好的报告先送计委,不知什么原因,计委又不愿会签,说是“以教育厅单独报更合适”。没办法,我们又只好去求教育厅,教育厅的同志仍然坚持“还是以两家名义报为好”。那一段真把我们为难了,在计委和教育厅之间,我们不知跑了多少趟路,讲了多少好话。最后,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过问下,教育厅才答应单独打报告。1985年7月30日,终于以教育厅的名义向省政府呈送了《关于创办武陵大学的报告》[湘教字(1985)58号],并附以《武陵大学建设方案》以及代省政府草拟的《关于同意成立武陵大学的批复》稿,到此时,说实话我才松了一口气,算是初步完成了省政府领导交办的任务。
州委、州政府领导对我们的北京、长沙之行非常支持,对我们活动的成效非常满意。领导高兴地说:“这次你们在北京和长沙的活动有功,建大庸机场办武陵大学有望。”为了加快这两项工程的建设速度,州委、州政府进一步研究了加大筹建力度的措施:一方面,正式成立了以石玉珍副书记为组长,张真、肖征龙、向熙勤、彭明华、张金华为副组长的12位成员组成的武陵大学筹建领导小组,我兼办公室主任,下设计财、基建、师资、综合等四个组,办公地点在大庸市电影公司,根据领导同志意见,日常工作全由我负责组织,同时还要兼顾大庸飞机场的一些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州政府又给筹建办增拨了10万元经费,加派了办公室工作人员,如龙复兴、彭长首、姚本生、王祥定等同志。新的筹建领导小组成立后,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和李昌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团结拼搏,坚持不懈地抓了三件事:第一,做好筹建办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悲观和怀疑情绪,增强建好武陵大学的信心。同时,还注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85年9月接收22名大学毕业生,送有关高校深造,结业后,回校担任教学工作。第二,继续抓好校址的征地搬迁、测量和规划设计工作,建好教学大楼和一部分宿舍。第三,继续促办省里应下发的几个文件:省府关于成立武陵大学的批复、省计委关于计划任务书的批复、省建委关于征地规划的批复等。第一、二件事是我自己要做的,不难。难就难在省政府的批复文件,省教育厅和湘西州政府《关于创办武陵大学的报告》送省后,我们满以为很快就会批复,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一直眼巴巴地等了三个多月,省政府的批复文件还没有批下来,大家等得很着急,少数同志还担心武陵大学“流产”,发生了动摇。在困难时候,州委、州政府领导和李昌同志很坚定,给我们打气:“迎着困难上,莫松劲,情况会好转的,万一省不批准建大学,武陵职业中专也要办。”领导的决心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尽管当时社会上出现一些风言风语,但我和张真、彭明华、龙复兴、伍伯勋等具体工作人员一直没松劲,只是一股劲地在把工作往前赶。省里的批复为何迟迟不下来呢?据我了解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省里财政较困难,部分同志认为,中央财政部给的500万元少了,望多增加500万元;二是部分同志对办武陵大学认识不够统一,有的竟主张把财政部拨的500万元转到吉首大学去与吉大合办,再根据需要增加一批新专业;三是据说中途出了一个新的动向,说国家只打算批准长沙黄花机场在“七五”期间建成,而大庸飞机场可能要往后推了。如果是这样,按有关领导的意思,既然大庸机场推迟了,武陵大学也必然往后推。
1985年11月7日,吉日高照,金风送爽。上午九时,我在大庸市电影公司武陵大学筹建办公室,正准备去开工作会议时,晚来的伍伯勋同志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向大家报喜:“今早六点半省电台广播了一条好消息,昨天省政府已批准在大庸市建武陵大学啦!”在座的同志听到这个喜讯后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东风终于吹来了,大家有奔头了!”是啊,大家盼望了6个多月的喜事终于来到了。“11月6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武陵大学已经名正言顺了!它标志着李昌同志,州、市领导和几百万各族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同时,它也说明,省委、省政府、中央有关部委对湘西自治州的民族教育事业和脱贫致富事业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时过三天,我们收到了1985年11月6日省政府办公厅湘政办函[1985]336号文件《关于同意新建武陵大学的批复》,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 学校的性质和规模。“武陵大学性质属髙等职业专科学校,学校规模应根据基建投资由省计委、省教委审定。学制二年,专业设置由省教委审批。”
2) 基建和事业经费来源。“学校所需基本建设(包括教学仪器设备)经费,由中央、省、州共同投资并可采用适当集资办法解决,由你州统一安排教育正常经费,按高等职业专科学校原则解决,但考虑到是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可由教委另予适当补助,亦可按高等职业专科学校的办法,对学生酌收学费。”
3) 招生和分配。“武陵大学主要面向湘西自治州及省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国家统一招生,对学生安排,原则上不包分配,采取国家择优选用与社会择优录用相结合的办法。”
4) 领导体制。“学校由省和你州双重领导,以你州为主。”
省政府的“批复”文件下达后,我和彭明华同志以及武陵大学驻长办事处的王贞如、张勇同志又先后经过近7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使省计委《关于武陵大学计划任务书的批复》和省建委《关于武陵大学总体规划的批复》等文件,先后下达,武陵大学的基建,在州、市的大力支持下,于1985年11月下旬拉开了帷幕。
1985年12月以后,根据州委和州政府的安排,武陵大学和大庸飞机场的事由我一人具体抓。鉴于武陵大学的党委和行政班子已经组建(党委书记杨金翠,副书记张真、郭远珍;校长张真,副校长郭希境、彭明华、龙复兴),虽然我也过问学校的一些事,并继续去省里跑基建经费,但主要精力转到大庸飞机场指挥部去搞机场筹建工程去了。据我所知,在武陵大学往后的筹建过程中,也遇到过基建经费到位迟,事业费严重不足,教职员工的工资曾一度难于按时发放等困难,但在省委、湘西州委、张家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有以李昌同志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同志大力支持,特别是几届领导班子和广大教职员工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建好了一栋又一栋大楼,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大、中专毕业生。俗话说得好,“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2月,经过国家教委验收,武陵大学达到合格标准,正式批准为武陵高等专科学校,这给武陵大学的发展又带来了一次极好的机遇。
1997年10月上旬,遵张家界市政协领导之嘱,要我写一篇关于武陵大学筹建始末的资料,为此事,我专程去了武陵大学。党委书记郭远珍和二位李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就武陵大学的发展情况和未来作了详细的介绍。从他们的介绍中获知,这几年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山区,面向农村,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方向,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办学方法,发展很快。现在有10个教学系部,开设了14个大专专业,7个中专专业,以及成人函授5个专业,累计招生4000多人,为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和湖南省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共培养了30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师资队伍建设也不断加强,获中高级职称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接近60%,日本国无偿援助的价值9.31亿日元的设备,已装备了22个实验室,使学校拥有的设备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先进性上都处于全国高校前列。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现已有教学大楼、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教职工及学生食堂、宿舍等,建筑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学校十分重视结合教学搞科研。1996年,学校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数(如八月瓜系列产品开发等)及获奖数,位居全省高等专科学校前列。目前,学校在杜仲综合利用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绿原酸等研究课题已基本完成,杜仲纯粉制备新工艺已进人中试阶段,省级重点实验室也正在筹建之中。通过教学和实践,学校里涌现出像徐东翔、严斧、刘国钧、刘光远老师那样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听了郭远珍同志的介绍,参观了美丽的校园,作为曾经为创办这所大学出过微薄之力的我,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武陵大学走过的路,是坎坷不平的。然而,正是这条坎坷不平的路,炼就了它的一双铁脚板。现在,它正迈开矫健的步伐,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我坚信,它一定能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哲人说:神话起于人类的梦想。换言之,梦想是神话的母体。
梦想,是人之与生倶来的生理现象。夜之所梦,日之所思。但这话未必完全对。往往更多的梦只是人的幻想,并无应验可言。有的甚至荒诞不经。
比如大庸天门山绝壁有个鬼谷洞,相传鬼谷大仙在此学《易》,练“鬼谷神功”。此洞深隐万丈悬崖,鬼谷仙师便以轻功腾云驾雾,进出山洞。此传说白纸黑字,载入野史方志。
无独有偶,天门山下有条峡谷,蜿蜒秀丽,古时两岸古木参天,终日云雾不开,农夫便常见一个个仙女踏云而来,于溪涧沐浴浣纱,故称“仙人溪”,此事亦有案可稽,文字昭然。
这些神话传说,都神在一个“飞”字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此后,天门山下的官黎坪、茅坪一带便出现了修炼鬼谷神功的传统,且有人双肋插上簸箕,从天门山“飞”下悬崖,壮烈成一部部新的神话。民国中期,彭和尚还动真格地练“神兵”起事,口号是刀枪不人、腾云驾雾,这又是一个关于“飞”的神话。不过后来,彭神仙进攻大庸城,被卡在城门夹缝,被人活活砍死,神话变成了笑话。
但是,大庸人梦想不死,他们渴望有朝一日真能飞岀高高的天门山,飞出绵亘不绝的武陵山脉,飞向山那边的世界,去拥抱一个崭新的太阳!
作为上古时代中华三大部落联盟之一的三苗氏族属地的大庸,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的种种原因,在人类文明长跑中明显的滞后了。解放前,大庸与外界的通道,除了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以外,就是一条又深又险的澧水。驾驶木船,从大庸至毗邻的澧县往返就需要一个月时间。解放后,大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路四通八达,70年代还通了火车,然而,境内全是三等以下的小站,运行的客运列车多是慢车,一趟至广州的特别快车,到长沙要19个小时,到广州需要29个小时。坐汽车从长沙到大庸,一路顺风的话,要10个小时左右。境内公路等级低,路面质量差,“汽车跳,大庸到”,“大庸到,蹦蹦跳”。这种落后的现状与高效率快节奏的时代极不相适应。与全国各地的距离又拉得太远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紧迫感,如警钟长鸣,似金鸡啼晓,撼醒了沉睡的山城,催发了大庸人腾飞的梦!
现实,即是破译美梦的密码,大庸人终于找到并掌握了这枚通向富裕之门的金钥匙!
地处大庸城北32公里处的张家界,以她独特的自然资源和自然风光闻名遐迩,成为多少人心驰神往的好去处。仅1987年春节期间,港澳组团前来旅游观光的就有八九万人次。从此,张家界由“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一举成名天下知”了。此时,喊了多年“扬长避短”的大庸人,才真正找到自己的优势,发展旅游业才是带动其他行业的龙头。仅两年时间,入境游客达37万人次之多。同时,为旅游服务的宾馆、旅社、景区公路、邮电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有计划地逐步配套完善,形成年接待25万人次国际游客和250万人次国内游客的能力。但对外交通条件极不适应旅游需要,“进不来,出不去”的状况,成为制约张家界旅游的主要障碍,游客纷纷发出“张家界不可不来,不可多来”的感叹,像重锤一样撞击着大庸人的心扉。
也许是受古老梦想的启发吧,大庸人真的做起飞翔的梦来。他们认为,解决旅游交通问题,是大庸人的当务之急。能不能在“要准备打仗”的年代筹建的机场基础上改建大型民用机场?“飞”的设想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来了,与会者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赞成为发展旅游和外向型经济架一座空中桥梁,让世界了解大庸,使大庸走向世界!
飞,飞,飞!长梦初醒,举县振奋,虽说酣梦醒迟,然睡狮一旦惊醒,其声其势,必峡鸣谷应,石破天惊!
大庸人的运气很不错,说到建机场,就有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同志来大庸考察旅游资源。韩局长深深喜爱着张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认定这几千座危峰耸立、几百条峡谷相连,鬼斧神工,雍容大气的风景区没有留下一处人工斧凿的痕迹,其粗旷、浑朴、雄壮、妩媚的奇异景观,是国宝,为全世界所罕见,它必将蜚声海外,大放光彩。韩局长表示:“在大庸建民用机场好得很,我可以帮助疏通渠道。”
1983年大庸民用机场可行性研究工作全面展开。首先,在大庸这块拥有40多座海拔1000米以上高峰的土地上,能入能建大型民用机场。一组人马,用直尺、三角板、电子计算器等工具,在万分之一的航测地形图上作业。另外三组人马,在野外观测,取回第一手资料。补充校验地形图上的标注内容。十几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结论是肯定的,机场可建。问题是机场选址。三家馆、阴山、邢家巷至三眼桥地段等地方都可供选择。三家馆、阴山的净空条件都好,但是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表折皱大,建个机场光平整土方就要二三十亿元人民币,而且三家馆离风景区远,山路弯弯,进出场交通不便,这两个地方都不可取。邢家巷至三眼桥地段,地势平坦,端净空条件好,如果用二类导航设备加盲降导航设备,不利的条件可以克服,但侧净空条件不理想。
另外,地理地形地质条件允许建机场,那么机场建成后有何效益呢?用特乐裴判断法、直线外插法、直线外插加权重质等将预测程序、各种数据、信息输人电脑。经过复杂的运算,从1983年起的各种数据结果被打印出来:
1990年,大庸市接待旅客70万人次,其中外宾、华侨及港澳台同胞8.36万人次,均租作航空旅客;国内旅客用特乐裴法判断为54万人,其他旅客0.5万人,1990年航空旅客起始需求量11.33万人。
1995年,年航空旅客吞吐量48.62万人,货运量2100吨,年定期航班5110架次,平均每周98航班,高峰小时旅客数300人、飞机3架,机场经营收人764.93万元,创利润199.43万元。
2000年,年航空旅客吞吐量104.34万人,货运量4400吨,年定期航班9020架次,平均每周173航班,高峰小时旅客数550人,飞机5架,机场经营收入1817.75万元,创利润678.08万元……
这批资料,于1991年初与湖南省旅游局核对,1988、1989、1990年测算的接待旅客人数游客构成几乎完全相同,误差只有千分之一。
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梦境蓝图!
当大庸机场的可行性研究正在分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时,邻县慈利也传来筹划修建慈利民用机场的好消息。修建机场,打开山门,尽快脱贫致富,这是湘西各兄弟民族祖辈为之追求的美梦。张家界一朝走出闺门,便让世界刮目相看。邻近的索溪峪、天子山相继打扮出阁,虽说羞羞答答,却也风姿绰约,其风韵不让张家界。正因为如此,慈利人民希望修建机场便也是可钦可敬的壮举。先是慈利县开发索溪峪风景区,发展旅游业后,吸引了不少投资单位和客商,其中加拿大籍华人林应荣先生出语惊人,意欲投资6亿美元修建机场和开发风景区。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共慈利县委、政府抓紧工作,修建慈利机场的报告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很快呈报到了中央。国家副主席王震在该报告上作了批示。从此开始了“是建大庸机场还是建慈利机场”的戏剧性争论,就连省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建设大庸机场”也改成了“建设武陵源机场”。
俗话说,坐谁的船,就为哪条船划浆。大庸、慈利的政府首脑和平头百姓,都在各为其主奋力划浆,热热闹闹,和和气气,实在都是值得称颂的。无论建在何地,都在湘西门户,得益的仍是一方山水和人民。两县的负责人没有为此闹磨擦,拼内耗,而是积极工作,争取建设机场的主动权。于是,北上进京的2次特快列车上,又增加了来自大庸的三位行色匆匆、用白开水泡方便面吃的旅客。他们奔波于半城宫墙半城树的首都,从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办公室出来,又走进何长工、李昌、廖汉生的办公室……中南海的一所寓所的会客厅里,胡耀邦一边兴致勃勃地翻阅着《张家界影集》,一边倾听着三个正襟危坐的大庸人的汇报。“我到过你们大庸,”胡耀邦亲切地望了三位大庸人一眼,微笑着说,“那天在火车上见到的不是你们,而是另外三个,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家门。”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于是,大庸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的形势、交通现状、建机场可行性研究结果等等要讲的话都有条不紊地向总书记倾吐出来。顿了顿,总书记对秘书说:“告诉克华同志,请他综合一下各家的意见,报告我们。”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慈利、大庸机场的技术论证工作立即展开了。有人说,中央能做到这一步,与慈利、大庸双边共同努力有密切关系。但是,不管你主观愿望如何,建机场毕竟是有条件限制的,热情不等于科学。中央要在二者之间通过科学论证作出选择,当然是最公正的裁判。以国家民航局钱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论证组,第一站到达慈利县。接待人员深知这个论证组是机场选址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大庸、慈利争着要建机场,谁得头功就看他们的了。于是,技术论证组一到县城,只稍作休息,就直奔索溪峪风景区,意欲让各位专家先认识一下开发索溪峪的内在价值,为建机场提出有力的佐证。
县城在澧水南岸,隔河相望,房屋鳞次栉比,河北岸稻田桔园织成了一块巨大的绿地毯,顺河流方向铺开。四面环拱着髙耸入云的群山,尽管有澧水、楼水合力形成的一马平川,但却没有将它们撕开一个可供大型飞机安全升降的豁口……工程师们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愁云。
“那山离得太近了,飞机落不下也飞不上去。”
“我们可以把它炸掉!”慈利人为建设家园,也是壮怀激烈,气吞山河。
大概是建机场的理由完全一致的缘故吧,在接待技术论证组的安排上,大庸县和慈利县竟然不谋而合。待专车到达大庸县城后,也是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就直奔张家界风景区……
技术论证组经过两天分组踏勘,初步意见是端净空条件好,可以考虑修建机场。但也有缺陷,崇山、七星山、天门山、轿顶山组成的一道天然屏障,对飞机飞行及导航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还要请全国飞行权威、高级工程师金焕章亲自飞一趟,再研究决定。
一架运五型飞机从常德机场起飞,越过沅水,飞临澧水,在慈利县城转了三个圈以后,不无遗憾的调头向西飞去,沿澧水而上,找到了18堆烟火和7万面红旗指示的地方。真是巧夺天工!澧水从西边的群山中奔腾而出,撒下一块宽8—17公里、长41公里的河谷平地,又把西、北两边一大群山峦融汇成低岗矮岭,然后一头向东北边山岭撞去,撕开一个约2公里宽的山口,像是特意为大型飞机设置的一个通道。如果在东西河谷的轴线上有一座高山错位,那也是一票否决,而山城大庸却独生就这块可建机场的风水宝地!飞机又飞了一圈,金焕章透过舷窗,望着穆穆群山、朵朵白云,笑了。澧水河逶迤远去,银光闪耀,就像是给北京来的客人献上的一条土家五彩织锦!
1985年7月4日,韩克华提笔写道:“耀邦、王震、谷牧同志:……”这件国家旅游局旅值字(1985)第2号文,呈送到中南海。7月6日,经王震、谷牧圈阅后,胡耀邦作了如下批示:“我没有不同意见。省里投资,其中一部分要当地政府和人民投。这样,当地人民才富得快些。要使人民尽快富起来,这一点要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11月29日,副省长俞海潮就召见了大庸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三人,“你们想好了没有?建机场征地拆迁就只有500万元包干。你们同意,我就去北京和国务院呈报。否则,我就不报了”。副省长的话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们三人飞快的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县委书记马上代表大庸县37万人民向省政府表了态•/‘同意500万元包干,征用土地不要钱,算作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投资。”副省长打了个赞同的手势,省县之间的“君子协定”这就样达成了。
1985年9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修建大庸民用机场,机场场址确定在大庸县二家河乡大悲庵地段”。机场建在哪里的纷争,到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机场选址虽然定局了,但修机场还要经过批准计划任务书、环境影响评估,批准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通过设计复查、开工前审计等若干工序,最后需经国务院总理批准才能开工,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说实在的,大庸民用机场的筹建工作,从1983年起到1987年,五年只完成大型基本建设的一个审批程序,取得一个批准文件。1987年的下半年至1990年的前三个年度,一点进展都没有。近三年,没有任何动静,这可把大庸人急坏了,唯恐国家将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即将开工的建设项目砍掉了。建机场是大庸人的共同心愿,也是对大庸人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可机场建与不建,平头百姓又哪里知道其中的原委。而大庸的领头人心中是明白的。国家正在严格基建审批程序,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为使大庸机场不被压掉,决定超前工作,创造机场开工的外围条件,促使机场早日开工建设。于是,一方面学习黄花、西双版纳机场的征地拆迁经验,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拟定大庸机场征地、拆迁、安置移民方面的具体办法、措施,进一步教育、动员有关村组党员干部、农户用积极拆迁腾地的实际行动支持机场建设。一方面在机场南侧新开辟一个可容纳500多户人家建房定居的居民小区。高高矮矮的房屋很快建起来了,横成排、竖成行、街连街、巷接巷,好不气派啊!到1989年春节就有428户、1489人机场设计蓝线内的拆迁户搬进了新居。然而,机场建设为何还是杳无音讯圆梦艰难呢?为什么选址纷争定论以后几年了,也还是历经坎坷?
话得从1985年10月以后说起。国家批准修建大庸机场以后,编制机场设计任务书的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谁知设计任务书呈报国家计委以后,有如石沉大海,踪影全无,这是为什么呢?几经周折,才探明详情。原来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某领导鉴于大庸的贫穷落后,把报批程序的第二步——立项给卡住了。
是的,大庸是穷。但穷则思变,正因为穷,才加快开发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以旅游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行业发展,这叫有水快流。建机场,架空中桥梁,这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嘛!怎么建机场就要等到脱贫致富以后呢!唉!看起来,要取得四面八方的支持,要形成共识,还需要花气力和时间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还有一些中央部委的主要领导人都先后来大庸视察。他们都是省政府为大庸请来的客人。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到沅陵视察五强溪水电站,大庸人也赶去汇报,请宋主任来大庸考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让中央首长了解大庸、支持大庸机场建设。
应该做的批准机场设计任务书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多了。1986年3月,大庸人带着经过修订的机场设计任务书又上北京。不过这次加强了阵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领导亲自出马。3月的北京,干冷干冷的风还像鞭子一样抽人。他们身穿草绿色的军大衣,开始了一系列艰难的请示汇报。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生活就是用斗争、探索、操劳的大火来燃烧自己。在北京的62天,他们没有花一天去逛公园、游故宫、登长城。功夫不负苦心人。5月19日,国家计委下达了计交(1986)704号文件,批准了大庸机场设计任务书。机场建设迈出了第二步。
1987年6月27日,国家民航局批准大庸民用机场工程初步设计与概算,机场建设迈出了第三步,至此才算取得实施征地拆迁的资格。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关于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要进行设计复査、开工前审计、开工要经国务院总理批准等一系列控制投资规模、压缩基建项目的政策出台,大庸机场又面临着上、停、下马三种命运。说来也是大庸人有福气,日理万机的总理还惦记着大庸,把小小的大庸作为全国这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只是稍后一步出阵。你看,国家计委呈报的国家重点工程开工项目审批表,放在总理那张宽大、黑亮的办公桌的左上角。审批表机场建设栏目中“湖南大庸机场”几个黑体字赫然醒目;在这6个字下面有一条红铅笔划出的线,线的另一头连着一个红色的“缓”字。真是谢天谢地,总理这一笔没有把大庸机场勾掉,而是往后安排。
玉兔西沉,金乌东升。日历一页页地翻到了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原大庸县级市改成地级市,辖自治州的桑植县,常德地区的慈利县及新建的永定区,武陵源区。这是大庸自汉代以来第四次地域行政升级(按:三国分武陵郡置天门郡;宋代恢复天门郡;齐梁时置北衡州),而这一次“升级”不仅关系大庸本土的繁荣发展,对飞机场的最后成败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经为机场四方奔走的原自治州的领导及新任班子的头头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机场的建设责任。在这过来的3年马拉松式的“拉锯战”中,他们为圆这飞翔的梦而努力拼搏着。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为大庸人民做过好事的干部们,大庸机场也将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名字刻在蓝天,刻在大地。公元1991年4月18日,这是值得载人大庸史册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签署了大庸机场开工令。消息传来,大庸150万人民欢呼雀跃。紧锁在大庸人民脸上的愁眉舒展了。压在人民心头的石头卸下了。即便是平头百姓,此时此刻,大家奔走相告,仿佛自己家里降临喜事。这叫做顺应天理,顺应民心,总理心中有大庸,有大庸人民!就好比拧紧了的发条,一旦开闸,便立即运转起来。你看,早已集结待命的各级基建、金融管理机构顷刻间全面开动起来了。这真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奄奄一息的机场一下注人了活力,充满了勃勃生#1,看来,这个长长的梦也该到圆的时候了。
生活中有这样的体验:往往梦在中途,突然被外界干扰,打断梦境,因而留下遗憾。聪明者会努力平衡思绪,追梦不舍,将破碎的梦再圆起来,从而达到完美的境界。
机场初步设计蓝图出来了。由于财力不支,机场只有跑道,没有平行滑行道。站坪也是以够用为标准,才18000平方米,只设一条18米宽的联络道;唯有跑道的厚度、宽度是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满足了大型飞机全荷载起降的需要,避免了以后“盖被子”的麻烦。
征地拆迁是机场筹建的主要任务。一次征地2000多亩、迁移2000多人、安置近1000人劳动就业。如此巨大的拆迁安置工作量,不仅是大庸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在全国同类机场建设中也属罕见。征地拆迁工作最难不仅是要做好千家万户的思想工作,问题是只有500万元包干经费,还不到实际需要数四分之一,这就难上加难了。
机场初步设计蓝线控制了146.7万平方米的土地,后来又增加到186.33万平方米,折合2794.95亩。在这块土地上,有2900多人繁衍生息;有72674平方米的房屋、4所村小学、8个国营单位的房屋建筑物或其他设施;有4.57公里4级公路、6.59公里村道;有38.45公里输电线和22.2公里的电话线路需要拆迁。还有数以10万计的果树、树木、茶叶树要砍掉。仅靠省拨500万元经费,就只能将民房拆除,其他拆迁项目和安置移民就无法进行。1986年5月,中共湘西州委、政府曾动员全州的力量支援,主动义务承担620万元,可是1988年行政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后,原来湘西自治州承诺的义务支援理所当然地不再生效。新政府再次陷入困境。经过多次向省政府汇报请示,省府承认追加征地拆迁费,但仍不够,与原来的加在一起,每亩才达7633元。这样少的经费,无疑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大庸市、永定区两级政府的肩上。如果稍有懈怠,机场初期筹建工作很可能搁浅,这叫夜半梦残,只能留下一个让后人耻笑的话柄。但是,大庸人绝不是好龙的叶公。困难再大、压力再大,也要把机场建成。
值得铭记的是:永定区(原县级大庸市)的政府首脑及30余万人民群众为机场建设是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共大庸市委、市人民政府派出三个县级干部带领28个工作人员,不分晴雨,逐村、逐组、逐户地做思想发动工作,调查拆迁建筑物、构筑物数量、树木果树数量、逐丘逐块丈量,确定补偿对象和金额。每块土地上,都留下了工作队员的脚印。到7月23日,所有逐户调查、协商补偿、签订拆迁协议书的工作全部结束,历时整40天。有人作过粗略的统计,仅这段时间,每个工作人员所走的路程加起来,从大庸出发可到达北京。
其时,市内正在贯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永定区企业、市直企业各岗位人员本已处于饱和状况,但为了保证机场建设顺利进行,市、区上下合力同心将这副沉重的担子一肩挑了起来。资料表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接收机场移民近千人劳动就业,街道企业接收近300人就业,“农转非”2108人。通过安置劳动就业、社会就业、退养等办法,全部安置落实。
这是一个小院子,一栋正屋,两间偏屋,成凹字形拥着一块晒谷坪。一排桔子树在院子里长得特别茂盛,枝头已挂满果实。阳光从玻璃窗透进来,屋内光线充足、明亮。地面、桌子、椅子一尘不染。这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家。主人扫视了一眼肃立四周的机场拆迁的同志们,提起笔,庄重地在《大庸民用机场拆迁协议书》上签字盖章。
围观的群众一下子放心了,把一串感慨、誓言留在路边:
“书记都签字了,我们也签!”
“签!早日建好机场,让俺这老把式也坐坐飞机。”
“签!机场建在俺乡里,是俺的福份。”
“签!••••••”
机场考验了老百姓,也考验了共产党,考验了党和群众鱼水般的关系。
我只想提醒大家:未来,当你乘坐飞机飞向张家界,飞向全世界时,切记不要忘记那些可爱群众所作出的牺牲,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修建机场谈何容易!
末秋,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大地,百花依然姹紫嫣红。大庸市迎来了参加’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和大庸机场奠基典礼仪式的宾客。11月8日上午,1600多名中外嘉宾和2万多身着民族服装的群众,隆重地举行了国际森林保护节暨奇山异水首游式开幕式。之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旅游局副局长程文栋以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省人大主任刘夫生、省长陈邦柱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庸机场奠基仪式,并为机场奠基石培土。推土机、铲运机、运土车……一条龙开动起来。工地沸腾了,4000多名群众欢声雷动,古老的“毕兹卡”舞跳起来了!
……在另一角落,拆迁了的废墟上,几个老农在祖辈生于斯长于斯繁衍于斯的旧屋场作最后告别。他们默默地点燃了香烛,泪水如注。他们的脸上,写满眷恋与失落。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是一片明净的蓝天。明天,这里残存的破砖碎瓦将被推土机伊平,一条长长的跑道将从这里延伸,延伸到充满希望的远方。几个孩童被那边推土机的轰鸣声吸引,引颈眺望。老农将最后一撮纸钱化尽,站起来,眯起眼睛看那边红旗飘展处,脸上绽开了笑容。
“梦圆了。”老农说,拉起孙子朝那边走。
说来也怪,或许是巧合,大庸机场恰恰就建在鬼谷仙洞山麓、仙人溪口前的茅坪。难道这是上帝冥冥中的安排?无从考证,也无须考证。
1993年12月22日,一架钢铁银鹰,带着时代的呼啸,披着一抹霞光,从西边的天际飘然而下,栖落在大庸机场。接着又满载着欢愉和希望,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展翅翱翔——大庸机场试航成功。
1994年1月14日,大庸机场更名为“大庸张家界机场”。
1994年8月18日,张家界机场宣告正式通航。
1995年10月31日,大庸张家界机场更名为“张家界荷花机
场”0
1999年4月16日,张家界航空口岸开通,并举行首航香港仪式,随即开通了澳门航班。
天门山的神话所撩起的大庸人飞翔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张家界站的前身为大庸北站,1992年4月1日更名为张家界站。
张家界站行政隶属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怀化铁路总公司,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车站位于焦柳线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境内,车站中心里程K959+869公里,车站等级二等站。车站按技术性质为区段站,按业务性质为客货运站。经济吸引区范围为一市八县(区),即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永顺县、龙山县、来凤县、咸丰县、沅陵县西北部。车站担负着以上一市八县(区)的货物与旅客运输。是风景明珠、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风景区游客的集散门户,对开发振兴湘西北的经济、文化、旅游等事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张家界站的建设历史,首先要从焦柳线的建设开始,因为张家界是焦柳线各营业站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焦柳就没有张家界站的今昔。
平行于京广线,贯穿鄂湘桂的钢铁大动脉——枝柳铁路(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于1970年10月兴建,1978年12月建成。1983年1月1日起交付广州铁路局监管运营,1985年正式运营,1988年1月1日起贯穿焦枝线,更名为焦柳线(河南省焦作至广西柳州)。
枝柳铁路建设工程在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1964年就纳入了考虑。1968年冬开始进行线路和方案的研究,纳入“三线”建设之一,系战备和运输一体的工程,铁道部军管会于1970年6月以[1970]铁工程字396号文,批准第四设计院于1969年12月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澧水线路”方案,随即投入线路踏勘,当时迫于形势要求,设计和施工人员同时进场,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法,投人了紧张的建设。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以[1970]国发73号文,正式批准《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后,枝柳线正式施工。1970年10月组成《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指挥部》(简称“总指”)和《湖南省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指挥部》(简称“省指”)对枝柳建设进行指挥。与此同时,张家界站的建设也投人了设计与施工。
参加枝柳线建设的近50万民工,通过日夜奋战,于1973年上半年完成了全线桥隧和路基土石方工程的50%,长大隧道、大桥整体工程全部竣工。6月份,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总指”、“省指”及各级指挥部,交由铁道部负责后期施工。担任张家界站站场建设的单位是铁四局机筑处,采用机械化施工,铁四局二处配合施工。1978年8月张家界站开始铺轨,11月铺轨完毕,1978年12月1日枝柳线全线贯通。
1982年上半年,铁道部组织初步验收,线路状况基本合格,同年底,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检查后,颁发合格证书,同意交付使用。
张家界站原设计到发线6股,编组线7股,实际竣工到发线6股,编组线3股,候车室面积198平方米,厕所面积240平方米,大于候车室42平方米。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于1982年建立后,旅游业迅猛发展,张家界站的建设很多地方都不能适应需要。其建设史可以用四句话归纳,S卩:“60年代设计,70年代施工,80年代使用,90年代改造、完善。”
1983年张家界站运营后,随着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铁路日均办理车逐年增加,旅客发送、货物发送也不断增加,为此,先后对站场设施进行了逐步改造。
1984年3月动工扩建了张家界站货场,延长了货物线120米,修建了8个车位的低货位,修建了危险品货物仓库,硬化了货物地面9100平方米,修建了货运办公楼200平方米,装载机库120平方米,货场门卫室12平方米及货场大门等设施。
1984年3月开始对车站客运设施进行了改造,搭建了230平方米的临时候车室(1990年因修信号楼拆除),修建了站台售货部,拆除了240平方米的厕所,修建了站台围墙160米及出站口大门。
1988年因铁路运输的需要,接管了大庸车务段下属的大庸南站,使大庸南站成了张家界站的下属“卫星站”。
1988年6月修建了车站临时售票房,行包房,小件寄存房。同年12月还搭建了候车室外部雨棚300多平方米。
1989年至1990年,车站进行了第一次站场设备改造,新铺设了编组线10道、11道。
1990年3月车站进行了电气集中改造,改人工操纵道岔为电气集中操纵,修建了车站信号楼,当年8月投入使用。同年还建成了车站调度楼。
1993年车站进行了站场设备第二次改造,上级投资近1000万元,一是将原编组线中的7、8道改造升级为到发线(此项工程6月份完工),二是改造道岔群走向和延长部分股道,新铺拆铺道岔25付(此项工程4月份完工),三是延长北调车牵出线200米(此项工程7月3日完工),四是增加编组线第12、13道(此项工程在1994年4月完工)。随着铁路运输的不断发展,张家界站信号楼加层、大庸站电气集中改造、扩建货场使用面积1500~2000平方米、延长货物线等项工程均已实现。
为了解决张家界站站房小、临时房屋多、简陋的矛盾,适应张家界市旅游事业的发展,满足旅客流量的需要,改建新站房的动议,于1985年就已确定,先后向广州铁路局、铁道部写了专题报告,虽上报了设计任务书,终因投资量较大,未能批准。从1988年开始,上级每年都下达了基建件名,都因无资金,无法组织建设。
1988年广州铁路局龙副局长等领导同志来车站考察站房改建事宜,同意改建方案。同年由怀化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唐振德同志组织了设计招标。参加设计招标的单位有:湖南省设计院、湘西自治州设计院、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等。最后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设计方案中标。同时还组织了建筑用地的征地、拆迁工作,但因地方与铁路中的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动工兴建。
1991年11月广州铁路局(现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杨其华局长,应大庸市领导及湖南省陈邦柱、杨正午同志邀请,前来大庸铁路地区现场办公,最终确定了三条方案,一是加开广州至大庸的旅游特别快车,二是更改大庸北站名为张家界站,三是确定了新站房的兴建。在大庸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下,新站房地址上的民房搬迁全部完成,1992年初新站房的件名再一次正式纳人基建计划。在铁路内部施工招标中,广州铁路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公司中标,附属工程第四工程公司中标。同时也进行了施工前期准备。
1992年7月1日下午3时,张家界新站房举行了开工典礼仪式,有省、部、市、局的领导参加了典礼活动,正式拉开了新站房建设的序幕。
新站房设计与施工的要求是:体现旅游区的特点及特色,规模上要有所突破,既要有少数民族风情内涵,又要体现时代感与大自然的结合,充分利用绿化与水,使其更具魅力,立面力求简洁、明快,混凝土大块面的处理与建筑具有一种粗犷的自然美。
新站房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7851平方米,站场设备及附属工程主要有:进、出站地道各一座,宽3米,长26米,一、二站台两棚共762米,箱涵375米,初步概算工程投资总额为1169.73万元(实际工程造价已突破2KX)万元)。
新站房主楼高31米,分为四层,其中1、2、3层中部有夹层。一层主要是分配大厅,售票厅,行包房,综合服务场所等,二层为候车室,客运室,广播、公安等用房,还设有1、2、3级贵宾室,候车旅客通过与其相连的栈桥进人一站台或二站台上车,到达旅客分别通过出站地道及出站踏步出站。新站房采取线下式结构,站房地面与站台高差16米。
新站房将为旅客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候车室能一次聚集候车旅客]500人,室内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新站房除设有贵宾候车室、软席候车室、母婴候车室、空调候车室外,还设有百货柜台、客房、澡堂、茶座、舞厅、录像厅、小游乐场、邮政、医疗室等设施。新站房还采用先进的多路多讯旅客广播控制设备,扩音器采用组合音响和音栓,为旅客提供优质的广播服务和综合性服务。
1992年11月,湖南省政府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搞好献礼和纪念活动,确定了湖南省百项献礼工程。张家界新站房被纳入献礼工程之一。1993年12月26日新站房落成剪彩,开始接待四方旅客。张家界又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
如今,张家界火车站已经成为区段编组客、货运综合二等站,有到发线8条,编组线5条,牵出线3条,货物线2条。铁路段管线4条,辖管大庸站。大庸站有到发线4线,有货物线1条,有石油专用线2条,液化气专用线1条,粮食专用线1条。
目前张家界车站货运可办理整车运输,零担运输,集装箱运输,国际联运和快运业务。客运业务也十分繁忙,有开往广州的205/206次空调特快客运列车,有开往湛江的503/504直快列车,有开往怀化的819/820次管内列车,有开往长沙(经怀化)的241/242次管内特快列车,有开往长沙(经长石线)的616/615次旅客列车。有开往襄樊(经宜昌)的536/535次旅客列车,怀化开往北京180西的418/417次空调特快列车,襄樊开柳州473/474次直快列车均经由张家界站,旅客上下十分方便,铁路在近年内还计划开通张家界至上海、张家界至贵阳、张家界至深圳的旅客列车。四通八达的列车载着繁荣与富裕,载着文明与希望,载着和平与友谊,向张家界驶来,又从张家界驶向远方。
(赵宗山整理)
鸬鹚湾大桥位于鸬鹚湾下游900米处,是跨越澧水的一座城市桥梁。它的建成不但使火车站的客货运输到老城区缩短运程6公里,而且为旅游新城的建设和开发创造了全面启动的重要条件。
1986年6月,我被借调到原大庸县级市参加大庸荷花机场的筹建指挥部工作,任总工程师。于1986年底受市交通局的委托,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撰写了鸬鹚湾大桥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大桥桥位、设计水位和流量、河床地质的估计、初步桥型的建议等作了初步论证,对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可行性,都作了充分论证。5年以后的1992年10月,我已留地级市交通局任总工程师。由我组织公路处对包括澧水大桥在内的全市主要公路干线进行交通量的OD调查,为鸬鹚湾大桥过桥收费的筹资方式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原工程可行性研究作了重要的资料补充。
初步设计在工程指挥部成立前.由永定区交通局委托湖南省公路局设计公司承担,1992年12月完成。桥型采用无承台双柱式石砌桥墩,重力式石砌圬工桥台,上部结构采用石砌版肋拱,人行道采用2x3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1992年4季度开始,以永定区为主,由区长杨次伟、人大主任覃章吉和交通局副局长陈署生等组成专门班子,在市委市政府、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和省建委的支持下,通过多方努力,得到省政府办公厅经济处的批准,同意以开征澧水大桥过桥通行费偿还贷款的办法筹集修建鸬鹚湾大桥的资金,并争取到省交通厅工程补助费200万元。按此精神,省公路局于1993年3月明确指出,由市公路处抽调人员组建收费站,开征澧水大桥过桥通行费。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抽调永定区交通局黄胜福副局长,永定养护段杨明星副段长负责收费站的筹建和收费事宜。至此,大桥工程项目立项完成。
1993年2月28日,举行了大桥的奠基典礼。市区主要领导肖征龙、梅兴保、郭树人、杨次伟等参加。3月上旬,成立大桥工程修建指挥部。由杨次伟同志任指挥长,胡国祥同志任常务副指挥长,陈署生同志任副指挥长,由我任总工程师,指挥部设办公室、工程科、财务科、保卫科。同时,成立了以副市长谢凤龄为组长的协调领导小组。
指挥部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工程施工的开始。因为初步设计方案并未通过审批,设计深度也很不够,施工图设计还未着手进行。与城市规划的衔接、桥位与接线的测绘和定线、桥位工程地质的勘探、桥位设计水位的确定,都必须重新审定才能保证设计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工程项目管理的归属问题,也待确定,开工前的三通一平及征地拆迁等准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指挥部自3月份成立后,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按照工程项目管理程序,省公路主管部门要求有省交通厅和省建委的批件,有自筹资金,有银行的贷款证明,有城市规划部门的意见,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的审批意见,有开工前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等材料,才能批复开工报告。
在我3月份进入工程指挥部前,省公路局和市政府主要领导明确由我负责大桥工程技术工作。当见到初步设计后,根据我1970年负责设计禮水大桥所掌握的资料,认为有必要进行较大的修改。我于2月25日赶到省公路局设计公司,提出提高桥面设计标高,增设引桥,山区河流上大型石拱桥不宜做石砌柱式墩等建议。得到省局唐生德局长的支持,并派总工涂天佑、科长汪开良等到现场指导。4月17日,指挥部对设计公司重新下了设计委托书。7月份完成初步设计修改文件。与此同时,与自治州设计院、四O五地质队等单位配合,重新安排桥位地形测量和定线,安排了桥位的工程地质勘探,为工程的征地拆迁提供了资料,为修改设计的墩台埋置深度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得到市水文站和区水电设计室的配合,对桥位设计洪水的设计参数,进行了可靠的确定。
4月28日,我去省公路设计公司明确了修改初步设计的任务,5月7日,去省公路局和交通厅汇报,要求将鸬鹚湾大桥作为全省18桥18路的计划,列入省交通建设重点工程项目。
施工队伍采取议标的方式,确定主桥以中间制动墩为界,东头三孔跨主河槽,由市路桥公司承建,西头三孔跨边滩包括制动墩,由区路桥公司承建,引桥及接线由市政公司承建。
到7月上旬,大桥施工队伍的确定,初步设计的修改,征地拆迁和三通一平的实施或已完成,或正在紧张的进行。工商银行承贷手续及澧水大桥收费站都已理顺关系。根据前期工作的情况,指挥部于7月10日呈送开工报告。我于13日去省公路局汇报了情况,15日,唐生德局长同意办理开工报告批复,17日以省公路局文件方式批准大桥修建开工,设计公司技术负责人上官兴同志与我于19日在大桥工地现场进行设计交底和察看现场。按修改后的初步设计,增设了引桥,桥面设计标高提高1.5米,改石砌柱式桥墩为钢筋混凝土双柱式桥墩。
7月21日,指挥部根据开工报告批复意见,开会部署了培训吊装队伍,三通一平扫尾,抓紧施工图设计,签订施工合同,委托市公路质监站为大桥质监单位等事宜,并决定开工日期为7月25曰。
指挥部决定7月25日开工,实际承建主桥的市区两个路桥公司已按施工计划在当月中旬开始东西两岸主台的基坑施工。按常年的夏季,有一个短期的枯水季节,在两岸主台地基顶面高出常水位近2米,且基岩层深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以抢出两个主桥台,为引桥和两岸的按线施工创造条件,为一个冬天完成下部墩台结构和主拱圈的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决定开工的会议一散,便连降暴雨。到23日,澧水洪峰在桥位处超过160的标高,离大桥设计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仅差40厘米,是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因此,7月25日开工便无法进行。事实雄辩证明修改初步设计,增加引桥和提高桥面设计标高,及补充开工前的一系列技术资料是必不可少的,是完全正确的。
洪水过后,8至9月份的降雨一反常态,仍然连绵不断,使施工基本无法进行。两个主桥台基础几度被淹,仅几千立方的基础土方,在渗水量不大的情况下,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挖出来,到10月1日才安砌基础。
根据历年的水文资料,10月份以后是进入桥梁施工的有利季节。为了抓住有利季节展开全面施工,市路桥公司于10月7日开始架设施工便桥,12日全面完成了便桥,打开了主河槽桥墩全面施工的局面。10月25日,市路桥公司主河槽5号和6号墩开始围水,两个围堰完成后,在11月9日又开始涨小洪水,不但围堰被冲坏,11日,便桥也被冲毁。区路桥公司边滩上施工的2、3、4号桥墩场地全被淹没,施工受阻,带来更大的困难。直至II月28日,才将施工便桥重新修通,按施工组织设计,反常的气候延误了4个月的施工期。
作为全长386米,六孔净路48米、宽21米的石拱桥,其规模在国内外罕见,加上墩台下部结构受反常气候影响,真正的枯水季节到12月才开始。为了保证一个冬天完成大桥墩台和主拱,抢在明年雨季前拆拱架,保证安全渡汛,在便桥被冲的情况下,坚持了边滩3个桥墩的成孔施工,5号墩的围水成孔改筑岛小沉井方案穿透覆盖层。12月1日,边滩3个墩的成孔达到风化岩层。但按设计要求,柱式墩的嵌岩深度需5米以上,深的达7米才能保证桩基的承载能力。施工受大渗水的影响,进度仍然缓慢。
第二次便桥的架通,墩台施工才真正进人高潮。12月5日,东头6号墩围水成功,开挖成孔顺利。5号小沉井也很快与基岩相接。12月下旬,5号和6号墩的成孔全部达到设计标高,同时开始钢筋混凝土柱式墩的浇筑。1月开始了拱支盔架的架设安装。
1994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区路桥公司二号墩成孔达到设计标髙,开始紧张的墩柱钢筋混凝土施工。春节期间,整个工地没有放假一天,一切为了抢回洪水延误的工期,市区两级领导都亲临工地表示了慰问。从1994年f月开始,以50天的时间,完成5个桥墩钢筋混凝土的浇筑任务,并于2月底全面完成六孔拱盔支架的制作安装。建桥队伍高昂的士气战胜了寒冬,抢回了延误的工期。
从1994年3月2日开始挽拱,到22日全部主拱圈砌筑完毕,1863000立方米的石料砌体,真正施工时间,除去拱圈版肋施工间歇时间,只用半个月,这种速度在石拱桥的施工中,应该说是创纪录的。
新一年的雨季即将来临,水位每天都有上升的迹象。3月30日开始拆拱架,一场扣人心弦的紧张作业又开始了。拆至4月2日,雨量大增,水位猛涨,市路桥公司主河槽三孔施工人员已难上架拆除,拆除的木材要用大量的船只在下游抢救打捞。第四孔在4月4日下午2点40分,由于施工人员冒险违章作业,拱架顺桥倾塌,造成2人重伤,7人轻伤的事故。在与洪水的搏斗中,4月12曰拱架拆完,按预期目标在春汛前完成了任务。
为了使拱上建筑施工正常化和考虑人行悬挑预制件的施工,缆索吊装设备的架设超前完成。此后的5个月施工,完成了除人行道、钢纤维桥面混凝土和栏杆系统在外的主体工程,实现了市政府领导提出的10月1日通车的目标。
鸬鹚湾大桥作为轻型石拱桥的一个范例,受到公路桥梁同行的关注。湖南省公路学会邀请省内外同行专家于1994年10月10日在张家界施工现场举行学术交流活动,来自本省和四川、贵州、江西等省的同行专家80余人进行经验交流。
轻型石拱桥是我省从70年代末开始革新创造的一种全新石拱桥。它在石拱桥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首先将主拱圈做成版肋型,代替传统的矩形断面,复拱横墙做成窄立墙,大大减轻了拱上结构的恒重;主拱线型做成悬索线,使主拱圈完成以后的恒载压力线与设计线型相吻合,便于裸拱的早期拆架,增加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度。由于上部构造的轻型化,相应对下部墩台的承载力和施工对拱架的承作力的要求,也有所降低。不但增加了施工的安全度,也降低了工程造价,还增强了拱桥外形的美感。
鸬鹚湾大桥在上部轻型化的基础上,率先在大型石拱桥采用了双柱式桥墩,3米大悬挑人行道的采用,使石拱桥的造型与现代桥梁结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石砌主拱圈的潜在能力,为传统石拱桥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1994年10月1日通车以后,一方面,由于指挥部的工作有所放松,加上在设计上存在边施工边修改,造成工程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洪水对工程的损失没有认真的确认,使施工单位,尤其是市路桥公司资金困难,在紧缩银根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又一时难以到位,桥面及人行道栏杆系统的施工质量和外形装修工程,都显得粗糙,给整个工程留下较大遗憾。
在前期主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较差的施工环境,或者是资金上的困难,都由于市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建桥队伍的协同作战,使主体工程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成绩是显著的。在施工过程中,杨正午、刘夫生等省级领导亲临现场视察,市区领导肖征龙、李刚铤、郭树人、杨次伟等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促,对克服困难,高速修建大桥,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5年3月25日,鸬鹚湾大桥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市区和省公路局的主要领导肖征龙、李刚铤、李家瑞等同志为大桥剪彩,并奖励了建桥有功人员。
大桥的建成通车后,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连接大桥至老城区的永定大道很快破土动工,从而拉开了张家界城市建设的新序幕。
澧水,湖南四大河流中最纤弱也是最漂亮的河,在永定区境内91公里,将该区分为南北两岸,正在崛起的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主街道位于北岸。遇上洪水的肆虐,渡船无可奈何,两岸人民也只能是望河兴叹。早在1958年,大庸县城的上游就动工兴建一座澧水大桥,1970年建成通车,但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它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94年11月,在张家界市永定区东南澧水河鸬鹚湾渡口,一座飞虹巨龙般的石拱桥腾空而起。它全长380.8米,主拱净跨6x48米,桥宽21米。国内外桥梁专家认定它为中国当代最大的轻型版肋石拱桥。1995年在澳大利亚桥梁学术会上被列为世界石拱桥之最。5年之后,又一座以同样设计理论和施工工艺建造的,比澧水鸬鹚湾大桥更长更宽更完美的轻型版肋石拱桥建成通车。它就是澧水观音大桥。该桥全长674米,主拱净跨2x52+2x50米,引桥长466米,桥宽21米,像一条彩带飘向张家界火车南站,奔驰不绝的汽车似乎在高奏着一曲曲修桥英雄的赞歌。来张家界旅游观光的中外客人,也都慕名漫步欣赏,抒展自己在旅游胜地的心境。
修建澧水观音大桥,一直是城区两岸人民的心愿。长期以来,*这里流传着许多要求修建澧水观音大桥的故事。明朝年间,在城区东门溪人澧水河口,修建了一座3米高2米宽的石拱桥,取名为观音桥,意为观音菩萨,普渡众生,寄托修建澧水观音大桥的愿望。清嘉庆十八年,城南渡口码头竖了一块刻有“朝天义渡,概不收费”的字碑,其意是以舟代桥。70年代中期,铁路部门修建枝柳铁路,曾计划修建澧水观音大桥,因张家界火车站选址易地而未能实现。1985年,原大庸县改为大庸市,当时市政府也曾计划修建澧水观音大桥,写出了项目可行性和立项报告书,还绘出了桥的式样图,后因资金不落实而搁置。1988年,县级大庸市升级为地级市,1994年易名为张家界市,原县级大庸市辖区改为永定区。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旅游兴市的迫切任务,修建澧水观音大桥的时机到来了。永定区交通局局长杨学军,在修建澧水鸬鹚湾大桥期间,就筹划修建澧水观音大桥,得到永定区交通局党组书记罗启宏、主任工程师陈署生的赞同,又与官黎坪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的李锡勇联系,达成共识。该处承头修建澧水观音大桥,以出让土地为筹码,招商引资,解决资金来源。消息传出,各路客商纷至沓来,湖南张家界鼎泰公司总经理张世明投资5500万元承建澧水观音大桥,其中以1827万元修建此桥的配套工程陵园南路和武陵中路。此方案被张家界市副市长刘德美拍板界定,由市区政府组织修建,利用土地资源回报,施工单位为张家界通达路桥公司。1994年10月6日,副市长刘德美主持召开了市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市长办公会议,上下统一了思想,左右配合了行动,成立了修建澧水观音大桥工程指挥部,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张宏任任顾问,副市长刘德美任指挥长,市政府先后有副秘书长李智勇、李德寿、江海洲与永定区人大主任覃章吉和副主任梁顺炎、市建委副主任傅少云、主任工程师陈署生、官黎坪街道办处党委书记李锡勇任副指挥长。
张家界通达路桥公司在工程建设中采用项目法施工:项目分190工,二级核算,目标管理。工程指挥部作为管理层负责施工管理、组织设计,三大主材及特殊材料统一采购,监督施工质量,规定工期,按时拨款,外协合同签订和执行等工作。通达路桥公司员工和三个修桥施工队,分项目组为独立核算单位作为施工作业层,承担施工现场的施工与组织管理工作。在确保安全优质的前提下,推行目标管理,建立竞争激励机制,逐项下达全桥总工期、年度和月工期、分项工程计划、设工期目标、质量、安全等奖项及相应的罚款处分规定。特别是主拱施工时,需两岸同步施工,若一方进度迟缓将影响大桥的施工进度,指挥部实行扣罚一方滞后金来激励另一方的方法,使两岸工程稳步进行,促进总体目标的实现。张家界通达路桥公司自始至终把安全质量放在首位。在澧水观音大桥建设上,积极采用省公路上官兴1979年研究出的石砌版肋拱桥新型方案,结合施工实际,采用大直径桩、长悬臂、钢钎维等先进技术,取得了“结构新,造型美,载重大,工期短,造价低”的成效。每平方米造价1550元,比同类桥节省资金24%,比同类型钢筑砼桥节省资金1/3以上。如何解决砂卵石潜水较大的基础开挖,是桥梁建设上一道难题,陈署生与上官兴同志为首的工程师们紧密协作,同交通部行业联合技术攻关组,联合研制了无承台大直径沉挖管桩基础。遭水观音大桥航孔是52x2+50x2,两台三墩的石砌肋拱桥,采用2x3.5米,壁厚75厘米30#双柱式砼结构,全桥三墩一次开挖获得了成功,有效地解决了砂卵层的止水难题。这是国内首次使用无承台大直径沉挖管桩基础,是一次观念性的突破,不仅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同时节省资金85万元,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的桥梁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在澧水观音大桥建设中创造的“大直径管桩技术”和“施喷固结管桩技术”被评为永定区1995~1997年f斗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并在全国首创了空心桩建拱桥的新技术。国家交通部拟定以此桥为主,将出版大跨径石拱桥国家标准图,并编写《中国轻型石拱桥》一书。
资金问题一直是困扰施工的突岀问题,作为常务副指挥长李锡勇书记为这个问题吃不香,睡不安,他一次次跑省里、市里,跑金融系统,筹来工程款,解决燃眉之急。
永定区交通局更是将澧水观音大桥的建设列为重中之重的工程来抓,局长田际陆将观音大桥列为自己的联系单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1996年11月,因资金问题停工14个月的工程恢复建设,为了赶在次年4月河流进人汛期之前的100天时间内完成大桥主拱圈安砌任务,局长田际陆,副局长侯德忠、黄胜福及各股室负责人来到了澧水观音大桥工地上,召开办公会议,统一思想,制定建设方案,明确责任目标。1997年3月12日,澧水观音大桥起大拱的时候,现任局长张子德、副局长侯德忠、黄胜福等同志又亲自到建设工地,每人负责一个大拱圈的施工指挥和安全监督工作,仅用3•天时间,主拱圈就全部安砌完毕。
禮水观音大桥的建设过程,也是一次次排除险情的过程。1995年3月8日,打响了开工的第一枪。经过60天的日夜奋战,第一期水下工程保质保量地完成了。1995年5月29日刚拿下水下工程,连日的暴雨,一河洪水扫荡而来!刚完成的水泥墩,还有连日运水泥、砂石的便桥,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前2个多月的工作会前功尽弃。见此情景,公司组织的青年民兵突击队在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张宏任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以赴抗洪抢险,桥墩安然无恙。1997年3月,在观音大桥起大拱的时候,又一河大水从上游冲来一艘无人照料的大渔船,眼看要直撞大拱墩基和木拱架,10多位民工拿起钢钎锤子,飞步直赴冰冷刺骨的河水,抓住渔船以最快的速度将其砸烂,又一次化险为夷。]998年7月22日,百年不遇的特大洪魔,袭击了澧水观音大桥,恰恰是对观音大桥的检测,任凭洪魔进涌,观音大桥却巍然不动。
工人们战天斗地、舍生忘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市、区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好评。1997年春节,市委书记肖征龙,永定区委书记刘纪福等领导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工人们一道过上祥和欢乐的春节。新任市委书记刘力伟上任不久就视察工地向工人们问好。副市长杨次伟、刘德美经常下班后到工地上看一看,走一走,向工人问寒问暖。领导们的关怀极大鼓舞了他们建好观音大桥的信心。
华灯初上,凉风习习。漫步在大桥两侧路灯下一群群侃天侃地的居民,感受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时发出会心的笑。清晨,挑着满担蔬菜的菜农更有说不出的喜悦,他们不再为清早等候渡船浪费时光而犯愁。
澧水依然悠悠荡荡地唱着欢乐的歌,巍巍天门山依然像一道屏障屹立在那里尽忠诚卫士的责任,可就在这屏障下,澧水河上从此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黄石寨客运索道是我们公园的一项重点工程,也是我们公园的第一个合资项目。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后因增加附属工程和其他因素,总投资达到4000多万元人民币。分上、下站房和线路三个部分。索道线路水平距863米,高差431米,运行速度每秒8米,单向小时运量948人,为双线往复吊箱组式,设备全部从法国POMA(波马)公司引进。这条索道从1993年初开始筹备,1995年5月18日正式动工建设,历经艰难坎坷,终于在1997年森保节前投入营运,为让大家了解索道工程建设的艰辛,特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记述如下:
黄石寨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风景区,也是公园最大的凌空观景台。这里奇峰林立,怪石擎天,云雾缭绕,奇险无比,故有“不上黄石寨,枉到张家界”的美誉。但由于黄石寨相对海拔较高,地势险峻,登山游道险陡路远,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
很久以前,人们就想建设索道,为完善公园景区的旅游设施,增加游乐项目,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登黄石寨观赏山峰奇景、领略台地风光的要求,给国内外游客创造一个轻松、愉快、舒适的旅游条件。
1988年湖南省建委和同济大学合编的《中国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早已提出修建缆车、升降梯和索道等方案。为此,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院根据公园管理处的委托,在1992年5月15日拿出了《黄石寨升降梯工程项目建设意见书》,1992年12月14日,王建文处长代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与台湾证吉兴业有限公司张瑞田先生签定了《合资建设黄石寨索道(升降梯)的意见书》,从此,黄石寨客运索道建设正式列入了议事日程。
这时,正是1992年底至1993年初,辞旧迎新,公园进行各单位负责人调整。当时,我由管理处办公室主任改任工会主席。不知什么原因,我正在市参加政工师培训,突然接到王建文处长通知,要我立即赶到管理处,有重要工作安排。后来,在与王建文同志谈话中,我才知道,为了把这项工程搞好,需要一位有能力、负责、务实、肯干的人来干此事。大概就这样,我便开始了索道的筹备和建设工作。
做任何一件事情,进行科学论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1993年正月初六,新年刚过,按照惯例,各单位都还未上班,仍沉浸在欢乐之中。可是,谁也不会想到,我却和王建文处长登上了去长沙的旅途。
这次去长沙的目的,主要是向省林业厅、省建委等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争取他们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早春,湘西山区寒气袭人,给人一种肃杀、冰冷的感觉。但是,我俩不顾一天的寒冷和劳累,第二天就投人了紧张的工作。
正月初八,在省林业厅四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
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有刘永寿、吴凤鸣、侯秋安、罗少安、陈政儒、邓斌、王建文、周树怀和我等,会上,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的专家根据总体规划,介绍了兴建黄石寨升降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一些有关具体技术问题,最后,刘永寿厅长作了重要批示,反复强调一定要按照程序,搞好科学论证。
1993年2月9日,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张家界现场踏勘,决定从鸳鸯泉打一平洞,后再打一竖井上黄石寨瞭望台,运送游客,形成上下相连,往返自由的交通路线。可是,这个方案拿出来后,我们觉得有3个问题:一是不便于游客观景;二是有三万多立方米的岩渣不好处理;三是投资总额达1830.6万元,鉴于上述原因,后来便改为索道,并于1993年4月22日正式委托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为了编制好报告,4月10日至13日,长沙矿山设计院宋德启、全永吉等来到张家界踏勘线路,5月3日至7日,宋德启再次来张家界踏勘线路。我带着他们,爬山越岭,反复比较,选择了白沙井至黄石寨原瞭望台为第一方案,紫草潭至前花园为第二方案设计上报。
这个方案完成后,能不能得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的认可是个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我与雷鸣科长于1993年8月9日至12曰到了长沙,主要是争取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支持。这个公司属省计委领导,凡属重要项目,必须由他们组织评审。我们把有关事项谈好后,及时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王建文处长,签订了索道评审协议。1993年9月6日至9日,由省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邀请省建委、省计委、省环保局、省林业厅,以及市、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专家30多人,在张家界栖凤山庄召开评审会,对这个方案进行论证评审,一致认为方案是可行的,经济效益也是好的,对自然景观破坏不大,符合总体规划,写出了评审报告,同意上报。至此,索道筹建进人了实质性的阶段。
搞索道建设,对于我来说,是个小学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为了把黄石寨客运索道建设好,经请示王建文处长同意,决定由我带队,组织了雷鸣、余德忠、贾祖海等人外出考察。
我们于1993年11月30日出发,到1993年12月14日结束,先后考察了泰山、麵山、峨嵋山等风景名胜区的索道工程建设、设备选购、经营管理等,使我们受到了很大启示,为我们加快索道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次考察,解决了我们三个关键问题:
1、 索道效益问题:我们以前对索道效益是不了解的。通过调査得出结论,现在全国所建的客运索道,每条索道收入都很大,效益很高。以泰山第一条索道为例,总投资1050万元,进口日本设备,1983年开始建设,1984年营运,只有一年多时间,就全部收回成本。骊山、峨嵋山等地的索道也是如此。从而,坚定了我们建设好黄石寨客运索道的信心和决心。
2、 选择设计单位问题:原来,黄石寨客运索道工程是由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担任的。这个院技术力量较为薄弱,同时收费也较昂贵。通过考察,我们觉得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技术力量雄厚,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处理问题能力较强。经汇报讨论,决定改为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后王建文、周树怀和我专程到北京进行洽谈,1994年1月17日由我代表公司正式与北京院签订了设计合同,费用也由原来44万元降为34万元。
3、 设备选购问题:原来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设计采用的是国产设备,价格虽然低一些,但质量差,安全系数低,维修任务大,不如进口设备安全可靠,经久耐用,技术先进等。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认为进口设备好处多。
以上三个问题,后来都得到了圆满解决。至于合资年限和比例问题,我们虽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由于已经签订合同,就不好再更改了。
原来,我们是委托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担任的,后改为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担任。但是,不管谁来设计,测量和勘探等基础工作非常重要,也必须先要搞好。
开始,测量工作我们是委托永定区水电局进行的。鉴于他们的技术力量和设备仪器状况不佳,后改为化工部长沙测绘公司。虽几经周折,但后来经过法国POMA公司测量人员现场复测,这个公司提供的资料是可靠的。地质勘探任务则是由张家界市勘察设计院担任,但由于技术力量不行,所提供的资料与后来上站、中间支架点开挖后的实际情况出入较大,给工程带来了很大影响。因此,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我们及时提供基础资料的情况下,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抓紧编制了设计方案。1994年9月2日,由省建委主持,邀请省林业厅、省计委、省旅游局、长沙市建委、长沙有色金属设计院、武陵源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等单位领导和专家20多人,在长沙召开了方案评审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就设计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改进意见,并建议设计单位对此方案修改后,作为初步设计上报建设部门审批。根据评审会意见,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抓紧了方案修改工作,1995年4月8日,省建委在长沙再次召开会议,评审黄石寨客运索道初步设计,并于1995年4月20日下达批复文件,准予开工建设。
兴建黄石寨客运索道需要大量资金,根据公园经济实力,光凭本身力量是不行的,如何招商引资则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王建文的名字,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思想解放,富有开拓精神,呕心沥血,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招商引资。为了建设索道,1992年12月14日,王建文处长代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与台湾证吉兴业有限公司张瑞田先生签定《合资建设黄石寨索道(升降梯)的意见书》。这位台湾先生,是经国家林业部和省林业厅介绍来公园进行投资的。他的公司本来是经营木材、各种木质品以及其他工业产品的综合实业公司,在东南亚设有胶合板工厂,已形成经济网络。近年来,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能力转移,经省林业厅原副厅长洪松涛邀请,张先生多次来张家界考察,愿意为发展张家界旅游事业贡献力量。
然而,美好的意愿并不等于现实,它需要人们经过不断努力工作才能实现。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为了签好合同和章程,曾四次讨论,四易其稿,往往为了一个问题都要争论很长时间。有时领导出面做工作,才获得一致意见。我记得,在即将签合同的当天,为合同中第四章第十三条里的一个词就争论了半天,最后勉强改成“协议”才通过。可见,招商引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说,你们和外商打交道好办,只要把他们接待好就行了,他们就会投资。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与外商打交道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讲究策略性。黄石寨客运索道能够签定合同,完全是用汗水辛勤工作的结果。太阳终于从云雾中露出了笑脸。1993年9月26日,通过多次协商洽谈,最后双方终于取得共识,在张家界栖凤山庄,由市、区领导参加,王建文处长与张瑞田先生正式签订了兴建黄石寨索道的合同和章程。
合同签定后,黄石寨客运索道筹建步入一个新阶段。
这时,事情越来越多,没专门办事班子看来不行了。开始,这项工作主要由王建文处长亲自挂帅,具体事情由我承办,直接向他报告。1993年12月30日,管理处下了《关于委派王建文、陈自胜两先生出任黄石寨客运索道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的函》和《关于聘任陈自胜为副总经理的聘任书》的文件,总经理按照合同规定由台湾方出任,虽有卢进丁的名字在执照上,实际未到位。只好责成我组织班子,加紧筹备和建设。
我觉得要把这条索道建设好,人员十分重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开始人员不必过多,待形势发展后再增加,根据我的了解,提出了两个人选:一是办公室的卜茂军。我任办公室主任时,他从大学分配而来D这个同志老实肯干,有一定工作能力•,另一位是财务人员田耀,田耀曾和我在广播公司一道工作过,我对他也比较了解。对他们有些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王建文处长从大局出发,同意了我的要求。
万事开头难。没有房子,就向办公室要了一间,没有办公桌椅,就将自己原来的搬来凑合在一起。1994年元月,正式挂牌,开始了繁重的筹备工作。后随着任务的加重,到1994年9月,又增加了唐芝香和罗启平两人。1995年6月18日开工后,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借调了三名施工员,一直没有多进人。
与此同时,根据形势变化,领导班子也相应的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王建文处长调任后,在没有处长到任前,李培登副处长主持全面工作时,由他挂帅,张功敏副处长分管。胡建国处长上任后,接替王建文为董事长。1994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张家界银泉宾馆举行董事会,决定成立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张功敏,副组长:陈自胜、张辅仁,成员:宁铭铨、陆桐年。1995年5月19日,在张家界宾馆举行第三次董事会,为便于工作,增补张功敏为董事成员。
黄石寨客运索道从计划立项到开工建设,长达两年之多。不明情况的人,都以为这个项目烟消雾散了。然而,与大家想像相反,工作却十分繁重和复杂,主要是申报,办理各种有关手续。
在市、区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1993年11月17日,国家林业部以林造国(1993)34号文件批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兴建黄石寨客运索道,同一天,国家建设部以建城(1993)828号文件下发准建黄石寨客运索道的批复,1993年12月8日,大庸市计划局以大计综(1993)159号文件下发《关于合资兴建黄石寨客运索道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一天,大庸市外经委以大经贸资(1993)58号文批复,1993年12月8日,湖南省政府以外经贸湘字(1993)1144号文件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尔后,1994年3月26日正式在湖南省工商局注册,注册资本为2100万元人民币,董事长王建文,副董事长张瑞田、卢老富,董事:洪大和、陈自胜,总经理:卢进丁,副总经理陈自胜,有效期限为1994年3月26日至2044年3月25日,省工商局正式颁发营业执照,具有法人资格,准予开业。在抓紧办理有关手续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抓紧了工程的设计。1995年4月200,湖南省建委以湘建(1995)园字第142号文件批复《张家界黄石寨客运索道初步设计》,按理说,开工建设不会受任何阻挠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4月20日省劳动厅安全处来电话通知,要求进行黄石寨客运索道初步设计安全评审(此时,初步设计已由省建委主持邀请有关单位及专家完成)。次日,市劳动局派人前往公司督办,5月下旬,省劳动厅又以湘劳函(1995)163函下发《关于张家界黄石寨客运索道工程未经劳动部门进行职业安全卫生“三同时”审查,必须立即停止施工的函》,6月12日,刘德美副市长批示:请武陵源区政府与张管处、索道公司一起,尽快向省劳动厅汇报,办理有关手续。至于是否停工,请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审批。
对于这样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我们是非常重视的。4月20日,公司曾派卜茂军同志专程向省劳动厅进行汇报,5月3日,我们又派出副处长、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宁铭铨与卜茂军两同志再次到长沙向省劳动厅汇报,6月上旬,第三次委派宁铭铨同志到长沙向省劳动厅汇报。为搞好关系,6月27日,我们专门派车将市劳动局有关人员接上张家界汇报,要求他们从中给予方便。6月30日,省劳动厅职业安全卫生监督处副处长卢楚良与市劳动局有关人员等来到现场,经多次汇报,原则上达成共识:①暂不评审,待设备进场和运行验收时一并进行;②安装队伍进场前一定要到劳动部门进行资质审查,办理注册手续;③有关具体事项管理委托市劳动局具体负责。
当然,像这样的事是很多的。作为我们具体经办者来说,面对如此之多的关卡,要办成一件事情,只有一个字回答:“难!”
设备造型与订购,是索道工程建设的关键。从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提供的资料看,整个工程总共投资为3028万元人民币,其中设备总价为1717.783万元,占整个投资的57.21%。因此,搞好设备技术谈判工作至关重要。
订购技术设备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为技术谈判,从1994年8月20日开始,到10月5日结束,历时16天。地点在北京国贸大厦。我公司参加谈判的人员有张功敏、陈自胜、罗启平、胡友源(聘任的武陵大学教师)、陆桐年和北京设计院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先后与法国POMA公司和奥地利WAAG-NER、BIRO(瓦格纳•比罗)公司就有关技术性问题,广泛深人地开展了讨论磋商,弄清了技术设备的性能和要求,为商务谈判打下了基础。
这次谈判正值建国45周年大庆。“十•一”前后,整个北京呈现一派节日气氛。这样好的机会,谁不想领略一下京城的风韵哩!因为戒严,北京设计院到国贸大厦不能通行,我们才在10月1日休会一天。
商场就是战场,这话一点不假。第二段为商务谈判,时间从10月20日开始到11月1日结束,共计13天。谈判地点仍在北京,我方参加的人员有王建文、李培登、陈自胜、洪松涛、陆桐年等。这次谈判先用一个星期时间,解决我方与台方的资金问题。争论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后段是与法国POMA公司与奥地利WAAGNER-BIRO公司进行商务谈判。经过认真工作,反复比较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购买法国POMA公司的技术和设备。总价格为1000万法郎。其理由是:
1、 从价格上相比:POMA公司为1000万法郎,折合人民币1670.95S;WAAGNER*BIRO*2080万先令,折合人民币1681.264元,比POMA公司多103640元;
2、 从支付上相比:POMA第一次预付定金15%,第二次1995年5月1日前开出信用证75%,第三次1995年9月1日前开出信用证10%,并同意验收后在保证期内由卖方给买方开5%的反保函;而瓦格纳•比罗是:第一次预付定金15%,第二次开出信用证80%,时间在1995年2月1日前,第三次开信用证5%,时间为1995年10月1日前,两个公司相比,购买瓦格纳•比罗的技术设备,我们要增加利息60多万元。
3、 从交货期相比:POMA公司为1995年7月100左右装船发货,9月上旬运到安装现场;瓦格纳•比罗公司8月底才能装船发货,10月底运到现场,影响工程建设施工;
4、 从工程测量相比:POMA公司负责自己测量,工程设计没有后顾之忧;而瓦格纳•比罗公司不负责测量,只在原来测量图纸上设计,出现问题不负责任;
5、 从运量相比:POMA公司每小时最大运量为948人,而瓦格纳•比罗每小时最大运量为880人,相差68人。
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向了这一天:1994年11月1日,在北京四川饭店由王建文董事长和POMA马克先生签订了技术设备合同。肖征龙书记、张金华副市长参加了签字仪式,表示热烈祝贺。使这本来平平常常的一天,变成了索道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永远难忘的一天O
订购设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与设备厂家论争外,还需与台方解决好关系。在商务谈判时,合资双方为资金问题发生了很大矛盾,险些达到了破裂的程度。
合资双方在完成技术谈判以后,我们已做好一切谈判准备,可事与愿违,正当我和李培登满怀信心去北京参加商务谈判,路经长沙时,得到陆桐年转达台方的意见:2100万元注册资金,不能完成整个工程,不足部分要求在当地银行进行贷款。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不想合作下去,采取拖延态度,待形势变化。我们准备参加商务谈判的四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可以预料,必将为双方进一步合作蒙上阴影。
按照计划,1994年10月20日我和洪松涛、王建文、李培登等四人,准时到达北京,法国POMA和奥地利瓦格纳•比罗公司谈判人员也相继到达北京,原来协商,台方除陆桐年参加谈判外,卢老富也参加。可是,因为资金问题,台方除陆桐年外自始至终都没有派人参加,只是由陆桐年频频与台湾联系。资金问题不解决,如此大事,岂能儿戏。只好将谈判时间一拖再拖。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与台方第一个派到公司工作的代表曹XX有关,他为着表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惜编造些假情况汇报,从而达到动摇张瑞田、卢进丁等股东在张家界投资信心的目的。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在分析当时形势基础上,做好了两种打算:一是继续合作下去,一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我们认为对我们都有利而无弊。因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的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如果愿意合作,我们非常欢迎;如果不愿意合作,我们也有能力把这条索道建设好。这次,设备订购合同你们不签,我们单独签订。否则将有损我们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表明我们态度后,为了保证资金到位,我们及时给张家界市人民银行通报了情况,市人民银行非常重视和支持我们,立即派出臧海雄、戴春和两位科长乘飞机赶赴北京。在强大的压力下,台方同意了由他们先预付15%定金,其余资金召开董事会再定。这样签订了合同,勉强解决了矛盾。
出国,这个字眼对于有身份的人来说,不算一回事情。然而,对于像我这样一位普通国家工作人员,却是终身都难以忘怀的事情。
1995年2月14日,首都机场,风和日丽,我登上去法国的飞机,开始了万里旅行。这次到法国的目的是参加第二次技术联络会,参加人只有张功敏、张辅仁、刘小贵、付学江、纪晓岚和我等六人。
本来,第二次技术联络会原决定1995年1月15日召开,但由于POMA公司没有完成设计,故推迟了时间。在法国逗留期间,用四天时间向POMA公司介绍了工程、线路、电控原理及两个站的草图和设想,讨论了合同的执行情况和工程设计进展情况,用六天时间参观游览了各种类型的索道和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塞纳河等风景名胜,最后签署了会议纪要。这次会议的设想与原来比较有三个变更:
1、 线路变更:按照原来文件,POMA公司于1995年2月15日提岀拟向左(向上站方向看)移动3.5米。新的线路中心为X二5036.5米,但此线路的最后确定需待POMA公司派员到现场进行复测后决定;
2、 出图时间变更:鉴于线路变更,交图时间由原来1995年2月底推迟到1995年4月20日,比原来要求推迟了50天时间;
3、 付款时间和发货时间变更:根据合同规定,第二次开出信用证时间为1995年5月1日前,装船发货时间为1995年7月30日前,经协商变更为:第二次开出信用证时间为6月1日前,装船发货时间为1995年8月31日前。
由于法国POMA公司设计上的这些重大变化,事前并未通知我们,责任完全在于他们。此后,几经努力工作,POMA公司出图时间仍是一拖再拖,这是影响索道建设工期的一个主要原因。
索道是项特殊工程,专业技术性强,保险系数高,选择好施工安装队伍,可想而知,重要意义自不必说。
对于这项工作,在签订设备技术合同后就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着手施工安装队伍的考察工作。1995年1月10日至20日,首先对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进行了调査了解。以后,在1995年2月9日至2月22日、1995年2月26日至3月1日,又分别对山东泰安索道安装公司和葫芦岛市索道制造安装总公司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大家认为,这三家公司资质资信可靠,施工技术力量雄厚,机械设备精良,具有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设备制造、建筑安装一条龙总承包的能力,且具有安装多条索道的施工经验。报经刘德美副市长同意,决定在这三家公司中做好议标工作。
为搞好议标工作,1995年3月25日至26日在张家界召开了技术交底会议,讲明要求,提出希望,要议标单位做好标书。为防止不正当行为,成立了有建委、工商、税务、纪委、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议标领导小组。我们接到各家标书后,多次开会协商,反复比较各家所投标书的数据,统一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1995年4月25日至4月29日正式召开议标会议,分别由各家介绍施工方案、施工措施及价格,最后,葫芦岛索道制造安装总公司和二十三冶方案可行、技术先进、经验丰富、价格合理等条件取胜。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选择施工队伍过程中,有些施工队为了揽得工程,采用种种不正当行为,企图腐蚀我们,均都被我们拒绝。例如:在考察施工安装队伍时,他们给我和宁铭铨同志送来金项链,我们严肃地批评了他们这种行为,并及时将送来的金项链退回了他们。心底无私天地宽。由于这样,选择施工安装队伍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1995年5月18日,黄石寨客运索道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这天,白沙井下站会场彩旗飞舞,庄重热闹。参加会议的有省林业厅、市委、市政府领导肖征龙、李刚铤、李冬冬、向万隆、张金华、洪松涛、李定一等及台商张瑞田先生和有关单位200多人应邀参加奠基仪式。
为尽快开工,早在1994年5月30日就组织了进场公路的建设。进场公路全长1.228公里,原预算725914元。后采用承包委托营林科组织施工,承包资金46万元,比预算节约资金265914元。经过三个半月时间紧张施工,1994年9月10日全部竣工,经验收实际完成路基土石方14492立方米,泥结碎石路面9228平方米,石拱桥21.2米/座,涵管80.7/8道,挡土墙957.3立方米/286米,干砌护坡2910立方米/801米,截水沟30.4米,总投工23612个,达到路基宽度7.5米,路面宽度6米,最小平曲半径30米,停车视距30米,会车视距20米,最大纵坡8%的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核定为良好工程。
与此同时,我们从1994年12月份起,还主动与张家界电力局联系,先后五次进行协商,解决用电问题。一是1994年12月26日,我和宁铭铨副处长等与张家界电力局洽谈后,电力局于1994年12月28日至29日来到现场,进行勘测,编制了设计方案;二是将此方案上报后,于1995年3月3日得到省林业厅认可;三是在正式认可方案后,张家界电力局再次进行勘测、设计。解决电量、导线选型、外接、时间等重大问题基础上,我们和供电局及时组织施工队伍,克服重重困难,抓紧施工,保证了开工建设后的用电问题。
工程按照计划顺利进行,沉睡多年的白沙井深山,好像注入一股春泉,顿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工程进展很快,截至7月25日止,上、中、下站基础开挖均已达到设计标高,索道工程建设形势一派大好。
1995年7月27日至8月12日,在青岩山宾馆召开技术联络会。这次联络会,主要是北京设计院图纸交底,解决疑点,保证工程质量,更好地完成索道工程建设任务。可是,在实地现场检査中,发现上站、中间支架点基础开挖后,地质与市勘察设计院所提供的数据不符。我们和设计人员都觉得问题严重。消息传出,人们议论纷纷,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担心的。对于我来说,则更多的是压力,加之当时,我方张功敏、宁铭铨等几位负责同志都未参加会议。千斤重担全由我来承担。经过几天实地观察,结论不可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作为一名指挥员,不能束手无策,而是要及时作出决断,在认真分析形势后,我便提出了如下处理意见:1、请市勘院邀请长勘院地质专家来现场鉴定,尽快做出结论;2、请化工部长沙测绘局谭敦厚对中间支架点地形进行测量,以便更改设计;3、停止施工,将中间支架点施工人员进行调整集中突击下站。按照这个安排,8月1日,长勘院地质工程师杨传德、朱立新、刘京英来到张家界,8月2日他们登上黄石寨和中间支架点现场察看,8月3日我们与长勘院在青岩山宾馆洽谈了解到:1、上站问题不大,马上可以做出结论;2、中间支架点问题较大,还须要做一定工作,问题是可以处理的;3、要做出地质报告,首先必须签定合同。这时我心里有了结论,无非是多增加一点投资。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不影响工程,经与宁铭铨商量,作出的处理意见是:仍由市勘院与长勘院签定合同,为不影响工程,资金暂由我公司垫付。与此同时,8月3日,谭敦厚工程师来到张家界,很快测出了地形图,在接到长勘院提供上站地质资料后,8月10日便完成上站的变更设计,中间支架点的变更也正有序进行。我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且贯穿整个事物的始终。不承认矛盾不是唯物主义者,关键是面对矛盾,怎么尽快解决。由于措施有力,一场风波很快平息下来。
矛盾解决后,索道建设很快进人快车道。
1995年9月14日8点,开始了众人关注的下站基础设备浇捣施工。设备基础砼浇注,是索道工程施工中的关键,也是继基础开挖后的又一施工难点和重点。有砼量500多立方米,要求一次浇注完成。钢筋密如蛛网,锚固件分不同角度集中埋设,施工难度极大。为了打好这项硬仗,我们精心进行了准备和组织:
1、 全面动员,增强全体员工参与意识和责任感。砼浇注前,施工队分别召开了管理干部、技术人员、班组长及全体职工大会,进行思想发动,我们公司人员也进行了战前动员,要求大家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团结一致,完成好浇注任务。
2、 制定详尽可行的施工方案,把好技术质量关。对浇注前的装模,钢筋捆扎等进行认真验收,尤其是为防止锚固件埋伏发生移位,要求做到随时检查、调整,保证符合设计要求。
3、 精心组织施工、责任明确到人。按连续五昼夜的计划作业时间,集中了200余人,分为三班作业。每班管理、技术、操作、维修、后勤均定点到人,职责分明。
4、 充分做好准备,防患未然。在砼浇注前,我们与供电部门联系,保证电力供应;要求施工单位对搅拌机、卷扬机等机电器具进行全面检查、保养;砂石、水泥等要搞好运输,保证供应。
5、 分班定额,超产奖励。同时,我们公司员工还主动深人施工现场,坚持轮流值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辛勤劳动必然结出丰硕之果。从9月14日8点开始,经过连续96个小时的团结奋战,于9月18日7点40分顺利完成浇捣任务,比预定计划提前24小时。总体来说,下站基础设备砼浇注组织是成功的。但也由于施工技术人员疏忽,造成1轴P—1预埋件A柱浇捣不实,在柱基与横栏结合部有蜂窝状施工缝。事后,我们组织施工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发扬成绩,改正错误,把今后的工程搞得更好。
首战告捷,群情振奋。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更艰巨的建设任务还在后头。下个目标便是上站的砼浇捣。
为尽快完成上站砼浇注,却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材料搬运问题。上站基础浇注有砼量500多立方米,要求一次完成,共需水泥、碎石、砂子约1600多吨,计320多万斤。这么多数量的材料,全凭双肩从半山腰转运站一担一担挑上山顶。可想而知,困难是多么巨大啊!
在搬运材料中,开始很多挑夫都因体力不足,挑一两天就回家了。游客十分感慨地说:“100斤给我100元钱,我也没有办法!”因此,形成一批挑夫走了,又必须再请一批挑夫,对工程进度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为稳定挑夫情绪,我们一方面除适当增加运费外,另一方面实行及时兑现,并对长期坚持挑运的挑夫也给予一定奖励的办法,保证了挑夫队伍稳定。后来,挑夫队伍每天达到了200多人。
张家界的冬季是个枯水季节,几百人住在山上,吃水十分困难。为保证他们生活用水,我们专门雇请了一部运水车,从山下运到山上,对挑夫鼓舞很大。有位叫陈小梅的大嫂,她是桑植县人,每天挑运砂石1000多斤,为黄石寨索道建设贡献力量。当然,这只是挑夫队伍中的一朵浪花。像陈小梅这样的人不知还有好多。他们挥洒汗水,默默无闻,成为建设黄石寨索道的无名英雄。我想,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团结协作,结出丰硕之果。上站设备基础砼浇注自1995年11月5日上午8点开始,经过五昼夜地团结奋战于1995年11月10曰上午8时,以质量好、进度快,无安全事故为前提顺利完成了任务,比计划时间提前24小时。至此,索道上站施工进入主体工程大会战。
中间支架站是整个工程的难关。地势险,场地窄,施工难度大。加之,基础开挖后,实际情况与原提供的地质资料有一定出入。因此,中间支架站成了整个工程的“瓶颈”。
面对此情此景,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宁铭铨副处长于10月20日到了北京,与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就边坡处理进行洽谈。在洽谈过程中,北京院的意见是:1、边坡处理作为单独一个项目;2、由他们实行总承包,包括预计、施工等;3、概算,在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可以同意由北京院总承包。两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995年10月26日,我们回到长沙,与二十三冶和长勘院协商中站的处理问题,取得初步共识。后接到北京院田治友工程师电话,他们愿意放弃此项工程。于是我和张功敏副处长于11月15曰到了长沙,与长勘院具体进行了中站边坡处理事宜,17日正式签订了合同。为保证工程安全、质量负责,我们在1995年12月7曰至8日邀请了有关岩石力学专家和有关领导,对《中间支架点北部岩石边坡治理方案设计》进行了评审,一致认为方案可行。
时间已经进人寒冬。然而,为了尽快把索道建好,争取早日发挥效益,我们及时组织了施工队伍进场。他们冒严寒,顶狂风,夜以继日,辛勤劳动。1月中旬,张家界下了一场大雪,路滑上不得山,就组织民工用锄头、铲子把冰块铲掉,套上草鞋,仍然坚持施工。雨过天晴景色新,2月上旬终于迎来了好天气。他们一股作气,很快完成了边坡治理工程。1996年4月,经专家验收评审,认为符合要求,出具了准许安装的证明文件。
1996年春节过后,领导从关心我的角度出发,因工会要升为副处级,便将我调离了索道公司,仍回到管理处工会担任工会主席,不再在索道公司任职。
我走后,因钢结构制造质量不合要求,发生驱动机坠地和地脚螺栓脆断事故,索道工程建设便处于停工状态。春暖花开又一年。根据工作需要,在离开索道公司一年后的1997年3月10日,我又重新回到了索道公司。我除了继续担任公园工会主席职务外,又加上了索道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绝大部分时间在索道工作,少部分时间也兼管工会工作。大家都戏称我是三进三出式的人物。
我回索道公司后,为了尽快把工程建设搞上去,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抓教育,当时摆在面前的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后继者处理。否则,很难开展新的工作。为了教育大家,我觉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检验的应该是“三个有利于”,只有把工程搞上去,向大家才好交代。本着这个指导思想,我便采取“宜粗不宜细,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做到“新官”既理“旧事”,又尽快抽身投入新的工作;二是抓管理,制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每位员工的岗位职责,强化责任意识,使大家精神振奋起来;三是抓重点,解决主要矛盾。钢构件的制造是索道工程建设的关键。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因此,我与工程技术人员先后两次到二十三冶和湘潭制造厂,协调关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加速索道工程建设速度起了关键性作用。
黄石寨索道工程建设步入正常施工轨道以后,需大量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工程建设需要。
这条索道原设计总投资为3000万元人民币,但由于增加中间站边坡治理项目。配套设备资金增加,以及新增办公大楼等附属工程和因市场价格上涨等因素,建设资金突破约1000多万元。这些资金均不在原预算之内,因此,经第四、五次、六次董事会,决定先增资1000万元人民币,保证工程建设需要。
由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资金困难,董事会同意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转让35%的股份给张家界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保证工程建设资金的需要。但张家界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受让35%的股份后,却一直未到位资金。虽经市委市政府出面协调,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台方按要求到位的510万元人民币仅剩20万美元,一时又不能兑换使用,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公园管理处长、黄石寨客运索道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玉平一方面调集公园资金,另方面,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报告,果断采取向全园干部职工集资或借款的办法筹集资金。从5月上旬至5月20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全园筹集160多万元,及时缓解了资金的困难,保证了工程建设需要。
从1997年5月开始,进人了紧张的安装阶段。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将工程指挥部搬到了工地,吃住在工地。同时,管理处也加强了领导,将张功敏、皮运成抽出来专抓索道建设,他们分管的工作由其他领导代管,使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商量解决。
安装中的难点是中间铁塔的安装。这是由法国POMA公司设计的。铁塔安装在悬岩峭壁上,地势险要,设计独特,精度要求高。其外形为倾斜变截面格式结构,高度为44米,单心轴线与水平面倾角为76.83°,总重量约74吨,在我国没有这样的安装先例。此时此刻,我们为慎重起见,反复研究审定了施工方案,宁肯把问题想得多些,复杂些,也不能出问题。在我们的精心组织下,施工队成立了青年突击队,QC活动小组,使铁塔的每层尺寸都能控制最佳值,苦战26天(实际工作时间)就完成了安装任务。最后,经我们、北京设计院和法国专家验收,法国要求中心线控制精度在±50毫米,而实际结果±10毫米,倾斜角法国要求控制在±30毫米,而实际结果是±5毫米。法国专家说:“这样难度大的工程他们干,要两个月,并用直升飞机,你们用这样简易的办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完成主塔安装,是了不起的,在我们法国是不可想像的,这样安装的质量也是一流的。”
安装十分顺利,截至6月25日,上、中、下站钢结构安装结束,7月10日,中站鞍座吊装完成,铺索、张紧等一路斩将过关,一条架设在张家界峰谷之间的空中彩虹终于出现在游人面前。11月18日,工程竣工营运。
黄石寨客运索道公司热诚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乘坐索道。
1991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吃过晚饭后一个人正独自观看政府新建的办公大楼,区工委书记孙凤鸣也来到工地,问我是否愿意搞项目筹建工作,我说服从组织安排。孙书记说:“好,经工委研究,抽你去筹建索道,你准备一下就去。”后来我到省旅游局办理有关手续时得知,5月17日省局已与我区领导就天子山索道建设问题达成了协议。根据长沙冶金矿山设计院和建筑设计院所做的可行性研究: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利用外资300万美元,国内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投资风险由省旅游局和武陵源区政府各承担50%。利益分配为税前还款、税后利润的20%上交主管部门,其余的按6:2:2安排企业的三项基金。为方便工作,成立了由省旅游局局长游碧竹任董事长、省旅游局副局长曹其明、武陵源区工委书记孙凤鸣为副董事长,黎树祥、卢建国、张远喜为董事。11月22日,合同双方共同发文决定成立天子山索道公司管委会。管委会主任黎树祥、副主任吕思枝、卓志远、韩建吾,并在长沙设办事机构,负责办理省会长沙的有关事宜。我正是根据以上有关会议决定走向索道筹建工作岗位的。
天子山风景集秀、奇、珍于一体,壮观的峰林和奇特的造型使多少中外游人叹为观止。可要看一看她,则需花费一整天的时间,非常疲劳,修建一条代步索道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可行性研究中指出的:“是加快武陵源旅游开发的骨干项目”。经过省建委、省旅游局多位专家及武陵源区工委、政府组成的选线组一个多星期的爬山涉水多方勘察,终于在1991年6月选定了贯河岸至斋公湾的线路。建设部则依据省湘建[1991]园字第249号《关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天子山索道建设问题的报告》批复了选线报告。对索道选型问题,因当时考察的“三山”索道均属日产三线往复式,考虑到天子山索道线路复杂,投资资金来源有限,初步确定天子山索道争取三线往复式,投资2000万元,1991年开始筹建,1993年建成。项目建设采取合资形式。由省旅游局、武陵源区政府、香港三湘有限公司三家按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省计委则于1991年12月4日批准了项目建设书,我到索道管委会报到时,建设书已下到了省旅游局。
1991年12月底,我与担任索道管委会副主任的卓志远同志从索溪峪出发到省旅游局计财处向管委会主任黎树祥同志汇报了对今后工作的设想,三人简单作了分工。卓志远主要工作在武陵源,抓项目的前期工程技术准备工作,我分管办公室、财务,主要工作是筹资、注册、商务等。黎树祥主任抓全面,并由计财处副处长吕思栋协助工作。由于工作刚开始、工作用车暂时借用白鹭宾馆筹建处的一辆旧吉普,工作人员仅一名司机。
项目初期要尽快落实的问题是合作伙伴及筹资,其次是完成注册登记等法定程序。1992年1月、2月经索道管委会多次与香港三湘有限公司周时等代表洽谈,终于在1992年3月20日达成了合营协议。协议规定工程总投资3268万元,由香港三湘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引进设备投资2000万元,建议银行贷款1268万元。据此,管委会开始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并于1992年3月14日给冶金工业部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签发了设计委托书。因当时未经考察,且国内“三山”索道均为日产,因此委托书中选用了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价格及其他参数。项目可行性研究委托后,我马上去长沙围绕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些参数问题做工作,接着又回武陵源催办工程水、电、气候、环境等资料。卓志远同志则在山上落实工程所需林木砍伐、拆迁等工作,4月底项目可行性研究完成。我即按省计委规定,交湖南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评估。工程咨询公司李小刚总工程师、冯国祥工程师通过现场考察、组织论证,为项目顺利评估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我拿到评估报告后,整日坐在省计委曾庆余同志的办公室等待批复。1992年7月30日,省计委即以湘计基[1992]531号文,批准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即项目线路长2100米、三线往复式、车厢客量(60+1)、工程总投资3268万元。三湘有限公司岀资25%,其余75%由省旅游局及武陵源区政府筹资。为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对索道造型、投资有充分的依据,1992年4月5日至190,索道公司一班人由新任武陵源区工委书记、索道公司董事长邓德芳带队,分别到黄山、香山、八达岭等地进行了考察。因黄山正在运行的也是日产吊箱式一条索道,八达岭则是法国POMA公司的循环吊篮式。考察过程中听到的介绍和观感并未形成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产生重大影响的意见,仅对未来武陵源客流量增大的可能性再次检査,认为车箱客量(40+1)应改为(60+1)。这次考察中,我们与北京有色设计院王庆武工程师有了初步接触,5月份即向北京有色设计院下达了《武陵源天子山索道工程初步设计和包工设计委托书》。
1992年7月27日,鉴于武陵源区工委书记变动、省旅游局计财处长黎树祥同志离任等情况,由省外办主任、省旅游局局长游碧竹同志在长沙主持召开了项目筹建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调整董事会,游碧竹同志任董事长,曹其明、邓德芳为副董事长,朱恒宪、庞隆国、卢建国、卓志初、张远喜等为董事•,将原武陵源天子山索道公司更名为武陵源索道公司。管委会由卓志初、吕思栋、卓志远、韩建吾四人组成,卓志初任管委会主任,其余为副主任,对外同时可称总经理、副总经理;索道公司由省旅游局和武陵源区政府双重领导。
在这次董事会上,还确定了与三湘公司合作建设方案,落实前期工作所需300万元及“三通一平”等工作问题。决定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交由北京有色设计院负责。
联席会议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与三湘有限公司代表讨论合作合同、章程,到省计委、省建设银行落实前期资金工作。卓志远同志则在武陵源组织山东省地矿局第一地质队、湘北地质工程公司进行工程的线路勘探工作。
在与三湘公司合作合同的条款上,大部分条款都较顺利,但在设备代理及缴付注册资金方式上分歧较大。我认为既然是“三资企业”,按国家规定合作企业本身即可独立对外发生设备、技术引进关系,而没必要由合作的一方去操作。注册资金缴付,也应按投资比例进行。而三湘公司代表坚持设备要他们代理,注册资金中的75万美元以三湘公司对外支付即可。8月份几乎一个月都在为此条款争执不下。直到9月3日,三湘公司代表才打电话给我,说合同、章程已作修改,派人带往香港。9月5日,在省港交会上,公司董事长邓德芳在香港代表中方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条款作了一些调整,但代理设备一款仍在条款之中。
工程现场工作进展顺利,9月工程通电,修建公路所需的林木砍伐、用电等报告得到批准,部分工人已上山砍荒除草。
按照合同章程的规定,10月5日,我向三湘公司发出了“关于武陵源索道机电设备询价的函”。由于受信息量的限制,询价单位仅列了日本索道公司、瑞士VONROLL公司,奥地利ELIN三家公司。同时向省外经委上报了《关于申请批准武陵源索道公司合同章程的报告》,向计委上报了1992年度基建投资计划的报告,并很快得到批准。武陵源区建设银行分别在8、9、10三个月内向公司贷款50万元,极大地促进了工程进度。
1992年10月10日、10月26日,时任副区长的田吉文同志分别在天子山风云宾馆、兰苑宾馆召开了区直各有关部门参加现场办公会议,重点解决了索道上下公路选线,项目施工过程中规划、国土、林地、房屋拆迁等问题,使索道“三通一平”工作畅通无阻。11月8日,索道上下站公路破土动工。11月13日,武陵源区建设银行两次向索道公司提供贷款100万元。
1992年底合作企业合同、章程经省、市外经委审批通过。1993年1月8日,湖南武陵源索道有限公司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1992年底、1993年初,公司通过王庆武先生介绍,认识了奥地利DOPPELMAY公司中国代理冯庆生、张凯两位先生,通过他们介绍,大致了解了当时世界游览索道生产、技术情况及奥地利、法国、瑞士、日本在索道制造业上的特点、优劣等,这些介绍对索道后来的考察安排具有重要意义。1993年1月举行的索道公司董事会上,确定了索道考察的国家和线路。
董事会定下考察奥地利索道后,我即向冯先生联系邀请函、曰程、线路等事宜。1的3年2月,董事会召开会议,确定了考察团的8名成员,即朱恒宪、邓德芳、王庆武、胡英婵、宾玉林、吕思栋、卓志远及三湘公司的一名翻译,经费由索道公司汇款给三湘公司。3月11日,考察团一行顺利出国,分别对奥地利、瑞士等国的索道制造厂商进行了近20天的考察。考察团于3月返回长沙,初步认定奥地利DOPNENAYR公司设备技术上较先进,可做进一步商务工作。我在考察团返回后又多次派人到三湘驻长办事处,准备下步工作。“三湘”代表提出考察厂商太少,专家去的不够,不足以定下任何厂商设备,需要进行第二次考察。我于4月6日分别向省旅游局朱恒宪副局长、武陵源区工委书记邓德芳、常务副区长卓志初作了汇报。大家一时无法形成一致意见,遂定于4月份再召开一次董事会。经过半个多月联系,4月26日董事会在长沙得以举行。会议肯定了公司一班人的成绩。议定要求当时有意向的设备厂家在5月中旬前提供报价、厂家情况、设备技术等资料。经分析后须具有明显的优于第一次的考察对象,否则,3月份考察即为最终考察。以后的情况发展不顺利,双方争执不下,书面文字材料得到不少,但难以确定优势。根据董事会主要领导人之间达成的意见,决定进行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具体工作由“三湘公司”组织,人员除了第一次考察团主要领导成员外,还增加了三湘公司特邀专家石奉祥先生及商务代表韩文慧女士。国家旅游局委托国旅的服务公司副总经理付卓洋参加。考察对象除了奥地利制造商外,增加了法国POMA公司、意大利LHT公司。我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在长沙落实外汇资金,到北京办理签证手续,由于人员分散,此事花的时间较长。1993年12月14日,考察团从长沙出发,开始了第二次考察。
1993年上半年,省旅游局有关领导就多次向我讲,目前国家投资体制有大的调整。国家旅游局原承诺天子山索道的建设资金,要通过局属企业下拨,这样做一是真正走上政企分开的路,二是可发挥企业优势,组织资金来源,弥补索道建设的资金缺口。我将此消息给工委书记邓德芳作了汇报。1993年5月,省旅游局和武陵源区政府就此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决定接纳国家旅游局旅游服务公司为中方合营单位。省旅游局成立旅游招商实业公司、武陵源区成立天子山索道公司一公司。将原中方合营的行政单位划分为三个中方公司与香港三湘公司合作,将省旅游局原50%的股份分一半给中国旅游服务公司。总投资在中方三个合营单位的分配为:武陵源索道公司一公司出资2800万元占50%,省旅游局招商实业公司和国家旅游服务公司各占25%,各出资1400万元。并于1993年8月15日签定了合营合同。索道项目建设合营、合作单位加上外资从此有了4家伙伴。
建设资金仍然是制约建设速度的一个大问题。为尽快落实资金,董事会主要领导大都忙于协调合营单位关系,促成建设资金落实。我和1993年8月上任的公司总经理覃东林同志则会同市建行多次到北京国家旅游局、国家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汇报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及外汇资金需求计划。在获得银行口头贷款意向后,又回到武陵源落实贷款担保事宜,想争取在1993年底有一个新的突破点。
1993年11月1日,中方合营单位召开了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定1994年度及以后天子山索道一公司的由旅游口申报的建设资金由该公司承担债权债务。合营公司当前工作一是尽快出国考察,二是落实多方入股资金,三是尽快办理合营公司登记手续。按照这次董事会议精神,我向三湘公司驻长沙办事机构通报情况,双方协商,组团于12月中旬分别对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三国进行了为期14天的考察。考察团返回后,根据董事会指示,我即向三湘公司通知,向上述三国制造商发出邀请函,进行商务技术谈判。
1994年2月22日、23日,法国POMA公司和奥地利DOPPEL-MAYR公司代表、意大利制造商代表相继来到武陵源。2月24至28日索道公司商务、技术谈判组13人分别与POMA公司和DOP-PEUMAYR公司代表进行了会谈。由于时间紧,会谈几乎是白天晚上不间断地进行。尤其是对索道技术交流,因考虑到天子山线路的复杂性,谈得很细致。包括了自动化电控系统,站内车厢运行,脱、挂系统,线路运行系统,站内安全检测及线路安全监护系统,断电和事故状态下的运行和救护系统等索道技术的全系统。争论很激烈,但大致意见都认为DOPPELMYR公司设备技术在整体上优于POMA公司。商务情况由于技术要求难于确定,只能谈一些基本价,但要求参会的两公司在3月3日前将报价交我公司。会谈结束后,由我及卓志远负责向董事会写了《天子山索道设备技术交流情况报告》,报告中除了对参会的两家公司设备技术进行比较外,还报告了专家们的倾向意见。3月7日,省计财处副处长吕思栋同志(谈判小组成员)收到了DOPPELMYR的报价,但POMA公司报价一直未收到,董事会鉴于已有第一次考察及报价资料,第二次考察中对价格情况已有了解,决定接受DOPPELMYR公司报价,进一步商谈付款条件及其他具体问题。3月15日,我与公司总经理覃东林同志前往省旅游局,向时任副局长的朱恒宪同志汇报索道筹建工作时,朱副局长告诉我们,三湘公司代表宾玉林先生向他提出过由于三湘公司项目调查,天子山索道项目不能再合作了。4月10日,三湘公司即来函决定不参与天子山索道项目投资。我将这件事给董事会领导作了汇报,并按研究意见写了复函。至此,天子山索道项目的外商合作伙伴就急需另找一家。国内金融形势越来越紧,原口头承诺的项目资金也因金融紧缩有出现调整的可能。外商的退出无疑给工程资金筹措雪上加霜。我与覃东林总经理商议后,急忙又上北京建设银行催促落实外汇资金,同时积极寻求合作伙伴。1994年4月1日,国家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终于授权,由建行湖南省分行向索道公司下达了总额为200万美元的贷款承诺书,但前提条件是配套人民币要落实。从当时资金组成情况看,前期已到位330万元人民币,国家旅游局承诺750万元人民币,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承诺200万美元、500万元人民币。按照项目所需资金,仍相差近800万元人民币,100万美元外汇。从资金落实意向情况看,人民币缺口部分在1995年度再申报国家旅游局安排基建贷款500万元,省建设银行借贷500万元,外汇缺口部分只有另寻外商合作或合资解决。1994年下半年,由于进一步控制经济过热现象,公司所新接触的外商大都在观望之中,加上合资或合作条件对外商来讲也不理想,外商一时难以找到。虽然设备供货合同于1994年3月已签字,但因资金无法到位什么也动不了。大家都很着急,省政府有关领导也多次打电话到省旅游局询问,筹建工作进入了艰难阶段。
1994年7月20日,省旅游局张天祥、朱恒宪两位副局长来我区,传达了国家旅游局因资金困难旅游部门不再参加投资的意见,并指示武陵源抓紧项目招商,至此,中方合营单位仅剩武陵源索道公司一公司和省旅游招商实业公司两家,失去了国家旅游建贷的支持,项目资金筹措只好另辟途径。
1994年8月8日,我受邓德芳书记的委托,以区人民政府的名义对外写了介绍天子山索道筹建情况的材料,天子山索道走上了重新招商之路。1994年11月,马来西亚保利贸易发展公司田国来先生来武陵源,谈了投资天子山索道的意向,并委托时任宝峰湖公司总经理的朱国庆先生做可行性研究,我与朱国庆先生大致谈了区工委、政府接受投资的原则,注册资本298.7万美元,中方占60%,马来西亚方占40%,按双方一致的主要条款,我草拟了合同,根据这个合同文本,双方谈了大约一个月就搁浅了,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1995年初,我奉命回区计委上班。根据区工委决定,天子山索道招商工作由覃东林同志继续抓落实。
每当我登上天子山索道,偃意地同游客们一道随着缆车的徐徐飞升,凌空欣赏着斋公湾底云海峰林奇观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江可伯先生,想起了为修建索道而招商引资的那些日日夜夜。天子山索道的建成,是武陵源区旅游开发建设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可是有谁知道,在这辉煌之中,曾经蕴含了多少开发者们的辛酸和艰难!
天子山是武陵源风景名胜中最为神奇绝妙的地方,但游客步行登临游览,仅往返一趟就要花四五个小时,坡高路陡,不堪其苦。
225早在建区初期的1989年,区工委、区政府就曾设想从斋公湾谷底修建一条空中索道直达贺龙公园背后。后来,这条索道(即天子山索道)作为重点工程项目,拟由省旅游局和武陵源区共建。可是由于多种原因,立项三四年,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者。前期工作费用已达600多万元,而工程只停留在办公室里的论证书、设计图纸和文件上。银行贷款累计利息就像下雨天挑稻草,越来越重。各级党政领导心急如焚。
1994年4月,区工委、区政府要求,凡副处级以上干部,都要负责抓好一项重点工程。天子山索道工程则交由区政法委书记覃东林牵头负责,时任区国土局局长的我负责招商引资。任务有如泰山压顶,逼得我们东奔西走。经过两个多月的琢磨,我们招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食客”,或吃了几天酒饭,游了几天山水,之后杳无音讯的;或甚至签了敷衍了事的“意向书”,之后石沉大海的。工作毫无进展,领导不断地督促,我们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而又束手无策。
正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陈先杰先生。陈是香港科隆公司驻湖南长沙的代表,我们曾打过几次交道,有一面之识。想通过他介绍香港方面的客商投资开发天子山索道。一接通电话,真是有缘,恰好陈先生正准备介绍江可伯先生。因为江在香港看了武陵源区国土局拍摄的开发建设招商引资专题片《敞开山门》后,有意在武陵源找个好项目投资建设。陈说江先生是讲商业信誉的,经济上也很有实力。他还将江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一一告诉了我。
1994年9月初,湖南省在香港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张家界市由鲁平益副市长带队。我区则派区长陈初毅和我二人参加这次洽谈会。参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武陵源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问题。按照省统一部署,陈区长和我于9月1日到达香港,住在湾景国际酒店。第二天上午,我给江可伯先生拨通了电话,说明我们这次来港的主要目的并希望见到江先生。江先生接受了我的请求,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陈区长决定由我同江先生先谈,并商量了一些会谈的技术问题。
下午4点,江先生真的来到了我住的房间。双方一见面,都似乎有些意外感。我面前的江可伯先生穿着朴素,说话平易,不是我想像中的大老板形象;而江见到我时,似乎也流露出一些失望的神情。但既然来了,就随便谈谈。然而双方一经交谈,却意外地感到适意,越谈越融洽,越谈越近实际了。当两人的心基本想在一起的时候,江先生提出请我吃便餐,并议定第二天先签一个意向协议书,此事交由他的妹妹江汉芬女士来办理。正式签字仪式是在湖南省国土局副局长汤士荣主持下进行的。江汉芬女士、陈初毅区长和我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此后第二天,江可伯先生才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实业情况,并陪同我们参观了他在香港的一些公司和厂家。他是香港安达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下设13个子公司和10个外联公司。该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运作灵活,同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各界交往甚多,享有很高的商业知名度。
江先生同我们确定于10月4日来武陵源景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检阅项目有关资料情况。江先生这样实在的答复,使我们焦虑的心情一下子踏实了。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而快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次香港之行,真是太有意义了。离开香港的前夜,我们甜甜的睡了一觉。
1994年10月4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当天下午,区政法委书记覃东林同志安排了两台小车到张家界荷花机场迎接江可伯先生。随同江先生前来考察的有香港飞登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元开、广东粤海进出口公司粵兴公司总经理江家和、香港安达国际有限公司助理彭汉中和陈先杰先生等一行五人。我区参加接待的除陈区长、覃书记和我外,还有区政府办秘书张德献和国土局会计欧芳小姐。
在机场见面时,我们和客人们紧紧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从10月4日到7日,在陈区长的陪同下,江可伯先生一行在武陵源风景区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
一登上黄石寨,江可伯先生一行便啧啧称赞武陵源风景“太美了!”“太美了!”江先生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世界遗产,要搞好景点安全设施,要把游客当上帝,不要出事。走到金鞭溪,江先生说,我50年代就从事过国际性的旅游事业,像这样独特的风景真是少见。你们管理得不错,卫生也好,能修出这样国际标准的游道,真不错啊。这时,陈区长说,像金鞭溪这样别具特色的核心景区还很多,但限于目前财力紧张,还不能推向市场,游客进人很困难。比如杨家界景区至今还没有开发,主要是游道没有修好。江先生问,那条游道有多长?需要多少钱?陈区长说,大约5000多米,至少需要50万元。江先生当场表态说,我捐资55万元,你们把它修好吧,我爱这里的风景!但是有一个条件,这条游道请用我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叫瑞英径。我爱我的母亲,用这个来表达一下孝心。你们做事很实在,我放心,请你们代我了结这个心愿。
天快黑了,我们一行来到水绕四门,在一家姓向的小餐馆就餐时,我特意多点了几个我爱吃的地方菜。江先生说,要节约,不需要上那么多菜。我说,今天我请客,今天是我55周岁生日。我跟家里人早就说好了,一是要他们不要给我做生日;二是我要在这里陪好您;三是我自己花钱买点好的吃就行了。这样一说,大家都乐了。晚上,我们住进了水绕四门大酒店。
在过桥时,江家和先生问,这里怎么不修一座像样的旅游桥?我说,说起来还是钱的问题。江家和又问,修好这座桥要多少钱?我说大概有10万元就行了,江一口答应说,这钱由我们粤海公司出了。我们捐资10万元,10天以内汇过来。请命名为粤海桥,请你们负责修好。在大酒店里,江可伯先生一行受到吴远华总经理和酒店员工们的热情接待。他们对第一天的考察特别满意。
第二天,我们出水绕四门从十里画廊经卧龙岭至天子山。考虑江可伯先生一行的年龄和体力情况,我们作:r两手准备:江可伯先生和俞元开先生已油七旬,陈先杰先生体重100多公斤,我们准备了轿子;只有鼓汉中和江家和年纪轻、体力好,我们采取了帮扶措施。午后,我们登上天子山。江先生看了天子山的旖旎风光,游客上山很艰难。他说,这里考虑修一条索道,政府的决策很正确。这条索道我一定要投资修好。这次合作的方案,我们可以扯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做事就要实实在在地做下去。
这天的旅行非常辛苦,看完索道上下站路线选址时,天色已晚。住进荆楚山庄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由于风景迷人,投资项目切实可行,江先生一行兴致很高,并不说累。江、俞二位先生年逾古稀,晚上还能在宾馆舞厅放歌起舞,开心娱乐直到转钟才休息。
考察团的人都说,通过今天的实地察看,天子山索道工程,我们投资建设经营搞定了。
第三天计划观看黄龙洞,游览宝峰湖,住市区祥龙国际酒店。
10月7日这天上午,黄龙洞游客特别多。江先生出洞时高兴地说,武陵源是个好地方,你们在这里工作很幸福。你们要好好地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下午,我们驱车住进祥龙国际酒店。江先生一行没有休息,他们在详细地研究投资修建天子山索道的具体方案。江先生说,我们这次没有白来,今晚我们请客,可把你们辛苦了。并说这次在武陵源考察期间所花的费用都由他们负责。接着,他把随行负责后勤事务的小欧叫去问,这次花了多少钱?小欧说,龚局长讲过由国土局解决,不要你们出了。江先生说,那不行,还是我拿吧。当即他把所花的7000多元钱交给了小欧。江先生说,这钱你们可以拿着修些重要景点的防护栏杆。旅游安全设施要特别搞好,一定要把游客当上帝。
晚宴时,陈区长特意请来了市委副书记陈满生同志和区工委组织部长全有军同志,大家热情洋溢地畅谈着武陵源开发建设的美好前景。
晚宴后,我们进行了三个活动程序。
首先是全体合了影。其次是举行江可伯先生捐资55万元修建瑞英径游道和江家和先生捐资10万元修建粤海桥的签字仪式。江可伯先生说,我们回去后3天内汇来全部资金,请龚伯(指我)全权负责修好。
第三是签定修建天子山索道协议书。考察团在看完索道工程前期资料和在香港签定的索道工程意向协议书后,提出想在此基础上再签一个更具体些的协议书,以便双方好进行下一步工作。
会谈中,我方提出在修建天子山索道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投资兴建飞黄(荷花机场至黄龙洞)公路项目。考察团听后感到很突然。这层意思在香港没有提,在武陵源考察几天中也没有提,在前期资料中也没有看到,怎么会突然加上这一条呢?江可伯先生当场批评我们:“今后你们讲话办事要算数。我捐资55万元,江家和捐资10万元,保证在3天内把款汇来,请你们设个专帐,我们委托龚伯办理。其他事不谈了,休息吧!”第二天,江先生要回香港了,我们双方见面时都不好意思了。
香港考察团10月8日回广州,9日他们就把65万元捐款汇出来了。领导决定,由我单独再做好对方的协调工作,并以实际行动修好瑞英径和粤海桥。区里专门成立领导班子,由区政协主席李培登任工程指挥长,我和张功敏、吴国祥任副指挥长,组织设计施工队伍,日夜苦战。经过5个多月时间,按照江可伯和江家和先生的要求,瑞英径和粤海桥修成了。我们还邀请当地名人覃大钰和赵辉廷分别为瑞英径和粵海桥撰写了碑文。瑞英径的碑文中写道:“赞华裔赤子,资捐祖国,建设家山,江公可谓忠乎!叹七尺奇男,勋树海疆,弘扬母志,可伯堪称孝也!以斯忠孝两全之士,为此流传千载之功,安可湮其名绩,谨兹碑之并序。”江可伯得知后很高兴,确定了在武陵源举行竣工验收剪彩仪式的日期。剪彩那天,香港的江可伯先生、俞元开先生一行8人和广州粤海公司江家和先生一行12人都来了。张家界市和武陵源区党政领导也应邀出席了仪式。中湖乡中学组织了学生乐队,列队欢迎江可伯先生等贵宾。
瑞英径和粤海桥的精心设计和高质量的施工,赢得了江可伯先生等的高度评价。嗣后,江可伯又捐资40万元,全权委托我修建瑞英径至紫草潭的游道,以其父名为“茂森径”。我和李培登主席会同张家界公园管理处领导,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工程,并在金鞭溪为江可伯先生设立了纪念碑,验收时,江先生非常满意,当场将2万元人民币交给指挥部,表示他的谢意。
在修桥修路期间,我多次通过江可伯先生在香港最好的同事俞元开先生,给江先生做协调工作,说明区政府的诚意,希望江先生继续投资承建天子山索道工程,从而再度唤起江先生投资武陵源的兴趣和信心。
1995年8月,江可伯先生电话约请覃东林同志和我到深圳面商索道工程投资建设事宜。我们按通知时间到深圳,住凯利大酒店。双方洽谈协商,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江先生按照我们提供的资料又进行了多方调査。10月,陈初毅区长、政法委书记覃东林和我第二次应邀赴深圳,在阳光大酒店进行非常具体的实质性协商,最后形成了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协议书带回各自单位反复研究,都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接触,随即确定于11月6日在广州签定天子山索道工程合同书。我方由区工委书记邓德芳带队,同去的还有区长陈初毅、区政法委书记覃东林、区公安分局局长向远刚和我。11月5日上午,我们乘飞机到达广州机场时,江可伯先生早已候在机场迎接。吃完便餐后,住进粤海大厦,没有休息就坐下来研究修改意见。11月6日上午10时58分,双方在合同上正式签了字。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合作的成功,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港方代表都要同我合影。我们也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从1994年10月6日至1995年11月6日,我们经历了整整13个月的艰难时日。
合同签定后,双方都根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履行着职责。区政府从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到物资材料准备以及协调各方关系等方面,都把修建天子山索道工程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区工委决定以覃东林为主,我协助,负责专抓此项工作。
为适应天子山索道建设和经营管理需要,香港安达国际有限公司又单独成立湖南武陵源索道有限公司。江可伯董事长确定由彭汉中(为主)、江家和(为副)、曾志雄(工程常务执行者)等为新成立的公司领导班子,实施天子山索道工程建设。该公司于1995年12月7日正式挂牌成立,1996年6月开始动工,1997年5月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行,其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为国内所罕见。索道线位于景区边缘,下站址设在索溪峪景区斋公湾两侧坡地,上站址选择在天子山景区东北部黄河岸台附近台地,索道运行设备全部引进奥地利多玛亚公司产品。设计水平线1960米,斜线长2084米,两端站高差602米,配单线自动循环车厢41个,每车厢乘坐6人,运速每秒5米,每小时意向流量900人,工程投资人民币8000多万元。
1997年10月18日,天子山索道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仪式,出席大会的有中央、省、市、区党政领导和港方贵宾,江可伯先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极力赞誉了世界遗产武陵源的自然景观、高度评价了武陵源区宽松良好的投资环境,衷心感谢区委、区政府对他在景区投资建设时的大力支持和愉快合作。出人意料的是,江先生在讲话中三次点名“感谢袭荣章先生”。其实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罢了。
而今,在天子山顶和张清公路之间,梦幻般地架起了一道空中桥梁,这就是天子山索道。川流不息的游客们乘坐在缆车里,舒适而又安全。一路上奇峰耸秀,古木争荣,瀑布斜飞,翠鸟和鸣,水色山光,尽收眼底,令人叹为观止。天子山索道的建成,为景区增添了一道旅游人文风景线,为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提高了档次,为广大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提供了现代化的空中交通条件,为外来开发投资者带来了丰盈的经济效益。它是一座丰碑,把江可伯先生的名字永远刻写在景区,将与武陵源区的山水同在。
奔腾东去的澧水,发源于张家界市桑植县,流经桑植、永定、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县市,注入西洞庭湖。全长390公里,落差1439米,年均降雨量1542毫米,流域面积1.86万平方公里,流域人口355万人,耕地26.1万亩,可垦荒地10万亩。
澧水在洞庭湖四大水系中为害最烈,上游两岸山高峰峭,地势险峻,又处在著名的五峰、鹤峰暴雨区,下游泥沙淤积、泻泄不畅,且洪水多与来自长江的洪水遭遇,造成搂澧地区灾害极为频繁严重。1935年,洪峰流量曾达30300立方米/秒,中下游和西洞庭湖区遭受灭顶之灾,仅慈利县城以下,就有33100人被洪水吞没,平均一个流量淹死一个人。洞庭湖是全国的治水难点,而澧水下游西洞庭湖又是其中最危险的地区,防洪标准仅3〜5年一遇,是全国主要江河湖泊中防洪标准最低的地区之一。澧水则是全国同类河流中,唯一一条至今没有修建一处防洪控制工程的河流。千百年来,澧水既带给两岸人民繁衍生息的空间,又给他们带来无数次深重的灾难。
早在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指出,在兴建汉水丹江口水库的同时,要在澧水建库。此后的几十年,我省水利专家们一直在这里勘测、规划、设计、绘制宏伟蓝图。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澧水十分重视,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总理后在考察洞庭湖区时,明确指出,洞庭湖综合治理的关键措施之一,是尽快兴建江垭、皂市水库,以缓解澧水下游毁灭性洪灾威胁。
1991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澧水流域规划报告》,从此掀开了全面治理澧水的序幕。
澧水流域规划的任务,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灌溉、航运、旅游和水土保持等。全流域共规划26个梯级工程,总库容118.4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5.7亿立方米,年发电量69亿度,灌溉农田6.2万亩。
按照澧水流域规划,澧水干支流将分别兴建江垭、皂市和宜冲桥三座拦洪控制工程,并首先在支流涹水修建江垭水库。1992年9月,湖南省水电设计院历20多年心血完成的江垭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家审查。同年10月,水利部和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分别代表水利部和湖南省在北京签订了部省联合开发澧水的协议。1993年7月,部省联合组建的水利部湖南省澧水流域水利水电综合开发公司在长沙挂牌成立,部省联合进行流域治理,这在全国还是首开先河的一例。公司成立后的第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修建江垭水库。
江班水库坝址位于澧水的支流涹水峡谷,距慈利县江垭镇约5公里,水库总库容17.4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7.4亿立方米。工程以防洪为主,兼有发电、航运、灌溉、供水和旅游等综合效益。江规水库工程主要由大坝及溢洪道、地下厂房、斜面升船机及灌溉取水系统四大部分组成。
大坝高131米,是当今世界最高的全断面碾压砼重力坝。大坝中部设溢洪道,由4个表孔和3个中孔联合泄洪。湖南省最大的地下厂房位于右岸,主要由进水塔、引水洞、尾水调压室、尾水隧洞、主厂房、主变洞、电缆竖井等洞室组成。
江垭水库建成后,可使澧水下游和西洞庭湖区防洪标准由目前的3〜5年一遇提高到17年一遇,加上拟建的阜市水库,可提高到30年一遇,将给澧水下游140多万人民带来福音,同时也对洞庭湖区及长江中游防洪保安发挥重要作用。
江诬电站安装3台10万千瓦立轴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7.56亿度。水库建成后可改善航道124公里,升船机过船吨位为20吨。灌溉取水系统可灌溉农田8.7万亩,为下游5万余人提供生活用水。
江埋水库工程移民13514人,工程总工期5年,总概算约为33.6亿元,除世行贷款9700万美元外,其余由水利部、湖南省两家承担。
江班水库工程以部、省提出的“1997年大坝拦洪,1998年第一台机组发电”为工程控制目标,由澧水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全面负责建设、管理、经营、还贷。澧水公司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推行国际招投标、项目法人和全面监理三大机制,严格按现代工程标准运作。
1992年9月18日,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开山炮响,沉寂了数千年的涹水峡谷从此沸腾起来。
第一批约30名湖南省水电系统工程技术人员从长沙来到江垭工地。随后,受水利部派遣,长江水利委员会抽调精兵强将,也从武汉赶来,共同开始了艰苦的江垭水库工程建设前期工作。
中国水电九局、八局、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省水电施工总公司等10多家施工单位数千名建设者先后云集江垭,开山凿洞、修路架桥。两年多的工程准备期,新建、改建公路52公里,从江垭镇到坝址,凌崖凿出了一条宽敞明丽的水泥公路,索水、缕水上架起了三座气势雄伟的大桥,兴建35千伏和110千伏变电站各一座。办公生活区初具规模,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偏僻寂静的江垭镇从此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水电九局承担导流洞施工,克服了地质条件差、地形复杂、工期紧、任务大的困难,按期完成525米长的隧洞。1994年12月30日,江垭水库工程比设计工期提前一年截流成功,水电八局完成了上、下游围堰任务,为1995年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奠定了基础。
M水库工程采用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招投标方式,择优选定施工承包商。通过国际招标,辽宁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意大利孔多特公司联营体中标承建大坝。1995年7月2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96年4月7日,大坝混凝土正式开始浇筑,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钮茂生亲临工地剪彩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建设者的斗志。从这一天起,当今世界最高碾压混凝土大坝开始日夜施工,拔地而起。
碾压混凝土大坝代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筑坝技术,具有速度快、投资省、质量优良的特点。江垭大坝钻孔取蕊最长达6.67米,这在国内外是没有先例的,给中外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行观察员及国内外专家在评审报告中一致认为,“江垭大坝形象极好,承包商的施工组织、设备和技术力量配备都很合理,江垭大坝碾压混凝土施工质量无疑属最高水平”。由中外水利专家参加的江证大坝安全评审会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7年5月,大坝升至158米高程,当年发挥拦洪效益。1998年5月,大坝上升到200米高程,1999年汛前,大坝达到设计高程245米。在1998、1999年长江流域连续的特大洪水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拦洪削峰作用。
江垭水库地下厂房工程由中国水电三局——铁道部十六工程局联营体中标承建。
江垭工程总体布置方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厂房型式采用地面式还是地下式。江证坝址两岸山高坡陡,地面厂房涉及大量高边坡石方开挖,工期长、造价髙,而且对大坝施工干扰大;地下厂房则可全年全天候施工,渡汛问题少,与大坝施工没有直接联系,可自成体系,独立运行,可以缩短工期提前发电,创造可观的发电效益。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地下厂房对环境的破坏最小,这对毗邻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来说,也颇为有益,但采用地下厂房在设计、施工、设备等方面要求高,洞挖工程量大,地质条件要求严格,防渗排水、场地安排、内外温差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困难。
而厂房承包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不分昼夜,抢工期,赶进度,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顺利完成了湖南省最大的地下厂房的开挖贯通。1999年5月18日,一号、二号机组并网发电,比原设计工期提前6个多月。目前,三号机正在紧张的安装调试当中,预计9月份可以实现并网发电。
江迦水库淹没涉及湖南、湖北三个县,9个乡(镇),3327户,13514人,移民安置条件差,工作难度大,移民搬迁和外部环境协调成为建设顺利进行的制约因素。作为建设方,澧水公司取得了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1994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库区征地移民工作这一块移交省移民局,澧水公司主要负责移民资金的筹措和检查,协助各级移民机构处理移民安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澧水公司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移民机构理顺关系,开展移民工作。如今随着工程建设的捷报频传,江垭水库库区移民已全部迁移,并得到了妥善安置,世行官员及专家对此深表赞赏。
坝区施工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工程进展。工程所在地慈利县江证镇,是一个偏僻的小镇,经济相对落后,社情复杂。涉及坝区移民的搬迁安置、施工区和营地的社会治安等许多工作都要由业主协助处理。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公司领导经常与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及村、组等部门召开协调会议,帮助解决工程建设中与地方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公司在处理问题时,坚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明国家重点工程的重大意义,同时,又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尽量配合和帮助地方上的工作,也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工程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中央、国务院、国家计委、水利部、省委、省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及市、县等地方政府对江迹工程十分关怀和支持。
1996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视察江证水库,并亲笔题词:“艰苦奋斗,滚动发展,根治澧水,造福人民。”1996年10月220,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亲临工地,望着多年牵挂的工程正在成为现实,看着崭新建设模式的工程和澧水公司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管理,她称赞江垭工程塑造了90年代水利工程形象,并强调指出皂市工程应尽快上马。
水利部历任部长,从杨振怀部长到钮茂生部长及其他部里领导多次来到江垭,就工程奖金、进度和移民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和重要指示,使工程得以顺利进展。
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省长储波更是先后多次深人工地,把江垭水库当成湖南人民的救命工程,勉励大家,一定要把江迦水库工程建设成为“形象工程、效益工程、信誉工程和重点工程的样板工程”。
几年来,江®水库的广大建设者们,从公司老总到工程技术人员,从业主到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上上下下,肩负党和政府的重托,放弃舒适的都市生活,从东北、西北、武汉、长沙,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湘西这个偏僻的山区,投入艰苦的工程建设。2000多个日曰夜夜,建设者们付出了许多许多,但他们不讲条件好坏,不计报酬多少,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好江证水库,根治澧水,造福人民。
而让大家欣慰而又自豪的是,艰苦的付出,换来的已经是沉甸甸的甜美的果实。
静静的流水,丝毫掩饰不住汛期来临时的凶狂;两岸苍翠的青山,印证了历史上无数次深重的灾难。筑坝澧水,变水患为水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和历史。我们已经开始,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不久的将来,湘西北神秘而美丽的崇山峻岭将呈现“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观,千百年来肆无忌惮的洪水将被江垭水库大坝牢牢锁住,大大缓解澧水下游和西洞庭湖区洪灾威胁,并充分发挥发电、灌溉、航运、旅游等综合效益,为举世闻名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平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不久的将来,江饭——湘西北这个偏僻的小镇,将崛起成为一座令人瞩目的水电新城。这里,朴实的人们正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澧水的综合治理,将以江垭水库工程为龙头骨干项目,推动全流域多梯级滚动发展。目前,另一个治理澧水的拦洪控制工程皂市水库工程也正在启动之中。
禮水,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澧水上下,安澜的福音已经传来。根治澧水,造福人民,总体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江证水库,是其中最响亮的音符……
从湘西北丛山峻岭中缓缓飘出的涹澧两水犹如两条彩带,在湘西门户慈利县城东北面纽结在一起,欲以其自然娇姿浩浩汇人洞庭。然而,高聶于琵琶洲头的两座雄伟的拦河大坝像一把张开的巨剪,紧紧地钳住了它们,宛如一颗璀燦的明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个水电合作企业——湖南湘慈一AES(爱依斯)水电有限公司就深深地镶嵌在这条彩带上。
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是由中国湖南省慈利县电力总公司与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的电力生产企业。它东距“楚南第一名山”五雷山15公里,南距枝柳铁路慈利站2公里,西距新兴旅游城市张家界108公里,北距国家重点工程江垭水电站50公里。这里风景宜人,交通方便,民风淳朴,政策开放,具有较为理想的投资环境。
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1月1日,总投资为1470万美元。其中,美方投资现金750万美元,占总投资的51%,为控股方;中方物资、设备、设施折价720万美元,占总投资的49%。中美合作双方按投资比例利润分成。合作期限25年。届时,合作公司的所有设备、设施、物资等均属中方所有。
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现有员工19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7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18人。公司设办公室,生产技术科,财务科,后勤供应科,劳动人事科,保卫科,水工车间,A、B两站站长办公室及其所属运行、检修车间等管理机构。合作公司采用中、西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从事各项管理活动。
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经营的A、B两座水力发电站,装有大、小水轮发电机组十台,总装机容量26200千瓦,年发电量1.2亿千瓦小时,年发电收人4200万元,年利税2200万元。
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占地面积60亩。两座水力发电站控制流域面积11145平方公里,占澧水总流域面积的60%。坝址多年平均流量355m3/秒,最大洪峰期流量约22000m3/秒,总库容878000m3。电站由发电厂房、船闸、桥坝及输变电工程等部分组成。
A站即原城关水电站。
慈利县地处与湘西接壤的偏僻丘陵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360毫米,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县境内澧水自西向东纵贯,长达109.7公里。涹水自北向南在县城汇入澧水,流程69.3公里。全县还有大小河流87条,其理论蕴藏量为83.7万千瓦,可开发资源为64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可达20亿千瓦小时,具有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
但是,解放前慈利县的小水电是一片空白,全县只有12千瓦的煤气发电机组。因此,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决心利用慈利的水力资源优势,修建水电站,以改善慈利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群众生活用电的落后状态。从60年代末起,慈利县委、县政府多次向省、地有关部门专题汇报慈利准备办电的情况,恳请上级给予支持。
1970年6月,慈利县革命委员会报请省、地有关部门批准,结合常德地区澧水整治工程动工,兴建城关水电站。电站的设计、施工,由湖南省航道队、常德地区澧水整治指挥部、慈利县澧水整治指挥部负责。慈利县革命委员会动员全县人民义务修建城关水电站。在极短的时间内,全县几千民工自带粮、菜、柴、铺盖、工具,浩浩荡荡从全县各个角落奔赴琵琶洲。
当时的琵琶洲、东门口、北门口、双安村家家户户驻满了民工。6月中旬,工程正式动工。工地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广播喇叭声响彻云霄。广大民工以营、连、排、班成建制的农村基干、普通民兵的身份修建城关水电站。他们肩挑背负不计报酬多少,不怕苦、脏、累,用“只争朝夕”的精神,日以继夜地战斗在工地上。指挥长赵日勋,政委万祖怀及领导干部周德岭、李先庆、唐纯同、李远善,工程技术负责人邓家栋,朱玉怀等与民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1971年春,完成了主坝船闸和右河道的水工设施建设。7月1日,船闸建成通航。
1970年6月城关水电站发电厂房与主坝、船闸同时动工。当水下工程完成后,由于资金短缺,工程被迫停工达一年之久。1972年10月,慈利县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城关电站工程的领导,并成立了城关水电站筹建处,组织1500名民工幵始续建城关水电站。1972年冬至1973年冬,完成了副坝坝门安装和七相坪、琵琶洲、金台、龙峰等四个生产大队沿河的护坡工程及冲沙闸和主坝护堤工程。1974年冬,完成了双安生产大队沿河的护坡及船闸管理房与城关电站枢纽工程的配套扫尾工程。1974年2月1、2号机组开始安装,同年11月启动运行。12月5日与慈利县火电厂并列投人正式运行。其他6台机组也相继在1975年至1978年4月投产运行。至此,城关水电站工程基本竣工。
城关水电站的总体布置是:主坝设在澧水主流右河汊。船闸设在右河道右岸。主坝上设有冲砂闸。电站设在船闸与冲砂闸之间。厂房下游侧设人行道与大坝工作桥相连接,并设有升压站平台。在副厂房屋顶砼排架上设一回35kv电力出线,与本县茶庵电站联络,组成35kv供电网络;三回10kv电力出线,分别与火电厂、通津埔、苗市组成10kv供电网络。生活区与检修车间布置在电站右侧。
城关水电站大坝与副坝均为浆砲石圬工重力式溢流坝。坝址基础均为绿色页岩。主坝长155米,设有活动坝门31扇。付坝长200米,设有活动坝门40扇。坝底宽9米,顶宽4米,固定坝高4.4米,活动坝高3.1米。坝上工作桥长365米,宽1.5米。
电站厂房为河床式、宽14.2米,长67米。发电厂房内装有8台ZDJ—LH—180型水轮机和8台TS284/19—32型发电机,总装机容量4000千瓦,年设计发电量2200万千瓦小时。各机组均装有YT-IOOO型自动调速器。集中控制台设在主厂房发电机层,可集中控制机组的启动、并列、解列、停机等。
电站生活区总面积为5000平方米。职工宿舍位于船闸右侧。城关水电站至1994年共发电4亿千瓦时,为慈利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城关水电站投产运行后,由于加强了管理,在全省“一查五定”及常德地区“千分制考核”中,成为湖南有名气的小水电站,多次被评为全国的优秀水电站,连续10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电站。
B站是1991年11月1日动工兴建的新电站。
城关水电站的兴建,极大缓解了我县电力供应缺乏的矛盾,为我县工农业生产及城乡人民的生活用电,为巩固我县独立运行的小电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由于该电站当时是以航道整治为主,结合发电而兴建的,因此,存在很多弊病:一是电站装机容量小,1.9亿千瓦时的水力资源发电只发0.22亿千瓦时,90%的水能资源被弃走。溢流坝装设的自动倾倒闸门不能人为控制,易冲毁,不易检修,漏水严重;二是1.5米宽的交通桥作为沟通澧水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太窄。电站运行14年,已有69人因此遇难;三是随着慈利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慈利骨干电站的城关水电站已不能担当起缓解全县日益突出的电力供需矛盾的重任。虽然慈利县已建成小水电站89处,装机容量已达4万千瓦,年发电量已达1.3亿千瓦小时,并于1984年被列为全国100个电气化试点县,1989年10月达到了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标准,但是,电力供应仍十分紧张。据当时预测,到1995年全县最大用电负荷将达39万瓦,年用电量达2亿千瓦时,需增加装机容量60万瓦,仅现有的电气化水平远远不行,必须开发新的电源点。因此,寻求新的电源点迫在眉梢。
慈利县可开发的电源点很多,像茶林河、长潭河、关门岩等处都可建水电站。但规模大,投资大,淹没面积大,慈利县近期无能力开发。慈利县委、县政府组织技术力量,经过反复比较,认为扩建城关水电站较为合适。因为它具有如下优势:不淹没农田、不移民、不需要新建大坝,位于负荷中心,输电线路短;施工方便、工程量小;与新建电站比较,投资少、产出快、效益高;扩建工程可以与城镇建设结合,改变县城面貌和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发展。
1983年,慈利县将城关水电站扩建工程列入县农村初级电气化规划,正式定为慈利县近期电源点开发目标。1988年6月3日,湖南省水电厅刘红运副厅长一行考察了城关水电站,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关于扩建城关水电站的汇报。刘厅长一行认为:扩建城关水电站势在必行。慈利县水电局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扩建工程进行了研究、论证,并于1988年10月向省水电厅呈报了可行性研究报告。1990年5月14日,省长陈邦柱视察了城关水电站,指示:要把城关水电站扩建工程尽快搞上去。常德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受慈利县水利水电局的委托,编制了《城关水电站扩建工程计划任务书》。1990年9月3日,湖南省水利水电厅以湘水电计字[1990]第54号文同意城关水电站进行扩建改造。1990年11月,常德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开始初步设计,同年1月提出初步设计中间报告。1991年3月14至15日在慈利召开了有省水电厅、常德市水电设计院,慈利县人民政府、慈利县水利水电局等有关部门的20多位专家对初步设计的有关技术问题的讨论会。之后,常德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与慈利县水利水电局设计室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初步设计。
根据初步设计,原城关水电站大坝轴线及堰顶高程不变,将原宽顶堰改为折线形实用堰,在原黄海海拔高程87米的基础上提高水位1米;取消原自动倾倒闸门,在原老坝上加建闸墩,安装弧形钢闸门,并在闸墩上架设公路桥。在左河道新建一座装机容量为2x1.05万千瓦的水电站。原城关水电站因提高水头1米,使原装机容量8x500千瓦的单机出力增至650千瓦。新老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6200千瓦,年设计发电量为1.2亿千瓦小时。
根据设计,新建电站主厂房总长55J5米,宽18.5米,高40.6米,内装10500千瓦灯泡贯流式发电机组2台。副厂房布置在主厂房下游侧,共4层。开关站距厂房下游10米处,长40米,宽26.65米,电气主结线采用母线不分段结线方式,用二级电压对外供电。控制室设返回屏及操作台,各设备可在控制室进行远程操作。
左河道闸坝全长214.2米,分为19孔,安装9米x4.8米弧形钢闸门19扇。右河道闸坝长174.3米,分16孔,安装9米x4.8米的弧形钢闸门16扇。
公路桥为变截面连续梁结构,桥面宽10米。其中,车道7米,两侧人行道各1.5米。左、右河道公路桥全长388.5米,沟通澧水南北交通,使慈利县城与琵琶洲、蒋家坪、永安渡能早日形成“武汉三镇”的城市布局。
为合理利用水力资源,充分发挥水力资源的效益,经慈利县人民政府与地方乡镇政府商议,对原建在城关电站右河道的琵琶小水电站(3x125kw)及左河道的蒋家坪小水电站(1x125kw)应予拆除,由慈利县水电部门按被拆除电站原来的年发电量分年给予补偿。
按初步设计,该工程主体建筑物主要工程量为:土石方开挖29万立方米;土方回填3万立方米,石方开挖4.5万立方米,浆砌石1.6万立方米,砼及钢筋砼:4.9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5073.983万元。经湖南省建设银行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评估,评估资金为6286'万元。
该工程计划工期为4年。
1991年,湖南省计划委员会以湘计农[1991]250号文批准城关水电站扩建工程立项。同年,慈利县人民政府、慈利县审计局、财政局、建设银行,大庸市审计局、财政局、建设局,湖南省审计局、省建设委员会、省计划委员会批准了城关水电站扩建工程项目开工报告书。1991年6月,中共慈利县委、慈利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湖南省慈利县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指挥部”,领导修建城关水电站扩建工程(以下简称城关扩建工程)。县委书记张宏任任工程指挥部政委、县长尚武任工程指挥长,副县长朱玉石任常务副指挥长,县水电局长洪明钧、县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王仁寿、县建设委员会主任卓仁村等任工程副指挥长。指挥部设在城关水电站(9月迁往琵琶洲头原琵琶电站职工宿舍楼)。7月1日下午由县长尚武主持,在水电局4楼小会议室召开了工程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分三个小组进行工作:朱玉石、洪明钧带领人员分赴北京、长沙等地落实工程资金;王仁寿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赶制图纸、资料;卓仁村领导部分人员落实征地、搬迁事宜。7月,工程指挥部从县水电局、电力公司、茶庵电站、火电厂、赵家垭水库等单位抽调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作人员80余人报到。随之,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室、设计室、工程处、计划物资处、财务处、政保处等机构开始运作。至此,城关扩建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
1991年10月20上午8点,城关扩建工程开始放水围堰。原定从西门渡口向蒋家坪方向围堰,不但工程造价要达20余万元,而且交通、河水导流等问题不能解决。后改为从东门口、城关电站船闸上游300米处修筑临时公路,以公路作围堰堤,并架设临时桥梁导流,为工程全面施工创造了良好条件。
11月2日,慈利县人民政府召开各乡、镇、县直各科局负责人会议,号召全县各行各业、动员全县人民会战琵琶洲,全力支持城关扩建工程。下午2点,县长尚武在工程指挥部召开了有一、六区及零溪乡、蒋家坪乡、广福桥乡、苗市乡、柳林铺乡、南山坪乡、高锋乡、城关镇以及城关电站附近的琵琶村、太坪村、双安村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命令各区、乡、镇负责人带队,每个乡组织300个劳力近期内赶赴城关扩建工程工地参加工程建设。至此,城关扩建工程每天已有3000余人分别在原水电学校炸坝处、新电站厂房区、左河道尾水区、左河道南面削坡段、右河道北面围堰段等五处摆开战场,从而拉开了城关扩建工程会战的序幕。
城关扩建工程任务重、时间紧。土建工程必须在1992年3月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基础开挖,并使主厂房上游及左侧墙混凝土浇筑达到海拔88.5米高程,右桥坝15孔闸墩钢筋混凝土必须浇筑到海拔90米高程,否则,洪水一到工程将毁于一旦。
从开工到1992年洪水到来之前,城关扩建工程要脱险,就必须完成42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开挖及浇筑砼和钢筋砼3.5万立方米。在资金紧张、机械化施工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十分困难。为此,县委、县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施工队伍素质好坏,对高速优质完成施工任务至关重要。最后决定引进竞争机制,采用公开招标的办法,在本县各建筑公司挑选施工队伍。为搞好这一工作,工程指挥部成立了专门领导班子。1991年10月5日上午9时,在琵琶洲头原县水电学校三楼会议室、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召开了工程招标预备会议,全县有13家建筑公司(队)参加了会议。11月5日,工程指挥部召开定标会议。根据“工价、工期、施工组织设计、社会信誉”四项条件,有6家建筑工程公司中标。貞卩:桥坝工区第一工段苗市建筑队以75.5万元中标;第二工段县三建公司以45万元中标;第三工段杉木桥建筑队以46.63万元中标;第四工段环城建筑公司以64.48万元中标。县二建中标桥面板及栏杆预制工程。县第一建筑工程总公司以808万元,工期130天中标施工任务最大、最艰巨、造价最高的主厂房工程。
1991年11月20上午,慈利县城关电站扩建工程指挥部在琵琶洲头召开了开工典礼暨誓师动员大舍。会场设在原慈利城关琵琶洲老防洪大堤上。主席台正中间的帷幕上贴有毛泽东巨幅画像;两面排列10面大红旗。会场正前方两边柱子上的对联十分显目。上联:“系金涹银澧,绘古城春色,披星戴月干三年,定叫彩虹贯南北”;下联:“调雄兵强将,弹琵琶福音,沐雨栉风鏖千夜,试看明珠煜武陵”。在大会主席台就坐的有大庸市市长肖征龙,慈利县委书记张宏任,县长、工程指挥长尚武,慈利县委副书记贺家铁,慈利县副县长朱玉石,海军驻慈利三八五O四部队领导及县人大,县政协和县各科、局主要负责人。上午10点,慈利县建设委员会组织的各建筑工程公司领导及工人、县直各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数千人鼓乐喧天,整队进人会场。参加施工的数千民工也排队进人
会场。会上,市长肖征龙、县委书记张宏任、县长尚武等讲了话。
城关扩建工程开工以后,工程指挥员与民工不分日夜,不管刮风下雨飘雪,都坚持战斗在工地上。县委书记张宏任、县长尚武、副县长朱玉石、水电局长洪明钧、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王仁寿等一直日夜战斗在工地上,春节也在工地工作。承担主厂房工程的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更是全力以赴。为了在40天完成52000立方米的土石方开挖及爆破任务,他们调动了上百台拖拉机、几十部汽车、推土机、拌合机,还聘请解放军长沙工程兵学院地爆研究室教授李玉岭大校等20余人指导爆破。他们使用直径90毫米的潜孔钻,曾一次爆破炸出岩石3500立方米。为尽快使主厂房开挖返填工程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慈利县委曾下令县人民武装部两天组建一个1000余人的民兵团,由部长舒基铣带队赶赴城关扩建工程工地参加战斗。集中全部兵力死守在工地上的县一建总公司总经理廖日暄,工程师吴扬学吃住都在工地。为了更好地在工地指挥,他们在工地上设了前线指挥所,经常几天几晚不上床休息。1992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城关扩建工程厂房举行砼浇筑奠基仪式。县委副书记谢春阶主持,县长尚武讲话,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及县直各科局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奠基典礼。
1992年3月16日下午2时20分,澧水流域慈利城关电站段洪峰达11000立方米/秒,洪水从B站尾水围堰漫进主机坑。由于工程抓得紧,左、右桥坝及主厂房工程均已脱险,因此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这次大洪水,对在建的城关扩建工程的质量进行了严格考验,证明质量是好的。
1993年6月,城关扩建工程历时18个月,完成土石方开挖62万立方米,浇筑轮及钢筋砼7万立方米,完成劳动工日103万个,土建工程基本完成,即可进人水轮机组安装阶段,土建工程提前工期近两年。
城关扩建工程开工后,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及水利部黄副部长,湖南省副省长王克英、湖南省水电厅厅长王明湘、省政协副主席卓康宁、大庸市委书记赵杰兵、市长肖征龙等领导多次视察了工地,慈利县人大代表也两次视察了工地。他们对城关扩建工程开工快、落实资金快、工程进度快、施工质量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慈利城关扩建土建工程完工后碰上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一个意料之中,而又经过无数次努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资金严重缺乏,工程极有可能被迫停工。
慈利械关扩建工程开工后不久,就赶上了各项物资价格飞涨的浪头。主要建筑材料砂、砾石、水泥的价格成倍上涨,其他材料价格涨幅基本上都在40%以上。工程因物资涨价形成涨价差额达到1448.2万元。减去原修正概算中对物资涨价预算价差358万元,实际涨价总价差额达到1100万元。工程虽经两次修正概算,即湖南省水利水电厅[1992]第54号文批准修正概算动态总投资为6680万元和1993年4月经湖南省建行及国家总行、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湖南省水利水电厅第二次批准的修正概算动态投资8910万元,但至1993年6月,工程财务支出已达6400万元(中央建贷3200万元,以电养电资金3200万元),实际存在资金缺口2500万元。后经多方奔波、中央和省两级在原承诺的基础上又为城关工程追加了1300万元。至1994年5月底,工程仍欠资金1700万元。这1700万元主要是县自筹部分。对于尚属贫困县的慈利来讲,在短期筹集1700万元资金用于城关扩建工程简直是天方夜谈。
由于资金缺口太大,城关扩建工程在1994年5月以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为寻求资金,慈利县委、县人民政府、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曾想过不少办法。如:向中国湖南水电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申请借款;向湖南澧水开发总公司寻求合资兴建城关扩建工程的途径,并正式提出合资建议;向湖南省计划委员会信托投资公司求援;向国家能源投资总公司要求追加工程资金;要求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给予临时贷款;请求香港荣华集团公司贷款;要求慈利县人民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发动全县人民寻找工程资金;委托东方红电器开关厂长沙经营部向交通银行申请美元贷款;向湖南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提出合资1500万元兴建城关扩建工程的方案;向永德信(长江)水利实业有限公司提出合资方案;向慈利县人民银行申请发行城关扩建工程债券等等。只要能弄到工程资金,凡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凡是有一线希望的路子都走了,但始终没有筹到一分钱。慈利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四大家领导多次开会,专题研究解决城关工程缺口资金问题,但终未能寻得可行方案。1994年12月24日,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云集催讨工资的民工,强烈要求工程指挥部偿还拖欠的民工工资417万元。指挥部万般无奈,只得报请县人民政府、县人民银行批准,向全县水电系统干部职工借款7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至此,慈利城关扩建工程因资金缺口太大,已到了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极为困难时刻。
在拨款无指望、借款无门路、自筹无能力、集资不可能的情况下,只有引进外资。慈利县几任县委书记张宏任、陈官炼,几任县长尚武、贺家铁等领导,多次明确指示:必须引进外资,一定要兴建好城关扩建工程。否则,城关扩建工程只有停工下马,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993年8月,经慈利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工程指挥部正式向中国湖南水电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申请引进外资完成城关扩建工程,并呈送了有关工程的全部资料。8月下旬,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向北京源信水利水电科技开发公司提出了报告。源信公司总经理赵士云女士根据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的报告于1993年10月中旬向美国威尔科克斯公司提出了合资申请。威尔科克斯公司的中方公司——中美开发公司审查了城关扩建工程的全部资料,原则同意合资城关扩建工程。
1993年12月29日上午,威尔科克斯公司总裁迈査尔•菲利先生,北京源信水利水电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赵士云女士,慈利城关扩建工程副指挥长朱玉石、洪明钧、王仁寿等在北京新世纪大饭店商务谈判室举行城关工程合资正式谈判。威尔科克斯公司同意与城关扩建工程合资人股400万美元,并于12月30日上午签定了合资项目协议书及合资项目工作协议书。由双方协定于1994年2月25日正式签署经济合同书。迈查尔先生委托中美合作开发公司和北京源信开发公司在1994年1月完成对城关扩建工程实地考察和经济补充评估工作。
1994年1月17日,威尔科克斯公司委派上海南珠科苑城发展公司总经理张福奎,技协主任、高级工程师汪养安,北京源信水利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赵士云,中国湖南水电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第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道高一行来慈利城关扩建工程工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因种种原因,威尔科克斯公司将此合资项目推荐给了美国AES集团公司的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
美国AES集团公司成立于1981年,总部设在美国佛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电力生产商之一,拥有10家独资或合资的电厂。已投产或正在建设的发电能力达310多万千瓦。该公司1993年底拥有资产17亿美元,管理资产达31亿美元。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是AES集团公司的附属上市公司,专门在中国从事电力项目的发展(当时已在中国发展火力发电项目厂家6家,如城关扩建工程合资成功,将成为美国在中国合作的第一家水电企业),1993年底有现金资产2亿多美元。其总部设在香港,在北京设有办事处。
1994年2月,经慈利县委、县人民政府同意,慈利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与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就合作兴建、管理慈利城关水电站进行了初步会谈,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5月5日,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叶孙宾(新加坡人),高级工程师白瑞利(美国人),中美发展公司、上海南珠科苑城发展公司张福奎、汪养安,北京源信水利电力开发公司赵士云,湖南省水利水电厅李道高等一行来城关扩建工程工地实地考察。之后,慈利县委派副县长朱玉石、水电局长洪明钧、县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羿宝明去北京与美方代表再次会谈并初步达成合作协议:由中方慈利县电力总公司与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合作修建、管理慈利城关扩建工程,并定名为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该合作公司总资产为1.28亿元。其中,AES方一次性投资入现金(美元)750万元,占总股份的51%;中方以既有固定资产及投入资金拆成720万美元,占股份的49%。合作期为25年。在此期间,AES方要求在保证前5年和销售电价的基础上扣除增值税、运行成本和所得税后,要优先付给合资额16%的年息,再付给中方合资额的16%的年息,利润部分他们要先分50%,然后将剩余部分按股分红。25年合作期满后,AES方不再拥有合作公司的一切。慈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玉石代表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详细向中共慈利县委、慈利县人民政府汇报了中、美合作会谈情况。县委、县政府表示原则同意,并指示继续派人与AES及湖南省有关部门再进行会谈。于是,朱玉石、洪明钧、羿宝明再次赴北京与AES方会谈。同时委派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万伯初、谢雪武去长沙找省有关部门请示、咨询中、美合作的有关问题。
1994年6月,万伯初、谢雪武两人去省城长沙,向省外经委汇报合作事宜及咨询合作的有关法律、政策。由省招商局出面,召开了有省计委、工商局、外汇管理局、长沙海关等13家厅级单位领导参加的研究有关慈利城关扩建工程与美国AES公司合作的问题,一致同意慈利城关工程与美国AES合作。但提出了4条意见:
1.合作甲方慈利县电总公司只能为其49%的股权作资产担保。
2.税前分利16%不合中国合作法。
3.美方不能在合同中使用“购买”51%股权的字样,只能写合作兴建、经营城关电站出资51%,占51%的股权。
4.美方还本,中方可以负责外汇汇率风险差额,但分利最好由合作公司承担。
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将上述4条意见电传美AES方,基本得到认可。之后,上述4条意见也得到了慈利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水利水电局党、政领导班子的认可。13日下午,慈利县城关水电站二层骨干会议亦对上述4条意见表示认可。
1994年6月14日,慈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玉石代表慈利城关扩建工程指挥部向贺家铁县长,高建国副县长就中美合资问题作了专题汇报。贺、高二位县长同意省13家单位的意见,指示朱玉石副县长抓紧抓好城关工程与美国AES的合作,争取早日签订正式合作合同。
1994年6月18日,慈利县电力总公司与爱依斯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完成了《关于合作经营城关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4年7月11日,湖南省计划委员会以湘计外贸农[1994]291号文批准上述报告。同年7月16日,慈利县人民政府以慈政发[1994]28号文致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表示同意合作,并承诺将督促、协助和保证县电力总公司认真履行合作合同。慈利县人民政府的承诺,为中、美双方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994年7月8日,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副总裁何力(美国人),翻译黄雪兰女士、省水电厅高级工程师李道高等来慈利就城关工程合作合同,购电合同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磋商。上午11点,慈利县委书记陈官炼、副县长朱玉石、水电局长洪明钧、县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羿宝明,慈利县外经委、建行、物价局、税务局等部门的领导人在慈利宾馆接待厅与美方人员进行了洽谈,双方取得了满意结果。
1994年7月21日,慈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玉石、水电局长洪明钧、慈利县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羿宝明在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与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草签了城关电站合作合同。9月6日,慈利县县长贺家铁、水电局长洪明钧飞抵香港。在香港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总部,洪明钧受慈利县电力总公司全权委托,代表中国湖南慈利县电力总公司(甲方)与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乙方),正式签订了《关于合作经营湖南湘慈一爱依斯水电有限公司合同书》、《购电合同》、《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章程》三个中、英文版本的合同。至此,中美合作的签约工作已全部完成。
根据合同之规定,正式成立了5人组成的董事会。董事长为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总裁罗伯特*F.韩花奥(RobentF.Hemphill,JV,美国人),董事何励恒(PaultHamnahan,1957年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曾在美国海军军官学院取得机械工程学位,后获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主管中国、印度、菲律宾及东欧各国项目发展工作),董事何力(EDWARDCHALL,1957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获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塔夫斯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生院管理学硕士学位,美国注册工程师),副董事长羿宝明(1963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澧县,毕业于湖南省水电学校,电气工程师、慈利县电力总公司总经理),董事谢雪武(1961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慈利县,毕业于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电气工程师、城关水电站站长、党支部书记)。
根据合作合同,美方投资的750万美元于1994年9月一次性全部到位。
1994年8月1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为湖南湘慈一ARS水电有限公司颁发了外经贸湘字[1994]M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1994年8月20日湖南省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湘张字第0001号注册号为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4年8月27日,湖南省张家界市税务局为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颁发了《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
1994年9月,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夏杰生(D.E.HUTCHINSON,英国人),副总经理谢雪武、总工程师黄建军到任,合作公司正式运作。1995年6月28日,在慈利县劳动人事局负靑人游湘焯等的监督下,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198名员工与总经理夏杰生正式签订了劳动合同。
1997年3月18日,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在慈利宾馆隆重召开B站二台水轮发电机正式投人商业运行的竣工大会。美国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总裁何励恒、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现任总经理詹环德(Tone.R.Grandall,美国人,1949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在康涅狄格大学毕业,工程师,AES中国发电有限公司运行总经理)、张家界市政法委书记张宏任、张家界市电力局副局长米小军、慈利县县长刘文晃、常务副县长高建国以及省、市其他各部门的领导参加了庆典。至此,中美合作的第一家水电企业——湖南湘慈一AES水电有限公司完全步入正常的运行轨道。
鱼潭水电站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温塘镇仙街河山谷内,处于茅岩河风景区的中上游,北距桑植县城24公里(直线距离,下同),东南距永定城区30公里,西南距永顺县38公里,东北距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40公里,是张家界市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同时,也是澧水干流第一个重要的防洪设施。鱼潭水利水电工程是在1984年12月25日由大庸县水利水电局开始组织勘测设计,1987年5月由原大庸市(县级市)开始筹建的,1989年至1991年12月25日工程为施工准备阶段,1991年改为由大庸市(地级市)、永定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三家合资兴建,合资比例为2:2:1,工程进人建设阶段。从1995年4月4日起,工程进人股份制联营阶段,由湖南省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张家界市电力公司组成湖南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进人了股份合作制建设新阶段。
鱼潭水电站大坝控制流域面积3475平方公里,占澧水全流域面积的18.4%,坝址多年平均流量126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径流量39.7亿立方米。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航运、灌溉及旅游多种效益。大坝为混凝土空腹式重力坝,最大坝高54.5米,坝顶长230米,水库正常蓄水位▽250米,水库总库容量1.215亿立方米。讯期预留防洪库容,加上其他设施,可提高下游130万人、162万亩农田的防洪标准,灌溉农田19114亩,还可改善上游航道34.4公里。大坝两端为非溢流挡水坝段,河床中部为8孔泄洪溢流坝段,每个孔口安装10x10.5平方米的弧形闸门一扇。电站厂房为地下式厂房,总装机4台共7万千瓦,其中左岸厂房安装3台2万千瓦的机组,右岸安装1台1万千瓦的机组。电站运行全部采用微机自动化控制。电站年均发电量2.71亿度。整个工程投资4.8亿元,其中送出工程1.1亿元。
鱼潭水电站工程建设机构分为建设、施工、设计、监理四家。建设单位:张家界市鱼潭水利水电工程指挥部;施工单位:长江葛洲坝工程局第六工程公司、二公司等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监理单位:长江三峡利能公司和华银电力监理公司。
领导机构沿革。1987年5月8日,成立大庸市(县级市)鱼潭水电站工程筹建指挥部,张启尧兼任指挥长,张启富、卢至庆任副指挥长,郑少棠、黄振祥、杨学军为成员,郑少棠兼任办公室主任,李发俭、兰新义任副主任。1991年2月26日,成立大庸市(地级市)鱼潭水利水电工程指挥部,副市长谢凤龄兼任指挥长,张启富、张启尧、杨斌洲、吴开勋任副指挥长,后由副市长刘德美、杨次伟相继任指挥长,覃遵松、刘大德为成员,刘大德曾任工程指挥部法人代表和总工程师,钟以群任指挥长助理。
为了便于衔接竣工后的管理工作,1992年6月,张家界市编委正式下文批准成立了张家界市鱼潭水利水电综合开发总公司并加挂张家界市鱼潭水利水电管理局的牌子。并于1992年11月成立总公司党委会,张启富同志任总公司党委书记,杨斌洲任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覃遵松同志任专职副书记,张德胜同志任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鱼潭水电站为了克服建设资金困难,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走出了股份制联营建设的新路子,应运而生的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是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张家界市电网、电站建设的指示精神,并按照《公司法》,由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湖南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和湖南省张家界市电力公司共同参股,于1995年3月发起,1995年5月30日正式组建成立。公司董事长吴海春,副董事长陈建文、杨次伟,总经理戴利旗,副总经理杨斌洲、梁雄。鱼潭水利水电工程指挥部指挥长由总经理代表肖竹生同志兼任。公司的组建,目的在于重新启动已处于举步维艰的鱼潭水电站工程建设,并以此作为第一个合作项目,逐步实现遭水流域流动开发和实现其他产业的开发。
鱼潭水电站库区水面9000余亩,淹没总面积1688.8亩,其中稻田556亩,其余大部分为荒山。需搬迁移民236户916人。因此,移民拆迁工作是鱼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细致、艰辛的工作。早在1991年动工前,移民开发办就着手工作,在张启富常务副指挥长的亲自督促下,在永定区政府及茅岗办事组、温塘镇政府和大桥办事处的多方努力下,移民开发办主任肖文胜、协调办主任李育胜等同志齐心协力,移民搬迁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从未因移民而影响施工。特别是搞开发性安置,走出了一条集安置、开发于一体的新路子,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
本着移民搬富搬好搬方便的原则,1992年3月,鱼潭水利水电工程指挥部与永定区政府协商决定迁一部分到大桥办事处种菜,一方面减少库区移民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使一部分移民搬得更方便,这一举措收到了很好效果。到1992年底,下迁117户448人,占整个搬迁户的46.5%。为了移民生产、生活及搬迁的方便,修通了850米长6米宽的3条简易公路,打吊井8口,架设了约1.5公里的用电线路,移民下迁工作已基本完成。
除下迁117户外,就地后靠99户462人,为了使这部分农民留得满意,移民开发办进行了认真规划,搞立体开发,引导他们走致富之路。到1992年年底止,库区移民开发营造杉木林600亩、柑桔1100亩、枣子40亩、花椒500亩、黄柏320亩。另外,嫁接枣子31万株、君迁子11万株、板栗3万株、柑桔21万株。
鱼潭水电站于1991年8月30日经湖南省计委批准动工兴建,10月15日招标,葛洲坝工程局中标,10月23日开始进场作业,12月16日开工,12月22日举行了开工典礼。经过16个月紧张施工,工程进展顺利。1992年11月22日,大坝顺利实现了二期截流,工程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投资体制改革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工程概算由原计划总投资12084万元,其中国家能源262投资公司3500万元,省小水电4084万元,省农业银行贷款1500万元,省建设银行贷款500万元,张家界市政府、永定区政府、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三家自筹2500万元。几经调整后成倍增加,以致自1994年下半年至1995年初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资金缺口问题成了工程建设的关键。
由于资金缺口很大,筹措困难,张家界市委、市政府转变观念,勇于开拓,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在省电力局的支持下,走与“大电网”合作的路子,于1995年5月30日,组建了湖南省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了鱼潭水电站的建设和生产管理工作,使工程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工程资金大量注入,施工队伍迅速调整,施工进度大大加快,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大坝上部结构的施工和地下厂房近7万立方米的洞挖工程以及厂房全部混凝土的衬砌回填浇筑任务,1996年11月23日顺利实现了大坝工程下闸蓄水,1997年3月23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7月第二台机组发电投产,9月第三台机组并网发电。在首台机组发电的同时,鱼潭电站的113公里11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工程同时建成运行。
70年代中期,一座被称为“高峡平湖”的赵家垭水库建成了,终于使几千年的神话变成了现实,成为闻名湘西,具有灌慨、观赏、旅游效能的名胜宝地之一。
水库现设管理处,属于副科级全民事业单位,1976年正式定编职工37人,到1996年底,干部职工为322人。
此水库是以引水、抽水、蓄能、发电、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养鱼、营林、旅游等综合经营的中型水利工程。水库河床海拔高程500米,正常水位在546米以上。大堤属于粘土斜墙堆石潜水坝,坝高46米,堵悬崖氽水洞进口而成。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占田少,移民不多,仅淹田地700余亩,移民57户;二是水位高,发电总水头375米;三是库容大,可装水1.2亿立方米,正常水面积2550亩。开主干渠5条,总长125.83公里。
在我国“七五”计划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建设中,相继修建了三座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2300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为3854万千瓦时,年调峰填枯发电量已达3000万千瓦时左右,年产值已达600万元以上,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年内调节性能的蓄能电站。
1991年4月1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与田纪云、邹家华副总理,听了慈利县县长尚武《关于慈利县小水电发展情况的汇报》后,赞赏地说:“利用有利的地形,如慈利县跨流域引水(指渠溶抽水工程),1度电抽水蓄水,发4度电,这可以大大提高水能利用率。要提倡支持。”
赵家垭矗立苍穹的巍巍大山可以作证,水库的建成是一部英雄艰难创业史,也是一曲战天斗地动人心弦的凯歌。
1962年朱治纯组织了赵家垭水库工程的第一次测量,由于种种原因,1966年初,才将初步方案呈报常德地区水电局。
1969年,县水电局安排朱治纯负责,组织3个测量队对库区进行复测,并根据地形设计了钢筋混凝土平板坝与钢筋混凝土拱坝两种坝型,呈报常德地区水电局、省水电局。省局根据当时国家水利投资情况,提出要采用经济适用的粘土坝型,并派工程师姜家骅等技术人员实地考查。根据“群众受益群众建,社、队投工,民办公助”的基本指导思想,结合地址钻探、土质化验的科学依据,提出了“粘土斜墙坝”设计方案。1971年10月1日筹建,1972年10月18日省水电局正式批准兴建。
为了加强工程施工管理,组建了以县委副书记王约初任政委、贾光富任指挥长、邢祖理、孟庆松等任副指挥长的工程指挥部。工程建设投工以计划受益的公社为主体,全县投入总体战。各公社、大队将民工组建为民兵营、连,成军事建制地投入施工。枢纽大坝、主干渠道、运输公路同时动工。基本上是坝起、渠成、道路通。1973年冬到1974年大坝进人了进土大会战的决定性阶段。为了抢在1975年春洪之前完工,县委动员了全县36个公社进行枢纽工程大决战。高峰期劳力竟上到11300多人。不仅库里的川川峪峪搭满了茅棚住满了人,而且附近的新坪、中山、双合等村大部分农户也住满了民工,大有排山倒海、气吞山河之势。在毛泽东主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口号鼓舞下,建库大军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进土筑坝一日三班,换人不闲工地。民工用木架竹篮飞车,从大坝的左右两岸山坡上快似流星地进土。不宜滑放飞车的连队民工们,用撮箕挑土,定额到人,记担过枰,相互竞争。大坝工地上十几架岩夯,8人一架竞相飞舞,统一劳动的号子,响彻山峡,此起彼伏。为了抓时间、抢速度、管质量、保安全,中餐送到工地。各级领导与民工“三同一片”。做到党团活动、医疗卫生、商品供应、政治鼓动(如广播、业余文艺、黑板报、快报专栏等宣传工作)到连队到工地。由熊伟、盛和煜、高德楚、周保林、向阳开等同志主编的《工地战报》、《水库动态》、《高峡出平湖》等小报小刊到工地,为其大造舆论,并在县、地享有盛名,其中,某些文章被省级报刊转载。
指挥部抽调高宗华、满园坤等20多名精干民兵,组成一支崖壁高空排险作业队。队员们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吊索悬空,在百丈峭壁上排除松脱欲坠的岩石与冰柱,为会战大坝增强了安全感。
大坝堆石7万多方。因场地狭窄,采集难度大,使用悬空定向大爆破。1973年1月10日惊天动地一次成功,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1975年3月完成了枢纽大坝工程,1976年3月18日水库关闸蓄水,历时5年的水库大坝会战宣告结束。除岩泊渡公社留60多人突击枢纽防洪抢险工程外,其他各公社转入灌区工程。1977年2月正式转入计划受益灌区组织的4000人专业队进人渠道浆砌配套施工阶段。5大主干、6条支渠均在岩山悬崖绝壁上开凿。没有风钻机,全都采用锤子、钢钎,人工拼打。在“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思想指导下,打条石、炸块石,以石灰三合泥浆砌了主干渠道。龙潭河营“三八”战斗队20名女青年,平均年龄18岁左右,在指导员金世先、队长张春华的带领下,会战不弱男儿。特别是1973年至1975年在“天险桃花溪,敢望不敢去,兽难行,鸟难飞”的悬崖绝壁2600米的隧洞工程中与男民兵连队一样,爬“天梯”(在垂直35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利用岩缝里稀稀拉拉长的树,绑扎树条子叫“天梯”)、淋寒水,排除千难万险开出平台1420米,打开隧洞工作面4个,掘进隧洞4处1520米,为赵家垭水库作出了杰出贡献,光荣地出席了“县英模代表大会”。
因投资有限,炸药严重不足。1972年至1973年12月,工地指挥部成功地推行了“盐灰爆破法”。1977年至1978年采购了大批硝氨,组织50人在工地开办了炸药厂,解决了爆破物资短缺的困难。
在不少日子里,民工都以红薯当中餐,很少吃肉荤,以南瓜、萝卜、白菜为主菜。因食油不济,吃油很少。但大家从不争嘴吵食堂。食堂的南瓜籽一般不炒来作零食,多卖给代销店换照明灯的煤油及会计所需的账本、笔墨等办公用品。尽管如此,大家生活得有趣,干得很起劲。
1975年1月11日大坝中部由于斜墙进度快,压重层次土未跟上,从546米高程滑坡至527米,长达30米。当年进行复修并在滑坡段用块石1200多方压脚。块石压重层自500米高程压至527米高程。1978年2月因放水,库水位下降太快,在大坝538至546米处出现跌窝裂缝,产生沉陷位移滑坡,3月,通过对大坝进行切顶、削坡处理,排除了沉陷滑坡险情。
1992年12月至1993年1月处理了大坝止水带故障。大坝止水带是粘土大坝与崖壁接头的防渗连接带,是整个大坝的生命线。从1976年3月关闸运行16年,由于历史原因,工程质量尚存薄弱环节,1991年6月5日坝后漏水突然增大。当水位下降到546米时,出现坝顶局部沉陷、跌坑,切开检查,发现“止水橡皮槽离位”。在省水电厅的关心支持下派主任工程师姜家骅同志来水库现场指导,制定了按原设计的橡皮止水方案。经过紧张施工,历时50天,按质量完成了施工任务。
由于水库大坝多灾多难,1978年度省水电局规定为“大坝带病运行”为保证运行安全,逐渐增加水量,控制蓄水位至540米高程,1991年7月24日最高水位已达573.58米,相应库容4326.66万立方米。运行正常。
为弄清库水坝后阴河走向,勘査二级电站水头落差,选择接水高程,1977年2月25日上午9时,处党委委员王中元同陈和初、黄安国、郭福铣、龚晓曼、李迎解、朱业忠、肖潭中、王中祥、张继民、王金成、孙克明等12名青年进人氽洞勘探。县人武部的汇报材料这样写着:“为了慈利的水利事业,12名民兵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攀悬崖爬绝壁,同饥饿寒冷斗争。渡20~140米的阴河深潭14处,滑攀高8~20米的绝崖壁9处,没吃没喝顽强工作52小时,于27日13时返回地面。勘探出氽洞水平距离1600米,水位落差95米,溶洞宽至31米,窄至0.3米,洞顶高100米以上,打开了自古以来的天然禁区,为二级电站建设提供了确切的技术资料。”《湖南曰报》对这12位英雄的事迹作了重点报道,引起社会反响。
1978年9月至1982年1月修建第一级电站。
第一级电站系坝后电站,坐落于氽洞之中。设计水头75米,装机3140千瓦(3x630千瓦+1x1250千瓦),主厂房与控制室由一条长300多米人工开凿的隧洞相连,电站压力钢管与水库放水卧管相连,管道全长362米,管径1.2米。
1984年4月至1985年7月修建第三级电站。第三级电站位于零溪河上游的洪沅村境内,进水渠即中南总干。电站设计水头268180米,装机4160千瓦(2x2000千瓦+1x160千瓦),压力钢管全长374米,管径1.2米。
1985年7月至1987年1月修建第二级电站。
第二级电站位于零溪镇三溶村境内。为了充分利用水头优势,根据探险人员的测量结果,开凿了1328米的引水隧道,接通一级电站尾水,开挖明渠570米进入前池。电站设计水头120米,装机5000千瓦(3x1600千瓦+1x200千瓦),压力钢管全长2970米、管径1.2米。
梯级电站,是一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共用建设资金2000万元。(含渠溶抽水站)可出力8000千瓦。不论是在丰水期还是在枯水期,都可以进行调峰填枯、平抑负荷。无论是小电网运行,或是大电网运行,都可以在电力不足的矛盾中,作出贡献。1990年三座电站同时获得了“省级文明卫生单位”与“省优秀电站”的光荣称号。
水库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和库容大的优势,加大产水量,增加蓄能和枯水电能调节能力。1987年10月至1990年7月兴建了跨流域引水的渠溶抽水站,将沅水水系的渠溶溪水抽入澧水水系的赵家垭水库储存,供梯级开发的一、二、三级电站发电。该工程包括渠溶水库、抽水站、变电站、输水明渠和隧洞等。渠溶水库集雨面积24.41平方公里,多年平均产水量2160万立方米,正常库容85万立方米,引水通过4040米的明渠和800米的沅澧分水岭隧洞而进入库中。渠溶抽水站净扬程58米,多年平均抽水量1600万立方米,供枯水季节发电1390万千瓦时。每年获净电量1050万千瓦时,创发电产值294万元。
1994年5月至1995年4月耗资30万元,贯通了长328米的胜天引水隧道,多年平均引水量300万立方米,发枯水电能225万度,年创产值63万元,利润50万元。
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发挥蓄能发电、调峰、调枯的功能,陆续开发了郑家院、毫毛山、金溪等处抽引水工程,年抽引水量达4594万立方米,发电量将达7000万千瓦时,年收入1900万元。
水库林场已初具规模,1974年10月将原南山坪公社新坪大队胡垭生产队划为水库园林场,隶属水库管理处管理。1975年冬组织灌区劳力开挖荒山、造林绿化。如今已经营杉木林1388亩,木材积蓄量已达800立方米。杜仲204亩、梓树林100亩,均已成林。封管薪炭灌木林1482亩,这既是一大景观,又是一笔财富。水库还利用1350亩可养鱼水面,发展渔业生产。1976年将原丛木坪公社龙溪大队龙王垭生产队,划为赵家垭水库渔场农业队。修建鱼池16亩,先后育鱼苗150万尾,投人水库的自育与外购鱼苗共300万尾。1978年以前,每年捕鱼1000至2000斤。
在生产进山,生活进城的新形势下,1993年8月水库管理处第一次组织了集资建房,共用资金147万元。其中管理处103万元,干部职工集资44.4万元。在县城双安“职工住宅大楼”解决了干部职工县城居住、子女进城就读寄宿等困难。
1996年7月至11月动用资金30万元,改建了管理处办公大楼,在原来两层的基础上加了一层楼,改传统的小黑瓦面为大沟瓦和琉璃瓦,进行了粉刷与装璜,相继将一级电站职工宿舍加盖了纤维石棉瓦。
随着水库经济的发展,管理机构也不断完善。1970年10月至1976年5月为工程指挥部,1976年4月至1982年1月为管理处,1982年2月至1993年6月为管理所,1993年7月由县编委行文,又更名为管理处,属于副科级事业单位;同年同月组建了“经济民警队”。
2701984年7月成立工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工会获“省级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1996年11月根据国家机构体制改革的要求,结合水库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水库实行“事企分开”,保留水库管理处原事业单位性质、副科级机构级别、自收自支事业编制30名。由一、二、三级电站、渠溶提水站组建慈利县赵家垭水库抽水蓄能电站。蓄能电站、南山坪水电总站为企业单位,隶属赵家垭水库管理处管理,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5年发电3003万度,是历史最高水平,在1994年基础上增长33.6%,创产值625万元,相当于1994年的2倍多,成为建库以来,经济效益最佳之年。
如今这座极为壮观的赵家证水库正以本身独有的奇山异水之美走出闺门,成为唯一能与索溪峪媲美的又一风景名胜。
廖汉生将军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务繁忙,可他时刻不忘生他养他的那一片故土,魂牵梦萦着家乡桑植人民和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的同时,也从各个方面关心和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他先后8次从北京回到故乡看望父老乡亲,对“老、少、边、穷”的桑植的经济建设作出许多切合实际的指示,为家乡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贺龙水库水电站——这座桑植水电建设的丰碑,每一个混凝土,每一条电缆,每一个仪表,无不凝聚着这位老将军的心血。
桑植属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境内雨量充足,水能资源极为丰富,澧水三源横贯境内,长219公里,大小溪流40余条,流域面积400多平方公里。全县河流总长度1063公里,总积水面积3572平方公里,年经流量达38.9亿立方米,由省内外汇人的容水量28.314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总量为67.246亿立方米。丰富的资源,为桑植电力建设创造了优越条件。桑植县委、县政府决心把握改革开放的机遇,在澧水上游的南岔渔潭口兴建贺龙水库水电站,从加快电力建设步伐入手,推动全县经济的发展。兴建的贺龙水库水电站是一座集发电、调洪、灌溉、航运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水利枢纽工程。电站坝址地形地质条件好,河谷两岸对称,河床狭窄,岸坡稳定,库内控制流域面积2470平方公里,正常蓄水位288米,总库容4446立方米,除年发电1.04亿度外,还可直接灌溉稻田2万多亩,增产粮食150万公斤以上,增强全县农业发展后劲。水库建成后,还可控制库容、调节水位,减少洪水对澧水下游造成的危害,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廖汉生将军十分关心和支持贺龙水库水电站的建设,早在1979年6月,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他怀着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第一次回到故乡桑植。这次,他是利用休假机会,专门回乡看望父老乡亲的,同来的有夫人柏林,儿子廖建军,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等。40多年了,将军想念故乡,乡亲们也思念将军,廖老每到一地,都走到群众中间,和乡亲们握手,亲切交谈。这次回乡省亲,不但参观了贺龙故居,祭奠了革命烈士,还就家乡的建设作出一系列指示。6月29日,他在桑植电影院文艺晚会上对全县干部群众说:“希望我们老根据地的乡亲们、朋友们、同志们一齐努力,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老根据地建设好,这样来报答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家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他在接见洪家关的群众会上说:“家乡很多地方变了,但是我们还要变,要变得更好。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搞‘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希望我们洪家关的父老乡亲和我们桑植县老根据地的父老兄弟们一起努力,争取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作出更大贡献。”在接见县委、县政府12名部委办局负责人时,将军首先回顾了桑植的光荣革命历史,然后对全县人民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桑植人民为革命流了血,流了汗,现在剩下的老战士不多了,现在还在工作的不到10个人,红军时代桑植参加红军长征的是15000多人啦!希望在桑植县工作的各位同志,要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把桑植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将军语重心长一席话,激励了全县人民。将军回家后,桑植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重新描绘了全县经济发展蓝图,并郑重决定,在南岔渔潭口兴建贺龙水库水电站,组织班子和技术力量,拨出经费,对电站的坝址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勘测、规划、设计,争取早日开始工程建设。
1984年11月26日,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偕同夫人柏林,在省人大副主任吴志渊的陪同下再一次回到故乡桑植视察工作。他在天子山、洪家关、樵子湾等地实地考察后鼓励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把桑植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他说:“县财政向上伸手,靠补贴过日子,这不是长远之计。要解决长远之计,要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要利用桑植山区的优势,发动农民栽树、种药、大搞多种经营,农民收人增加了,财政税收也就随之增加。要根据桑植的各种资源,发展工商企业,特别要发展水电业,工业发展了,县里才能富起来。”听了县里对筹建贺龙水库水电站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设想,需要资金数额大,建设难度大,但一定要争取搞好。”说到困难,将军激情满怀。他豪迈的说:“我们过去遇到那么多困难,取得了胜利。所以,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团结起来,鼓起干劲,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把桑植建设好。”谈到怎样搞好工作,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副委员长指岀:“为发展我们的经济,一方面要靠干劲,另一方面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干?一靠科学,二靠人才……不管搞工业还是搞农业,要重视科学技术,重视人才。科学技术哪里来?这就要重视培养人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我们各个机关要掌握情况,要有目的地去引进人才。”按照廖老的指示,桑植县政府先后聘请国家水电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院、湘西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专家,加强了贺龙水库水电站勘测设计的力量,加快了工程建设步伐。
1986年10月,廖副委员长为参加桑植县委县政府组织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50周年活动,又一次回到故乡。廖老和有关负责人邓力群、张平化、毛致用、刘正不仅为刘家坪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纪念碑落成揭幕,还专程督察了贺龙水库水电站工程筹建进展情况。1989年12月29日,廖汉生同志在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熊清泉陪同下再次来桑植县督察贺龙电站工程建设情况。1990年6月,陈邦柱省长在廖副委员长指示下,率队来桑植县确立贺龙电站坝址。这年9月5日,湖南省水电厅以湘水电计字(1990)58号文件批准了《桑植贺龙水库水电站第一期工程计划任务书》。12月10日,贺龙电站第一期工程第一站在南岔渔潭口开钻。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以元帅命名的贺龙电站在我国尚属首例(荣桓电站在贺龙电站之后),它的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关怀和支持,国家计委、国家民委、水电部、各家银行等单位倾力相助。1991年1月,国家水利部长杨振怀委派赵司长和长江水利委员会魏廷铮主任专程来桑植现场办公,制订贺龙电站筹建方案。3月8日,贺龙水库水电站工程指挥部正式挂牌办公,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兼工程指挥长。4月17日至23日,廖副委员长及贺帅夫人薛明在京接见指挥部成员覃章厚、周运民(原桑植县委书记)、黎子泽(原县人大主任),了解督办贺龙电站工程建设进展情况。19日,首都北京,阳光灿烂,春意盎然,廖汉生同志挥毫书写了《贺龙水库水电站》站名。这年5月,全国第一批农村电气化试点县表彰会及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桑植代表向大会汇报了贺龙水库水电站工程建设情况,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有关专家的赞同和支持。
1991年11月8日,廖汉生副委员长偕夫人柏林及贺帅女儿贺晓明来张家界参加国际森林保护节盛会,桑植县委书记杨泽民、县长尚立义专程看望廖老。将军和市委书记赵杰兵及杨泽民、尚立义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对桑植、张家界近几年的发展变化十分满意,并对家乡建设的路子表示极大的关心,对贺龙电站建设和桑植工业发展等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副委员长的指示化为巨大动力,桑植县委、县政府努力工作,加快了贺龙水库水电站工程建设进程。1992年2月21日,湖南省计委以(1992)102号文件正式批准贺龙水库水电站动工兴建。4月22日,国家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贺龙电站工程监督站高级工程师燕盛德、朱文华、汪春柏、罗福海进驻贺龙电站工程工地,对工程进行监理。5月10日,贺龙电站机组定货会在长沙举行,工程指挥长覃章厚,昆明电机厂厂长张建生在合同上签字,机组命名为《贺龙》号,廖汉生副委员长亲笔为机组题字。7月1日至8日,贺龙电站工程正式公开招标,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中标。18日,中标单位进人施工现场,前期准备工作正式开工。这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贺龙水库水电站开工兴建消息。8月,廖副委员长委派秘书胡子克在京接见贺龙电站汇报人员,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对工程的质量和进度问题再次作出详尽指示,工程加快了“三通一平”进展。
1992年10月1日,桑植县政府在隆重庆祝建国43周年的同时,在南岔渔潭口隆重举行贺龙水库水电站奠基典礼仪式,市、县主要领导及各级各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并为工程奠基剪彩。10月28日,大坝上、下游围堰合龙工程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桑植的同志每次去北京,都要给廖老带去家乡亲人的祝福。将军每次在接见的时候都谆谆嘱咐:老区搞个工程很不容易,一定要艰苦奋斗,努力把电站建设好,尤其要把好工程质量关,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把贺龙电站建好,以告慰贺老总在天之灵。他多次在京主持协调会,为电站工程建设尽可能解决一些困难。他曾给国家石油部长康世恩联系,为贺龙电站解决石油指标100吨,给首钢第一书记周冠武写信,为电站解决钢材指标500吨。同时,他还为桑植氮肥厂、烟厂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贺龙体育中心、贺龙图书馆题辞,对家乡的每项建设都倾276注了厚爱和希望。他在接见桑植县委书记符昌瑞、县长陈美林时反复强调,桑植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次才是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引进资金。他希望桑植的各级班子要加强团结,要有连续性,不要打短工,要树立为人民作长工的思想,努力把贺帅家乡建设好。
1993年5月,渔潭口两边山崖上的映山红开得火一样红,夹龙山翘首弄姿,澧水河欢歌不断,两岸人民穿起节日盛装,奏响欢快热烈的咚咚喹,跳起美丽的土家摆手舞,欢迎从首都北京来贺龙电站的亲人——廖汉生将军,耸立在夹龙山下的贺龙电站大坝也像一位凯旋的将军昂首挺胸迎候自己的首长。这里,是“龙”的世界,上有夹龙山,傍有回龙村,左有回龙桥,右有护龙寺,下有回龙溪,澧水河中还有回龙滩,卧龙石,山上还有藏龙洞。澧水左岸有位共产党的开国元勋贺龙,右岸有位国民党的左派将领陈牧龙,他当国民党43军军长时带领中华热血男儿痛击日寇侵略军。今天,兴建贺龙电站,老百姓都说是活龙显圣。世上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贺龙电站开工3年以来,电站工地附近的回龙村人不生病,畜不患疾,年年风调雨顺,户户修上新房,小小400人的土家山庄,3年考上了3个大学生,8个中专生。数千只白鹤从远方飞来,宿在回龙村的松林里,长住不走,日夜与工程建设者们为伴。2日这天,回龙村和贺龙电站工地到处张灯结彩,恭候廖汉生将军的到来。8时48分,将军及夫人柏林驱车缓缓驶进电站工地,健步登上电站大坝坝顶。望着静静躺在坝下的澧水,望着缠绕在夹龙山顶的朵朵彩云,老人思绪万千:变了,变了,弹指一挥间,旧貌换新颜。将军给陪同人员讲述起当年跟随贺龙在澧水上游的陈家河、葫芦壳大败敌军,保卫红色政权的壮烈往事,人们倍觉创业之艰难;成了,成了,上下一条心,电站始建成。将军对家乡人民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十分赞扬,几十万人多少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桀骜不驯的澧水河从此将乖乖的为人民造福了。为了感谢生他养他的故土,激励教育后人,将军和夫人在回龙桥——贺龙电站进站的大道旁栽上了两棵长青树。
3年以后的3月21日,正值贺龙元帅诞辰100周年,廖汉生将军与贺老总的夫人薛明及其儿子贺鹏飞中将再次登上贺龙电站拦河大坝。看到自己的追求变成了现实,望着巍巍贺龙电站全景,抚摸着快要成材的自己亲手栽植的长青树,想到电站今后给家乡人民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老人笑了。
1988年7月8日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省局决定调我来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先是负责邮电公寓的建设,当年12月底指定我负责地级市邮电局的筹建工作。当时的筹备工作,是在原县级市邮电局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据上级安排,由我任筹备组组长,杨永标、贺平凡任副组长;1990年4月,市邮电局正式成立,我任局长,龙建业、刘建湘任副局长。
筹建之初困难很多,两区两县刚从湘西自治州、常德市划过来,除桑植、慈利两个县局有点基础产业外,其余局特别是市局都得从“零”开始。当时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易声贵来张家界主持办理移交时,别有风趣地说:“老王,老帐算不清,干脆一刀切,不算了。”这一刀就把张家界市邮电企业切成了一张白纸。全市的固定资产当时不足800万元,能提取的折旧费更是微乎其微;两县市话交换容量总共不到1000门,均为清一色的磁石电话(俗称摇把子),业务收人不足200万元。面临着无资金、无设备、无人才技术等一系列困难,我们一班人日夜操劳,梦绕魂牵的想着怎么走出困境,发展邮电企业,为张家界市的腾飞发展作出贡献?小平同志讲过“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深切感到,加快事业发展是改革开放时代赋予的重任,从而坚定了一班人“从奋斗中求生存,从发展中求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开拓了我们艰苦创业的思路。
1988年底以前,全市的电信通讯传输靠明线载波,交换设备仅市局有_门纵横制自动交换机,两区两县范围内全是磁石交换机(即人工交换),总容量仅为800门(其中慈利500门,桑植300门,武陵源区所在地还是一个仅有8人的农村小支局,电话20来部)。张家界景区作为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但邮电支局才有几个职工、10多部电话,靠邮电招待所得来一点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天子山虽是武陵源区最佳景区之一,但因开发较迟,当时还是一片“聋区”,没有电话,也不通邮路。可见,我们这个已经开发达6年之久的人称风景明珠的旅游胜地,电信通信落后到了什么程度,与改革开放和旅游新形势是多么的不相适应。
各区县领导很着急,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也感到头痛。一次,市委书记赵杰兵、市长肖征龙两位领导把我叫过去,深情地说:“落后的邮电建设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市的开放开发;改变通信现状,实为迫在眉睫;一定要下最大力气,尽快办好这件事。”我汇报了我们的创业思路,向领导提出建议和要求,领导当即拍板,确定组建通信建设领导小组,由肖征龙同志亲自挂帅,杨守彩同志(副市长)任组长,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每一个工程都有一二名副市长亲自参战督阵,一场改变邮电通信落后面貌的过硬战斗很快打响了。
首先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市局必须尽快缓解新组建机构装电话难的问题。1989年春,我局采取突击行动,领导、职工一起动手,设备我们自己找,器材我们自己卸车搬运,机器自己组织安装,艰苦奋斗两个月,两次扩容1400门(先扩400门后,在省局电信处处长徐炳泉同志帮助下,从广东省农话处购进1000门HJ921型机),初步缓解了单位装机难的问题。同年4月,又安装了YDD16长途半自动拨号设备。但由于当时全局只有三条长途电路,进口占两条,出口只有一条,忙得不可开交,曾引起用户强烈反应,都说“自动难自动,几天接不通”。这一情况反映到市里后,领导又指示我们要尽快向省里汇报,争取解决电路严重不够用的问题。经我局几位领导及相关部门多次向省局领导吴康亚及电信处同志请示汇报,省局同意给我们增调了20多条电路,进一步解决了当时之急需。
虽然增加了20多条电路,但电话业务量猛增,仍然显得十分繁忙。市直各单位仍然反映,电话打不出去;省直各单位反映,张家界电话打不进来。所以,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上半年,我们一班人开始酝酿着电信通信建设上的新思路。大家一致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通信制约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就要建设程控电话。我们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方案,向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作了汇报,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鼓励我们团结奋斗尽早实现。于是,我们就着手实施这一新的方案:市局、区县局都分两步走,县局先由磁石改自动(因从香港撤来的步进制自动交换设备不要钱,只需要一点运费)。省局计划处处长宋朝华推荐的邮电部第十科研所研制的DS30万门程控(因为国家已拨科研费200万元,我们只要拿250万元,他们负责将设备运来安装调测开通),并请求省局于1991年9月底架通常德至张家界的480路应急微波电路。1990年9月30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也是邮电职工喜庆的日子,这一天,高7层、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总投资1200万元的程控电信大楼破土动工了,中建五局三公司白光清同志为土建工程队的总负责。按设计规定,这一工程需要3年才能完成,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根据第一届国际森林保护节的既定时间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非在1991年的10月完成不可,并要把通信设备安装好,投入使用,确保森林节的顺利进行,当时困难是非常大的。我和一班人只想:“困难是人克服的,奇迹是人创造的。”只要有克服困难的充分精神准备,有省、市领导的全力支持,有全体职工的拼搏奋斗,再艰巨的任务也是可以完成的,于是默默立下背水一战、决不退却的誓言。于是我们提出了“苦战三年摆脱困境,再战两年形成格局”的战斗口号,制订出“团结务实,拼搏奉献”的企业精神,以鼓舞职工群众的创业意志。
为确保实现奋斗目标,经市委、政府和省局领导研究,调整充实了通信建设领导小组,陈正银(副市长)任组长、吴康亚(省局分管电信的副局长)、施则隆(科研十所分管程控的副所长)和我为副组长,我就负责工地施工的总协调。当时,土建、交换机、微波安装等共涉及到4个部属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吃、住、工作,简直是挤得一塌糊涂。比如土建主体才上四楼,一、二楼的机房就得进设备安装,真是忙得不可开交。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把局里的日常行政业务工作分工,由龙建业、刘建湘两位副局长负责;而我和朱永贵、黄大业等几位同志,吃住基本都在工地上。苦,实在是苦;累,也真正的累。同志们人瘦了,眼红了,可没有一个对我叫一声苦和累、喊一声工作有困难,我真受感动!这苦这累,关系到国际森保节的成功举办,国际玩笑是绝对开不得的。省局吴康亚副局长几乎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给我打一次电话询问工程进展情况,施则隆副所长基本上在大庸工程——西安科研所研制室两头奔波,并在机房亲自督阵。所有工程技术施工人员在酷暑盛夏、蚊虫叮咬的恶劣环境下日夜奋战,市政府肖市长等主要领导随时听取情况汇报,并经常深人施工现场进行督促指导,当机立断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由于市领导、省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全体参战人员的拼搏奉献,省局局长助理徐元魁所带领的一班精干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协助,张家界市的程控电话于1991年10月4日晚一次割接成功,480路数字应急微波也同时开通投入使用。
一年跨越三年,张家界市人民实现了程控梦,确保了1991年11月8日首届国际森保节的胜利举办,并获得了省市领导及参节客人、新闻记者的好评。11月7日晚,我和省局吴康亚副局长去琵琶溪宾馆征询副省长陈彬藩同志的指示意见时,他很激动地紧紧握着我们两人的手,深情地说:“真感谢邮电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你们为森保节的顺利举办作出了重大贡献,你们辛苦了!”并当即向我们介绍了在身旁的彭立珊先生。彭先生也很激动地说:“因为有了你们的努力,开通了程控电话,我才敢上这优美的风景区来观赏。”与此同时,各区县局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张家界市的电信通讯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市话交换自动化,电路传输数字化。
1992年在全省“165”工程推动下,全市电讯通讯建设进人了全新的大力发展阶段。所谓“165”工程,就是在全省用3~5年时间,实现电话100万门、无线寻呼60万户、移动电话5万户(我市具体实施的是“288工程”)。在1992年以后的5年时间里,主要抓程控电话的改制,大通路传输数字化建设,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的机站建设。通过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和全系统职工的艰苦奋战,我们将市局原邮电部西安十所研制的试制品DS30程控电话,改制扩容为德国西门子的EWSD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交换设备2.2万门;区县局也都将史端乔的自动电话改制为EWSD共计5.5万门;在传输上建成东边进的和西边出的两条1920路光缆及1920路数字微波,市直区县均建成了480路光缆和480路微波电路;大哥大也由模拟型(900兆)进入GSM的数字型。现有模拟型机站9个、手机3942部、数字机站17个、手机10556部、寻呼站12个、BP机3万多部。同时还开通了可视会议电话、真迹传真、图像信息等工程,1996年5月胜利完成了“165”工程下达的各项指标。张家界的电讯通讯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多手段、大通路、程控化、数字化、立体化的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全市的电信通信建设工程在全省“718”工程的规范下,正朝着更加广泛的地域——农村发展。现已建成电话乡镇47个、电话村112个,电话普及率已由1989年0.2%上升到5.79%,其中城市电话普及率已达到19.66%。
身为张家界市邮电局的主要负责人,怎样才能从邮电企业这个角度把张家界这颗风景明珠推向全国、全世界,从而让更多的人为新建的张家界市开放、开发、繁荣作出奉献?我和几位领导成员商量后,决定请示部、省发行一套《风光邮票》并制成一些邮品,旅游者可以买,客人可以作为礼品赠送。这是一举数得的合算生意。我们把想法向市委、市政府汇报,领导们都很支持,特别是副市长谢凤龄同志积极帮助当参谋、出点子,他还和我们一起去向省局作过汇报,引起了省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真是事有凑巧,1990年11月,我去张家界支局偶遇原邮电部邮票总公司邮票总设计师邵柏林先生。我见面就对他说:“真是相见恨晚,我想出一套张家界风光邮票及邮品。”邵老也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一些出邮票邮品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又把他及随从专程接到市里住在邮电公寓,与他进一步详谈我们的想法和要求。他当即接通了邮票总公司总经理刘殿杰同志的电话,给他介绍了参观张家界美好风光的感受,建议他抽时间来此看看,并透露了我们想出邮票的意图,然后用电话把我介绍给刘总。我非常诚恳邀请刘总来张家界,看看这个很值得一看的风景明珠。他当即表示:“只要到湖南,我就一定来张家界。”当时,我与邵总都非常高兴。1992年4月刘总来张家界参观后,对出邮票表示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出票的决心,感到出这套邮票很有希望了。邵老先生回家后除向部里有关领导大谈张家界之美、大造应岀邮票的舆论外,还特意给当时主管邮电业务的副部长朱高峰同志写了一封信(此信复印件寄给了我,可办公室拿去整理资料丢失),但其中的重点几句我还记忆犹新,他说:“人们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归来不看山’,当我到张家界看了之后,感到这话有不足之处。张家界的山非常奇特,黄山虽好,某些方面仍比之不足。我作为一个邮票设计者,这么好的风景区如不能出邮票,将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为了造出邮票舆论,我们于1991年上半年请邵老偕夫人王卓倩两次专程来张家界设计《美》字风光明信片及戳、封、卡等邮品。他的这类作品在首届国际森保节发行时,成为抢手货,也成为发行《武陵源风光邮票》的前奏曲。
1992年4月刘总来湖南,4月5日我陪同他从索溪峪、张家界到天子山看了3天,他高兴极了,边走边说:“这个地方真美,很有出邮票的价值,你们要抓紧准备。”刘总走后,根据邵总在北京活动的情况通报,我与蔡定仁(市局邮票公司经理)、魏新华(办公室主任)带着省、市政府文件赶往北京,他又设法约刘总再次与我们见面,听到汇报,刘总仍然支持发行这套邮票。接着,几经反复,多方联系,分管邮政的副部长刘平源同志第二天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把张家界一本风光画册送给了刘部长,并简要汇报了我们的打算和要求,刘部长当即说:“这么好的风光该出邮票。”并当我们面指示邮政总局邮票处王东同志:“你回去告诉你们几位局长和邮票公司,叫他们研究研究,抓紧找人设计作准备,今年看来是不行了,明年争取出,明年出不了,后年(指1994年)一定要出,让他们几个(指我们)回去给省市领导有个交代。”王东同志说:“我马上回去落实部长的指示。”紧闭了的门就被我们几个再一次敲开了。带着非常激动的情绪,马上再次去邮票总公司落实设计师的问题。经反复联系和磋商,最后确定由部里很有本事的许彦博先生来承担这套邮票的设计,他先后两次来实地进行一个多月时间的拍摄和长达半年多的精心设计,终于在1993年11月由他一人设计的三套中的一套带一枚小型张被评审通过。12月份交市政府复核,由中国邮票总公司印制,于1994年森保节期间在武陵源隆重举办了首发仪式。同时发行了邵、许两先生精心制作的首日封和纪念封,市委、市政府和省局领导出席了发行仪式并讲话,各地求购此套邮票邮品的邮购者500余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当天订购成交额就达800多万元,加上市局、桑植、慈利等地的销售,其经济效益在1000万元以上。所以我一见到这套邮票邮品时,就深深怀念邵柏林先生作出的卓越贡献。他去年(1998年7月)还为我局设计发行了两套武陵源风光邮资明信片,收益也是好几百万元。1998年7月邵总来我市参加邮资明信片首发式时,风趣的说:“我本是8次来张家界,但今天两次飞到了张家界,因雾大,飞机降不下来,第3次才平安地降落在张家界机场上,合计起来,我应是11次到张家界了。”
通信建设特别是电信设备的添置,需要巨大资金。张家界邮电通信建设高峰期,所需的资金确实惊人,一个项目建成投产,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不等。一穷二白的家底,哪有这样的能耐承担呢?但我们又想,如果不设法筹资搞建设,将永远无法前进,更谈不上新的发展和跟上飞跃发展的旅游开发区通信服务的需要。经局长办公会议反复研究,只有采用特殊形式寻找机遇多方筹措。回忆起来,我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种方法。
一是抓住机遇多跑腿、勤汇报,争取部领导的支持,利用张家界这块风水宝地吸引部里领导多来。我估算了一下,仅几年时间,部里司局长和处长到这里来过的有五六十人次。部长级的主要领导也来了10多人次。抓住部里领导来的机遇请他们视察现场,听取汇报,最后落脚点都在张家界。所来领导看了现场,听了汇报后都很同情我们的处境与困难,随从们帮我们说话,出点子,从1990年到1995年期间,每位部级领导来后都多少有所表示,给予一定的支援。如1991年管财务的副部长杨贤足、财务司副司长刘旺金同志在张家界召开邮电物价会议就一次性给我们补助现金90万元,外汇额度100万(当时的市场价是1:10,我们得的是1:53),实际加上现金等于给了我们500多万的支持。另外,吴基传部长和刘平源副部长来时,我们正修建邮政大厦,抓住刘部长是分管邮政的,吴部长有周伯华副省长陪同的良机,经反复汇报及视察现场,并请省长讲话,说明湖南各地邮电局都不会向部长要钱,唯独张家界局确实太困难,请部里一定要给以支持。这两次就要得人民币700万元。5年时间,我与丁祖森等同志专程去北京汇报等方式总的算起来共筹资金达1500余万元,加上无偿的给的设备总共达2000多万元,对严重缺少资金的我们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二是搬政策,打着老、少、边、穷、新的牌子,向省局汇报,争取省局多给补助。仅电信大楼、邮政大厦的土建就找省局多要补助800多万元。加上在设备上的关照至少也在千把万元以上。
三是向银行汇报争取多贷款,10年内,我们在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各家银行先后贷款5500余万元,特别是1997年贷款资金难到位时,工商行詹友兴行长派冉副行长、万主任与我局丁祖森、刘立宏同志专程去长沙向省局省行汇报解决资金1500万元,这真是雪中送炭。
四是努力增产节约,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积累资金,投入通信建设。这几年组织的所有资金,投人通信建设的有1.2亿元,其中市局大约在500万元以上。在资金极度困难,银行贷款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动员职工借款200多万元,解决燃眉之急。
五是向地方政府汇报,争取给邮政通信以优惠政策,市政府于1991年3月下发了(大发)5号文件,我们利用这个文件,仅市局就筹集资金,减少建设中支出约在数百万元以上。如邮政大厦快完工时,有关部门要求收取投资方向税160万元,当时已欠账几千万的邮电局根本无法支付,经反复向主管副市长刘德美同志汇报,我们写一个报告只交10万元,就减去了150万元。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各区县也根据自己的县情,制定了自身发展通信的优惠政策,都筹备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这对于张家界市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我们经常向职工教育说,邮电企业虽是中央直属,但他的建设,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邮电企业只有紧紧依靠地方领导,才有服务对象,才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也才能生存、发展和繁荣。
建市10年也是邮电通信腾飞的10年,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全市邮电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已达3.8亿元,其中市局达2亿元之多。邮电业务总量、业务收入分别由1988年的296万元、244万元,到1998年已分别达到1.3995亿元、1.206亿元(增长49倍)。这些可喜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归功于市委、市政府及省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归功于全体邮电职工拼搏奉献的高贵品德,愿我市邮电事业朝气长存、青春永在、勇往直前。
随着风景明珠张家界的开发,为适应建设新型旅游城市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心支行(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分行,1994年5月至1998年12月为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分行,1999年1月更名为现名)1989年1月应运而生。10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主导,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合作金融、股份制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并存的较完整的金融机构体系。全市金融系统在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撑和助推作用的同时,金融业也迅猛发展,截至1998年末金融机构发展到452家,比1988年增加123家。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比1988年增长6.6倍,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从1988年的128元增加到1998年的1230元,各项贷款余额比1988年增长5.2倍。
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心支行下辖两个县支行,全市人行系统共有干部职工214人,其中分行机关有18个科室,干部职工132人。全市人行系统共有资产总值200万元。两个文明建设实现了“一年一个样,年年上台阶”的发展目标。建行10年来,全市信贷资金存量增长520%,运用再贷款和专项贷款重点支持了能源、交通、农资等基础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旅游经济的发展;支持了鱼潭电站、江垭电站、贺龙电站、张家界机场建设及武陵源风景区基础设施、环保等建设,为武陵源被联合国考察验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资金保证。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人民银行牵头组织金融部门大力开展“兴市储蓄”月活动,号召全市人民积极参加储蓄。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储蓄存款出现了持续大幅增长的发展势头,全市信贷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认真组织金融部门通过开展“支、帮、促”及清理“三角债”等活动帮助工商企业挖潜盘活近5亿元。
金融调控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93年末,人民银行再贷款划转前,全市人行系统再贷款和短期融资资金15亿元,调剂融资13.6亿元,占全市国家银行贷款总量的41.95%,直接向企业累计发放人行专项贷款近亿元,发放再贴现贷款1.23亿元,集中支持了重点资金需要,及时地缓解了辖内部分企业资金紧张问题,发挥了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1993年下半年以来,按国务院关于“堵邪门、开正门”的要求,对“房地产热”、“经商热”、“炒股热”出现的外流资金进行了清理,全市金融系统共收回拆出资金3.37亿元,归还拆借资金2.3亿元。同时,加强资金调度,及时增加贷款投入,从而保证了经济发展资金的需要。
在对金融机构实施依法监管中,强化服务意识,把服务作为一种监管艺术,贯穿于整个金融监管中。
一是加强对本辖区经济金融运行状况的监测、分析。
10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各个阶段金融工作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共开展60多次专项调研,被省以上报刊采用综合调研材料200多篇,同时,为上级行和地方政府领导决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二是积极开展“四讲一服务”活动。
我行按照人总行的统一部署在全市金融系统认真开展以讲改革、讲政治、讲效益、讲奉献,提高服务水平为内容的“四讲一服务”活动,推行挂牌上岗,使用文明用语,实行服务承诺,注重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不断改善服务功能,力求做到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服务质量标准化、服务手段现代化。在争创“青年文明号”和“青年岗位能手”活动中,16家对外营业网点被授予“省、市级青年文明号”,16人被授予“青年岗位能手”。
三是搞好货市发行。
1992年来,先后多次开展“爱护人民币”和“反假人民币”宣传周活动,利用电视、报纸、宣传窗及办培训班等形式广泛宣传爱护人民币和反假币常识,共接受咨询10万多人次,没收假币14803张,金额524272万元,破获假币案20多起。此外,我行加大了金融服务的科技含量,电子联行实现了“天地对接”,国库、外汇、账户管理均实现电脑化和网络化。
四是积极推进金融改革。
近几年来完成了农业发展银行市县分支机构的增设工作,市县两级农业发展银行正式挂牌运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顺利“脱钩”,完成了人、财、物的划转,加强了直接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实现了平稳过渡。监督指导人保公司完成产险、寿险机构分离,成立了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指导支持平安保险公司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成立了平安保险公司张家界市支公司。自1994年人民银行职能转换以来,我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辖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上来,几年来,逐步建立健全了由中央银行监管、金融机构自律和全社会共同监督的三位一体的大监管新格局。
五是加大力度严格整肃金融秩序。
10年来,针对金融工作中的“热点、难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60多项专题稽核,累计纠正金融违规近千例,査处违规单位(人)317家(次),处罚469万元,撤并金融机构61家,收到了查一点、震一片、纠一个、促全局的效果,使辖内金融秩序有了明显好转。1993年完成稽核项目8个,稽核县以上金融机构45个,查出违规存、贷款和违规结算、拆借资金达1.97亿元,纠正违规金额1.83亿元,治理整顿了金融“三乱”。1994年查处利率违规近百起,罚款23万元,罚息10.3万元,发出处罚通报6次,有效地堵住了违规现象,遏制了乱发手续费、回扣等变相抬高利率的行为。1995年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进行专项稽核,共投入现场工作日691个,稽核金额152亿元,查出违规金额10.5亿元。近两年来,先后开展了对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专项稽核,对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处理并督促整改,达到了以查促改的目的。
从1991年我行设立结算举报中心后,几年来共收到结算举报200多起,涉及金额4.5亿元,均得到了疏通和处理。同时,每年组织2次以上结算纪律检査,对压票、退票和无理拒付等违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査处,使结算秩序逐步好转。1993年与各行社缔结了银行结算同业公约,增强自我约束。仅1994年接到结算后处理结算纠纷40起,涉及金额2774万元,较好地恢复了银行“三铁”信誉。为了査处利率违规行为,成立了利率社会监管网络,公布举报电话,聘请利率社会监督员,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坚持按季开展利率大检查。仅1995年经过对金融机构利率执行情况的现场稽核査处,清退纠正金融机构多收少收企业利息27.6万元、多报少报利差补贴60.3万元,维护了利率政策的严肃性和银企双方正当利益。针对城乡信用社等小法人金融机构在利率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了重点査处,对群众举报的6家信用社发放手续费,高息吸收“假股金”,以及擅自抬高贷款利率的违规行为,给予一定经济处罚,取消法人任职资格,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在全市金融系统通报批评。
近年来,人民银行帮助金融机构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形成“治受益,乱遭损”的共识,将内控制度建设纳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的议事日程。1997年我行组织开展了对辖内金融机构重要空白凭证和有价证券管理使用情况的专项稽核,查阅了5942个账簿,稽查重要空白凭证62种,近25亿份,稽查有价证券50种,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规范化建设提出了整改意见,并得以改进。
六是积极开展创建文明机关活动。
人行张家界中心支行在历届行领导一班人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创建文明机关活动自身建设取得了令人欣羡的工作业绩。早在1994年初,我行就在全省人行系统率先实行了干部聘任(用)制,充分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原则,通过实行双聘制改革,真正做到了“能者上,庸者让,邪者下”,在全行营造了一种讲正气、求进取的良好氛围。广开言路,倾听群众意见,1996年以来行领导将每月18日定为“行长接待日”,几年来,行领导共接待干部职工来访80多人次。我行大力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凡干部职工关心的热点和重大决策及时向全行公开,这种公开办事制度已在全省人行系统推广。我行大力开展“三新”知识(新知识、新业务、新技术)培训,培训面达100%,培养了一支懂宏观、知实情、善监管的干部职工队伍。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参加农村建整扶贫工作,开展结对扶贫,先后帮助慈利县岩泊渡镇楠竹村建起希望小学,为溪口镇郝溪村修筑了一条8.8公里长的公路,圆了村民半个世纪的通车梦,帮助他们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被评为“后盾先进单位”,行党委一班人用人格力量影响全行,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塑造“务实、创新、廉洁、文明”的行风。
坚持“科技兴行”。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微机远程数据通信,先后开通了同城清算网络和全国电子联行,被人总行授予“全国电子联行先进单位”称号。“三防一保”工作贯彻“防查并举,标本兼治,重在预防”的方针,坚持人防、物防和技防相结合的原则,加强教育、增加投入、强化管理,逐步建立起与金融业务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相适应的安全保卫机制及防范体系,保证了10年无重大安
全事故发生,1997年度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单位。
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我行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了高标准的职工活动中心,设有图书室、阅览室、桌球室、乒乓球室、健身房等,建立了机关荣誉室,建成了灯光球场,组建了篮球队、乒乓球队、健美队、管乐队,成立了摄影协会,书画协会、养花协会、读书协会等,机关群众性文体活动做到“年初有安排,月月有活动”,先后举办了迎“七一”、“十一”、元旦、春节等歌舞晚会10多次,举办了各种球类、棋牌类以及家庭运动会,职工秋季运动会,钓鱼比赛,登山比赛等全行性大型文体活动。良好的娱乐条件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机关营造了一种团结、健康、活泼、向上的文化氛围。我们还持之以恒地做好广播体操,班前操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97年在全市广播操比赛获第一名。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行先后获“全国群众性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省文明卫生单位”和省级文明单位、市“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及“园林式单位”称号。所辖人行慈利、桑植支行分别被授予“省级文明卫生单位”和“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世纪之交,百年更替,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高潮正在兴起,张家界经济金融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行党委决定以金融改革为动力,以金融监管为中心,紧密团结,勤奋工作,切实加强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加大监管工作力度,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创建金融安全区,为我市经济金融发展再立新功,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张家界市农业银行于1989年8月20日正式成立。建行10年(1989~1999年)来,在前任行长陈奇(1988年12月至1995年9月)和现任行长欧志杰(1995年10月至今)的率领下,党组一班人,精诚团结,迎难而进,艰苦创业,真抓实干,深化改革,谋求发展,使农村金融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有效的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
我于1989年1月19日由常德中心支行索溪略龙吟宾馆(省农行干休所)筹建工地调来张家界地级行筹备组工作,基本经历了市农业银行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为力求真实完整记载市农业银行的发展史,我查阅了资料,走访了知情者,进行了座谈调查,现整理辑录如下,以资参考。
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大庸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的体制。为适应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变更,同年12月湖南省农业银行决定并报省人民银行批准,发出湘农银(1988)人字第415号文件,开始筹建中国农业银行大庸地级市支行。
1988年12月19日,湖南省农业银行派出以赵自国同志任组长,陶伟新、陈松林、唐毅、周楚龙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来指导地级行的筹备工作。同年12月20日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大庸市地级行筹备组”,组长陈奇,成员刘端甫(大庸市支行行长)、李启华(慈利县支行行长)、刘克俭(桑植县支行行长)。办公地址设原大庸市支行(现永定支行)办公楼4楼。同月21日,在市税务宾馆后栋2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农业银行工作组成员,湘西自治州中心支行行长刘长之,常德中心支行副行长王洲斌,筹备组长陈奇等同志,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整个筹建工作部署安排及调配人员方案。同月22日筹备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共11人,会议主要明确分工,正式展开筹建工作。
1989年1月7日,省农业银行会计处在慈利县支行召开了有湘西自治州中心支行、常德中心支行、筹备组等财务会计科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了财务账务的划转事项。同月10日,省农业银行计划处在大庸市支行(现永定区支行),召开了有湘西自治州中心支行、常德中心支行、筹备组等计划科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了计划资金的划转事项。同月17日至19日,省农业银行副行长马明喜同志,工作组长赵自国同志,在慈利县支行主持召开了有湘西自治州中心支行、常德中心支行、筹备组等三地行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商调干部的工作。我于本月19日报到,负责办公室工作。
1989年3月15至16日,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马永伟行长,在省农业银行王德振行长的陪同下,来大庸视察地级行的筹备工作。马永伟行长听取了筹备组组长陈奇的汇报后,对前段筹备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示满意。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努力工作、抓紧筹建。鼓励我们要艰苦创业,勇于奉献,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视察结束,与全体筹建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1989年1月28日,省农业银行以湘农银(1989)人字第23号文件,批准市行机关设立九科一室一会。g卩:办公室、人事教育科、信用合作管理科、计划信息科、信贷科、财务会计科、资金组织科、稽核监察科、保卫科、行政科、工会。机关定编50人。筹备组按照此文要求,加大了筹备工作的运作力度。
1989年8月21日,印发了庸农银发字(1989)01号文件,宣布“中国农业银行大庸市中心支行”于1989年8月20日正式成立。
后因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根据湘农银(1994)人字第48号文件精神,于1994年6月8日,将原“中国农业银行大庸市中心支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市分行”。
整个筹建工作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农业银行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筹建实施中,我行始终坚持以民族团结、艰苦奋斗、改革开放为指导思想,认真把握好筹建的全过程。筹建工作还得到了各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筹建进展顺利,工作运转正常。
精心选址。1989年2月着手进行兴建大厦的选址工作,在陈奇同志的精心筹划下,具体由瞿学之、瞿继昌、罗德端等三位同志负责,先后选址六处,经过优劣分析,于同年7月正式定址。选定子午路与教场路交汇处东北角,正侧两面临街,坐北朝南,所选地址范围属永定办事处管辖的子午村、长湾村、北门村所有,为一块高低不平的,集旱土、稻田和宅基地为一体的土地,居住村民16户。
征地搬迁。地址定位后,紧接着开展办理征地手续和搬迁村民的工作。为了征地,我们先后13次找村组,11次找永定办事处联系,27次向有关单位汇报,得到了市、区政府的高度关心,得到了永定办事组、子午村、长湾村、北门村和市、区计委、国土局、建设局、规划办、环保、消防等14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全部手续很快办理完毕。并按照当时的要求,写出了向省人民政府和永定区人民政府的征地报告。经过努力奔波,扎实工作,终于如愿。省人民政府于1989年9月18日以湘政土字(89)167号文件下达了基建用地的批复,及1990年7月永定区人民政府的批复(宅地审批),共征得用地面积14.70亩(子午村4.69亩、长湾村2.385亩、北门村2.406亩、两侧街道及城建转拨面积5.219亩),其中宅地3.493亩。16户村民的搬迁经过200次以上的协商协调,历时两年才搬迁完毕。
设计施工。设计是选定由湘西自治州建筑勘察设计院承担的。该设计院按照我们提出的大厦立体形象要“美观大方、造型新颖”的要求,先后拟定了三套设计方案供我们筛选。按照确定的方案,设计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提供了全部施工图纸。大厦及附属工程总面积4278平方米,均为框架结构。施工队伍选由湘潭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大厦主体工程3571平方米,于1990年12月1日定位放样,同月5日破土动工。大厦附属工程707平方米,于1991年3月3日破土动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我行指定了由瞿继昌同志负责参与施工全过程的质量监管工作。
竣工庆典。由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施工顺利,进展较快,主体及附属工程均于1991年10月16日全部竣工,且经过质检部门的验收被定为合格工程。竣工决算造价为2326875.44元,每平方造价543.92元。农业银行大厦兴建竣工,属市级各金融单位首栋矗立起来的办公大厦,它为这座旅游山城增添了光彩。1991年10月25日农业银行中心支行机关由永定支行迁人新建大厦办公。1991年11月4日下午1时30分,举行了大厦落成暨建行两周年的庆典活动。由陈奇行长主持,市政府领导梅兴保、刘德美、省农业银行副行长马明喜,市人民银行行长姚景庭等领导同志为大厦落成剪彩。参加庆典活动的有湘、鄂、川、黔、桂五省区九地市农行负责同志,市级各金融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共200余人。
建行10年来,我行认真贯彻国家货币适度从紧的金融总政策,按照“控制总量、调整结构、强化管理、适时调剂、提高效益”的信贷方针依法经营。以“资金立行、质量活行、效益兴行”为工作目标,以“信誉至上、竭诚服务、高效廉洁、文明办行”的服务宗旨,大力筹措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稳定、持续发展。•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农业银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我行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市方针和经济发展目标,明确的提出了各年度支农的指导思想。建行初期即1989年提出“着眼农业打基础,筹建支农两不误”,1990年提出“围绕农业办金融、办好金融促农业”;1991年提出“强化服务功能、调整信贷结构、实现四个转变、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四个转变指:从支持传统农业向支持科技兴农转变;从支持常规农业向支持综合开发转变;从支持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向支持双层经营体制转变;从支持解决温饱为主的信贷扶贫向支持以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开发转变);]992年开展“万千百十”活动,实施“五一”支农计划(五一计划即:支持10个上千亩的农业开发项目,支持10个贷款在500万元以上的农业骨干企业,支持10个以上农科教服务中心,支持千个科技示范户,支持1万户农民脱贫);1993年“突出服务重点,抓好‘九五’工程(即:支持5个村实现奔小康目标,50个村基本脱贫,50个500亩以上绿色支柱产业项目,50个乡镇企业扩大效益,500户私营个体企业扩大经营,5个开发名优特新产品的农办商办企业,5个农贸市场建设,5个大型商业网点的新建和改造,5个工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1994年农业银行面临向商业银行转轨,提出了“转轨不转向,支农不放松”•,近几年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向商业银行转轨逐步实施,农业银行的职能不断分解,企业化经营程度逐步提高,我们按照“收拢五指保重点,集中资金办大事”的工作思路,调整支农运作方式。10年来,农业银行以支农为己任,对农业实行了信贷彳质斜,为地方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其作用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
科技兴农,增产增收。10年来,累计投入45000万元,支持了双杂制种,“双两大”、水稻起垄栽培,水稻控蘖增粒,地膜玉米,棉花规范化栽培,低产田改造等10多项增产增收技术的推广及其他农业生产费用。
开发资源,增强后劲。为加速资源开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累计投入13200万元,支持了鱼潭电站、贺龙电站以及一些小型电站的兴建。累计投人25000万元,支持了杜仲、黄柏、干鲜水果,茶叶、猕猴桃、柰李等项目发展,并形成了慈利杜仲基地,桑植黄柏基地、永定高桥水果基地、大坪万亩药场等一批具有规模效益的开发项目。
建设景区,舞活龙头。累计投入3090万元,重点支持了黄龙洞、宝峰湖、黄石寨索道、六奇阁、游道改造,张家界水厂以及张家界等10多家宾馆的兴建和改造。仅黄龙洞累计投人达800余万元,1994年为确保全国第三次溶洞工作会议在黄龙洞召开,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举全行之力,投人了70多万元,支持对迷宫、天仙水、响水河等项目的扩改,为会议有效的举行提供了保障。
发展商贸,搞活流通。一是支持市场建设,仅城区奇峰市场、边贸市场、后溶街市场、永定农机局新峰市场、桑植瑞塔铺市场、张家界农贸市场等共投入1300万元;二是支持商业网点改造。仅慈利芙蓉商场、武陵商场、零阳路商场、桑植九天大厦、日杂公司等网点改造共投入800万元基础设施贷款;三是支持农副产品收购,8年来用于收购粮食、油料、棉花、种子、烤烟、生猪、药材以及其他三类农副产品的资金达110000万元;四是支持乡村企业的发展,累计投人55290万元,促进了地方产品生产,充实了市场货源,同时还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农村金融事业的繁荣。
机构拓展,人员增加。农业银行县级支行由1989年的3个增加到1996年的7个(除两区两县支行外,还有张家界森林公园支行、开发区支行、市分行营业部),增加1.33倍。总人员由1989年652人增加到1996年896人,增加37.4%。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的农村信用社,1996年末为119个,与1989年持平,总人员由1989年576人增加到1996年末852人,增加47.9%。
队伍素质提高。一是队伍日趋年轻化。1996年末在岗人员35岁以下的385名占67.7%,36岁至45岁的131名占21.3%,46岁以上的98人占16%,比1989年所占比重分别下降1.7个百分点,提高5.2个百分点和下降3.5个百分点。二是文化程度提高,1996年末在岗人数中,专科以上文化的129名,占21%,中专(高中)文化的347名占56.5%,初中以下文化的138名占22.5%,分别比1989年末所占比例增加13.2个百分点,1.9个百分点和下降15.1个百分点。三是专业知识增强。1996年末获得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共431人,占在岗总人数的70.2%,比1989年末所占比例提高8.7个百分点。
业务稳健发展。农业银行至1996年末各项存款余额42594万元,比1989年末的10662万元增加31932万元。各项贷款余额80070万元,比1989年末的30374万元增加49696万元。同时,业务领域由传统性的存贷业务逐步向全方位拓展,如国际业务、房地产信贷业务、金穗卡以及多种形式的委托代收业务均有较快的发展。农村信用社1996年末,各项存款57226万元,比1989年的8511万增加4871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35857万元,比1989年的5724万元增加30133万元。
电子化发展迅速。农业银行电子化建设从无到有,目前已初具规模,至1996年末共投资750万元,现拥有主机109台(套),打印机98台、UPS43台、ATM1台、通信设备66件(台)。全市38个储蓄网点可通存通兑,7个支行对公存款电子化、并全面实行了全国联行及省辖联行电子汇兑,银行汇票计算机签发达4个网点。会计、统计、信贷、人事的报表均实行了办公自动化,并可进行数据分析及文字处理。农村信用社电子化建设已起步发展,且管理系统数据处理电子化属省同行业之前列。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至1996年末固定资产原值达到4868万元,比1989年的607万元增加4261万元。并投资250万元用于安全设施建设,提高安全程度,确保业务发展。农村信用社基础设施得到较大发展,19%年末固定资产总值3099万元,比1989年末的798万元增加2301万元。
社会形象良好。一是班子稳定,勤政务实。第一届1989年8月至1995年9月,行长陈奇,副行长胡雨湘、彭武富、罗义楚,总稽核刘端甫,调研员瞿学之。第二届1995年10月,行长欧志杰,副行长彭武富、罗义楚、刘端甫,工会主席瞿学之。行级领导成员个个勤奋好学,自我要求严格,率先垂范,作风扎实,是一个能战斗的集体。二是综合考核榜上有名。1991年1月省委、省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93年、1994年市财贸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分别列为前一、二名。1995年、1996年综合考核列为优岗。1996年市分行在全省农行系统目标管理考核排名第7位,市分行营业部列人全省十强支行(已连续两年),开发区支行获进步奖,1个储蓄所进人全省百强储蓄所。6个营业所进入全省百强营业所。三是注重教育,队伍稳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曾经在全行组织了“兴农杯电视歌手大奖赛”,“金融法规知识竞赛活动”,农行系统“双先”事迹报告团,体育运动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认真做好工、青、妇工作,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同时,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农业银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特别是1993年以来,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1996年末,农业银行的职能由原一身三任(经营性业务、政策性业务、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分离而变为三足鼎立(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同时,农业银行职能分离以后、经营方式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改革使农业银行产生了活力,业务得到了发展,使其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1)农业发展银行分设。1994年我行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上级行的具体部署,对经营的政策性业务分离作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国家界定的政策性业务范围,开展资产分布、资产数量、资产结构等方面的普查清理;其次是根据清理情况,进一步的对债权债务进行核查落实,并处理了一些具体问题;第三,按照人民银行要求,整理统计上报各种资料,并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于同年5月作了业务试划转和试运行。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于6月末正式办理了政策性业务划转工作。农业银行向农业发展银行划转存款358万元。划转贷款16980万元,从其他行代为接受划转存款290万元,贷款4582万元。农业银行为代理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在市、县(区)两级行设立了代理办公室,营业机构设立了代理专柜或兼柜,并配备了信贷、会计管理人员,全行从事代理业务的人员共44名(含兼职),确保代理业务能按照农发两总行的代理协议正常运行。代理期间,农业银行从支持地方经济大局出发,视代理业务为自营业务,在争取中央扶贫贴息贷款,农业综合开发性贷款,筹借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支持粮油加工企业,加强资金调剂和监控监管等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农业发展银行的分设创造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1996年我行根据湖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96)发字第8号《关于增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支机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6)388号《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代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交接办法的通知》的具体要求,在市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积极主动的参与并实施了市农业发展银行的分设工作。从12月25日开始至31日,将代理业务全部划转给市农业发展银行。划转存款余额3044万元,贷款余额46451万元。并调配干部76名,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13名,划拨财产价值计264.53万元。欧志杰行长在发行分设的过程中,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文件精神,带领党组一班人,始终本着讲大局、讲团结、讲支持、讲理解的原则,使分设工作进展顺利,为农业发展银行分设后正常运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2)农村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农村信用社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全方位的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农村信用社属集体金融组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核算的体制,长期在国家专业银行的领导和管理下,其发展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这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农业银行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曾作过多次的调查和研究,意在如何创造条件使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顺利的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6条措施,促进改革的发展。一是松绑放权,强化联社。1994年把对基层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县(区)联社,撤销了县(区)支行设立的信用合作股,进一步明确了县(区)联社管理信用社的地位、职能和作用•,二是加强县(区)联社班子建设,完善联社职能机构;三是改善领导方法,实行宏观指导;四是充实信任合作管理科管理人员,加强对县(区)联社各项工作的督办力度,促其宏观计划的完成;五是加强信用社职工培训,全面提高队伍素质;六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作、生活创造必要的运行条件。
经过两年的努力,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我行按照1996年8月28日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下发的农金改(1996)2号《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和1996年9月28日湖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湘农金改(1996)6号《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财产资金清理划转的通知》的精神,在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于1996年12月8日将原市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管理科人员成建制划转,财产和资金亦同时清理划转。1996年12月9日湖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一宣布全省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正式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农业银行商业化逐步实施。农业银行经过“一分一脱”的改革后,如何深化自身的改革呢?目前已实施了以下改革措施:
转变观念,依法经营。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全行职工加深对金融体制改革必要性的认识。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把国家的专业银行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三者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向国有商业化银行转轨是实现农村金融改革总体目标和实现企业化管理的目标要求,同时,也是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适应金融国际化的,把农业银行办成国际性大银行的需要。商业化的农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资金自求平衡,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要真正的以业务经营为中心,以追求最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为经营目标。同时,农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轨的实际中,必须遵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要严肃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规,依法经营。为此,全行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促其思想观念的转变。1995年8月在张家界森林公园支行召开了全行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内容组织学习《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会议联系我行的实际,提出了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毫不动摇地实现效益攻坚计划,脚踏实地的落实攻坚措施,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这就是要求认清向商业银行转轨的新形势,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思想上转变与商业银行要求不相符合的思想观念。从而,坚持稳健经营方针,树立质量效益第一观念,强化贷款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对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的认识,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益上来。这次会议,使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从思想上,经营管理和经营方式上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
精简机构,分类指导。1993年以来,我行在深入调查和论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发挥农业银行商业化运行优势,提供优质服务的原则,对那些低效、无效网点采取了撤、并、迁的办法,至1996年末,共撤掉网点22个,迁址网点7个,打破了机构网点行政化的设置模式。同时,对所辖7个支行级单位,按资产状况,经营状况,采取了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管理办法,在计划信贷,财务管理,经营目标,机构设置方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改变了“一刀切”“齐步走”的工作模式。市分行机关也由单一的管理型向管理经营性转轨迈进。
以人为本,完善机制。改革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内部激励机制,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1994年全行实行了岗位轮换,干部交流。33名副科级以上中层干部由任命制改为聘任制。市行机关,县(区)支行副科以上干部有21名进行了纵横交流。16名新人行干部实行了合同聘任制。此后,在逐步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探索,以增强危机感强化事业性,增强责任感调动积极性为目的进行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的完善,为1997年全行实行行长负责制下的全员合同制奠定了基础。
目标考核,工效挂钩。1995年以来,全行实行了经营目标百分考核制。考核的重要指标即:利润、业务管理费、活期存款增长率、经营成本率、不良贷款占用率、利息收回率、固定资产净增额等。这些指标与个人工资部分40%挂钩(即称之为效益工资),年终按照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依据各项指标所占比分进行计算,综合积分,稽核审定,奖惩兑现。这种办法,把经营效益与个人所得紧紧的连在一起,从分配制度上打破了“铁饭碗”,拉开了分配档次,体现了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在分配制度上的改革。
立足发展,强化管理。一是稳健经营。1993年、1994年在信贷计划的管理上,实施了限额与比例相结合,以限额为主的控制办法,制约信贷规模无序扩张,1995年以来,逐步实施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进一步加大了控制力度,真正做到量力而行、有效运行,从根本上逐步解决超负荷运行问题,使业务发展步入良性循环。二是优化增量。1995年以来对贷款增量部分强化了管理,并制定了“贷款增量管理办法”,使其有章可循,违章必惩。特别是对资产风险加强了防范措施。三是攻坚挖潜。着眼内部活力、组织力量攻坚,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依法清收到、逾期贷款,治理资产散乱差状况,盘活存量,加强周转提高效益。1996年5月市分行机关抽出22名干部,由行长欧志杰率领,赴慈利支行与该行干部职工一道开展攻坚,奋战一月,收回贷款本息509万元,盘活贷款568万元。集中力量攻坚的工作已连续开展两年,成效显著。四是强化监管。农业银行实行了一级法人(总行)的管理体制,逐级实行了授权制。我行按照授予管理权限,依法规范经营,按照商业银行要求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强经营核算,搞好自身监控稽核,积极推行等级行管理办法,使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在共和国诞生50周年之际,中国银行张家界分行迎来了自己的12周岁生日。回顾过去艰难的创业历程,我们感慨万千。过去的12年,是市中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12年,如今的张家界中行已经拥有数亿元资产和现代化的办公营业大楼,它的起步、发展和壮大凝聚着几届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心血和汗水。
市中行正式筹建于1986年11月。为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行在拓展国外市场的同时也大力抢占国内市场。80年代湖南省所辖13个地州市中只有怀化、湘西自治州等3个地区没有设立中行分支机构。但上级行却感到有必要在当时的大庸市开设一个分支机构。当时大庸县还属自治州管辖,筹建中的大庸县中行就成了省行的直辖支行。1986年我从计委被抽调出来筹建大庸中行之时,除了省分行拨给50万元营运资金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借了2万元作为开办费进行招兵买马,在极短的时间内组成有9个成员的大庸县支行。在市委、市政府和人民银行的支持下,拥有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帐户,并于1987年1月25日开业。当时,存款虽然只有50万元,贷款只有27万
元,但依然增加了大伙立足张家界、服务张家界的决心和信心。
从1987年到1995年,市中行的营业部和行政办公机关等先后搬迁过5次,租借面积也由十几平方米到几十平方米。刚开始营业时,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既是营业部又是储蓄所,行政与业务都在一起办公,库房则是行里唯一的一个保险柜。这里没有科室之分,也没有领导与职工之分,抓存款的也抓信贷,当领导的还兼保卫。晚上要守库,没有放床,也没有地方放床,就睡在办公桌上,冬天太冷,就将自家的被子搬来裹紧驱寒;夏天蚊子太多,只有拿一把蒲扇坐到天亮。
客观上的困难难不倒中行人。我们感觉最吃力的首先是:中行当时初建,人员是从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素质参差不齐,专业人员尤其缺乏,除了一两个懂会计之外,其他人都不会建账。我们除了请求省行多给培训机会外,还结合工作随时组织业务培训,每周二晚上都基本上是固定的业务学习日;另外我们又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让同志们多方面来约束自己,加强防范意识。最难的则是抓存款,由于市中行成立时间晚于其他几家银行,进驻市场太迟。而当时的工行已作为大银行深入人心,农行的网点遍布了城乡,单位开户一般都在工行和农行,我们则要一切从零开始。说实在的,银行开业运行了一段时间,看着存款上不去,我们心里很着急,这样下去,别说我们没有能力为旅游经济建设作贡献,就连大伙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后来我们分析了市场行情,觉得当时金融部门还有小看储蓄存款的倾向。我们就从储蓄着手,放弃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只要不办理业务,同志们就走进城里的大街小巷,背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口袋,去揽储,去宣传中行,去搞调查研究。就这样,储户在我们真诚的服务中走进了中行的大门,存款成倍增长,1987年我们被中行系统评为全国存款先进单位。那时的中行人,简直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大家都感到奉献就是最大的满足。
1988年5月,大庸市升格为地级市,辖永定、武陵源、慈利、桑植两区两县。中国银行大庸支行也相应升级为大庸分行。
为适应张家界的经济发展,市中行立足张家界、服务张家界,开始利用本身外汇外贸银行优势,先后投放174万美元信贷资金,支持慈利和桑植县邮电局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EWSD程控电话交换系统。1994年,中行又利用比利时政府贴息贷款支持市二期程控电话及市话管线扩容工程项目,共发放贷款178万美元,再次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11000门EWSD程控电话交换设备。由于中行的大力支持,张家界市成为全省开通程控电话最早的地市之一。同时,邮电通讯的发展又推动了旅游经济的空前发展,而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壮大了中行的实力。
1992年香港富豪邵逸夫来张家界考察时,因为没有一家合适的宾馆下榻只好乘直升飞机回长沙休息。这件事激发了政府在一流的风景区修建一流宾馆的决心,但苦于当时没有资金来源,只好望景兴叹。要知道,一座星级的宾馆没有数千万的资金是无法建成的,而且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之前大庸宾馆已由省信托投资公司与原大庸县政府合股修成框架,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承建下去,结果建好的框架一扔就是10年。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三星级的宾馆也要近900万美元。当时香港皇宫集团公司有意投资,但由于项目投资总数较大,也深感力不从心。于是政府、中行和外商几经协商,政府以大庸宾馆资产入股,中行以信托投资公司入股、外商以外汇及设备入股,共同成立了湖南张家界祥龙国际酒店有限公司。1994年5月,公司成立并开始运作,中行先后投放8000万元信贷资金用于这一湖南省第二家“四星级”涉外酒店建设。以后又重点支持了武陵大学日援配套项目,对于烟草、医药、外贸、石油行业也作出了应有的扶持。
10多年的坎坷,10多年的拚搏,使中行大厦巍峨地耸立在旅游名胜景区的市民心中。大庸市已于1994年更名为张家界市,而大庸市中行则相应更名为中国银行张家界分行。我于1997年调到长沙省行时,市中行已经完成了一般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时回故乡,我总要回中行看看。现在的市中行已经不再是10年前只有一块木门的荒芜之地了,她不仅拥有了数亿元的资产,而且干部职工队伍壮大到100多人。倘若说前10多年是艰苦创业的时期,那么现在的新任行长刘予明则带领大家步入腾飞的历程。据了解,从〗998年开始,市中行加大了改革力度,调整了经营思路,提出“以存款为重点,以效益为中心,用管理作手段,保安全促发展”的战略定位,积极稳妥地推出了科级干部和所主任竞聘上岗机制,对网点实施效益目标考核。同时,还推岀了信贷“四个一”工程,在“理财、聚财、生财、惜财”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效果。仅1998年一年时间,市中行存款增长27%,其增量比前三年增量之和还多1019万元;不良贷款下降了30个百分点;经营效益1997年提高了20%。在发展张家界旅游窗口形象方面,刘行长亲自带队几次到省行和总行汇报,争取上级行的资金支持和倾#f政策。不到一年时间,市中行就获得总行拨付的营运资金800万元,省分行拨付的营运资金200万元。同时,还取得了免缴省分行存款二级准备金的优惠政策,从而开创了张家界中行工作新局面。中行支持的永定大道,陵园北路,陵园南路、黄龙洞建设进展顺利。中行人决心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努力扩大社会影响,为了张家界经济腾飞作出应有贡献。
邵林清 整理
伴随张家界市的建立和旅游业的起步腾飞,建设银行张家界市分行一路征战,几经风雨,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程。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旅游新城,神奇秀美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的八方宾朋,曾经为之呕心沥血,挥洒汗水的建行人,更是感慨万千,豪情满怀。1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建行张家界市分行坚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高举改革效益两面旗帜,按照全市旅游开发总体目标,着眼基础设施,支持重点工程,服务旅游建设,既推动了旅游为龙头的开发战略进程,又赢得了自身建设的迅速发展。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是建设银行的一贯宗旨。建市初期,百业待举,而长期形成的交通闭塞,能源紧缺,通讯落后的状况,给现代旅游业的开发和全市经济的起步带来了重重困难。刚刚成立的建行张家界市分行毅然挑起了这付重担。10年来,建行共组织融通资金35亿元,直接贷款18.5亿元,支持了张家界机场、张家界火车站、天子山索道、景区环行公路、慈索公路、慈利澧水大桥等交通建设项目;支持了贺龙电站、鱼潭电站、慈利城关电站、江垭电站、索溪大坝、市火电厂等能源建设项目;支持了市邮电通讯大楼、市区及桑植、慈利两县万门程控电话、“165”配套工程等通讯建设项目:支持了张家界国际大酒店,琵琶溪宾馆等重点旅游设施项目;支持了市区及桑植、慈利两县自来水厂扩建、管道改造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了市人民医院及桑植、慈利两县人民医院、中医院住院大楼建设项目;参与了市县区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开发,支持新建居民住宅小区8处,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从1988年11月至1998年底,建行张家界市分行单独和联合论证评估工程项目83个,投资总额达30.5亿元。审查工程预结算项目1000余个,工程总造价5.1亿元,净核减4200多万元,拒付不合理开支1200多万元,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5400多万元。许多重点工程项目从酝酿决策、立项评估、资金管理、工程结算都有建行直接参与。建行自始至终保证了对工程建设的一条龙服务。原市委书记肖征龙曾赞扬建行是武陵源走向世界的铺路人,建行人为张家界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
张家界的建市,旅游业的兴起,为建设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舞台,向商业银行转轨,对张家界分行又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10年来,建行张家界市分行紧紧围绕“改革、管理、质量、安全、效益”做文章,全体员工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求真务实,齐抓共进,各项业务发展迅速。到1998年底止,全行各项存款余额为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9.5亿元,营业总收入为1.7亿元,分别是1989年的11.8倍、17.4倍、27倍,固定资产总值达3831万元,在1989年的基础上翻了4番。实践证明,建行张家界市分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中,也赢得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改革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建行张家界市分行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所孳生出来的经营中的瞎指挥,用工中的铁饭碗,分配上的大锅饭,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严重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建行张家界市分行清醒的认识到,要使建行走出困境,成为现代化的商业银行,就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向一切陈旧思想和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宣战,除此别无选择。近年来,建行张家界市分行明确提出,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重头戏,以改革求发展,向改革要效益。从三个方面人手全面推进。一是加大机构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精简机构,注重效益,对那些管理水平差,又长期亏损的机构网点采取合并、降格、撤销的办法。来提高质量,增进效益;通过中层负责人竞聘上岗,员工优化劳动组合,内部待业和副科以上干部年度末位淘汰,逐步取代“铁饭碗”、“铁交椅”;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选拔优秀青年干部,试行基层行负责人公开竞聘的办法,把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能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二是彻底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将全部工资进行分解,与工作任务、工作质量、劳动纪律、服务态度严格挂钩,并严格工作中的考核、奖惩措施,适当拉大工资待遇。三是端正经营思想,转变经营观念。坚决反对过去那种不讲效益、不求质量的粗放经营方式。坚持“集约经营,效益领先,安全至上”的原则,全行上下“一心一意办银行”,狠抓“双大”客户经营发展战略。通过系列改革,充分调动了全行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牢固树立“效益第一”的思想,是建行张家界市分行走向成功的又一法宝。长期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和经营思想的偏离,加之存款实力不足,资产质量恶化,造成财务年年亏损,严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1997年初,建行张家界市分行响亮地提出了“一年减亏,两年盈利”的奋斗目标,并称之为效益战略。根据行情市情,作出了“缩短‘战线’、压缩‘规模’、走‘块头小’、‘效益好’之路”的战略决择。明确了“深化改革促效益,拓展业务求效益,优化资产增效益,强化管理出效益,防范风险保效益”的工作思路。选准优化资产质量作为效益战略的突破口,开展“三抓”。一抓增量优化,二抓存量盘活,三抓本息回收。永定铝型材厂是一家停产4年之久、几近倒闭的企业,建行得知中外合资的威利铝业有限公司经营效益良好的信息后,主动与政府部门一起上门做工作,促成威利铝业公司兼并了铝型材厂,通过债权转移使建行1300万元贷款死而复生。桑植贺龙电站因建设内容变更等原因,导致投资出现巨额缺口而面临停工,建行建议县政府与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由其收购进行控股建设和经营,建行不仅盘活贷款3500万元,而且收回利息620万元。1997年以来,建行张家界市分行共参加全市27家企业改制和资产重组,保全信贷资产6243万元,共收回利息746万元。还通过大量工作争取上级行的支持,已经总行批准核销呆帐贷款3138万元。“三抓”牢牢牵住了增效减亏的“牛鼻子”。1997年以来全市建行共收回各类贷款2.1亿元,回收贷款利息2.15亿元,超额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贷款本息回收任务。1997年减亏2257万元,1998年又一举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580万元,成为全市唯一盈利的商业银行。与此同时,建行张家界市分行还推出了向存款优化要效益,向资金使用要效益,向内部管理要效益,向安全营运要效益的多措并举战略保障,充分利用本行电算网络系统等高科技优势,大力推行储蓄卡业务,积极开办各类代发代收业务,拓展吸存领域,仅储蓄存款比年初净增3685万元,占全市商业银行新增总额的48%。建行先后清退临时工11人,内部待业5人,达到了人员分流、减员增效的目的,在安全营运上,强化安全就是效益的意识,坚持教育、监督、防范多管齐下,杜绝了案件发生,确保了资金安全。
十年沧桑,十年风雨,给张家界市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建行张家界市分行也在投身建设服务社会中经受了锻炼,得到了发展。在这世纪之交,建行人将以崭新的风姿,顽强的拼搏精神,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投身于这片热土的开发建设之中。
1988年底,组建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张家界市分行。10年来,各项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存款余额由建行初的7057万元增加到1998年末的63203万元,增长795.6%;累计发放贷款58亿元,1998年末贷款余额96290万元,增长398%。业务范围由传统的人民币存贷款和结算业务逐步扩大到国际业务、房地产信贷、银行卡、评估、工程预决算等多品种、全方位的服务。业务手段不断创新,已实现储蓄、银行卡的全国通存通兑,为支持经济发展和服务大众生活做出了贡献
一是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骨干工商企业的生产和流通。10年累计发放流动资金贷款58亿元,支持全市80%以上的工商企业生产经营。对邮电、石油、烟草、电力、交通等重点行业和桑植卷烟厂、慈利水泥厂、张家界人造板厂、3028厂、慈利氮肥厂、桑植机械厂以及全市骨干商业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数90%以上。
二是支持重点技改工程。先后支持全市大小技改项目130个。重点技改项目有:慈利水泥厂年产13.2万吨旋窑水泥生产线,总投资6461万元,工行贷款4560万元;桑植卷烟厂制丝车间配套改造,总投资5000万元,工行贷款1000万元;张家界人造板厂年产1.5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总投资2984万元,工行贷款2580万元;3028厂减震器生产线总投资2800万元,工行贷款2430万元。
三是支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15个,主要项目有:兴建鸿鹚湾大桥,贷款2000万元;市县区邮电局电信设备更新,贷款2500万元。张清公路建设,贷款2300万元。此外,张家界火车新站、张家界荷花机场配套工程、全市公路改造及部分宾馆改造等重点工程项目,工行均给予大力支持。
四是支持商业网点建设。10年累计发放商业网点设施建设贷款1.2亿元,支持新建和改造商业网点30多个,支持兴建城乡集贸市场7个。全市百纺、粮油、五金交电等行业在工行支持下,取得良好效益,促进了全市商业繁荣。工行贷款兴建的市商业大楼和永定百货大楼成为全市一流购物中心。
五是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支援抗灾救灾。主要是为兴建市区澄潭水厂贷款146万元,为市人民医院修建外科大楼贷款780万元。1993年7月和1998年7月两次特大洪灾发生后,工行都及时组成以行长为组长的救灾工作组,深人全市40多户重灾企业现场解决企业生产启动资金,两次共发放救灾专项贷款2800多万元。
祥龙国际酒店位于风景秀丽的张家界市中心。它是一家中外合资由港方承包经营的四星级宾馆,前身为大庸县(今永定区)政府招待所,自1984年酝酿改造扩建到1994年7月建成四星级酒店,前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曲折过程。十年中,我们三上北京,四下深圳和香港,汇报、求援筹集资金。几上几下,招商引资;几起几落,饱尝酸甜苦辣。我们深感创业艰难,这所四星级宾馆确实来之不易。
近两年来祥龙国际酒店接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钱其琢、王兆国及国外的议员、港澳台等客人十万多人次,为张家界市旅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于1984年离开财政工作,当时思想上想不通,认为工资有保障,是吃皇粮国课的,且是学财政专业的,工作中,得到县、州、省财政局、财政厅先进个人称号。大庸县领导给我做工作,说是为了大庸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点才能的人都应该作点贡献。后来把我调到大庸县旅游开发总公司,经常与县领导一起商讨、策划大庸旅游开发和发展。当时张家界自然风景区游客日益增多,但没有一家像样的宾馆、招待所。旅游开发总公司管辖的大庸县政府招待所,仅有32间带卫生间和窗式空调的房间,只能接待70名左右客人,特别是旅游旺季,我经常看到走廊上、餐厅里开地铺,次日清早又要叫客人起来离开,便于打扫卫生和开早餐。县领导也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并多次开会协商,要扩大政府招待所,增加床位,并要多增加些带卫生间的客房和比较好点的餐厅、会场等设施。怎么办?必须走出去找资金,向州、省、中央请求支援,借贷款也行,引进外商也行,把接待设施搞上去。正值有此想法之时,接到湖南省政府通知,要求派人参加湖南省对外开放引资洽谈会。县委研究决定叫昌光荣副县长、政府办主任张建宁及经委三位同志和我同去参加这个会。刘正省长在大会上介绍了20多个大项目,动员到会者与300多个外商洽谈。大庸县政府招待所是其中一个项目,开始与香港盐业银行几位董事长、副董事长洽谈。由于大庸交通不太方便,没有飞机场而搁下来了。接着又与省中行沈维新、戴作喜两位信托公司老总谈,经过近半月时间洽谈和来大庸实地察看,于1984年11月27日签订了扩建大庸县政府招待所的合同和章程,省中行愿意出资120万美元(当时折人民币550万元)新建一栋11层1.2万平方米的宾馆。
湖南省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大庸县旅游开发总公司合资修建宾馆的合同签订后,我与杨福余副县长商议,认为取名大庸宾馆为好,并由县政府下文确定为正科级单位,这在大庸县是第一家。定下来之后,我们请来了省勘探队对下脚的地段及附近地质进行钻探,钻下30米,取土、石、砂,看地质情况。共打了12个眼,发现地质有流砂,下基脚必须浇筑整块钢筋混凝土,对房子才没有多大影响,不会倒塌。要修一万多平方米房子和配套设施,必须有一套强有力的筹建人马。县常委研究决定成立大庸宾馆筹建处,下设办公室、工程组、后勤组、财务组、采购组、保卫组,从各单位抽调有能力,有专长技术人员共32人。省建筑设计院来了土建、水电、规划等8名工程师,通过两个多月设计,出了图纸。主楼11层摆的位置确定后,必须搬迁县车队、乡镇企业局和司法局3个单位。不久召开了一个图纸交底会议,四大家领导听取了汇报,一致认为:客房必须全部带卫生间和冷暖空调,一次可接待700人;餐厅、会场等配套,办理批准文件和开工要尽早就绪,要求在1995年5月开工。之后,由我负责办理县、州、省三级批准建馆的手续,3个月时间基本完成,共计盖了82个公章。当时在长沙设了一个办事处,采购钢材、水电材料和锅炉等设备。基建招标,中标是省建七公司。省中行资金到位后,于1985年5月1日破土动工,每天通宵达旦,车水马龙,热火朝天、紧张而有序。
开工之后,我们在长沙订了3台4吨的锅炉,在上海订了三台迅达电梯。省建七公司调兵遣将,上了200多人,日夜施工,主楼基脚平均挖下6米,编制的钢筋像鱼网似的,花了50多吨,好像一只大轮船。30多张手扶拖拉机将挖出的土日夜拉运到郊外,堆成了小山,约5000立方米。拆掉十多栋房子,利用旧木材、旧砖瓦在北门修了一栋3层18户职工宿舍,缓解了原招待所职工住房矛盾。主楼基脚6米深,水比较多,安了五台水泵,日夜抽水。编制钢筋的工人有100多人,各种型号水泥搅拌机有4台,在冷水江买的水泥和河砂拉了一火车(30节车厢)。修建宾馆,百年大计,必须万无一失。各种材料必须检验后才能用上去,对钢材含碳量,水泥标号,河砂含泥量,搅拌混凝土的加水量,以及编制钢筋相互间距,都进行了严格检查,几家共同签字后,才能使用和继续施工。预埋水管、电路也十分用心,不能疏忽,每天6个技术人员拿图纸和卷尺,比比画画,拿起锤子敲敲这、敲敲那,校正间距。施工期间,正值初夏,烈日高照,工人们汗流浃背,十分辛苦,他们开玩笑说:“煤炭工人是埋了没死的,我们是死了没埋的,但社会主义大厦是我们建筑工人建造起来的。”通过日夜加班加点,基础一天天升高。筹建处的同志们陪同工人一起忙碌着,县领导刘国基书记、张金华县长等经常来工地察看,开短会听取汇报,解决具体困难。刘书记亲自给宾馆购买木材。基脚工程两个月就完工了,6月底开始砌红砖。这时自治州财政局来了两名领导,要把我调我到州财政局去,征求我的意见。我将修大庸宾馆前后情况给两位领导汇报,说明自己不能离开这个岗位。后来州财政局找县委,县委不同意调,我继续筹建大庸宾馆。筹建处成立了领导机构,政府办主任张建宁为一把手,任党支部书记,我为二把手,任党支部副书记,从政府抽调几名领导协助工作。1986年7月,土建上至第6层,从远处看,宠然大物,很宏伟。但由于省中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只550万元,又搬迁了3家,花了80万元,资金逐步紧张了,要完成11层主楼,还欠350万元。县委研究,派我和另两名同志去长沙借钱。我们找到省中行和信托公司协商,他们说省工商银行技改处可能有资金,可以试一试。我们找到省工商银行,颜副行长和技改处的领导研究决定从技改资金中拿350万元与大庸宾馆合资,条件比照省中行信托投资公司一样,签了字,盖了公章,待1986年6月份后按工程进度,逐步拨款到大庸宾馆。
1986年5月,省政府在株洲开了一次省长办公会议,陈邦柱副省长在会上宣布:省工商银行技改处与大庸宾馆合资的350万元先解决株洲的331重点工程,大庸宾馆的问题由省中行龚光和行长设法解决。待我6月底找省工商银行拨资金时,技改处的领导给我说,这笔资金已拨给了株洲331重点工程,你先找下省领导看有什么办法解决。我找到陈副省长,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说:“株洲331是我省重点工程,几家银行应克服困难帮助,不能停工,大庸宾馆资金,我已给省中行龚光和行长说了,叫他设法帮助解决,你找下省中行龚行长再说。”我及时去了省中行,见到了龚行长,他说:“我行再拨350万元,占整个宾馆资金80%,总行是通不过的,待我积极寻找外商与你们合资建设,你先回大庸安排基建队伍暂停一段时间,听电话通知,你再来长沙。”我回大庸后,给县领导作了汇报,县领导决定:第一,继续找省领导,他们路子宽些;第二,多渠道找资金;第三,积极主动与省中行联系引外资合建;第四,做好基建队和安装队暂停施工善后工作及筹建处的人员安置。正在这时,北京市中国国际有色金属租赁有限公司项楚生总经理来大庸张家界参观,看到大庸宾馆只六层就停建了,问了原因,我向他汇报了此事,他思考了一天,第二天与我谈,问我完工尚缺多少资金,今后偿还能力如何。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回北京后召开一个会议,对这个项目论证后再定。”我将这一情况向县领导汇报后,决定上北京。
到北京在紫阳宾馆找到了项总,他很忙,叫我等两天,先看下首都的建设和古迹。第三天在紫阳宾馆洽谈,与我谈的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听说她住印度、美国近10年,谈话很有水平,问得很详细,内容主要是资金投入和收回的时间及宾馆建成后的经济效益等。我一一作了准确、明了的阐述。她最后问我原来在那个部门工作,我说在财政部门工作过20年。她说:“数字讲得很清楚,分析准确并留有余地,我们可以考虑投资,或以租赁方式将大庸宾馆建成、营业,我们将选择一个人先与你们一起办这事情。”项总则说:“大庸县是个好地方,有自然风景名胜张家界,又有火车站,宾馆建成了北京的客人去张家界旅游可以去住。你们在宾馆装修上要讲究点,可吸引沿海的客人。资金控制在300万元之内,少花钱,办好事。”会上,基本上研究确定了宾馆建设、规模及资金到位等方案。回大庸后,又通过电话和信件与项总联系。谁料1986年的7月底,项总来电话告诉我:中央正在整顿银行,清理资金,暂时资金还不能落实,待后再说。于是告吹了。当年九月份省中国银行龚光和行长打电话给我,叫来长沙一趟。在龚行长推荐下,我与沈维新老总开始与香港新腾有限公司洽谈,整个条件比照香港新腾和长沙湘江宾馆合资一样。新腾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陆文华,通过3个月的咨询、调査,于1986年12月30日签定了湖南大庸宾馆、中国银行长沙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新腾有限公司共同修建大庸宾馆的合同书和章程。合同书和章程报送到中央外经贸部审批时,由于在经济利益分配上有不明确之处,没有获得国家外经贸部批准。我回来给县委汇报后,刘国基书记立即向吴运昌州长汇报,吴州长表态:大庸宾馆与香港新腾有限公司合资是大方向,是好事,可以引进先进设备,装修一个高档次的宾馆,可以向外经贸部具体汇报,采取变通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大庸县委要根据自己的财政实力,很好地算下账,能不能承担,若宾馆客源多、效益好,再与香港新腾公司洽谈一次,双方在经济利益上让下步,关键是大庸县委拿出具体方案来,再汇报一次,力争合资搞成。回大庸后,县委召开常委会,叫我详细汇报合资情况,算来算去,还是要地方财政每年拿70万元左右,才能办下去。最后县委决定:第一,再与新腾谈一下,互相让一下步,可以延长合资时间,差额部分由宾馆从收入中逐年偿还。第二,向各级财政部门求援,也可以向旅游部门借。第三,资金问题再向省中行汇报情况。待谈妥后,再向国家外经贸部汇报。1987年3月,我们又去深圳与新腾洽谈合资条款,陆文华老总、邹副总等在会上表示说:“关键是湘江宾馆已担保了,你们也可以叫经济部门给予担保。如:财政、计委、银行等部门担保此项目,新腾公司有诚意合资,你们是旅游区,今后客源多了,生意会好的,效益也会好的。请县委下决心,什么时候担保,我们就马上来资金和设备、装修材料由于当时合资,县里没有经验,风险比较大,财政收人少,是吃补贴的县(也就是支大于收的县)。怎么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合资搁下来了。
1987年10月,省旅游局一行八人来张家界风景区考察,报批国际风景区,对大庸宾馆停工一事,进行了解。六层的主楼,空着没有发挥效益,问是什么原因。我给省旅游局几位领导汇报后,他们认为:可以向国家旅游局要点资金或借点资金、完善后马上投入使用。省旅游局章副局长写了一封信给国家旅游局饭店司的袁司长,叫我当面给袁司长汇报。我带着修宾馆的批文、报告及修建中的大庸宾馆照片,上北京找到了国家旅游局饭店司袁司长,一一进行了汇报。袁司长表态:“叫饭店司张处长和王强科长去大庸实地察看后,再决定投资金额,要控制在500万元以内,要修成星级宾馆,大庸的张家界风景好,接待条件也逐步跟上去。”具体方案要我向张处长和小王细谈。第二天我向张处长谈了大庸宾馆机构,建宾馆的必要性和张家界风景以及资金使用和短缺等困难,请旅游局关心,借资金完善后好营业发挥效益。张处长和小王决定写一个报告,要求从饭店司中解决500万元,叫我先回大庸,待后来大庸考察。1988年3月,国家旅游局张处长和王强来到大庸,进行实地考察,并去了张家界风景区,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经与县领导交谈,一致认为修星级宾馆是迫不及待的,资金回北京尽快解决。5月份,张处长来电话对我说,可否等到本年10月份后,由全国星级宾馆和饭店上交回笼资金后拨付我们,但要制订一个合同或借款手续。当时我都一一答应了。从5月份到10月份,近半年时间,要资金心切,一天一天地盼,日子是难熬的。宾馆筹建处的人员,思想很复杂,有的领导想换一个工作岗位,有专长的技术人员想找一个好单位调出去,只3个月时间筹建处就调走15个人,领导人员只剩下我一个了,怎么办?我当时想活动到市(地级市)财政局工作去,宾馆无资金完善,闲着没事做,思想很复杂,想我正是40出头年岁,精力旺盛,回财政局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恰在这时,市财政局的欧佳太局长找我谈,想调我去市财政局。我对欧局长说,请你给永定区领导说一说,我乐意搞财政工作。几天后,欧局长说,区委要你想办法把宾馆基建完善营业后,才能放你。
1988年11月,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龚行长来电话通知我去长沙,引见香港三湘公司李觉文老总与我谈合资新建大庸宾馆一事。并交代我说,情况要谈清楚一点,账要算细一点,效益收入估计要留有余地,合资期也可以长一点。我们在长沙芙蓉宾馆谈,有省中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沈维新老总和戴作喜副老总。我和杨福余副区长,与三湘公司李总进行洽谈,李总说120万美元可否建一座二星级宾馆,要完善11层土建、水电和装修及附属设施,又要进口电梯、中央空调、发电机、洗衣机、电脑等等,这些要列个清单,若120万美元不够,可不可以再向银行借点贷款。大家一致意见是:千方百计把大庸宾馆完善起来,营业使用,发挥效益,只要香港三湘公司愿拿120万美元合资,沈总表态再向银行借些贷款是可以的。当天下午5点,李觉文老总等五人同我到大庸实地考察,对大庸宾馆整个地形看了一遍,表示愿意合资,说去长沙签订合同书。当天晚上,我们赶到长沙,第二天即与省中行三家签署了合同书。李总决定回香港开个董事会决定下来。1989年4月,李总回到长沙,我与他商谈可否先汇些资金来大庸,好继续开工,他说再等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受“六•四风波”的影响,合资的事也因此停了下来。1990年,大庸地级市决定举办森林保护节。赵杰兵书记,肖征龙市长,分别找我了解大庸宾馆基建情况,并说主楼外面要穿一件“衣服”,也就是装修一下。找到省中行龚行长借200万元进行外装修,从外表看上去,一整栋楼完整了,有茶色玻璃窗、乳白色的墙面,天蓝色线边,但是房间里没装修,水、电没有,不能营业。又跑到省中行再借资金。龚行长表态再找外商与我谈,主体工程已完工,装修是要花本钱的,关键是装修得好,可以评上一星二星级,在客房、餐厅、歌舞厅等方面收费可高一点,以增加宾馆的收入。
1992年3月,龚行长来电话说:“小王,我介绍一家港商,明天来张家界,具体事宜你同他洽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3月12曰,省中行信托投资公司沈维新老总带来了省外经委梁向国和香港皇宫集团发展公司的董事长范清祥先生。第二天永定区政府黄永驰区长,王丰年常务副区长等参加了洽谈会。上午汇报大庸宾馆建设及缺资金情况,区领导又介绍了张家界市基本情况及张家界风景区情况。范清祥先生很感兴趣,决定先签“合资经营大庸宾馆意向书”,共七条:主要对宾馆的面积,各家的股份,建成三星级宾馆尚需资金,注册资金的确定及贷款数的估计,装修程序,合资时间及各股份经营后的利益等进行了初步确定,我和范清祥分别签字。尔后驱车看了飞机场的建设和扩建中的火车站,当天下午他说回长沙再去香港开个董事会后再回答。三月、四月已过,范先生还是没有电话。我决定先去长沙,给省外经委、计委、工商等部门打下招呼,到时批准合资文件快一点,并报批宾馆减免建筑税的报告。到了省计委,基建处的几位领导很关心此事,扩建装修计划只要等范清祥先生签合同书后,马上下文。恰在这时,杨副主任要去国家计委开会,提示我,可否去国家计委要点资金,上报500万元,看国家计委可否解决。我想,范先生已两个月没有消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打几次电话到深圳都没有人接,说他在香港。这次和杨副主任去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一下,争取弄得一笔资金。到京后,我与老李、杨副主任给国家计委计划司领导汇报,我重点谈到张家界旅游区大庸宾馆还欠500万元就可以营业。资金是燃眉之急,可否优先解决,宾馆基建整整8年了,就象八年抗战,真难熬。计划司两位领导没有表态。我回大庸后向区政府领导汇报了情况,王丰年副区长说:延龙,你再去深圳南方国际大酒店找范老板,他也可能回深圳来了,因南方国际大酒店也是他合资的酒店。5月下旬,我和宾馆李伯忍同志一起坐火车三下深圳,由于感冒,四肢无力,一到深圳湖南省六建公司招待所就倒床了。吃了药,想睡觉。我对老李说,你吃东西后,找南方国际大酒店,看范先生在不在,问清情况,若没有,看什么时候来。大约一个钟头左右我从睡梦中惊醒,老李叫我:“王经理,范老板用小车接你来了,在大街上等你,赶快清理下东西好上车住南方国际大酒店去。”范老板见我说:“王经理,你怎么走路都没有精神,快上车。”我说:“大热天,重感冒,真难受。”范先生说:“不要紧,到南方酒店桑拿里蒸下就会好的。”我说:“不蒸了,买点药吃下就好了。”到南方酒店驻到第十七层,房间真豪华,吃了药,洗了一个热水澡,睡一觉,下午三点想吃东西了。第二天,与范清祥先生商讨合同书和章程,在原合同书和章程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完善。他提出来两条,第一,他们丙方承包经营9年,按3个档次给甲、乙两方上交承包款,前3年上交77.5万元人民币。第二个3年按此数递增15%,即89万元,第三个3年,在89万元基数上增15%,即向甲、乙方付承包款102万元人民币。第二条:3方的注册资金是380万美元,若搞成三星级酒店,通过估算,尚欠82万美元,要求湖南省中行要借82万美元。我与省中行龚行长、杨克伟老总电话联系,他们都同意了。范总最后说:“我本人的事比较多、香港有公司、深圳有合资的两家企业,还有重庆合资的一家宾馆,内蒙的包头市也有公司。我想从深圳物色一个人选,暂委托此人把扩建装修尽早拿下来,提早营业,早得效益。但是你王经理一定要配合好,特别是与当地协调好,装修成髙档次的酒店,我已搞了几家酒店的装修和经营,还是有经验的,你是当地的主人,我是港商,我本人是广东梅州人,在香港、新加坡多年了,但对祖国是有感情的,搞了不少的合资企业,这是我的表白。”我对范先生的真诚很受感动,向他说:“你还年轻,有能力,有远见,有经济头脑,合资办企业,帮祖国经济建设,这是你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忠诚的情感,欢迎你尽快办好这事,让我们三家合资愉快。都发点财。”通过几天修改合同书和章程,并多次与乙方省中行信托咨询公司杨总联系,主要条款统一了。但还有一事,外商合资后,大庸宾馆这个名称不能再用了,必须更换新的名称,范总叫我取名,通过两天考虑,我取了王府、祥龙、王朝、皇龙、帝苑、皇宫、天门、远东、晋京、明珠、帝都、景都、景珠等13个名称,叫范先生从中选一个,范先生说:“我考虑下。”第二天又共同协商,我提出来用祥龙酒店比较好,他考虑一会儿,说:“0K!就用祥龙酒店。”我说,龙凤呈祥,比较吉祥。他去香港前对我说:“可不可以将我香港的皇宫集团公司也更名为祥龙投资公司?”我说:“只要在香港投资公司里没有同名就可以了。”6月18日,香港祥龙投资公司的招牌打了出来。我们6月23日回到长沙,重新在省里有关部门办理合资审批手续。8月下旬到省外经委、计委等部门审批,8月26日获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最后到省工商局领营业执照,通过外资处检査,发现缺少一个旅游局批准的文件。因祥龙国际酒店属旅游这条线,需经旅游部门批准,外资处坚持要在区(县)、市、省旅游局各级审批文件到齐后才能代国家工商总局发营业执照。我对处领导说:“陈处长,你是河南人,湖南省有个洞庭湖方圆800里,我从长沙到张家界来回800公里,起码要半个月才能把文件办齐,可否有什么办法变通下,先发营业执照?”陈处长说:“这是上级规定,文件资料要到齐后才发营业执照。”我看到陈处长他们比较忙,没有办法,便每天早上7点多钟到他们办公室,帮助打扫卫生,扫了3个早晨,陈处长看在眼里,第四天对我说:“你可以到省旅游局搞个文件来,区(县)、市文件待后补来也可以。”我说:“这样可以的话,我马上找省旅游局去,若文件搞到了,陈处长,你一定要发营业执照。”陈处长再次表态,这是变通办法,不食言。下午3点我到了省旅游局,找到了曹局长和章副局长,我说:“老领导,我小王有点难处,请帮忙行不行?”两位局长很热情,表态说,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做到。因两位局长来过张家界,曾住在大庸招待所,对宾馆基建情况很了解,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我将合资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现在只欠你们局一个批文,本来应从区(县)、市旅游局再报省旅游局的,但张家界来回路程较远,办文件需半个月左右,来不及了,两位局长听后说:“什么时候要?我说今天星期六,我表态下个星期一上午送到省工商局去的。”他们合计了一下,决定叫计划处的黎处长办此事。黎处长说,明天去北京开会去。两位局长研究推迟一天开会,将大庸宾馆合资一事尽早赶办出来。叫我先拟下文件草稿,交黎处长修改批文,并叫我同他们共吃晚餐,特别热情。企财处的杨威处长一直陪我办理文件,帮我向黎处长说好话,因杨处长是大庸县人,真正老乡,他在湘江宾馆和芙蓉宾馆都任过老总和党委书记,我在长沙办事时,帮了不少忙;并对大庸几个大项目很关心,在住和吃上给了大庸不少领导很多方便,大庸宾馆的合资也有他的支持和成绩。星期一上午,我和老李同去旅游局,他们已将文件打印好了,取后及时就去省工商局,陈处长热情地说:“你真能干,文件来得这么快,马上叫王科长和孔科长办理营业执照。”庄重的国家营业执照和省人民政府批准证书到手后,真是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我马上与范清祥先生联系,整个文件手续已办完,请及时汇资金到大庸宾馆账户上来,马上扩建装修。
1992年9月8日,范清祥先生从香港汇来273万元港币,并说召开董事会,叫我准备开工前后事宜,先理下有关条文,在董事会上确定下来^9月15日,范总带来7个人在省中行信托咨询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三方代表共15人,会议由范先生主持,先研究扩建装修的问题,然后研究扩建装修开工典礼。10月28日布置会场,造一个大声势,张灯结彩,请省、市、区各级领导到会讲话。一个上午会议研究比较细,三家分工合作,我主要负责布置会场。回大庸后,向区政府作了详细汇报,政府领导非常重视,马上成立扩建装修指挥部,由杨次伟代区长为总指挥,组成会务组、后勤组、秘书组、保卫组等。并立即着手筹集资金,组织会务。10月28日,大庸宾馆主楼11层穿上了节日服装,八条大条幅从11层顶上一直延伸到地面,24条三角彩旗伴随而下,八个大气球在会场两旁“站”立,11层楼顶四周插上彩旗,有醒目的“湖南大庸祥龙国际酒店扩建装修开工典礼”横幅。我们请来了省政协主席刘正、省委、省政府几位秘书长、省中国银行行长龚光和及市、区四大家领导参加这次典礼。并组织了敦谊小学学生歌舞队和120名学生军号队以及气功队,还准备了800只和平鸽子。省中行龚行长,在开会前与我和范清祥商量,扩建标准由三星级改为四星级,发言时要统一口径。龚行长特别高兴,这是他八年心愿的实现。我也穿上节日服装,胸前戴上大红花(由范清祥先生从香港带的真正鲜花),高兴地在主席台就座并讲了话。范清祥先生把从深圳做的祥龙酒店建筑模型放在主席台下面。上午9点18分,永定区任朝东副区长宣布“湖南大庸祥龙国际酒店扩建装修开工典礼”开始,鞭炮、锣鼓(腰鼓)、军号声齐鸣,800只飞鸽齐放飞,真是热闹,鼓舞人心。接着省政协主席刘正讲话,市政府梅副市长讲话及永定区人民政府代区长杨次伟讲话,都讲了鼓舞人心的开放改革、发展经济建设,办好张家界旅游事业等内容。尔后,由范清祥先生讲大庸祥龙酒店合资装修标准等,我讲了前后合资情况及酒店规模等,伍立强代表省中行信托咨询公司讲了怎么支持祥龙酒店的建设等。开完会,进行文艺表演,龙灯、狮子灯、气功表演都比较精彩,很多人都在会场前留影纪念。中午为来宾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招待餐,席间,范清祥作祝酒词,我讲了话。第二天,董事会研究扩建装修具体事宜,整理出文字近4000字,38条,请来了省建七公司基建队、市建筑工程队、深圳装修公司、香港山鹰设计院,边设计,边装修。分工是,范先生负责进口电梯、中央空调、洗衣机、发电机、厨房用具、进口地毯等材料设备,我与黄白源负责扩建装修,省中行咨询公司负责组织资金。范清祥先生表示除留一部资金在香港订设备外,其余资金全部在一个月内汇人祥龙酒店,省中行负责180万美元贷款。筹建处成立10个组,各负其责。
1992年11月,天气逐渐冷起来了,但正是基建黄金时期,只要不下雪,就得拼命干。要扩建1万平方米的土建,任务是艰难的,特别是两层裙楼,框架跨度大,施工难度大。第6层为员工宿舍,督促市建筑队赶进度,先住员工好培训上岗服务员。动力房下面要挖一个蓄水600吨的水池,上面是洗衣房、锅炉房、配电房。第二层是冷冻机房,设计精细,结构绝对保险。12月底从香港陆续运来了设备,没有仓库,只好在主楼前的空坪上用油布搭个临时棚子,权当仓库,日夜守卫。有了资金搞建设,有关部门都要伸手管理。为了不单独接待,我找到梅副市长汇报,要求集中开个联系会,提出资金来之不易,又要借贷款,又是中外合资企业,可否优惠。梅兴保副市长很重视,通知消防、环卫、建安、自来水、电力公司、邮电、环保局等十多个单位参加会议。各有关收取费用累计280万元人民币,占去香港投资的1/5,我只有依靠梅副市长做工作了。梅副市长讲了合资的重要性,讲了资金的来之不易,请各部门要大力支持,收取费用,一定要优惠,当减的减,能免的一定要免。最后累计收取80万元,我与乙方、丙方通电话后,这个数就决定下来了。1993年5月26日,范总邀请我们去香港考察酒店进口设备,我们一行7人于5月29日到了香港,看了销售电梯的公司、中央空调销售公司、发电机、厨房用具、地毯、电脑等10多家公司,分别与这些公司签订合同,并请求及早交货,然后参观了香港市容市貌。
香港来的电梯、发电机、地毯、厨房用具、洗衣机都是大集装箱运到张家界火车站,要下车和装上汽车运到祥龙酒店,必须请大吊车。有时半夜到货,火车要让轨道,真是急死人。安装电梯很危险,50多米高度,电梯井很狭窄,不好操作。工作梯是广州产的,没安好掉下,全部报废,幸而没出人命事故。最后又换上一个新电梯。基建是遍地开花,场地太窄,人太多,怎么办?与基建部门协商,一天24小时,分班施工,逐步空出场地。主楼11层下面,另有一层地下室供安装水管、电线管、空调管等,特别复杂,积水多,要保持干燥,对水的处理很严。中央空调的制冷机,每台20吨重,施工安装更难。主楼240间客房,铺上香港进口地毯,整块铺下搞了两个多月。特别是大厅装修,地面是进口花岗石安砌,很精细。顶棚油漆了7次。歌舞厅网架结构,就像蒙古包一样,是圆形的,外围有两层,施工难度很大。香港的郑工一直“钉”在工地一个多月,怕出事。酒店的进电、进水在原来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安装,每天保持800吨水左右,电是24小时不停的。买的英国发电机,若市城停电,它会自动在3秒钟内发电。
祥龙酒店前后花了20个月时间,省中行贷款7000多万元,按四星级酒店标准修建和装修,还建有游泳池、网球场、电子娱乐中心等项目。
1994年7月1日,祥龙国际酒店打扮得像新娘一样,美丽而可I。酒店招聘的500名员工,都穿上整齐的服装,坚守各自工作岗位。庆贺的单位在上午十点以前送来了花篮,各种庆贺大匾,安放在主楼角边。民族歌舞队、少年军号队、龙灯、狮子灯,热闹而有序。上午9时10分开业典礼开始,军号声、鼓乐队、鞭炮声响成一片。范清祥董事长在致词中回顾了祥龙酒店成立的全过程及今后对外营业的宗旨和发展远景。随后宣读了国家旅游局、香港、广州、北京等有关部门的贺电。省旅游局领导和市领导讲话。10点半进行文艺表演,歌舞、龙灯、獅子灯大显身手。客人们还参观了客房、咖啡厅、歌舞厅、游泳厅、动力房。大家都感叹地说:这是大庸第一家大规模高档次的宾馆。各种彩色灯光把酒店装饰得像宫殿一样。游泳池的水是天蓝色,主楼前的喷泉水像珍珠,十分壮观。祥龙国际酒店不愧是镶嵌在湘西这块祥和土地上的一颗明珠。
随着张家界荷花机场的开通,邮电通讯、交通等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套和不断完善,来张家界观光、旅游的客人不断增多,客人档次也不断升格。1995年3月26日至2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张家界考察工作时下榻于此,离店前,江总书记对祥龙酒店的硬件设施和优质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欣然提笔给祥龙酒店题字留念。当年5月2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王兆国同志率领80余名全国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张家界下榻该酒店时,对酒店提供的热情而又周到的服务非常满意。6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考察张家界时,在酒店作了短暂的停留,对酒店的热情好客和优质服务给予充分肯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一行考察张家界时说:“张家界自然风景一流,祥龙酒店设施和服务配套很好
张家界自然风光对世界的诱惑在与日倶增,祥龙国际酒店对中外游客的诱惑也在与日倶增。
1995年3月26日至2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和省委书记王茂林等同志陪同下,亲临我们张家界视察工作。总书记此次江西、湖南之行,在我市停留时间较长。总书记一行在我市的各项活动,我基本上参加了。耳濡目染总书记风采,尽情聆听总书记诲导,在总书记身边的三天,是终生难忘的三天!
总书记说:“张家界现在知名度很高,将来会越来越发展。我这次也是慕名而来。”
总书记来了。
总书记一行是挨近中午12点时由常德石门县进入我市慈利境内的。早已等候在慈利宾馆的我、李市长,以及慈利县委书记、县长,一见总书记下车,便迎了上去。省委书记将我们一一向总书记做了介绍,握手时,我们一齐向总书记问好。
下午两点半,总书记一行离开慈利县城,驱车前往市区。省委王书记嘱我坐在总书记一旁,以便汇报工作。车在油菜花盛开的原野奔驰,总书记一边听我汇报市情,一边不时向我询问有关情况。总书记问道:“老肖,为什么叫慈利啦?”我读过该县县志,得知“慈利”二字,“慈”指人情,“利”指物产,以“土俗淳慈,得物产之利”而名,便据此作答。总书记点点头:“啊,是这么个意思。”表示明白了。
话匣子一打开,我便把建市以来致力于灭荒造林、山地开发;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简要地作了汇报。总书记听着频频颔首,夸奖行车的这条路路基就很好嘛。当他得知我市森林覆盖面积已超过50%,有了飞机场和二级火车站,通信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江班等四处电站在同时兴建时,很是高兴。我汇报到全市水能蕴藏量约有189万千瓦,正在申请成为水能资源开发基地时,总书记说:“一个地区,有这么多,那了不起!”接着,他充分肯定了我市建设电站准备将来上大网的作法。总书记说:“这是对的。小电网没有出息。你们要上大电网,才能调剂丰枯水矛盾,充分发挥效益。”
于是,我便主动将市名更改情况和旅游兴市的基本思路作了汇报。总书记听我介绍罢更改“大庸”名字的缘由,也赞成改得好。我说我们是开放城市,是旅游地区,港、澳、台商很忌讳这个“庸”字。总书记说:“当庸人不行啊。”总书记对我市围绕旅游发展农业,调整工业,搞活商贸的基本思路予以肯定。他说:“张家界现在知名度很高,将来会越来越发展。我这次也是慕名而来,
慈利县宜冲桥乡长岭岗
总书记说:“一定要组织科研部门集中力量,搞技术攻关,把杜仲深度加工问题解决好。”
山冈上春风骀荡,阳光明媚。
刚刚绽芽抽叶的杜仲林,仿佛是一支整齐的新兵队伍,英气勃勃地等待着总书记一行前来检阅。
这是慈利县宜冲桥乡的一块“样板山”,全是新造的杜仲林。总书记向刘文晃同志细细询问杜仲的皮多少钱一斤?叶子多少钱一斤?做药材有哪些效用?等等。当他得知慈利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杜仲基地,全县已栽种杜仲40万亩,正在成为该县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时,不住地点头,询问得更细了。当我汇报到现在日本购买我们的原材料搞加工增值,我们的附加值很低,下一步的关键在抓深度开发时,总书记说:“一定要组织科研部门集中力量,搞技术攻关,把杜仲深度加工问题解决好。”总书记一番话,使我们信心更足,也更觉迫切了。
永定区沙堤乡高桥丘岗开发片
总书记说:“日本人有先进技术,你们要千方百计学到这方面的技术,深度开发自己的产品,提高附加值。”
永定区沙堤乡的高桥丘岗开发片,是我市丘岗山地开发的一面旗帜。眼下正是春和景明、莺飞草长时节。总书记一行来到高桥,一边听取郭树人同志的简要汇报,一边走在脐橙基地和周围的奈李园、板栗园里,扑面而来的是欣欣向荣的山野气息。总书记与
正在果园里耕种除草的三个农民愉快地攀谈着。
“脐橙几年结果?”
“三年。”
“每斤可卖多少钱?”
“一块五。”
“什么时候最忙?”
“保花保蕾的时候。”
当地农民讲的是不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总书记问了几遍才听明白。总书记又问答话的那个农民有多大岁数了,答道52岁了,并风趣地说:“在您面前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一句话把总书记逗乐了。总书记又问他家有几个孩子,答有两个孩子,一个正准备考大学。总书记含笑说:“祝你的孩子考上大学。”
我们在场的人,都为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这一幕情景深深感染了,山坡上洋溢着欢笑。
昨天,从慈利来市区的路上汇报时我说到柰李基地的事,总书记就向我问起什么是柰李,我告诉他是“十八子的李”,可能是从日本奈良引进来的,所以取名柰李。现在,我就指着柰李树跟总书记说柰李在旅游区畅销的情形。这样边说话边下山,从围绕旅游市场发展水果生产谈到沙堤特产苎麻的开发,总书记说:“这里的苎麻品质好,就要抓好产品的深度开发与研究。”又说:“日本有先进技术,你们要千方百计学到这方面的技术,深度开发自己的产品,提高附加值。”
昨天视察慈利,总书记强调深度开发;今天视察永定,总书记又强调深度开发。作为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我深深感到了这四个字的分量。
金鞭溪景区
总书记感叹造山运动太伟大了。他含笑对我说:“老肖,你来当导游。”
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即使是下基层视察,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来到我们这个因旅游建市、靠旅游兴市的旅游新城,当然应该请他去视察视察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我国第一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武陵源。
穿过森林公园的大门,车停在老磨湾。总书记一行环顾四方奇峰簇立,第一印象就很好了。因为昨天我说了能给总书记当好导游,所以,一踏上金鞭溪畔的游道,总书记就含笑对我说:“老肖,你来当导游。”
首先他问:“这里海拔有多高?”我答580米左右。总书记又问:“这个地方风景这么好,你们才开发10多年,为什么?”我便陈述了其中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诸种原因。总书记听了,表示理解。
金鞭溪的峡谷风光十分迷人,峰回路转,移步换景,总书记一行频频称好。昨天下午向总书记汇报时,我就描述过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因为大陆板块的造山运动,海里石头给隆起来了。亿万年的岁月流逝,雨水切割,就形成了峰奇、谷幽、石怪、山秀的壮丽景观。今天,亲临其境,总书记感叹道:“好!造山运动力量太伟大了。”
行至“神鹰护鞭”处,高亢悠扬的山歌声在峡谷间回荡不已。总书记带头鼓掌,夸一男一女两位歌手唱得好,并笑着鼓动随行的张参谋和他们比赛。之后,我则提议为总书记一行献上一首我们的市歌《相逢在张家界》。总书记边听歌边看词,与省委王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歌的词、曲都很好。
行至“文星岩”,导游小姐问是不是像鲁迅,总书记说:“啊,真像鲁迅。”我便用俄语说也像“高尔基”。总书记说:“啊,也像高尔基。”总书记兴致越来越浓。昨天交谈中得知我曾在西安外语学院学过俄语翻译,这时便鼓动我唱俄语歌。我说我唱得不好,请总书记唱吧。他就唱起来了,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喀秋莎》。我用俄语高声说:“非常好。”
这样边走边唱,到了紫草潭茶店休息时,总书记提议同行的301医院齐教授拉手风琴,他自己带头唱俄语歌,让大家同他一起合唱。悠扬的琴声,悠扬的歌声,经久不息地回荡在紫草潭周围
再往下走时,遇到一群台湾游客。台胞们认出了总书记,一齐问江主席好。沿途陆续遇到过来自辽宁、广东、上海、香港的好多批游客,游客们主动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总是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有一对上海游客见到总书记后,总书记同他俩用上海话交谈,询问近期的有关情况,气氛十分随和亲热。
行至“重欢树”处,总书记一见石碑上刻的英文,就说:“这个英文字是几何学上相交的意思。”接着,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了解释。又问一路上负责导游的小姐,会不会英语。回答说会一点儿。总书记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对外开放了,西方人会来得多,应该有英语导游啊。”
黄石寨景区
总书记说:“‘大力保护、合理开发、加速建设’这个原则,提法好。特别是‘大力保护’这个提法很重要。”
金鞭溪给人的感觉是“人在画中游”。要俯视大千世界,领略砂岩大峰林风光的壮阔和雄奇,还得登临黄石寨。
我们陪同总书记一行由后山拾级而上。到了“龙头峰”景点,一位民间女歌手在这里演唱阳戏、花灯和山歌。总书记兴致勃勃
地拉起了二胡,为女歌手演唱的《四季歌》伴奏。
考虑到坡度越来越陡,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由局长请总书记下山。总政治部于主任于是用口令通知随行人员向后转。可兴致高昂的总书记坚持要登上去,风趣地大声面向山下喊口令:“立正,向后转,向前走。”大家便说笑着随总书记继续攀登。
当总书记慢慢走到路边一座10米高的岩石前,我就指着布满小孔的岩石解释说:“这是海生物死亡后留下的窟窿,足以印证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海。”总书记跟导游小谢说:“小谢啊,你要向你们市委书记学习,多学些生物知识和地质知识。”我知道这是总书记对我的一种鼓励。总书记才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的楷模啊。
上到黄石寨顶,我跟总书记说:“明年以后您再来,就可以从索道登上这里了。”于是,我简要汇报了景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现在正在兴建的两条索道,一条是引进奥地利设备,一条是引进法国设备。总书记去年访问过法国,便问我引进法国什么地方的。我用英语回答:“叫谷林洛堡的城市。”我请教总书记:“谷林是贵族的意思吧?”总书记说:“英语是高贵的意思,差不多吧。”我告诉总书记,去年4月我曾去那里考察、招过商,那里地处阿尔卑斯山南边。阿尔卑斯山区有两万多条索道,质量好。黄石寨索道工程将于今年年底竣工,明年旅游旺季便可正式投人营运了。
登上黄石寨最髙处,游目骋怀,只见千峰万壑气象丛生,天光云彩如烟似黛,雄奇壮观的砂岩大峰林风光尽摄总书记一行眼底。
下山行至后岩门下,总书记几次清嗓子,喊口令,并和大家一同唱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唱段“打虎上山”。洪亮的歌声,在天宇、在山谷久久回荡。
自黄石寨下山了,经过锣鼓塔生活区时,我简单介绍了景区内旅游接待条件,并将生活区亟待解决的污水处理和空气污染问题一一作了汇报。总书记十分关心地问起景区规划和城市规划情况,对我们确立的景区开发原则很是赞赏。他说:“‘大力保护、合理开发、加快建设’这个原则,提法好。特别是‘大力保护’这个提法很重要。”
祥龙国际酒店
总书记挥毫题词:“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
我和刚铤同志被通知参加省委王书记主持的汇报会。
汇报前一分钟,王书记高兴地告诉我:“总书记给你们题了词!”我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总书记挥毫题写的“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18个大字,几天来总书记的种种关切、鞭策和勉励,便一一在脑海里闪现,心潮起伏不已……
总书记告诉我,给贺龙公园的题词也写好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在此之前,为纪念贺老总诞辰100周年,我们市委报请中央办公厅并征得总书记同意,总书记已为“贺龙纪念馆”题了词,这次又为贺龙公园欣然命笔,无疑凝聚着总书记对曾是革命根据地的张家界人民的一片挚爱之情。
王茂林书记宣布开会后,由杨正午省长开始汇报。汇报完毕,江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他先即席讲了我们张家界。大意是:昨天看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确是世界知名的风景区,名不虚传;今后的发展前景一定是很美好的;随着张家界飞机场的通航,来的人会越来越多,一定要把这块地方建设好,等等。
总书记啊总书记!150多万张家界市人民决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一定要把张家界建设成为文明、富庶的国际旅游城市!
1990年11月3日,湖南省辖8市第8次市长联席会议在张家界琵琶溪宾馆召开。陈彬藩副省长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办国际森林保护节。事后,陈彬藩副省长将这一构思向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引起了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的重视,并得到了国家林业部、旅游局和省委、省政府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的支持。11月23日,陈彬藩副省长在长沙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宣布了省政府关于199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张家界森林公园举办’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的决定。同时,召集了省政府办公厅、林业厅、旅游局、建委等20多家有关部门和大庸市政府的负责同志共商筹办事宜。
1991年2月2日,陈彬藩副省长代表省政府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向200多名中外记者郑重宣布:1991年11月8日至11日在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举办’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以下简称“森保节”)。“森保节”的宗旨是“团结、友谊、进步、发展”;主体口号是“笑迎天下客,欢聚在大庸”;指导思想是:提高人类对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认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文化;通过深层次的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促进经贸和经济文化领域里的各项工作,振兴大庸民族经济,推进湖南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举办“森保节”以武陵源风景区为基础,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主体,以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为目的,以林业学术交流、森林旅游和展示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民族艺术为主要内容,把“森保节”办成集旅游、科技、文化、体育、经贸、环保于一体的国际森林博览和旅游盛会,以促进我省经贸和旅游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成立班子,挂牌办公。1991年1月8日,“森保节”组委会在长沙召开第一次会议。组委会聘请国务委员宋健为第一名誉主任;国家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国家建设部部长侯捷、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为名誉主任。组委会由省政府陈彬藩副省长任主任;中国林学会理事长董智勇,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卢会云、成瑞湘、游碧竹、高锦屏、肖征龙、陈满之任副主任;唐午庆、洪松涛、潘奇才、邓述坚、邱安吉、邓作炳、章锐夫、梅兴保、曹其明、李贻衡、金则恭、李青林、彭军孙、范重平、张连华、刘洪运、吴康亚、欧阳梓、李豪则、吴光海、王天佑等同志为组委会成员,卢会云任秘书长,游碧竹、梅兴保、陈满之任副秘书长。组委会下设办公室,由梅兴保兼任办公室主任。
为了加强对节日活动筹办工作的具体领导,保证组委会各项决策的顺利实施,4月10日,大庸市成立“森保节”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肖征龙任主任;吴松盛、梅兴保、向万隆、孙凤鸣、汪春初、周绍明、杨流芳、李火烽、刘德美任副主任;张兆君、黄永驰、卢建国、郭树人、杨开业、符昌瑞、朱国军、王云电、胡舸、杨和平、谷中山、李卓桓、汪祖赐、彭长首、敬有权、周如雄、杨斌洲、甘其受、李建民、罗廷祥、杨次伟、杨文久、郑荣春、彭清仕、喻广浩为执委会成员。执委会下设9部3组,并行文明确了负责人,即:综合协调部部长张兆君、宣传文艺部部长符昌瑞、外联旅游部部长杨开业、生活接待部部长汪庭建、经贸展销部部长朱国军、工程环境建设部部长张启尧、交通安全保卫部部长汪祖赐、集资专利部部长喻广浩、森保森防部部长谷中山、开幕式组组长杨次伟、闭幕式组组长杨文久、人园式组组长王建文。
1991年2月1日,我市“森保节”筹备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办公地点设市林业工作总站。4月9日办公室迁市委、市政府机关内,并抽调了15名干部开始办公。
6月24日,经贸会筹备工作机构正式挂牌办公。8月16日,“森保节”组委会办公室发出《关于成立’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经贸展销领导小组的通知》,明确领导小组由向万隆任组长;吕大光任专职副组长;刘德美、朱国军、阳伍保、彭清仕、杨兴满为副组长;姚景庭、李光忠、龚焕武、汪祖赐、袁兆平、陈克定、李新源、王丰年、李培登、彭发顺、陈官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陈克定任主任,业务部由胡运舒任部长,后勤部由王天云任部长,场地部由覃章新任部长,宣传部由彭清楼任部长,会务部由钟建全任部长,安全保卫部由张伯胜任部长。
——制定方案,分工负责。22个工作方案先后出台:(1)1991年7月27日,《’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总体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总体实施方案经过了3次大的修改,第一稿出台于1991年1月10日;第二稿出台于1991年3月12日;5月18日下午,“森保节”组委会第三次会议原则通过《“森保节”总体实施方案》;第三稿于1991年7月27日正式确定,并明确总体实施方案为“森保节”的工作总则。(2)宣传文艺工作方案3月出台。(3)接待服务方案3月出台。(4)开幕式文艺气功表演方案3月出台。
(5)“森保节”期间工商物价管理实施方案3月15日出台。(6)开幕式方案4月20日出台。(7)旅游外事接待方案4月20日出台。(8)民俗风情展览方案4月24日出台。(9)闭幕式方案5月8日出台。(10)集资实施方案5月12日出台。(11)植纪念树活动方案6月4日出台。(12)人园式方案6月15日出台。(13)武陵源景区森林防火实施方案7月8日出台。(14)“森保节”经费预算方案7月24日出台。(15)“森保节”期间突发事件处理方案8月3日出台。(16)外联旅游部工作方案8月8日出台。(17)“森保节”经贸展销会方案8月10日出台。(18)涉外安全保卫工作方案8月15日出台。(19)安全保卫工作总体方案9月14日出台。(20)张家界机场奠基典礼方案10月8日出台。(21)对外经贸洽谈会方案10月25日出台。(22)总秩序册11月4日出台。
——严格细致的分工承包责任制。7月27日,《’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执委会各部、组分工承包责任制》出台,并将各项任务分解落到实处,强调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指挥。
——深入宣传。1月2日,肖征龙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森保节”。
3月14日,市委宣传统战部下文转发“森保节”组委会办公室《森林保护节宣传提纲》,并印发4000份。
3月16日,市委副书记吴松盛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国际“森保节”的宣传,是对全市宣传工作的一次大检阅,务必把国际“森保节”的宣传工作搞好。
3月29日,肖征龙市长在市一届三次人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报告》中指岀:要把首届国际“森保节”办成大庸市的“亚运会”。
4月27日,中国邮票总公司设计权威、高级设计师邵柏林先生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书籍装帧插图艺术委员会委员、人民邮电出版社编审王卓倩夫妇,来我市共同主持“森保节”邮品设计工作。10月29日,“森保节”邮品向社会公开发行。
4月29日,在森保节组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副书记杨正午指出:宣传这一摊子担子重啊!宣传部门应该全力以赴地把它抓起来,从5月后搞倒计时,宣传部门最近要专门研究一次宣传报道计划。
5月20日,共青团大庸市委、教育局、森保办、文体广播电视局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全市青少年开展“迎接国际森保节”宣传活动的通知》。
6月8日上午,在市区中心广场隆重召开“大庸市迎接国际森林保护节宣传动员大会”,10时10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
9月23日,梅兴保常务副市长赴慈利县召开迎接“森保节”动员大会。10月25日,向万隆副市长赴桑植县召开迎接“森保节”动员大会。
截至11月底,各报刊、电台编发“森保节”稿件数如下:《大庸报》226件,市电视台300余件,区县广播电台861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报刊150多件。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侨报》、《中华工商时报》、《人民保险报》、《湖南日报》、《大庸报》办了9个专版;我市制作了《新崛起的旅游城——大庸》、《大庸硬气功》两部电视专题片,并协助有关单位拍摄了10部电视专题片;制作了《情系武陵源》、《覃蜃王》两部电视剧,出版了一套武陵风光风情画册与丛书。除此,组委会和我市还组织创作了节歌《相逢在张家界》,设计制作了节徽、吉祥物和五色彩旗。
——广泛集资。从4月初开始,我市拉开了群众性集资活动的帷幕。
4月4日上午,澧滨小学300多名少先队员向“森保节”捐资1671.89元,他们是第一个为“森保节”捐款的少先队组织。
4月5日上午,7欠定区个协向“森保节”捐资5160.40元,他们是第一个为“森保节”捐款的县属个协。
4月6日上午,82岁的周叙冬老人向“森保节”捐款20元,她是第一个为“森保节”捐款的老人。
第一批捐款的党政机关干部是:市纪委胡圣虎捐100元,邓师辉捐100元。
第一批捐款的妇女干部是:市妇联罗廷祥、姚春娥、卢小珊。
第一批捐款的幼儿是:6岁幼儿杨醉文捐2元;慈利县机关幼儿园5岁幼儿程璐璐捐2元。
第一批捐款的中学生是:大庸一中初二106班学生王玉明捐16元,慈利县四中学生王强捐2元。
第一个捐款的银行是市中国银行捐1000元。
第一个捐款的企业是永定区皮件厂捐1000元。
截至11月上旬,由市政协牵头的集资部共集资(含捐物折款)125万元。其中市外25万元,广告集资21万元,群众自发捐资64万元,圆满地完成了集资任务。
——“硬”、“软”配套,加快建设。1月至3月15日,市外事旅游局,连续举办了4期宾馆、饭店、客房、餐饮部、服务部有关人员培训班,276人参加了培训。
2月5日,市政府办公室批转市“无委办”《关于组建以搞好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服务为主体的全市无线电通信系统网的报
告》。
2月26日,梅兴保常务副市长在索溪峪龙吟宾馆主持召开武陵源风景区饭店宾馆经理迎接国际“森保节”优质服务座谈会,要求强化“三废”治理,强化人员培训,强化设施改造。
3月25日至4月12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先后举办两期公园干部、职工政治业务培训班,共培训250人。
8月10日,市公安局、交通局、工商物价局、农林水电局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国际森林保护节期间道路交通秩序的通告》。
8月15日,市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抓紧做好“马路市场”搬迁工作的通知》。
8月30日,投资240万元的武陵源至插旗峪全长8公里的新修公路检査验收。
9月4日,大庸市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出《“森保节”期间城区管理工作安排意见》。
9月26日,投资438万元的1801线慈利至大庸45公里油路工程竣工。
9月29日,城区各主要街道路面、人行道小砌块和公共厕所整修完工。
9月30日,投资91万元、日供水3000吨的张家界自来水厂竣
工。
9月30日,投资16万元新建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售票门竣
工。
10月3日,景区游道工程完工。
10月5日,投资60万元新建的开幕式主席台、观礼台及其配套工程交付使用。 .
10月14~19日,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组织视察“森保节”的有关筹备工作。
10月15日,总投资1200万元的大庸万门程控电话工程竣工。其中,微波调试在9月底完工,并开通长传直播电话。
10月15日,筹资97万元,并在张家界湘电山庄门前三角地新建的经营门店交付使用。
10月20日,集资修建的全长635米的火车南站双峡路段工程竣工。
10月20日,大庸市政府发出《关于维护’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治安秩序的通告》。
10月20日,武陵源区政府发出《关于实行森林防火戒严的命令》。
10月23日,西入城口三角坪整治工程完工。
10月30日,投资130万元总长2350米的澄潭自来水厂供水•管网配套工程完工,并试供水。
10月31日,全长942米、宽18米的城区子午西路贯通工程完工。
10月底,投资100万元的张家界卸甲峪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完成工程量的70%。总投资1000万元的景区各宾馆饭店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整顿了城市交通和客运市场,拆除违章建筑27处、占道摊点3000多个,并对全市532家旅店加强了管理。“森保节”筹备工作全部就绪。
—’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经贸展销会。11月4曰上午,为期4天的经贸展销会在澧滨小学隆重开幕。向万隆副市长主持了开幕式,肖征龙市长致开幕词,赵杰兵书记、省财办邓作炳副主任、省经协办高茂林副主任剪彩。全市所有工商企业、乡镇企业都参加了展销,参展商品11597种,价值38720万元。我市还邀请了全国22个省、市、区及本省13个地、州、市近5000名客商参加展销会。开幕当天,市区市场达12万人,后两天也均在10万人以上。11月4日晚,举行了焰火晚会。
——开幕式。11月8日上午9时30分,开幕式主持人陈彬藩副省长在永定区大操场宣布:’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暨中国奇山异水游首游式开幕!出席开幕式的主要领导同志和贵宾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国家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江,中国林学会理事长董智勇,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程文栋,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省人大主任刘夫生,省顾委副主任赵处琪,副省长陈彬藩、王克英,省政协副主席张德仁,省军区副司令员肖求如,香港三湘公司董事长卢会云,省纪委副书记谭梦龙,中共大庸市委书记赵杰兵,大庸市人民政府市长肖征龙,四川省副省长陈少山,四川省政府顾问丁长河,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王维训(副省级),贵州省副省长陈士能,云南省人大副主任余活力,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浙江省领导王黎夫(副省级),重庆市政府顾问李延生(副省级),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长傅敖洪,奥地利驻华大使迪特里斯•布科夫斯基,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夏拉尼,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参赞阿诗马,泰国驻华使馆参赞派吞•蓬沙纳,德国驻华使馆参赞冯德尔,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广警和之,法国驻华使馆参赞盖德,亚太地区村社林业培训中心主任苏克翁,美国特别探险旅行社董事林德布雷德,日本滋贺县林务绿政课课长印田正郎,日本教授林业考察团团长新考里和,联合国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世行原顾问卢滨峰,爱国侨胞彭立珊,香港新华分社宣传郭长孙南生、香港商报总编马力,香港文汇报副总编刘再明,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唐驾时,香港天天日报总编李启焕,香港中国新闻社副总编刘雨生,香港经济与法律杂志社副社长陈应良,香港晚报副总编梁德标等。
湖南省有关部门和中共大庸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的负责同志也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由陈邦柱省长致开幕词,肖征龙市长致欢迎词。国家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程文栋讲了话;组委会名誉主任宋健指示国家科委、国家环保局发来了贺电;北京市人民政府赠送了花篮。上午10时,开幕式“森林之歌”大型团体操表演开始。表演分6场,为时1小时。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3000多名演职人员共同承担了演出任务。团体操从内容到组织形式都成功地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大合唱、振兴大庸的志气歌,受到中外来宾和3万多观众的广泛赞誉。湖南省电视台对开幕式向全省作了现场直播。
——机场奠基典礼。11月8日11时40分,在机场工地举行了大庸张家界飞机场奠基典礼。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长王斌主持奠基典礼,全国人大廖汉生副委员长以及参加开幕式的主要领导和中外来宾共1500人出席了典礼仪式。广州民航局张青林副局长和肖征龙市长分别讲了话,廖汉生副委员长、熊清泉书记、陈邦柱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等领导和中外来宾参加奠基培土。
——人园式。11月8日16时,入园式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售票门前举行。中共大庸市委书记赵杰兵主持仪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国家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程文栋、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参加人园式剪彩。16时20分,中外来宾在张家界老磨湾植纪念树,并签字、合影留念。
——主题会。11月9日,国际生态林业学术报告会在张家界琵琶溪宾馆举行。中国林学会理事长董志勇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副省长陈彬藩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致词。国家林业部造林经营司司长祝光耀作了题为《中国林业的新发展》的报告,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洪松涛作了《湖南林业在前进》的讲话。9~11日,湖南林业建设成就展览在张家界宾馆快餐厅举办,“森保节”盆景、花卉展览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老磨湾举行。
——闭幕式。11月11日晚7时30分,’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暨中国奇山异水游首游式闭幕式在武陵源专家村宾馆举行。肖征龙市长主持闭幕式,陈彬藩副省长致闭幕词。然后,举行“森林之恋”文艺晚会,由湖南民间歌舞团演出。21时30分,“森保节”闭幕式及“森林之恋”文艺演出结束。湖南省电视台向全省作了转播。
’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暨’92中国友好观光年奇山异水游首游式,自11月4日经贸展销会开始至11月11日降下帷幕,历时8天。由于组委会加强领导,全市人民共同参与和省市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获得了圆满成功。
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客商参加了经贸展销会。应邀参加各项节日活动的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外宾,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名内宾和300多名中外记者。这次“森保节”突出了“森保”主题,体现了民族地方特色。整个节日活动内容丰富,既有隆重的大型团体操和飞机场、台湾山庄奠基典礼,又有精巧的花丼盆景、民俗风情、旅游资源、林业建设成就等多项展览;既有专题研究森林保护的全国长防会议和国际学术会议,又有轻松愉快的森林旅游;还有盛况空前的经贸展销和充满友好气氛的利用外资洽谈。这次节日活动组织周密,无一例上访事件,无一例交通事故,无一例治安案件。陈邦柱省长以“国宝展新颜,秩序井然,兴旺繁荣”13个字高度评价了“森保节”。
——广交了五洲四海的朋友。“森保节”期间,来我市参加节日活动的达1万人以上。通过他们的宣传,将大大加快我市乃至湖南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张家界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知名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旅行开发部主任尼尔森感慨地说:“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将组织风景、自然、生态和民族风情的专门旅行社,畅游武陵源。张家界机场建成之日,也将是重洋万里的绿色之路铺成之时!”
——节日搭台,经贸唱戏,经济效益明显。经贸展销会成交总额达3.6亿元。其中内贸成交3.5亿元,外贸成交1328万元。我市企业成交27677万元,外地成交8364万元;现货成交8182万元,期货成交27589万元,零售2797万元,批发3.3亿元。签订外经贸合同、协议34个,利用外资2785.7万美元。其中签订合资(合作)合同19个,利用外资1685.5万美元,签订合资(合作)协议15个,利用外资1100万美元。外商投资50万美元以上项目9个,利用外资1493.6万美元。
——大大加快了我市基础设施和软件建设的步伐。总投入近5000万元,使4个方面的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1)交通和城市道路等得到改善。1801线在我市境内路面全部改造成油路;广州铁路局将大庸北至广州的直快列车改为特快;新修了景区通往市区的8公里公路;改善了景区内环公路,城区子午西路已打通;万门程控电话和微波通信工程均在节前完成;完成了城区澄潭水厂供水管网配套工程,兴建了张家界自来水厂;拆除了乱占乱建棚点、房屋;按景区规划新建了一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经营门店;改造了城区广场,改造了金鞭溪上段游路;在黄石寨兴建了南方园林风格的观景台;兴建了设计独特的张家界入园门;城区、景区各宾馆、饭店进行了更新改造,提高了接待能力。(2)全市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城市意识、商品意识和团结奉献精神大大增强。(3)唤起了社会各界对绿色的向往和对森林保护的重视。(4)培养了一批组织协调、文艺宣传、工程指挥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骨干。
“森保节”的成功举办,使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外国友人亲身感受到了湖南大庸自然风光的优美奇特和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与组织能力,激发了投资和旅游观光的兴趣。
有关部门决定,国际森林保护节每年都将定期举办。我们相信有更多的新朋友踏着“森保节”的旋律,走向张家界,走向大庸,走向湖南,走向中国,去攀登“团结、友谊、进步、发展”的新高峰。
首届“森保节”开幕式大型文艺节目《森林之歌》,是整个森林保护节的开台锣鼓。这台锣鼓打得出色,成功地完成了组委会交给的表演任务,在海内外来宾和全市人民中留下深刻印象,博得了盛誉。然而,在这种“盛誉”中,却不知包含了多少心血、多少汗水、多少期待、多少关心和支持啊。人们永远忘不了那段极不平凡的日子。
1991年元旦,大庸市政协委员、市文体广播电视局群众艺术馆副馆长楚德新和群文专干吕桂平邀约在姜阳春家里,开始筹划首届国际森林保护节开幕式大型团体操表演的大事。
“地球呼唤绿色,人类渴望森林。让“森保节”在绿色海洋里度过。
“开幕式要亮出大庸气功之乡的真功夫。”
“让武陵土家人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融于‘森保节’中……”三人围绕热烈、隆重、新颖、独特的主题,各抒己见,不谋而合,构思成开幕式节目第一个方案——1580人分8场表演,需经费647380元。他们觉得环境保护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举办国际“森保节”,是对全球性环境保护的积极反映。出于高度的责任感,楚德新和吕桂平在上级没有明确谁抓开幕式节目责任之前,就把这件事,列人了群众艺术馆的重要议事曰程,把设计大型团体操的方案看成他们的天职。
1月20日,他俩反复推敲,第二次修改方案。
2月15日,他俩商议,主动向市文体广播电视局汇报,得到了符昌瑞局长和局党组成员卓尚渊同志的赞同,并一道策划成3500人上场表演6场节目的表演方案。在此基础上,他俩又三上市政府,超前找领导请示,向“森保节”执委会献计献策,征求领导意见,反复修改开幕式表演方案,每一次都有新的删、补内容。根据多方的建议,乘五一劳动节假期,他俩坚持不休息,每天晚上从7点一直干到次日凌晨3点,加班加点,连续6个晚上,终于完成了大型团体操音乐设计创作和导演艺技指导具体方案。
5月23日,大庸市政府“森保节”执委会采纳楚德新和吕桂平两位同志的建议,作出了加强力量,抽调干部,成立开幕式组,实行编导人员集体办公的决定。
5月27日,“森保节”执委会正式批准开幕式大型团体操排练方案,交“森保节”宣传文艺部负责组织排练。
6月3日,从全市两区两县抽调的20名节目编导人员正式集中办公,集思广益,通过了第八次审定的首届“森保节”开幕式大型团体操排练方案。
《森林之歌》大型团体操由鸣礼炮、奏节歌、升节旗的隆重庆典拉开序幕,分“乐园迎宾”、“欢乐的毕兹卡”、“喜庆丰收”、“团圆锣鼓”、“神功异彩”和“绿色海洋”共6场表演。3500多名演员参加演出,时间一个半钟头。宏大的阵容,有限的时间,一流的要求,对于从来没有搞过如此大型团体操演出的山区儿女,谈何容易。担任音乐和导演总设计的楚德新和吕桂平同志更是万分火急。怎么办?他俩的回答是困难压不倒土家人,一切力争高水平。多少个日曰夜夜,他俩配合默契,综合编导人员的集体意见,绘出了一本本排练脚本,进一步修改完善了艺术构思和场次画面动作的变换形式。这给3500多人的排练,奠定了基础。
他们艺术构思的总原则•.一是突出以天蓝、地绿、水清为主体色彩,突出森林保护主题,着力艺术地表现张家界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二是突出民族特色,着力表现大庸独特的民族风情。音乐以民族音乐为主旋律,借助现代电声乐器,现代音乐手法,使之既古朴粗犷,民族风情浓郁,又具有现代音乐美感。如《摆手舞》以土家“咚咚喹”为主旋律,激越豪放;《苗鼓舞》以苗族“帆固腔”为基调,深沉、柔和•,舞蹈以民族舞蹈为基础,结合现代新潮舞美,采取大阵容、大调度,以波澜壮阔的磅礴气势,来展示“国际性”的大场面。三是突出民族大团结。节目开头,以《相逢在张家界》的团体舞表现大庸市150多万人民欢迎嘉宾的盛情,中间则是三个民族三场舞。即土家族《摆手舞》、白族《仗鼓舞》、苗族《苗鼓舞》。结尾《绿色海洋》表现了世界人民保护森林,欢呼“森保节”的主题思想。整个节目一气呵成,是一场壮观的民族大合唱。
为了使排练方案变成演员理想的群体动作,编导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总导演吕桂平煞费苦心地向执行导演交底,给演员一场一场地示范,手把手地教,不仅在烈日高照下不能离开,就是夜晚也无法安稳地度过。彩排前后,他通宵睡不着觉。由于操劳过度,他连续生了两场病,但仍坚持吃药打针上排练场。他声音喊嘶了,就挥手式、打“哑谜”指导排练。为了搞好音乐录制,楚德新拖着早就急需动手术的病体,不顾脊髓空洞之疾,坐立不安之苦,考虑到磁带剪辑太多,排练时间长,原声带失真过大,表演时间由原定的一个半小时缩减到一个钟头的特殊情况,他决定第三次去武汉配录音。在武汉期间,连吃饭睡觉都在录音棚内,直到优质、高效的将录音带灌成。他们这种身体力行,忘我严谨的工作作风,刻苦拼搏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3500多名演员的参与意识、整体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
我当时作为搞剧务工作的,集剧务、出纳、后勤于一身,也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休息,彩排时缺少旗杆,我连夜带人爬到山上去砍。《绿色海洋》执行导演张兴安,顾不上照顾家庭,孩子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老师找她谈话,她只有串串热泪作答。《摆手舞》执行导演唐晓年近五十,家离排练场好几里路,但从未迟到。节歌组副导演董球,既有导演任务,又负责组织服装制作和管理。该组另一副导演宋小兰,小孩长时重病,自己身体也不好,但为着节歌的修改完善,除利用正常时间排练外,还加班加点地辅导。《摆手舞》副导演杨一红,在排练中两次病倒,仍不忘工作。
广大演员更是乐于吃苦、勇于拼搏,无私奉献。排练中有6名孕妇流产,5对原定国庆节举行婚礼的舞蹈演员推迟了婚期。《苗鼓舞》中的10名女鼓手,都是年轻妹子,练习中手磨破了皮,但她们从不叫苦,胶布一贴又上阵。白龙泉中学演员张永利,在排练中两次晕倒,但从不下场,民贸一局演员宋媛媛,在击鼓中不慎将价值昂贵的手镯打碎了,她只是一笑了之,拾起碎块继续排练。白龙泉中学另一演员黄敏,家里11月1日不幸失火,房屋烧毁,当时正在排练,老师要她回去。她说:“我回去也没用,一走,排练调度就会空位。”协力学校领队教师丁明跃,父母先后病倒,在长沙住院,他未去看望。记者采访时,他的回答是:“为了“森保节”,忠孝不能两全。”
《绿色海洋》节目组为了使“龙虾花”的扮演更加完美,学员们一个个单独训练,不过关决不下场。《摆手舞》节目组为了使队列整齐如愿,实行了队列专场训练,竞赛评分,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完善整体形象。
迎着困难上,用汗水练出精湛艺术,这是3500多名演员和《森林之歌》编导者的坚定信念。尽管一个半钟头的开幕式表演节目已连排成型,但是“森保节”执委会最后作出了将整个表演时间,包括进出场,只能压缩到一个钟头的决定。六个节目,一个平均10分钟。全体演员二话没说,一切行动听指挥,硬是在酷暑烈日之下完成了艰苦的排练、预演。特别是24名土家健儿一刻钟表演完4个高、新、险的大庸硬气功节目,平均不上4分钟,无不展示出构思严谨之匠心,短小精悍之魅力。
本着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原则,道具组的两个孕妇和一个年近古稀的艺人三个月如一日默默地作出奉献。他们在灯、服、道、效、景的购置上,费尽心机,献智献力。他们利用废高压圈、废铝线自制手镯、项圈、自制头饰、铜铃,自扎花束一万朵,自制道具12233件,节省经费45000多元。同时,广大演员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减少补助,使开幕式演出总开支压缩到21万元,比常规预算50万元减少了29万元。
由楚德新和吕桂平领衔策划并创作、导演的大型团体操《森林之歌》,得到了3500多演职员及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有力配合,在10月24日预演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半个月的细抠精排,终于在开幕式上一展雄风,演出了新意、唱出了特色。
第一场:“乐园迎宾”——“相逢在张家界”节歌表演。这是由国家一级舞蹈演员、湘西籍舞蹈专家龙廷波领衔执导的新潮流大型歌舞。
永定区4所中学的400名女学生和100名男生,穿着现代彩装,在犹如碧树丛林的100面绿色彩旗中,欢歌载舞,他们集大庸市150万人民的心声,卷、开着两组对称的螺丝旋顶的队形,巧妙地摆开张家界“黄石寨”搭起的歌台,汇拢“金鞭溪”“龙虾花织成的花带”。让“团结的路”、“友谊的桥”,“通向一个绿色的世界”!他们穿丛林,越林海,纱巾翻白浪,彩旗舞绿涛,时而轻柔,时而婉转,时而高亢激越的节歌表演,好似张家界的山在动,金鞭溪的水在流,旅游胜地,人心向往。
第二场:“欢乐的毕兹卡”——土家摆手舞。土家族服饰装扮一新的298名男女青年,由12支土长号吹奏进场,推出9平方米的表演大平面,簇拥在大明伞、龙凤旗下,伴随毕兹卡的欢快锣鼓,跳起了勤劳勇敢的土家人民耕耘、播种、插秧、扯草、割禾、挑包谷等农事舞和相亲相爱、喜庆丰收的幸福舞。120名男青年各持一对八宝铜铃,有节奏地伴舞,憧憬美好未来,象征家兴国旺,如意吉祥。
第三场:“喜庆丰收”——苗鼓舞。200名苗家盛装的后生和姑娘,推出10面油光发亮的大红鼓。10个黛帕(苗语:姑娘)各打一面大鼓,40个年轻的后生,4人一组,双双对面击边。他们用翩翩舞姿,托出美好的祝福,献给宾朋。鼓声咚咚,彩绸飘飘,喜庆又—个丰收年。灵活多变的队列和调度整齐的画面,总是鼓起鼓落一个音,体现了民族团结一条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使落后的苗家人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系在鼓捧上的黄绸金须,随着鼓捧挥舞,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犹如翻滚的稻穗麦浪。10面大鼓胜似座座丰满的粮仓。50人击鼓,150人伴舞,展现着五谷丰登,歌颂太平盛世的风情画,真是美不胜收。
第四场:“团圆锣鼓”——白族仗鼓舞。咚!咚咚!!咚咚咚!!!贺龙元帅家乡——桑植县的白族仗鼓舞敲响了。270名全身崭新白族装束的男女青年,在现场溜子打击乐,4架万明伞和16面龙凤旗的辉映中吆喝着登场。随之240名男女各自有节奏地打起了长长的仗鼓(120个)和扁圆的盘鼓(120面),队形齐整,画面更新地表演着“二摆二转”、“兔儿望月”、“野猫戏虾”、“五咪击鼓”、“苏秦背剑”、“魁星点斗”、“童子拜观音”和“单花鼓”等白族人民独有的舞蹈。姑娘们斟上香甜醇美的“包谷烧”,递给为正义而战,凯旋的亲人,追逐在禾场、寨门,一个接一个的好长好深的脚印,无法形容的渴望与企盼,凝聚成潜在的种子,播在凯旋之日。顿时,鼓点似乎落进绿色的大地,将生长出新的希望。
第五场:“神功异彩”——大庸硬气功。这场节目是由国际气功大师赵继书和民间气功师龙传洲领衔主演的惊奇的硬气功。他们的20名高徒表演“八人银枪刺喉”、“四人腹卧钢叉”、“双人碰碑”、“八车争体”等节目,是大庸20多个硬气功传统节目的精华,平时很少亮相。
你看那4位裸腹卧钢叉的勇士,不仅摆开了左右二位各自单卧、旋转不停的绝功对称图,还展示了中间上下一对腹卧钢叉尖的传奇画。任凭8辆摩托车各拉一根系在气功大师四肢和脖子上的绳索,向8个方向加大马力猛拉,而“力大无比”的硬气功师在浓烟滚滚的中间,却岿然不动,体肤完好无损。简直不可思议,令人悬心吊胆,回味难尽。
为何领衔大师未上马,徒弟们能表演出如此惊心动魄的神功呢?“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鬼谷子鼻祖等远师且不论,就说现场督阵的国际气功大师赵继书吧。他1979年随国家元首出访西欧七国,表演“卧刀破石”、“腹卧钢叉”,轰动了卢森堡大剧院。国王激动难抑,亲手将珍藏了多年的开国纪念章赠与他。如今上万人练功防身健体的大庸硬气功之乡的健儿们,不仅参加过10多部电影、电视功夫片的拍摄,还多次应邀为海内外友人表演。这次开幕式,他们又准备了新奇惊险的节目,一心要把大庸硬气功象播撒绿色的种子那样,传遍全世界。
第六场:“绿色海洋”——碧树迎宾,鸟语花香。这最后一场是1500人气势恢宏、琦丽壮观的大型团体操和群舞的综合艺术表演,表达出山美、水美、人更美的诗情画意。绿带、红花象连环的珍珠闪光,1000片银杏翠叶抖出甜美的微笑,欢迎海内外的绿色使者,探索绿色王国的奥秘。
队形随风浪波动变幻,花瓣在碧叶开合中溢彩,前后左右,此起彼伏的绿涛翻腾,引出一群海的女儿——“龙虾花”。那艳丽服饰装扮的舞女翩翩起舞,如荷花出水,含苞待放,在绿涛林海中寻珍探奇,又引来了成群结队的“琢木鸟”在这里安家。接着是500名挥动“金芙蓉”鲜花的小女孩欢腾而上,500名小男孩将3000只系着绿色飘带的彩色气球放飞。
顿时,绿色海洋的波涛冲天而起,锣声、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把整个开幕式推向高潮。
“森林之歌”开创了大庸市大型团体操的先河。它是大庸市民族文化艺术面向国际的一次全面的高水平的展现,为整个“森保节”起到了“增光”、“添彩”的作用,为大庸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大庸起到了推动作用。难怪上海张驰认为:“给人印象最深的还在于开幕式那台大型团体操“森林之歌”,那简直就是一部湘西各族人民与天地奋斗,与人间丑类搏击的斗争史,是一曲真正的生命的赞歌。”
1991年11月9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土家青年舞翩跹,青山秀水迎嘉宾》的新闻,高度评价了“森林之歌”的成功演出。
台湾星光旅游团总经理黄宏德先生说:“大型文艺节目表演太精彩了。大庸硬气功是真功夫,若是去台湾演出,准是场场满座。”
“森林之歌”的成功演出,不仅是编导得法,演员努力,单位支持的结果,更关键的是各级领导的重视。森保节宣传文艺部部长符昌瑞半年在群众艺术馆蹲点,极力做楚德新和吕桂平的后盾,及时指点,掌舵护航。总监制、主抓“森林之歌”的市文体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卓尚渊同志一直“钉”在排练场,做思想工作,主编《排练简报》,有力地促进了排练工作的顺利进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更是把督促、检査“森林之歌”的排练,作为举办“森保节”的大事来抓。市委书记赵杰兵、市长肖征龙、常务副市长梅兴保、市人大副主任周绍明、市委常委、市委宣传统战部部长汪春初等同志多次到排练现场动员、检查、现场办公,解决场地、扩音等难题。尤其是市长肖征龙同志在彩排前轮流到每一个排练场去看望、问候,向演职员鞠躬致谢,使广大演员深受感动。永定区委领导杨次伟、刘曙华,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排练工作。为把演员组织好,区委先后指派宣传部副部长宋明义,区文化局副局长张学洵专抓演员考勤。
众擎易举,正是由于有了各位编导的精心指导,广大演员共同努力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表演才得以成功,“森保节”的开台锣鼓才得以打响,中外来宾和全市人民才得以轰动,大庸市才因此博得很高的声誉。
“森保节”过去了,“森林之歌”的表演过去了,但排练和表演场上那种“积极奉献、勇于拼搏、团结进步、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森保精神”却永远激励着人们……
那是1991年8月份,当我看到《大庸报》上刊登的征集第一届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吉祥物的启事时,心里不由一动。我决心试一试,即使没被选中,也是为“森保节”出一份力呀!当然我希望我和我的作品能够幸运。
我开始构思,脑海里出现了许多动物和植物,保护森林的琢木鸟、玲珑的小松鼠、武陵源独特的鸽子花、龙虾花……我一边想一边设计,可总觉得都不尽人意,因为吉祥物一定要有意义、有代表性、有艺术性,且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我请教老师、翻阅资料、绞尽脑汁,想到了小猴。张家界茂密的森林是猴的乐园,它们聪明、敏捷、活泼、逗人喜爱,深为人们熟知。用它来做吉祥物,人们定会喜欢。目前,我国的森林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何不画一幅“小猴植树图”,以启迪人们积极造林、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小猴都在积极造林,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更何况我们有着无穷智慧的人类呢?我用绿色着底,它有着生机勃勃、祥和的意境,小猴身着一套淡黄小衫裤,肩上扛着一把小铲,铲上一边挂着一只小桶,顽皮地笑着、跑着,桶里水花四溅,像是在召唤它的小伙伴们:“瞧,我比你们快呢,大家加油啊!”
小猴被选中了,成为首届国际“森保节”的吉祥物,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就叫“欣欣”吧,因为这是我对新兴旅游城市的祝愿,祝愿国际“森保节”圆满成功,祝愿大庸市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1991年11月8日上午,大庸市人民广场。
花的世界,绿的海洋。碧蓝的天空飘系着“地球呼唤绿色,人类渴望森林”、“热烈欢迎来自五洲四海的绿色使者”的巨幅彩色标语。9点30分,举世关注的’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暨中国奇山异水游首游式,在《相逢在张家界》的节歌声中隆重地拉开了帷幕。当湖南省副省长、“森保节”组委会主任陈彬藩,向来宾和观众首先介绍就座在主席台正中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时,全场欢声雷动。他老人家顿时激动地站立起来,长时间地挥着礼帽,向家乡人民致意!向大庸150万人民祝贺。
廖汉生副委员长是湖南桑植县人。这位1929年跟随贺龙干'革命,1935年11月参加长征的老将军,正逢八十寿辰之际,回故乡祝贺首届国际“森保节”的举办,这对大庸人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当记者采访他时,廖老却说:“我是来当啦啦队的!”
举办“森保节",对大庸来说意义深远。当湖南省有关领导在北京向他汇报时,他极为赞许和支持。节日开幕前的三天,他就偕夫人柏林、贺龙女儿贺晓明等,于11月5日抵达张家界。6日,他在省市有关领导陪同下,视察了索溪峪和张家界的部分景区建设。张家界对于廖老夫妇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这是第三次进景区了,显然二老是抱着关心景区建设之心,看看这里近年来的变化而劳驾的。在视察中,廖老对张家界的建设表示满意,对景区今后的发展也向随行有关领导提出了建议。
11月7日下午,廖副委员长下榻琵琶溪宾馆,在会见湖南新闻界部分记者时,他非常兴奋地对记者说:“森林保护节的宗旨不错。”“因为保护森林和发展林业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接着他还从我国大办钢铁,毁林开荒,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后果,进一步强调了保护和发展森林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没有森林,或者森林被破坏了,不仅影响当代,而且要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这次“森保节”不仅对张家界、对全省,而且对全国和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当天,他挥笔题写了“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旅游事业”的题词,祝贺节日,寄予厚望。
这一遍一遍地为““森保节””呐喊,不正说明了廖老“是来当啦啦队的”吗?可见他所说的“当啦啦队”,另有深意啊!
11月7日上午,廖副委员长偕夫人等,在省人大主任刘夫生、中共大庸市委书记赵杰兵等领导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公园的老磨湾,兴致勃勃地观看“森保节”花丼盆景展览。
廖老身着棕色皮茄克,头戴棉毛贝蕾帽,精神矍铄,边看边与随行者谈笑风生。每进一馆,当看到一件件造工精致、色彩艳丽的根雕、盆景时,他老人家都赞不绝口。衡阳馆内墙上一首诗更引起他的关注。这时站在旁边的大庸市委书记赵杰兵助兴朗诵道:“植树栽林世界同,参天覆地绿荫浓,人间张遍清凉伞,只隔骄阳不碍风。”廖老听后连声赞道:“妙!妙!妙!”
在一片花的世界里,在一盆湘西称为“救兵粮”的野花(又名木瓜籽)前,这位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驻足良久,伸出那宽厚的大手抚摸着盆景,他追述起1929年跟随贺龙闹革命,在长征途中吃这种“救兵粮”充饥打仗的情景。随后,他和夫人柏林打趣道:“‘救兵粮’,‘救兵粮’,你当年救过我们红军多少命哩!”在旁的人都给逗笑了,摄影记者们“咔嗦”拍下了这美好的一瞬间。
11月8日那天,家乡人民关注着廖副委员长参加绿色盛会的每一项活动……9点30分至10点30分出席“森保节”开幕式,11点40分至12点30分出席大庸张家界机场奠基典礼,并为奠基挥揪培土。
下午,他不顾一天的疲劳,仍然出席在张家界公园举行的“国际森林保护节暨中国友好观光年奇山异水游首游式人园仪式”,并和中央、省有关领导共同为入园式剪了彩。
紧接着,就是植纪念树。由于一天的紧张活动,廖老的确有点倦意了,但他听说是去张家界公园内的老磨湾植洪桐树,特别高兴地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步行200多米来到工地上。前来观看植树的人成千上万。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想亲眼看看这位当年长征经过此地的红军老战士。
廖老虽然高龄,但挥起锹来,仍不减当年打仗的劲头。他不停地往一棵珙桐树苗坑内铲土,小心翼翼地提扶树苗将填土踩紧,然后对身边的人说:“这树珍贵得很呢,是植物世界里的‘活化石’,今后要好好保护啊!”他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植下了一片珙桐、香樟、云杉等珍贵树苗,给公园增添了一片新绿。
廖副委员长自1935年离别故乡后,44年后的1979年第一次回故乡,1984年和1986年又两次回桑植。3次回乡,都对家乡的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使家乡人民受益很大。这次来张家界出席“森保节”,乡亲们期望他第4次回故乡看看。
11月7日,桑植县委书记杨泽民、县长尚立义特意到张家界琵琶溪宾馆看望他。他非常高兴,同他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当他了解到桑植这几年的变化情况后,感到十分高兴,微笑着说:“你们这些‘父母官’干得不错嘛!”
廖老谈得最多的话语是桑植老区的建设路子问题。他认为市、县确立并已实施的“靠山吃山”,开发山区商品生产的路子是对头的。他说:我们家乡底子薄,发挥山区优势,还要依靠科技进步,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交谈中廖老还对桑植的工业发展和“贺龙电站”的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这些年来,廖老对张家界老区建设作了不少贡献。当记者和有关领导同志代表家乡人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同答说:“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了不少贡献,我们桑植当初十来万人牺牲了2万人,我不做点事,对不起先烈啊!”他老人家还风趣地对陈彬藩副省长说:“要继续为湖南的老区建设当‘叫化子’哩!”
廖副委员长在出席“森保节”的4天时间里,在他频繁活动的言行中,洋溢出的那种浓厚的故乡情,给张家界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张家界人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盼望他回来再叙乡情……
武陵源“是我国地学的一块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天赋的宝贵旅游资源”(世界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先生语)、“是无价的地球纪念物D它不仅属于中国人民,而且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要让世界人民来了解它,认识它,保护它”(1989年10月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会议评语)。基于这一点,国家建设部于1991年10月120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巴黎总部,递交了一本8万余字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武陵源》绿皮书及录相带、画册、幻灯片等有关资料,邀请来华考察,申请将武陵源列人世界遗产(以下简称“遗产”)名录。同年11月,建设部周干峙副部长在参加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盛会时,通知我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于1992年5月上旬派员来中国考察验收。
为了认真搞好遗产的考察验收工作,市委、市政府、区工委、区政府先后9次专门召开会议,具体研究、部署迎接遗产考察验收工作。肖征龙市长说:“这次迎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区工委、区政府在全区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全区上半年的中心任务就是抓好迎接“遗产”考察验收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一工作让路、开绿灯。12月底,区政府派一名副区长带队专程赴黄山学习考察,学习黄山迎接遗产考察验收的经验,从而弄清和明确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考察自然遗产的重点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及其保护措施。
1992年1月13日,区工委、区政府成立了迎接遗产考察验收工程指挥部,区长卢建国同志亲自担任指挥长。指挥部下设遗产办、资料图片组、保护清障组、基建工程组、后勤接待组。之后,区综治办、建设、国土、交通、农林、工商物价、文化、旅游、公安、交警等部门以及张家界管理处、天子山、索溪略镇、协合乡等各个单位便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车出车,全力以赴投入了“迎考<工作。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武陵源考察验收合格,摘取世界自然遗产这顶“皇冠'这样,我们在短短的4个月内,就完成以下一系列工程:委托省林业勘测设计院编制了《石英砂岩峰林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等七个单项规划,弥补武陵源保护规划的不足;委托中南林学院编印了《武陵源动植物名录》一书,创办了武陵源动植物标本馆,馆藏动物标本203种(其中昆虫标本120种),植物标本600种;请中南工业大学翻译完成了综合汇报材料及陈国达教授《武陵源峰林及溪洞成因浅说》一文;请省电视台制作了《武陵源》风光录相带;区政府耗资4万元特地购置了现代化的镭射投影机设备;拆迁了吴家峪口和水绕四门90户居(农)民,并平整和绿化了场地;拓宽改造了绿喁山庄至回音壁、十里画廊东风桥至神堂湾口2.2公里高标准石板游路、吴家峪口2.7公里进山公路;完成了黄龙洞灯光改造;修建了吴家峪口标志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标志);拆除了十里画廊、西海、贺龙公园沿线个体经营摊棚和全部违章建筑物;对金鞭溪、卧龙岭、西海沿线树木采取了保护措施(围栏908棵,挂牌616棵),并将沿途石壁上乱刻乱写痕迹全部涂刷复原;同时,5月5日至6日,由卢建国同志带队,请省外办主译刘宪光副处长、中南工业大学外语系年轻的副教授盛之及有关陪同人员沿确定的考察路线进行了模拟“演习”。上述工程项目总投资达440万元,仅向市、区农业银行贷款就达380万元。
万事倶备,只欠东风。
5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桑塞尔、卢卡斯两位博士由国家建设部城建司副处长曹南燕、国际合作司处长呼中平、中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官员景峰、省建委风景园林管理处处长周淑兰同志陪同,从长沙抵达武陵源,对武陵源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两天时间内,桑塞尔和卢卡斯先生考察了金鞭溪、水绕四门、西海、石家檐、贺龙公园、卧龙岭、十里画廊、黄龙洞等8个景点,参观了动植物标本馆,观看了精彩的大庸气功和民族歌舞表演,并与市、区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相互交换了意见。
考察中,桑塞尔、卢卡斯先生对武陵源独特的峰林景观和保护完好的生态、植被环境十分赞赏。在天子山云青岩观景台,他们亲眼目睹了气势镑礴的武陵源峰林和变幻多姿的云海奇观,兴致盎然,赞不绝口,尽管大雨倾盆,却久久不愿离开,称赞“武陵源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令人心旷神怡”。进人金鞭溪、水绕四门,置身于树木掩映、峭壁乱横、奇峰错耸、怪石百态、溪水跌宕多姿的峡谷之中,两人完全被那豁而幽、活而静、旷而野、秀而灵的美景所陶醉,不断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将最美的画面摄入镜头。卢卡斯先生非常高兴地说:“这么清澈的水、天然的植被,又没有人烟,这在亚洲罕见!”同时,他们对当地政府在环境卫生、树木保护、森林防火、旅游管理等方面所实施的行政管理,以及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尤其是对切实加强核心区自然资源的保护,逐步将农民迁移到缓冲区从事第三产业的作法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他们对景区的管理机构设置、现有旅馆、床位、游客量、垃圾处理、水质和保护、开发建设资金的来源、使用及核心区农民的生产、生活及存在的房屋用途等问题比较关注,并向陪同的卢建国区长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了解。
5月29日下午,桑塞尔、卢卡斯先生与国家建设部、中国教科文组织的同志和市、区政府领导梅兴保副市长、卢建国区长及市、区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在座谈会上,卢卡斯先生简要地介绍了世界自然遗产公约的内容和组织评审自然遗产的工作程序。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公约组织于1972年成立,今年正是20周年,并于同年11月16日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组织由选出的21个缔约国的代表,组成“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简称“世界遗产委员会”),它对各国申报的文化、自然遗产的审批程序是:由申报国提供有关文化、自然遗产的财产清单(即遗产所在地和有意义的文献资料),再委派有关专家赴实地进行考察评估,由专家写出考察评估报告,然后将考察报告提交给委员会下设的“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进行初审,保护联盟初审通过后,交委员会终审,实行举手表决。根据遗产公约规定,武陵源申报自然遗产符合公约第一章第二条的第三款,即“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这次考察后,7月中旬初审,12月上旬在美国纽约进行终审。之后,他们对武陵源今后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提出了8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科学地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武陵源开发才10年,年游客量就达到了100万人次,这个速度比较快。大量的游客进入景区,会影响甚至破坏环境。那么从现在起,就要以战略的眼光,运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对景区环境容量,游客流向等进行专门研究,发现问题,寻找规律,制定措施,从宏观上予以控制。
第二,要将核心区与缓冲区区分开来,不要混杂一起。核心区里要严禁从事旅馆服务设施一类的建设,而适度兴建一些小规模的科研、教学设施是可以的。桑塞尔先生指出:核心区是原始的自然风貌所在,要永远保持这种风貌不被破坏。武陵源要走向世界旅游市场,就一定要保护好原始的自然风貌,这样才有永续利用的价值,也才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第三,要处理好景区里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当地政府要认真组织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如种植茶叶、水果,加工生产工艺品,使农民尽量在保护自然资源、开发旅游中获得好处。只有让农民获得好处,才懂得保护的意义,逐步增强保护意识。要尽量吸引农民到景区外围去就业谋生,使之安居乐业,不再返回。这样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
第四,要采取不同措施,利用不同形式增强游客的保护意识。在野生动、植物分布点上和应该保护的地貌地段,要设立醒目的标志,标明保护的对象、范围及其珍稀性或其价值,让游客在旅游观光中不仅获得大自然美的享受,而且受到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此来提高游客的保护意识。他们认为建立动植物标本馆、树木挂牌就是一种好的形式。
第五,要注重景区建设质量。桑塞尔、卢卡斯先生对景区内一些建筑小品,如桥栏、垃圾桶等仿树、竹造型,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的作法给予了肯定。但有些地方,如人行游道两旁植树栽草一排排一行行很整齐,就有人为的痕迹,显得不和谐、不自然。
第六,要尽快培养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中、高级人才,要把培训人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只有有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景区才会有科学的保护、科学的管理。
第七,风景旅游区内应该保留少数民族的服饰、风情,以吸引游人。卢卡斯说,他的国家新西兰,是大洋洲上的岛国,有许多国家公园。政府允许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在国家公园里,并保留其特点,以招徕游客。
第八,针对我国目前颁布的保护风景名胜的法规以及市、区政府颁布的地方法规,大多是以“暂行”的面目出现的情况,他们认为法规不完善、不稳定。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必须建立在法律法规的监督和保护的基础上,否则,保护和管理只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尽快制定出长期、稳定的保护法规。
5月30日晚,汪啸风、陈彬藩副省长在长沙芙蓉宾馆会见了桑塞尔和卢卡斯先生。陈副省长代表省政府向两位专家来湖南考察武陵源表示敬意。他说:“我们希望批准入选,因为武陵源这份遗产是全人类的,希望将这份遗产交给世界人民,让全世界都来保护它。这是湖南6000万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是,不论评估如何,入选与否,我们都将始终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进一步保护好武陵源。保护是第一位的,开发是适度的。如果外商投资开发这里,要破坏资源,给多少钱也不干。”他还热情地邀请两位专家适当的时候再来湖南,共商保护武陵源的大计。桑塞尔先生对陈副省长的讲话十分赞赏。他说:“作为领导人,对世界自然遗产了解这样深刻,了不起。”
当有人问及武陵源能否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时,桑塞尔先生含笑委婉地回答说:“这次考察前景看好,人选的机会很大。”
桑塞尔慧眼识珠,预言准确:1992年12月14日,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美国纽约终审通过,正式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
张家界机场的建成通航,为张家界这颗风景明珠架起了通向祖国千山万水乃至世界的桥梁。为了加快张家界对外开放步伐,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张家界,开发张家界,开放继长沙黄花机场后的又一对外开放窗口迫在眉睫,是推动湘西北地区及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张家界市150万各族儿女都十分盼望张家界航空口岸开放的春天早曰到来。
1993年下半年,大庸市政府在机场建设时,便酝酿、筹划航空口岸的建设蓝图,先后两次向省政府专题报告,积极要求省政府向国务院申报张家界航空口岸开放。市人民政府先后4次成立、调整口岸领导小组,其间刘德美副市长任组长,李刚铤同志也曾亲自挂帅出征,担任组长,具体领导组织指挥口岸申报和建设工作。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在长达7年的申报建设中,先后10多次听取汇报,研究筹建工作,帮助解决问题。市政府在财力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安排前期工作费、建设资金180万元,是市政府投资最多的建设项目之一。为了口岸的长远建设,市政府划出37.5亩土地用于口岸建设。在申报口岸中,其工作难度更是难以想象,可以说张家界口岸申报正是“生不逢时”,正是国家客观上压缩口岸开放,清理和关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差的口岸,加之口岸开放条件苛刻、程序复杂、政策性强、涉及部门众多,所涉部门都必须签署明确意见,而且又是分层次申报,所耗费的时间、精力比其他项目都多得多。
但是就在这种大环境下,刘德美副市长、张启尧副主席带领口岸筹备人员抱着一个恒心、一个目标,就是不怕讲好话,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甚至不怕委曲,先后五下广州、七上北京向国家口岸办、中编办、财政部、国家计委、海关总署、国家经贸委、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民航总局、国家旅游局、总参作战部、空军作战部、广州军区、广州空军、南航公司等部门汇报工作,请求支持。国家口岸办于1995年5月,1996年9月、1997年5月先后3次率民航总局,国家旅游局来张家界现场考察。对我市旅游资源交口称赞,但对基础设施建设感到不足,面对我们的诚心和决心,他们为之感动,都表示积极支持,把张家界口岸开放摆在其他口岸的前面(内蒙、湖北宜昌均在我们前面申报)来办理。
在张家界航空口岸的申报和建设中,市政府现任市长鲁平益、副市长杨次伟、卢建国、原市长助理李彪、市政府副秘书长汪庭建等领导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流下了辛勤的汗水。省政府对张家界口岸申报和建设十分重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构画张家界口岸的灿烂明天。省政府在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安排270万元前期工作费用、建设资金,有力支持了张家界口岸建设。1993年原省长陈邦柱在检查机场建设时曾雄心勃勃,要求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把开放张家界口岸作为大事来抓,与机场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张家界机场通航之日,就是口岸开放之时。省委书记杨正午、副省长周伯华、贺同新不论是来张家界考察或检查工作,还是在长沙都亲自过问、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有关问题。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原省口岸办主任曾署凡同志,口岸办主任赵子冰及省口岸办的其他同志对张家界的口岸建设都十分关心,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建委、省旅游局、长沙海关、省公安厅、边防局、长沙卫检局、原农业厅动植物检疫站等都伸出关怀的手,帮助出主意,想办法,为张家界航空口岸开放奉献了力量。正因有这么多的领导和部门关心和支持,张家界航空口岸才得以早日开放。
1994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湘政[1994]16号《关于请求批准大庸市张家界机场空港口岸对外开放的请示》上报国务院。
根据张家界的机场建设规模,当时境外旅客出入境人数,并考虑今后长远发展需要向国家申报了设立海关、边防、卫检、动植物检疫等查验单位,申请编制180人。在国家口岸办、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军方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快了张家界航空口岸的论证、审批速度,1997年6月29日,国务院以国函[1997]58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开放湖南张家界航空口岸的批复》,批准对外开放。口岸设边检、海关、卫检、动植检等检查检验机构,核定人员编制88人,其中:边检30人,海关30人,卫检14人,动植检14人。
根据国发[1993]44号、国经贸[1993]520号和国务院[1997]58号文的精神,1997年7月市计委以张计[1997]93号《关于请求批准湖南张家界航空口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上报了口岸的建设规模,省计委于当年10月以湘计[1997]630号《关于张家界航空口岸办公、生活用房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批准了口岸的建设计划。省市建委对口岸办公、生活用房初步设计分别进行了评审,并由省建委批准了设计方案。
1997年11月底,张家界航空口岸建设开始动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科学管理,狠抓了工程质量,使口岸建设项目达到快速、高效、优质的目标,完成建筑面积6973平方米(未含宿舍948平方米架空层),其中办公楼2320平方米,宿舍3795平方米,车库、配电房、餐厅、食堂458平方米,战士宿舍400平方米,投入建设资金800万元。
1998年12月2日,国家、省直有关部门及查验各单位组织对张家界航空口岸验收,并顺利通过。1999年4月16日组织张家界至香港首航式,标志张家界航空口岸正式对外开放,由南航公司执行周二、周五包机航班。同年7月开通了张家界至澳门包机航班。
1994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这是我市新建六年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另两件:申请武陵源列人联合国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获得批准,张家界机场建成通航)。从此以后,大庸这个地名将隐居在历史档案之中,张家界,这个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市名将印在中国和世界地图上,以其无限的诱感力,吸引天下游人,招揽八方客商,加快我市开发。
大庸这个地方,自春秋战国以来,数易其名,明洪武初年设大庸县不久改名永定卫。清改卫为县,1914年复名为大庸县。大庸作为县名,共计只有90余年,加之过去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外人几乎无人知晓。1988年,大庸以旅游立市,全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堪称国之瑰宝,世界之最。80年代初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地级市以来,来我市旅游观光的游客总计已达1000多万人次,然而大庸这个地名,外界知之者依然甚少。许多游客闹出了诸如“到了大庸市,不知张家界”,“寻找张家界,走过了张家界”的笑话和误会。他们或当面陈述,或投书报社,强烈呼吁大庸市更改市名。《湖南日报》、《羊城晚报》曾多次刊登这样的读者来信。
这几年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发现很多客商愿到张家界投资,却不愿到大庸投资,其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张家界在大庸境内,招商引资的同志须花费大量的精力解释。实践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提高知名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之一。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向国内外亮出自己醒目的国际标识,对于我市扩大开放、加快开发、促进发展,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1990年11月,湖南省省辖8市市长联席会在张家界举行,面对这举世无匹的名山胜地,会议主持者、副省长陈彬藩同志说:“大庸的自然风光堪称世界之最,大庸有张家界,张家界名扬四海,你们今后要改个名哩!”还有其他领导同志也在不同的场合讲到这个问题。
游客的呼声,对外开放的要求,领导的提示,使我们看到了更改市名势在必行,非改不可,于是,我们下定了更改市名的决心。
我市更改市名的工作始于1991年。改什么名,当初看法不一,经过市名更改论证班子几上几下,广泛征询意见,最后我们决定更名为“张家界”。
张家界是我市自然风景区的核心景区之一,1982年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张家界早已蜚声海内外,知名度如日中天,许多出外招商引客的同志常常有意无意地省略“大庸”二字,很自豪地称自己是张家界的。在市内,一些企业取名字,打广告,早就亮出了张家界的名号,为便于游客旅游。我市的两大重点工程火车站和飞机场都直接冠以张家界的称谓。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大家一致认为,旅游立市,有了张家界,才有大庸市。张家界,这个名字在外有知名度,在内有凝聚力,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既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又有强烈的现代意识。
为慎重起见,1991年,在市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府又将更改市名的问题提交人代会讨论。来自全市各民族的人民代表一致作出决议,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要求市人民政府尽快做好工作。1991年12月5日,第一份“关于要求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的请示”饱蘸着全市150多万各族人民的浓浓期望签发。
更改地级市名,是一件十分严肃而复杂的事情。一个市名的更改,涉及到全国交通、地图、邮政、通讯等各个方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务院明文规定,严格控制更改地方行政区划名称。更名需经省民政厅、省政府、国家民政部层层审核同意,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务院审批。民政部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主张以名山大川变更行政区域名称。此外,原大庸地级市成立才两年多又提出更名,给人们以不严肃的印象,这从某个角度来讲给更改市名的工作增加了一分难度。
但是,为了这方仙山宝地更加美好的明天,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去争取。从1991年下半年起到1994年4月止,我们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1993年,市委市政府将这项工作列为全市10件大事之一。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多次上省,3次赴京,请示汇报。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期间,正在参加人代会的国家民政部多吉才让部长挤时间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明确表示:“我支持你们更改市名的工作。‘大庸’容易被人误解有贬意,按照地名管理条例规定,这地名可以改。我把你们的材料交给地名司,按程序由他们办理。”民政部长的支持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立即找到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储波副省长汇报。储副省长当即将我们的请示批示给有关部门办理。7月,省政府关于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的请示上报到民政部。
8月,市政府派副市长严高明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再次赴京汇报。国务委员、分管民政工作的陈俊生同志在百忙中专门接见了我市代表,耐心听取汇报后指岀:“你们的市名该改就改,这是为了发展。”
11月5日,我们又一次进京向民政部汇报,阎明复副部长和区划地名司张文范司长十分重视,大力支持。11月底,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王际桐副司长带领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专程到大庸实地考察论证。王副司长回京后,民政部门及时进行了研究,并上报国务院。1994年4月4日,国务院以国函[1994]25号文件,批复同意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4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仙境”张家界,合力建新城》文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大庸市更名情况。省政府非常重视,4月23日在省城召开了湖南省行政区划更名新闻发布会,全市人民欢欣鼓舞。5月18日,市直各单位正式挂出“张家界市”的招牌。8月18日,市委、市政府举行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和张家界机场正式通航庆典,普市同庆。至此,大庸市更名工作圆满地划上句号。
古人把著书立说当做名山事业,张家界的开发建设,才是一篇大有文章可做的真正的名山事业。更名,只不过是开发张家界、服务全中国、走向全世界这篇大文章的开头。如何丰实这个美名?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省委、省政府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宏伟目标:要把张家界建成全国的旅游大区,亚太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国际旅游新城。山外潮声激荡,目标已经明确,更名,只不过是又一次冲浪的新契机。历史把机遇和责任给了我们,人民在期待着我们,我相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各界朋友的关心支持,有全市各族人民辛勤汗水的浇灌,张家界,这一璀璨的风景明珠,将更加灿烂生辉;张家界,这一旅游新城,将以崭新的风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们将以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宽松的环境加快开发建设,我们期待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希望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开发张家界的行列。张家界,属于大家,属于全世界。
湖南省人民政府:
你省报送国务院的湘政发(1982)55号《关于请求批准将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建成国家森林公园的报告》及湘政电(1982)72号,国务院批转我委研办。经与林业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函复如下:
一、 同意将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面积3.7万亩)建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定名为湖南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该森林公园的隶属关系和管理体制不变,仍由林业部门管理。
二、 森林公园由林业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投资兴建,其建设规模和投资比例,由林业部在审批建设计划任务书时确定。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以及交通、水、电、旅游服务设施等,要会同城建部门进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并按基本建设程序逐年纳入计划实施。
三、 为了确保湘西地区军事设施的安全保密,张家界森林公园建成后,对外开放范围应限于其管辖区和大庸县县城,不开辟空中航线,并按规定的路线进行活动(由长沙经宁乡、益阳、常德、桃源、黄甲铺、王家坪、大庸至林场,如乘火车至大庸站下车,在沿途非开放点不能下车)。
森林公园是大众游览的场所,要加强管理,搞好护林防火和环境保护、安全保卫等工作。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各行政公署,自治州、市、县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国务院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批准,同意撤销醴陵、大庸县,设立醴陵、大庸市(县级),均以原来县的行政区域为市的行政区域。
湖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
你省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关于设置武陵源特别行政区或大庸地区的请示》、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关于大庸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的请示》和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关于大庸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再次请示》收悉。同意你省:
一、 大庸市升为地级市,将原常德市的慈利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市人民政府驻永定区。
二、 大庸市设永定、武陵源两区。以原大庸市的行政区域为永定区的行政区域。以原大庸市的协合、中湖两乡和张家界林场、慈利县索溪略镇、桑植县天子山镇为武陵源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索溪峪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曰
各行政公署,自治州、市、县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湖南省大庸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批复》(国函[1988]77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大庸市升为地级市,将原常德市的慈利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市人民政府驻永定区。
二、 大庸市设永定、武陵源两区。以原大庸市的行政区域为永定区的行政区域。以原大庸市的协合、中湖两乡和张家界林场、慈利县索溪峪镇、桑植县天子山镇为武陵源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索溪峪镇。
三、 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成立湖南省大庸市筹备组,由赵杰兵、肖征龙、梅兴保、宁望林、向万隆、刘国基6位同志组成,赵杰兵同志任组长,肖征龙同志任副组长。
湖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列人此名录说明此文化自然景区具有特别的和世界性的价值,因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保护。
列入名录日期:
1992年12月14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签名):马约尔
湖南省人民政府:
你省《关于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的请示》(湘政[1993]14号)收悉。国务院同意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
张家界,是大庸县北部的一个林场,很少有人知道她。我这回因事,顺便到湘西写生,旅途匆匆,人们给我介绍张家界林场,我先是姑妄听之,后来不少当地同志再三推荐,我才下决心去看看。因为我有过别人介绍风景如何好到头来大失所望的经验。这次看到张家界林场,却意外地使我非常兴奋,如获失落在深山的明珠。
随林场公路登山,数个拐弯,地貌突然大变,峰峦陡起,绿树叠翠,这里是湖南真正的桃花源了,立即引人进入了奇异幽深的世界。这里的秀色不让桂林,但峰峦比桂林神秘,更集中,更挺拔,更野!桂林凭漓江倒影增添了闺中的娟秀气;张家界山谷间穿行着一条曲曲弯弯的溪流,乱石坎坷,独具赤脚山村姑娘的健壮美!山中多雨意,雾抹青山,层次重重,颇有些黄山风貌,但当看到猴子爬在树顶向我们摇晃时,这就完全不同于黄山的情调了。还有那削壁直戳云霄,其上有数十亩数十亩的原始森林,我们只好听老乡们讲述他们曾经攀登的惊险故事而望林兴叹。
张家界林场位于澧水上游,我们不了解连绵不断如此密集的石峰在地质上的价值,但谁都对其间的奇树异草和珍禽怪兽感兴趣。这里有一种自己长有水囊储水的背水鸡,就是闻所未闻的。我先不知有虎有豹……一进山急匆匆就往石林和树林深处钻,是对景色美人迷了。石峰石壁直线林立,横断线曲折有致,相互交错成文章,不,可以说是“画章”吧。人们习惯于以“猴子望太平”、“童子拜观音”等等形象的联想来歌颂自然界形式之美,还往往要用“栩栩如生”来形容其酷似,其实许多石头本身就很美,美就美在似与不似之间。张家界的石峰名堂可多了,什么秦始皇的“金鞭”,什么“三姊妹”……美丽的故事由人们的想像自由去创造吧!
为了探求绘画之美,我辛辛苦苦踏过不少名山。觉得雁荡、武夷、青城、石林……都比不上这无名的张家界美。就以峨嵋来较量,峨嵋位高势大,仗势吓人,其实并没有张家界这么突出的特色,至少大多数美术工作者将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据说由于这数十里的山势像一匹奔腾的烈马,故又名马鬃岭。马鬃岭也好,张家界也好,都尚未闻名,等待游人们为这绝代佳丽起一个更贴切的芳名。
(原载1980年1月1日《湖南曰报》)
3月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批复,准予建立大庸县国营张家界林场。
夏在张家界林场召开全州林场工作现场会。
7月全省各专区林业局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张家界林场召开。
9月全省各专区林业局局长会议在张家界林场召开。
9月湘西自治州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在张家界林场召开。以上几次会议,使人们开始认识张家界。
春全州林场流动现场会在大庸县双溪桥公社林场召开,省计委农林处王处长一行被请上张家界林场考察。
4月湖南省林业厅厅长霍启明上张家界林场考察。霍厅长当即表态,拨款修公路,给一台发电机,安装电灯。
夏由湖南省林业局拨款修建的板坪至张家界林场场部简易公路竣工,结束了该林场建场20年无公路的历史。
12月湖南省林业局陈平在《中国林业》杂志发表《张家界纪游》,介绍张家界林场自然风光。
8月湖南省林业局和省林学会组织以谭松山、缪勉之为首的林业科技人员对张家界林场森林资源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月底撰写出《大庸张家界林场森林资源考察报告》。《报告》中提出有重点的保护、有计划的改造、建立珍贵树种种子园、兴办旅游区等四条建议。
8月湖南省各地(市)委书记和重点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林业现场会,在张家界林场召开。
11月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率省财办主任张力、农办主任史杰、计委副主任王宪甫、林业厅厅长霍启明、粮食厅厅长阎善才、财政厅厅长牛生祥、商业厅厅长孙乐然、交通厅厅长马凯等,在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宁生陪同下,抵张家界林场考察。毛致用指出,要改建、扩宽林场公路,两旁要栽树。
1月
1日《湖南日报》发表画家吴冠中介绍张家界林场自然风光的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并配发了作者的国画《张家界》。
春大庸县水电局副局长周志德写出四篇关于张家界林场自然风景及其旅游开发价值的报告,寄呈湖南省外事办和旅游局。省外事办副主任、旅游局局长杨山对报告写了批语,并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
9月
5~70杨山率领湖南省民航局、文化局、建委城建处等有关单位领导共11人组成的张家界旅游资源考察组对张家界进行考察,提出了具体开发建议。
19日中共大庸县委发出《关于成立旅游事业领导小组的通知》,由县委副书记胡太灼任组长。
9月《中国林业》杂志以“金鞭岩风光”为题,刊登该杂志副总编张家齐在张家界拍摄的风景照片。
11月湖南省美协组织专业画家赴张家界林场写生,创作国画、油画100多幅。
3月
13曰湖南省省长孙国治视察张家界,指出:要搞好风景区规划,修好路,栽好树,可以建些楼阁供游人休憩,必须保持自然美、天然美,不要给景点乱起名。
中旬国家计委农林计划局局长刘中一、林业部工程师韩惠正等在湖南省林业厅国营林场管理站站长李忠谦陪同下,抵张家界林场考察,提出要将张家界建成国家森林公园。
4月
21-22H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焦林义、省委宣传部部长屈正中、常德行署副专员张健等由慈利县委书记赵树立陪同视察索溪峪。焦林义指出,此处风景优美,要大力开发。
5月
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局长周戈千考察张家界林场指出,张家界林场“是一块风水宝地”,“发展出路,一是旅游,二是林业,三是科研”。
8月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万达率领省农委、水电厅、林业厅主要领导人赴张家界考察,指出: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应连成一片,共同开发。并要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拟定三家联合发展旅游方案。万达还将景区内正在动工兴建的首家饭店命名为金鞭岩饭店。
秋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在香港举办青岩山自然风光图片展览,“引来各界人士云集,万头攒动,盛况空前”。
12月
27日湖南省政协文艺工作组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联合在长沙市天心公园举办“青岩山写生画展”。
12月林业部全国森林旅游试点工作座谈会发出《关于旅游试点座谈纪要》,将张家界林场列为全国七个森林旅游试点单位之
1月
140湖南省林业厅向林业部报送《关于报请批准湖南张家界林场开发森林旅游设计任务书的报告》。
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保护稀有珍贵植物的通知》,确定大庸县张家界和慈利县索溪峪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3月中共桑植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作出开发天子山风景区的决定。
4月
4曰张家界林场内首家饭店——金鞭岩饭店落成营业。
8日慈利县人民政府成立慈利县索溪峪旅游资源开发领导小组,副县长严高明任组长。
6月
200湖南省省长孙国治、副省长曹文举主特召开张家界林场建设情况汇报会,昉取省林业厅、建委、旅游局的汇报后,就改造公路路面、通电、通邮等问题作出六条决定。
230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请求批准将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建成国家森林公园的报告》。
6月摄影家黄翔拍摄的《天子山烟云》在日本展出。
7月
6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成立张家界森林旅游筹建领导小组的通知》,确定州林业局局长李礼任组长。
8月
1~2日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桂林、西安等风景名胜区15名园林专家来张家界考察。
9月
25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同意建设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复函》,定名“湖南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0月
4日慈利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成立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通知》,将“五七”林场及索溪峪、军地坪两村划归管理局管辖。
19日湖南省省长孙国治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拨款310万元,将大庸龚家垴至张家界(23.7公里)公路改为四级路面,发出《关于扩建、改建大庸县龚家垴至张家界公路会议纪要》。
10月湖南省美协组织省内21名专业画家赴索溪峪一带写生,与桂林画院联合举办桂林、青岩山风光展览。
11月
29日由湖南省林业厅、建委牵头,省旅游局、邮电局、电力局、交通厅、建筑设计研究院、林业勘察设计院、水利电力学院等单位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进行10天的综合性现场调查研究。考察后编制了《湖南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1983〜1985年建设设计任务书》,提出了建设项目资金安排计划。
11月索溪峪景区建成猴园。
11月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索溪风光》电视片在全国播映。
这年湖南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授予张家界国营林场场长刘开林“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2月
140索溪峪河口村民兵营长毛金初等11位民兵,从当日起至3月2日先后4次进人黄龙洞,发现了洞内奇观。
3月
15日大庸县人民政府颁布《关于保护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自然资源和景观的布告》。
260《湖南林业》杂志社在索溪峪主办全国林业摄影座谈会。《中国摄影》杂志主编、摄影家袁毅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林业杂志、画报社负责人、摄影记者应邀与会。座谈会于4月2日结束。
4月桑植县成立天子山开发指挥部,以加速景区公路、邮电、照明线路和招待所、宾馆等服务设施建设。
4月应湖南省政协、省美协邀请,安徽省湘籍画家赴索溪峪、天子山写生。创作6米长的巨幅国画《四十八将军岩》,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5月
9曰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成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的通知》,确定公园属县级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
6月
26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日降雨量370毫米,老磨湾洪峰高达4.8米。洪水冲毁石桥3座,冲.垮房屋28间,数百名游客被困。
26日和7月6日两次暴雨。索溪河水猛涨,从穿眼洞至吴家峪口共冲垮河堤7处、长1000余米,冲毁稻田8公顷,冲倒电杆29根,叶家岗至百丈峡、宝峰湖的桥梁被冲垮。
8月
4~12R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吴征镒教授和中南林学院祁承经副教授一行10人到天子山等地作植物区系和植物资源实地考察。
8月湖南省美协在天子山举办为时两个月的创作学习班,100多名美协会员参加创作活动,为全国第六届美展提供作品。
9月
7日林业部发岀《关于湖南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设计划任务书的批复》,批准投资996万元作为第一期建设费用。
7曰黄石寨顶北端飞云洞上空出现“宝光”(阳光照射在水雾上发生衍射形成的光环)。
13日湖南省省长刘正率省林业、环保、财政、交通、水电等10多个厅局负责人在张家界和索溪峪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落实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一期建设资金996万元、索溪峪建设资金316万元的具体项目和建设要求。
16日慈利县成立索溪峪建设工程指挥部。
1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北京题写“天子山”三字。
秋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合拍的张家界自然风光《奇山揽胜》电视片和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奇特的砂岩峰林》电影片先后播映。
10月
18日桑植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成立桑植县天子山管理局的通知》,谷志奇任书记,肖家国任局长。同时设立天子山旅游开发公司。
30日天子山管理局与索溪略管理局为石家檐地界发生争端。
11月
28日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视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290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抵张家界视察,下榻金鞭岩饭店。登上黄石寨,漫步金鞭溪,题词“征程万里从未见,天降奇峰到故园”。
12月
3日湖南电视台完成索溪峪自然风光电视片《索溪情》和《地下明珠——黄龙洞》的拍摄。
10曰省司法厅负责人抵慈利县,就石家檐地界纠纷召集慈、桑两县风景区管理部门负责人协商,签订了《维护桑、慈两县边界的协议》。
22日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克在湖南省副省长尚子锦等陪同下视察张家界。
这年索溪峪景区猴园迁至叶家岗隔岩洞。
1月
15曰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批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成立临时党委会,胡太灼任书记。
1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组织景区景点考察组,在5条游览线路上、命名66个主要景点,编写出《导游解说词》。
3月香港摄影家沈筠、张振东在香港摄影画廊展出索溪风光照片50幅。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沿杉林幽径上黄石寨,中途遇雨返回,游金鞭溪。
6月
9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3.5万伏变电站建成,并与中南供电局并网。
6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风景园林领导小组在长沙烈士公园举办武陵风光展览,展出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风光照片300余幅。
春、夏天子山景区修建黄龙泉至石家檐盘山公路15公里,开辟观光游道8条、共35公里。
7月
9日林业部批复同意湖南省林业厅报送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13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派员携带100多幅风光图片,参加湖南省旅游局组织在北京、广州、长沙举办的湖南省风景名胜区自然风光图片展览。
1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组织的武陵笔会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10月
1日天子山景区举行通车、通电、通邮典礼。全景区已开通邮电通信线路16公里,架设万伏输电线路30公里,全长25公里公路竣工。
1日黄龙洞正式对外开放。
3日有关部门决定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食用菌研究所、自然保护管理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MAB张家界定位站。
11月
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视察张家界。
230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视察张家界。
12月
6~9日慈利县索溪峪管理局与大庸市协合乡两单位部分群众在水绕四门的黄花溪因边界问题发生冲突。
这年由唐杰之摄影、长城出版社出版的《索溪风光》画册发行到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这年宝峰湖开发水上旅游项目。
2月
15日天子山风光摄影图片展览在长沙烈士公园举办。
2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快武陵源风景区开发建设的请示报告》。
26日桑植县人民政府与湘潭大学联合作出《关于湘潭大学在天子山建立教学科研基地的决定》。
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题写“武陵源”三字。
4月
1日广州铁路局开通长沙至大庸直快列车。
4曰景区内首家旅行社——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旅行社正式成立。
6日索溪峪景区第一家宾馆——叶家岗绿喁山庄落成营业。
5月
210《光明日报》头版报道黄龙洞,称它为当今世界已发现洞穴的“全能冠军”。
24曰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大庸县设立大庸市。
6月
6~22日《武陵源——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风光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7月
7日索溪略牛山坡电视差转台竣工。
8月湖南省林业厅邀请全国著名风景园林专家70余人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召开武陵源风景评议会。
8~9月应湖南省人民政府邀请,上海中国画院、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俞子才率弟子7人赴武陵源写生。9月21日,俞在该画院举办“武陵纪游作品观摩展览”,展出《黄石寨》、《云峰毓秀》等作品50余幅。此行及画展由《文汇报》“笔会”副刊作了专版介绍。
9月
9曰国务院发岀《关于兴建大庸民用机场的批复》,同意修建大庸民用机场。
10月
16日大庸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城区大操坪召开撤县建市庆祝大会,城乡6万多群众参加。
11月
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问题的批复》。确定“公园管理处仍为县团级”,公园建设“按总体规划设计和国家有关规定,采取以保护为主,建设和开发相结合的方针”。
-230地质部、国家环保局组织60个单位的120名专家、教授在长沙召开以武陵源风景区地质为主要议题的“全国首次地质自然保护区区划和科学考察工作会议”。
这年英国皇家地质考察队完成对黄龙洞的考察。
1月翁爱民等10位香港摄影家在香港举办“索溪峪风光展览”。
3月
220中共桑植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天子山举行贺龙铜像奠基典礼。
29日湖南电视台在天子山拍摄《天子山之春》风光片。
4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天子山镇人民政府成立,与天子山管理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5月
1日天子山风景区管理局举行对外开放庆祝典礼仪式。
7月
170湖南省民政厅批准撤销喻家嘴乡,建立索溪峪镇。
7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北京题写“宝峰湖”三字。
7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邀请港、澳、台30多家报社、杂志社的编辑、记者观光。
8月
250慈利县成立中共慈利县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委员会。
9月索溪峪景区观音洞对外开放。
10月
15日索溪峪西海天台发生火警,管理局组织动员职工120多人及时扑灭。被烧面积0.08公顷,烧毁古松3株。
26曰中共桑植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天子山举行贺龙铜像落成揭幕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为铜像揭幕。
12月
3曰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武陵源风景旅游区统一管理的通知》,决定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武陵源办公室,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翁晖任主任。办公室职责是:协助主管部门制订规划并监督执行;协助主管部门审批基建项目;监督与旅游有关方针、政策的执行;协调景区有关的多方关系。
12日慈利县江迹至索溪峪3.5万伏高压输电线接通。
1月
H张家界民族工艺制品厂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成开工。
3月
2日受湖南省建委委托制订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同济大学58名师生,由李铮生、丁文魁副教授带领抵武陵源进行综合考察。
17日索溪赂管理局部分职工与大庸市协合乡部分群众为争地盘发生纠纷。在有争议的水绕四门处,闹事者放火烧了17栋房屋,旅游服务设施也被捣毁。
18-270索溪峪风光图片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14家报纸及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作了报道。
22-23日湖南省旅游局邀请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编辑考察武陵源。
26日湖南省电视台拍摄的《索溪秀色》电视片参加中央电视台电视片评奖,获二等奖。
5月
8~22日广东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抵天子山拍摄《天子山风光》、《缥渺仙山》和《湘西情》等专题片。
5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组织6支宣传队,携带自然风景图片,分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桂林、福州、武汉、南昌、长沙等城市举办展览。
6月湖南省旅游局派员携带武陵源风光图片先后赴美国、日本展出。
14-27日湖南省中国旅行社和岳阳市、常德地区、南岳区的中国旅行社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天子山管理局等几家联合,参加香港“中国’87旅游展览”活动,观众达4万多人次。
10月
4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转同意执行大庸市人民政府《关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报告》。
4日索溪峪管理局应邀在武汉市为首届中国艺术节举办“索溪峪风光展”。
7~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视察张家界。
12月
120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视察张家界。
2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陪同来张家界视察,指出:发展旅游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要把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乡镇企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搞上去,否则旅游业也搞不成。
3月同济大学编制《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完成初稿。初稿包括“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说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图”、“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规划图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基础资料附录”等四部分。
5月
7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视察张家界。
11〜16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派员赴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举办张家界风光摄影图片展览。
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湖南省大庸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批复》,同意“大庸市升为地级市”,“将原常德市的慈利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大庸市设永定、武陵源两区”,“以原大庸市的协合、中湖两乡和张家界林场、慈利县索溪略镇、桑植县天子山镇为武陵源区的行政区域”。
5月30日~6月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由省政协主席刘正、副省长陈邦柱陪同视察张家界,并题词:“无限秀美张家界,异峰怪石最神奇。”
5月索溪峪管理局在郑州市举办“索溪峪风光展”。
8月
1日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关于审定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报告》,将武陵源列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16-200天子山管理局、湖南省天子山旅游联合开发总公司联合邀请《湖南日报》社编委张兆旺等8人来天子山举办笔会。
9月
0我市第一所高等学校——武陵大学举行建校后第一次开学典礼。
10月
由湖南省环境地质站组织,经50名地质科学工作者两年半的工作,编制出《武陵源地质自然保护区区划报告》。
13日省委研究决定组建中共大庸工委、大庸地级市筹备组,负责大庸地级市的筹建工作,并任命赵杰兵为工委书记、筹备组组长,肖征龙为副书记、副组长。
270国务委员、财政部部长王丙乾视察张家界。
11月
12-13H中共大庸工委、地级市筹备组工作会议在永定城区召开。会议号召全市干部群众高举民族团结和艰苦奋斗的旗帜,为建设新型的旅游城市而奋斗。
13-15H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张家界。
23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张家界。
12月
1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视察张家界。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视察张家界。
3月
11-130中共大庸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永定区紫舞饭店召开,赵杰兵同志在工作报告中重申以旅游为龙头的指导思想,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大庸市第一届委员会,赵杰兵为书记、肖征龙为副书记。
31日应美国緬因大学邀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人胡太灼、喻广浩起程出访,历时15天,先后考察了缅因州阿克的亚国家森林公园和开普顿、伯克斯特、塞伯格州立公园以及炮台公园、白山公园等。
7月
22-270大庸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大庸航校礼堂举行,会议选举赵杰兵为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征龙为市长。
8月
9日武陵源区人民政府颁布《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办法》。
9月
2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陡降暴雨,山洪暴发,冲毁游道、溪堤12处。7~11日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召开《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评议会。
27日全国商业旅游协调会在大庸市召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共195人出席。
2月
1~5日由港澳同胞、美籍华人、美国朋友组成的旅游团在武陵源旅游观光。
4月
150国务委员陈俊生视察张家界。
5月
17-210大庸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城区召开,会议选举肖征龙为主席。
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在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陪同下来张家界视察。
9月
0台湾省旅游界首次赴湘考察团一行23人,应邀抵武陵源旅游区,作为期8天的考察。
11月
2~5日湖南省省辖八市市长联席会第八次会议在大庸市召开,研讨“旅游促开放,外经促外贸,外经外贸促发展”等问题。副省长陈彬藩出席会议。
4日应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央16家对外宣传单位记者采访团抵大庸市采访。
4日中共大庸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行首届国际森林保护节新闻发布会。
9〜12日华国锋同志一行视察张家界。
12月
130由外交部组织的中国驻摩洛哥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使、参赞、总领事一行28人,抵武陵源风景区考察。
1月
10-16H湖南省澧水流域规划审査会议51名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考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等地。
2月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4月
200武陵源区人民政府颁布《关于野外火源管理的暂行规定》。
5月
8日原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视察张家界。
6月
5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制定《生活污水治理实施办法》。
17日大庸市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加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护的暂行规定k
28曰全国最大、面积达170平方米的织锦壁挂《武陵胜景》在长沙火车站正厅由湖南省副省长储波揭幕。此织锦由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设计并制作,用百种以上色块将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的秀丽风景融为一体。
7月
9日首届武陵源“贺龙杯”全国登山邀请赛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办。
9月湖南电视台、湖南画报社、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与武陵源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武陵源风光风情全国摄影大奖赛”开赛。
秋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评为“全国绿化四十佳”单位。
10月
11日经建设部、中央编译局审定的《世界遗产•中国武陵源》中、英文本及音像带、幻灯片用湘绣精装成盒,送达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16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张家界。
310国家建设部报国务院审定批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10月中南林学院吴楚材、吴章文等组成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开发及效益研究”课题组,撰写《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研究》一书出版,对公园风景质量、旅游气候、环境容量、环境质量、客源构成、游憩效益、保健效益和游客量预测等八个方面作了评价。
11月
5日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召开。会议由林业部部长高德占主持,云南、四川、贵州、陕西、青海、甘肃、湖南、湖北、江西等九省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参观了张家界旅游区长防林工程重点治理区现场。湖南省副省长王克英、林业厅厅长成瑞湘与会。
同日,森保节对外经贸洽谈会在索溪峪武陵源宾馆开幕。陈彬藩副省长参加了洽谈会。
8日“’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暨中国奇山异水游首游式”在大庸市人民广场开幕。廖汉生、高德占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副省长陈彬藩等出席开幕式。11时40分,大庸张家界民用机场举行奠基仪式。
9日国际生态林业学术报告会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11日首届国际森林保护节在索溪略举行闭幕式。
16~19日湖南省副省长王克英率省林业厅有关领导赴慈利、桑植和永定三县区考察武陵源风景区沿线的造林绿化。
26日“首届武陵源风光风情全国摄影大奖赛”评奖揭晓。
12月
0鱼潭水电站建设工程举行开工典札。
2月大庸火车北站改名为张家界火车站。
3月
120《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新华社长沙消息:《武陵源又添胜景,杨家界风光神奇》。《湖南日报》3月19日转载。
4月国家建设部授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全国风景名胜区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0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视察张家界。
5月
15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率先在武陵源区内开通有线电视,可转播八套节目,覆盖公园接待区中心区域。
25曰位于军地坪吴家峪口的武陵源标志门建成。
27-29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卢卡斯、桑塞尔两位博士在武陵源进行自然遗产考察。
6月
0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卓康宁陪同下来张家界视察。
7月
1日张家界火车站新站房举行奠基典礼。
1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视察张家界。
18曰中共大庸市委、市人民政府就风景名胜区建设规划及污水处理、土地使用、接待设施改造等问题召开现场办公会,市直有关单位和武陵源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人参加会议,确定了各项方案。
26-27日应湖南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常务副市长王众孕率深圳市代表团一行15人考察武陵源风景区。中共大庸市委书记赵杰兵、副市长梅兴保等与来宾就天子山修建深圳阁(即天子阁)等投资项目达成协议。
8月
8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书画协会成立,同时在该区举办首届书画作品展览,展出作品40余幅。
9月
2-30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在省政协副主席石玉珍陪同下视察张家界。
100由中央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武陵源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武陵源杯”全国电视风光片大奖赛在武陵源开幕。
23-26日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办首届国际“森宝杯”登山赛。
25曰陈邦柱省长代表省委宣布赵杰兵同志调中组部工作,大庸市党政工作由肖征龙同志全面负责。
25~28日 “’92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在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举行开幕式,在军地坪举行闭幕式。参加节会的有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湖南省省长陈邦柱、省政协主席刘正等领导人和400多名中外来宾。
27日“世界旅游日•张家界联欢晚会”在大庸市城区举行,湖南省和大庸市有关领导人及加拿大、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嘉宾500余人参加。30曰中共湖南省委发湘委干[1992]176号文件,任命肖征龙同志为中共大庸市委书记。
10月
1日桑植县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暨贺龙电站开工奠基典礼在桑植县新落成的贺龙体育场隆重举行。
11月
5日杨家界景区旅游开放。
12月
1-5日大庸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机关办公场地由紫舞饭店搬迁到新落成的办公大楼。5日,在新办公大楼操坪举行该大楼落成典礼。
10日第一部全面实录张家界旅游开发历史的文史专集——《张家界开发纪实》一书由大庸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编辑出版。
14曰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年会一致通过将武陵源列人《世界遗产名录》。
1月
3~7日政协大庸市一届四次全会召开,会议同意肖征龙同志辞去兼任的主席职务,补选向万隆同志为市政协主席。
3~9日大庸市人大一届五次全会召开,会议补选孙凤鸣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30大庸军分区正式成立,魏义祥任大庸军分区司令员。
2月
28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从巴黎飞抵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世界遗产名录》颁证仪式。
3月5曰中共大庸市委、市人民政府举行武陵源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庆典大会和证书交接仪式。
4月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建立,与区人民政府“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时撤销建于1991年3月的综合管理办公室。
7月
23日市内澧水流域暴雨成灾,市区澧水水位高达166.27米,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54年。此次水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67亿元,死亡43人。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抗洪救灾工作,先后有省长陈邦柱、副省长储波、王克英、唐之享、周伯华、国家建设部部长侯捷等领导同志前来视察灾情。
9月
25曰“’93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节”在索溪峪举行开幕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郭江涛、马来西亚保利(湖南)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国来、台湾坤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瑞田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等300多名贵宾参加。
10月
1~30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国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陈能宽等一行15人抵达张家界考察。
15曰,大庸市与上海市静安区建立友好协作关系签字仪式在张家界举行。
20~22日新任省委书记王茂林率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来张家界市考察。
11月画家吴冠中山水画《自家斧劈,湘西张家界》在法国巴黎塞齐博物馆展岀。
12月
2日省人民政府以湘政函[1993]101号文件正式批准张家界城市总体规划。
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来张家界视察。
22日张家界机场试飞庆典在机场隆重举行。
26日举行张家界火车站国家二级站房落成典礼。
张家界林场获林业部《全国国营林场100佳》称号。
12月林业部、人事部授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1990~1992三年无森林火灾先进单位”称号。
1月
4日中国民航总局批准大庸张家界民用机场更名为“大庸张家界机场”。
5~7日陈邦柱省长考察江垭水库、索溪大坝、张家界机场、鸬鹚湾大桥等重点工程。
1月武陵源区人民政府与马来西亚保利(湖南)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宝峰湖公园租赁经营承包合同》。租赁期为1994年2月1日至2034年1月31日,共40年。
3月
1~3日中共大庸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肖征龙为书记,李刚铤、陈满生、严高明、李东东为副书记。
5~10日大庸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燕北雄当选为市人大主任,李刚铤为市人民政府市长。
6日林业部确定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全国20个示范森林公园之一。
26日全国森林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召开。
4月
4日国务院批准大庸地级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5月
150林业部部长徐有芳在省林业厅厅长刘永寿、副厅长葛汉栋和张家界市市长李钢铤陪同下专程考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徐有芳为建园功臣刘开林题写条幅:“绿了荒山白了头。”
18曰大庸市正式更名为张家界市,并在市委办公大楼隆重举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更换新牌挂牌仪式。
21~22日国家海关总署王乐毅副署长抵达张家界市,就海关总署在武陵源区征地修建培训大楼及设立张家界海关等问题,同李刚铤、刘德美等市政府领导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
6月
30日我市第一家星级宾馆——祥龙国际酒店正式挂牌营业。
8月
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研究旅游建设和景区交通等问题的现场办公会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召开。
13-14日全市外向型经济工作会议在市区召开。
18日张家界机场通航暨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庆祝大会在张家界机场举行。庆祝仪式由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石根主持,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国家民航总局副局长鲍培德,中国交通协会副会长郭洁,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杨泳沂等参加了庆典会。张家界市市长李刚铤致欢迎词,湖南省副省长唐之享讲话。
9月国务院授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
9月邮票设计家许彦博创作的武陵源风光《大峡谷》水彩美术明信片由国家收藏。
17-19日 ’94慈利五雷山首游式暨经贸会隆重举行。
19-22日南方八省(区)旅游协作会议在张家界市召开。
21-22日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安子介先生一行来我市考察。
25日在索溪略举行《武陵源》风光邮票原地首发式。
25~28日第三届全国溶洞风景会议在索溪峪召开。
10月
1日鸬鹚湾大桥举行通车典礼。
30日广东省茂名市投资兴建永定大道建设合同正式签订。副市长陈正银、茂名广播电视局局长李孔绍代表双方在合同上签字。
11月
18日我市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28日省城市卫生、环境综合整治检査团来我市检查验收,经评比,我市达到地级市城市卫生标准。
12月
20日桑植县在洪家关举行“贺龙纪念馆”奠基典礼,贺鹏飞、贺晓明专程前来参加典礼。
30日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江垭水利枢纽工程顺利截流。这年在深圳市中国展览中心展出武陵源风光摄影作品20幅。
2月
20-22日日本、加拿大、德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泰国、以色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28家旅游客户应湖南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局、中国国际旅行社、湖南省国际旅行社、东方航空公司联合邀请,在武陵源观光考察。
3月
26-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省长杨正午陪同下视察张家界。江总书记亲笔题词:“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
5月
10日《张家界日报》社举行庆祝创刊5周年座谈会。
18日黄石寨客运索道正式奠基开工。
24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与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湖南省省长杨正午陪同下视察张家界。
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率港澳知名人士赴湘考察团抵武陵源。其中香港团团长为李东海,澳门团团长为何厚铧。
6月
11-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一行来我市视察。
21~23日以澳大利亚驻华武官舒佑德为团长的27个国家驻华武官参观团一行28人,由中国空军副总参谋长徐心德等陪同,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观光。
6月中国烟草公司、湖南省烟草公司、中国炎黄艺术馆、中央电视台在张家界琵琶溪宾馆举办“’95中国书画名家暨少年书画爱好者雅游张家界活动”。中国炎黄艺术馆馆长黄胄和江西、河南、江苏、湖南以及黄山的书画家参加活动。黄胄与孔仲起、陈白一、吴齐合作,共同创作《武陵烟雨图》。
9月
8~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一行来我市视察,对我市旅游开发、建设和保护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6-18日 “’95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在张家界
市城区举行。出席的贵宾有马来西亚保利(湖南)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国来、湘慈美国AES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杰生、台湾坤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瑞田、香港祥龙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清祥以及中国绿化董事会副主席陈彬藩、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方诚国等共300余人。节会期间组织了经贸活动和招商洽谈,与外商签约项目9个,利用外资1500多万美元,商品成交额1.19亿元。
秋天子山深圳阁(即天子阁)修建竣工。
10月
7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视察张家界。
21-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来我市视察。
31日中国民航总局发出《关于大庸张家界机场更名问题的批复》,将“大庸张家界机场”更名为“张家界荷花机场”。
31日中国书法家协会1995年度全国组织联络工作会议在武陵源召开。到会的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书法家协会负责人游览景区并举行了笔会。
2月
14日张家界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向万隆同志当选为市政协二届委员会主席。
11~13日泰国上议院议长米猜•立初攀率领访华团一行23人来我市参观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陪同。
3月
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视察张家界。
4月
9日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来我市视察。
26-2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来我市视察。
29日国家口岸办主任叶剑来我市现场办公,要求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开通航空口岸。
5月
15日天子山神堂湾出现“宝光”。
15~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我市视察。
5月江泽民题词纪念碑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老磨湾落成。
6月
11-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来我市视察。
28日〜7月3日建设部、中国风景名胜协会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风景名胜摄影展览”,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参展风光摄影作品12幅,获展出金杯奖。
7月
13~17日“’96张家界风光电视艺术片研讨会”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召开,中央电视台和17个省级电视台负责人和专家与会。
10月
20-28日全国旅游扶贫工作会议、全国旅游涉台工作会议、全国旅游局长座谈会相继在我市召开。
11月武陵源文化局、张家界诗书画院、美国洛杉矶《天龙画廊》联合出版《张家界诗书画》。画册由吴冠中题写书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沈鹏书写“中国武陵源”条幅。画册收集全国78名书画家的作品。
6月
14~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来我市视察。
7月
1日索溪湖水面旅游对外开放。
7日林业部发出通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被评为“全国森
林公园十大标兵单位”之一。
8月全国风景名胜地城市电视台协作会议在张家界市召开,杭州、湖南等10家电视台派员参加。
9月
18日“’97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行。参加节会的有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百发、水电部副部长陈庚仪以及国家林业部、旅游局、民航总局、湖南省和兄弟省市领导人共1000多名嘉宾。
10月
1日武陵源区人民政府驻地索溪峪镇武陵大道建筑工程竣工。
16日天子山索道举行开业庆典活动。
23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视察张家界。
25日杨家界景区乌龙寨至一步登天3500米游道工程竣工。
28-300中国外交部驻欧洲、非洲、美洲、中东的大使及夫人和参赞、领事一行40人组成的驻外使节访湘团在团长吴健民率领下抵武陵源参观。
11月
18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石寨索道工程竣工营运。
11月北京九州广告制作公司在武陵源景区拍摄16集电视连续剧《天书情话》。
12月
1日’97中国张家界首届“森林杯”全国书画篆刻大赛在武陵国际大酒店举行颁奖大会,陈正银同志到会祝贺并讲话。
8曰肖征龙、陈正银、贺学双、郭树人等同志出席《桑植起义》电视连续剧首播式。
30曰全市森林防火联防会议召开,严高明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1月
18~19日国家地质矿产部部长宋瑞祥在省政府副秘书长程咏斌、省地矿厅副厅长黄永南陪同下到我市慰问地矿工作一线的干部职工,同时参观游览风景区。市领导刘力伟、朱国军、杨次伟、甘其受等陪同宋部长一行慰问、参观。
21日市海外联谊会举行年会,市领导刘力伟、鲁平益、黄永驰出席。
2月
23日省委副书记胡彪代表省委来我市宣布省委决定,肖征龙同志不再担任市委书记职务,由刘力伟同志接任。胡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3月
8日四十一集团军政委钟为遇少将、副军长李作成少将来我市永定区大坪镇检査光缆施工工程,刘力伟、杨次伟陪同检查。
4月
11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和夫人一行来我市参观武陵源风景区。这是我市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陪同总统观光的有中国驻坦桑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张宏喜和夫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刘贵今、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贺同新等。
12日.姆卡帕总统乘专机离开我市去上海。
24日一些非法传销人员聚集街头,阻塞交通、砸毁车辆、打砸商店、强抢民物,激起市民义愤,发生冲突。
5月
10日原中纪委副书记、武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李昌听取该校工作汇报,刘力伟、肖征龙、向万隆出席。
12日全国工商联和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办的“商会创收研讨会”在我市召开,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张绪武、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总会林季醒先生出席,刘力伟、康景清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20曰香港班敦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林启晖先生来我市考察观光。刘力伟、朱国军、任朝东会见了林先生。
7月
22-23日我市遭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涝灾害。自7月20020时至23日20时,全市范围下了特大暴雨,平均降雨达411毫米,26个乡镇受灾严重,有1346个村庄被洪水围困,4个城区被淹,受灾人口达113.13万人,死亡46人,9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52.35亿元。
8月
21日广东省茂名市政协客人来我市观光考察,两市政协领导交流了工作经验。
9月
2~3日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吴建国来慈利察看灾情,刘力伟、李刚铤、张金华陪同。
180建市10周年庆祝大会暨全市第一届运动会在市区大操坪举行。
10月
1日石长铁路全线通车,下午3时30分在张家界火车站举行首列旅游列车首发仪式。
18-2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携夫人董赵洪娉由贺同新副省长陪同来张家界市度假,刘力伟、李刚铤、鲁平益、甘其受参加接待并陪同。
11月
3~5日阿联酋、巴勒斯坦、毛里塔尼亚、巴林、突尼斯、叙尼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访问团来张家界市参观访问。陪
同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武东和、亚非司司长吴恩科、省外办主任但德池。李刚铤市长、任朝东副市长接待了访问团客人。
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在省政协副主席游碧竹等陪同下来我市考察并和市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合影。刘力伟、李刚铤、向万隆、朱国军等全程陪同。
12月
26-28日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由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汇泉陪同来张家界市考察,刘力伟、陈正银等同志陪同。
1月
20-23H中共张家界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力伟当选为市委书记,鲁平益、郭树人、张金华当选为副书记。
3月
1~5日政协张家界市三届一次会议在市区隆重召开,陈正银当选为第三届政协主席。
2〜7日市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市区隆重召开,严高明当选市人大主任,鲁平益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长。
8日副省长贺同新率省政府办公厅、省旅游局等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到我市主持召开关于举办’99国际森林保护节筹备工作现场办公会议,市领导刘力伟、鲁平益、杨次伟、刘德美、杨和平、任朝东、朱梅生、张启尧等参加。
4月
11~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来我市视察。先后由刘力伟、郭树人、严高明陪同视察,并听取了全市工作汇报。
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家界边防检查站挂牌成立。省边防总队总队长肖斌、副政委魏灿伟出席了挂牌仪式。
16曰
张家界航空口岸暨张家界到香港航线正式开通,在张家界荷花机场举行了庆祝大会,省口岸办主任赵子冰致词,刘力伟、赵子冰等领导为通航仪式剪彩。
同日鲁平益市长专程去香港特区政府拜会了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香港东方大酒店举行张家界至香港首航、’99中国生态旅游年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新闻发布会。应邀出席的有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府特邀顾问、大正集团董事长黄克立、全国政协常委胡鸿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孙南生、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领事部主任戴世昌及欧美、澳、亚等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港办事机构的官员以及新闻单位、香港各界嘉宾200余人。
5月
5日全市创建文明林区工作会议在市区召开。会议对进一步保护我市森林资源、稳定林区社会治安秩序、加速林区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驻南联盟使馆进行导弹袭击的通报精神。
同日市委、市政府在市委礼堂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野蛮暴行。
18-21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来我市视察。陪同来张的有香港实业家江可伯、《香港之窗》杂志主编屈月英等人。
6月
16日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99森保节暨创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动员大会。
18日长沙海关驻张家界机场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出席挂牌仪式的有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曾署凡、省政协秘书长李刚铤、长沙海关关长周卓为、省商检局局长曹策忠等人。
19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作会议,专题研究武陵源申报国家文明风景旅游示范点工作。省文明办主任邓吉雄、省建委机关党委书记雷厚见、省旅游局机关党委书记张振信出席会议。
19~2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赴湘视察团抵达我市,对我市进行为期4天的视察。视察团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带队,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著名大律师胡鸿烈任团长。省政协副主席游碧竹、秘书长李刚铤及市领导刘力伟、鲁平益、郭树人、陈正银、陈官炼、张启尧等陪同视察。
7月
15日99中国生态环境游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国务院新闻办、侨办、北京市新闻办派专员赴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社、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旅游报社、人民画报社、北京日报社、北京电视台等40多家首都新闻单位和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澳门日报、台北无线卫星电视台驻京新闻中心等50多名记者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张家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领导出席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由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曾署凡主持。鲁平益、符昌瑞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