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人才”陶澍与湘人兴起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年仅七岁的陶澍随父陶必铨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其以泽苍生也”，当初其父为他取名时，就希望他能够像雨水一样润泽一方。陶澍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影响深受传统学风的影响，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又不拘于一格，不囿于一家，思想开放，视野开阔，见识深刻。

虽然仅两年时间，但湖湘文化给予他的智慧，使他一生受用无穷。陶澍将自己一贯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付之实践。一旦受到实质性任用，陶澍就在自己获得的每一个政治平台上力求锐意改革、除弊创新，终于以一位有品德、有思想、有学问、有胆识、有谋略的经世致用实干家的面貌，成为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改革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其实，中国古代的湖南人才并不多见。湖南人才形成群体，便是从清道光时期开始。张佩纶曾与张之洞认为“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视陶澍为近代人才辈出的源头，就像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一样。这片历史上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山水，从此有了新的影响、新的力量。

7月28—29日，2022年益阳市文旅融合发展大会之“陶澍与湘人兴起”主题读书会暨石头记黑茶社活动在安化县湖南华莱万隆黑茶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内外的陶澍研究爱好者聚齐于此，共话“陶澍与湘人兴起”。

陶澍的经世思想

古代的湖南，素称蛮夷之区，山地荒僻、风气闭塞、人才寥落，春秋时代有着“楚地不到湖南”之论。迟至汉代，湖南人才开始出现。

但历史待湖南不薄，曾赐给湖南陶侃，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1500多年后，又赐给湖南他的后人陶澍，正如其名中的“澍”，像一场飘洒千里的及时雨，落在近代中国的黎明，在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型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清朝中期最醒目的经济改革家，陶澍一生事功显赫。他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鸦片，倡导文教，改革盐政漕运，推行银本位制，经世功绩卓著，成为一代名臣，是当时湖南经世派的领袖与核心。

陶澍著述甚丰，亲自主编和校勘的著作也颇多。他和他的同事们编著了《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成为嘉道经世思潮的代表巨著，推动了经世思潮的普及和发展。”

经世致用思想得以数经流变而始终不堕，陶澍功莫大焉。事实上，陶澍也十分尊敬王船山，曾多次到衡阳船山故居缅怀之，现今船山草堂高悬的“衡岳仰止”匾额即为陶澍所书。通过支持《船山遗书》和《皇朝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刊行，陶澍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改革与经世致用实践打开了思想上、舆论上的突破口，确立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陶澍可以说是这一切的拥护者与重要思想源头之一。

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方面，这些著作的功劳之大难以评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接受经世思想的洗礼后，纷纷立下壮志，要励志报国拯救苍生，这之中便包括了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

陶澍那个时代面临着许多重大历史转折。朝廷财政亏空，钱粮积欠，一连串的用兵以及连绵不断的河工水利工程耗费了大量财力。各级官吏非法侵吞，加之清廷财政制度不健全，钱粮亏空累计达到空前数额。大量的流民饥民流离失所、宗教秘密结社和连续不断的农民暴动，使得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除此之外，民族危机和吏治危机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吏治危机又突出表现在官场道德危机和官场人才危机，清王朝着实面临着‘两千年来从未有之变局’。”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郑佳明认为，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王朝没有新的思想武器，追求变革的人士，只有向历史和现实寻找思想武器，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经世致用作为湖湘文化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宋代湖湘学派力倡笃行之；明末清初，在此传统中断数百年后，王船山再度力倡之；晚清嘉道年间，陶澍得到重用后又一次回到主流视野，士林经世意识迅速兴起，成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转变契机，亦成为清末思想学术巨变的重要基础。陶澍的改革便立足于经世致用思想。

陶澎为官数十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国家大计，莫过于漕”。嘉道年间，漕务弊病丛生，南漕北运屡屡受阻。1825年，初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一方面大力革除漕政积弊，严禁浮收、加索，惩办刁徒劣监，优给船工补贴；一方面倡导改河运为海运。陶澍亲赴上海招募商船，访察线路，划定运价，号令严明。船商将粮米运至大沽，又将大豆运回上海，获利甚巨。海运的成功是当时震动朝野的大事。陶澍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完成了朝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的河运派与海运派的争论，实质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新兴资本势力之争，陶澍却能突破阶级局限，支持海运，表现出超人的胆识，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而陶澍在盐政上的改革，使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从这个角度看，无疑陶澍不负他的名字，不负其父亲对他“泽苍生”的期望。

“陶澍积极宣扬经世理学思想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改革，以拯救时弊。在漕运、盐业、货币、河工水利等方面大刀阔斧改革，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陶澍也躬亲践履，务实干事。”郑佳明表示，陶澍认为读书是为了学以致用，而不是单纯为了考取科举功名。

嘉庆时期，清朝统治内外交困，有识之士开始转变学风，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陶澍带领官场面对现实，在自已权力所及之处，清除弊病，推行改革，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一面旗帜。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1825年，史蒂芬孙亲自驾驶着一列托有34节小车厢的火车试车成功，从此汽车和火车等机器动力改变了人类的运输能力，也让人们可以更方便的开拓世界。在那个时代，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拒绝了先进文化的浇灌。而在大洋彼岸，大机器生产基本取代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

陶澍改革前，清朝有康乾盛世；陶澍改革之后，清朝有“同光中兴”。他所在的嘉庆一朝，恰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面对文化的冲击和全球化到来，清王朝本能的产生退缩。

“陶澍并非所有改革都取得了成功。改银钱为制钱，这一朝廷的币制大改革便被叫停，因为陶澍的市场化改革，既冲击到帝国集权制度，又冲击到农耕宗法文化，已让清王朝无法容忍。”知名畅销书作家徐志频指出，陶澍主持的改革被叫停，标志在全球化到来的前夜，大清帝国不愿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已经难以自救。

湖湘人才井喷，功劳几何？

“当今之要，首在得人。”陶澍曾多次强调发现人才和重用人才的重要性。因虎门销烟而名垂青史的林则徐则在很早得到了陶澍的欣赏，并调为江宁布政使，共事七年，志同道合，共同处理盐务、河工、货币等一系列政务，尤其是两人都主张禁烟，陶澍对林则徐大力支持，并向道光皇帝推荐其继任两江总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也多次得到陶澍的荐举，更充当了陶澍14年的慕僚。

陶澍重视人才，提携人才，特别注重湖南人才的培养。他在任国史馆编修的时候给湖南朋友写的信中，就曾感叹道光以前湖南人才的匮乏。

如今人们一提到湖南人才，首先就会想到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人。事实上，“曾左彭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的崛起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从政治实践经验与人才培养基础的层面说，便是有“晚清第一人才”之称的陶澍。更深层次的原因，便是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清代时，大量的江西人移民到湖南，要开辟出一片新生活，湖南民间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民间社会没有活力，人才的发源地会被截断。”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院教授周建刚看来，民间社会的活力决定了人才的活力。那时的寒门学子走上官场，是为了做事而来，因为他们来自田野乡间，他们懂得人间疾苦，又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有情怀、有热情，有仁爱之心。“后人之所以记得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非他们的官职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为国为民所做的事情。”

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西检阅军伍之后决定回老家湖南安化省亲。途中，路过醴陵，县令决定让醴陵书院作为陶澍下榻的行馆。到达馆舍，陶澍抬眼就瞧见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门联，赞赏不已，顾不上舟车劳顿，当即要求见见这个人。

对联的撰写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科举落第之后就在醴陵县渌江书院里做个教书先生。不过一落魄书生，陶澍却是慧眼识英，“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两个人谈古论今，整整聊了一夜。这一老一少，一官一民，就这样结下了忘年交。

发现并重用经世人才，成了陶澍扩大晚清湖湘人才群体的重要举措。“陶澍已经清晰看见，要振兴衰落的清王朝，关键在得人才。有一批真正通实学、敢办事、能办事的大臣。”徐志频说，陶澍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便是奋其余力，以耿骨忠臣的心志，苦心孤诣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为此，他对魏源、贺长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不遗余力进行提携。

陶澍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人才失求诸野。民间独立士人，是挽救清王朝最后依托的人才。他决心以自己的名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左宗棠打开名气，敲开入仕的门。

1838年，左宗棠赴京应考返程，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待以上宾之礼，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多次亲与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令左宗棠大受教益。陶澍又多方鼓励，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还正式为儿子陶桄向左宗棠之女左孝瑜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

这件事在朝野上下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在那样一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陶澍的做为实在太大胆。两人的身份地位简直云泥之别，怎能结亲？面对舆情汹汹，各方质疑之声，陶澍始终不以为意。识才、重才，这是封疆大吏左宗棠与陶澍的渊源。

《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收录了鸦片战争以前的3332个名人，湖南仅有22人，占全国的0.66%。《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共收录名人714人，其中湖南籍人士51人，占全国的7.28%。这51人中，嘉庆以前仅有3人，道光以后陆续出现48人，形成了近代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人才群体。

许多研究者认为近代湖湘人才井喷，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与太平天国碰撞后演化出的美丽结局。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唐浩明表示，“一批顶层的湘籍精英好比春江水的鸭子，更早地看出时代和了解社会的弊病，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见识，杰出的实干才能和社会影响力，思索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这个对“曾左胡”起到了引领作用的领袖，正是陶澍。在当时的湖南人才群体中，陶澍资格最老、威望最隆、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处于巍巍群山环峙中的领袖地位。

陶澍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尝试，他扶植、培养、荐举、影响了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大批人才，这批人才虎门销烟、创立湘军、发起洋务运动、收复新疆、平定太平天国……陶澍不仅只是湖南人崛起的“渊源”,更是中国近现代人才的“渊源”。他们在更广阔、深入的层面上，进一步继承、推动和开拓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在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一波又一波实干家，使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或许从一开始，陶澍便是一场及时雨，这场雨灌溉了这片广袤的土地，种下了一片更茂密的森林。他从小就以先祖东晋名臣陶侃为榜样，胸怀天下百姓，感念家国大义，“泽苍生、树人才、印心血”。江风吹过，文澜塔风铃骤响。在他走过的地方，他的故事如滔滔资水，奔流而去。陶澍的一生，正像这奔流而去的江水，绽放着属于他最独特而又深刻的激情与美丽。

图文|政协融媒记者 邹嘉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