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探索具有“首都特点”的共同富裕之路——北京市政协就“聚焦共同富裕目标 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开展协商议政

记者 包松娅

编者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北京作为首都，从“国之大者”和现代化全局高度来认识把握共同富裕，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2021年北京市人均GDP已突破2.8万美元，已处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中等水平，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对居民收入增长起到稳定支撑作用。

“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稳步促进共同富裕。然而，北京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并非没有薄弱环节，其中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日前，按照年度协商计划，北京市政协第三十三次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聚焦共同富裕目标 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重点协商议题组织委员、专家、有关方面开展协商议政，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之路出谋划策、凝聚力量，探索通过重点构建契合首都特点的新型城乡关系，努力在城乡共同富裕中走在前列。

深入调研为务实协商“铺路”

再大的城市也有农村地区，北京也不例外。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全市13个涉农区、178个乡镇、3887个行政村共有农户133.8万户，农业户籍人口215.8万人，农业户籍劳动力129.2万人。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北京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但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问题一样，城乡之间、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

比如以2021年为例，北京中心城区农村居民人均所得为40803元，高于发展新区14947元、高于生态涵养区23830元，同时区域内部的镇与镇、村与村之间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成为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成为北京市政协凝聚合力协商议政的着力点。

为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城乡共同富裕的态势，找准促进农民增收的着力点，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北京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邀请部分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和各涉农区政协等组成联合调研组，于2022年2月至4月进行了专题调研。

据了解，调研组先后走访5个市级职能部门，赴13个涉农区听取情况介绍，深入基层一线与20多个乡镇、70多个村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实地考察20多个有代表性的点位。全国、市、区三级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相关学者，研究基地专家和模拟政协师生代表等共347人次参加了调研活动。

“调研开启之前，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编辑整理了《聚焦共同富裕目标 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专题相关政策文件汇编》，供全体委员学习领会，突出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课题总负责人，北京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高华介绍道，调研组成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深刻理解我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以及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然后才是调研剖析农民增收面临的突出问题及难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学术研讨，分析促进农民增收的潜力与路径。

与此同时，坚持系统调查，形成工作合力是此次联合调研的另一个特点。

调研组对北京市涉农区进行了普遍调查，获取了每个区的工作报告、发展规划、政策文件等材料。充分利用市统计局、市农经管理站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对近十年来农民四项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农民增收主体等专题进行梳理，处理数据13万条，并对20多个重点村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基层干部群众意见诉求，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农民增收政策建议提供支撑。

可以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是北京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年北京市出台《关于促进本市农民增收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稳步提高。必须多措并举落实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任务。

委员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而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补齐农村农民这个短板和薄弱环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保持高质量就业。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加快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通过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持续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更多农民勤劳致富。

发挥市场作用做大农村产业“蛋糕”

说到增收，乡村富民产业是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

“我们要深化对乡村产业的认识，不能把现代乡村产业与污染产业、传统落后产业画等号，更不能把农村产业推回到自然经济。”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荣才认为，要深刻把握乡村产业发展规律，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统筹指导，使乡村产业适应当地的资源生态、市场和人文环境，坚持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之路，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生态产业化转化通道。

根据调研数据，2021年底，北京全市已有99％的村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其中1410个村集体实现股份分红，占总数的35.7%。实现分红的村绝大多数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和拆迁村，因为拆迁占地等获得资金补偿，同时形成了部分物业资产，进而带来经营性收入。而其他村这样的机会很少，加上近些年发展中未注重集体经营性资产积累，产权改革只是量化股份，但没有集体收入也就没有股东分红，这种情况在生态涵养区农村还是比较普遍。

抓好壮大集体资产，盘活和增多集体经营性资产，这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新京报汽车新闻部副主编陈小兵代表台盟北京市委会发言时“开出”的增收之策，“在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的基础上，抓紧壮大集体经营性资产这一关键环节，盘活并增加集体经营性资产，增强村庄自身‘造血’功能。”陈小兵提出，可以允许以村集体、合作社为载体，引入农业、旅游、文创等经营主体，通过吸引投资、合作开发、租售开发等模式，将“沉睡”的资源转化为产生效益的资本。

特别是针对大多位于山区、生态保护区且资源禀赋不足的集体经济薄弱村，陈小兵建议，要积极培育非农优势产业，探索不同区域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并通过不同发展模式的有机融合，增强乡村地区就地就近就业增收的容纳力，可采取政策帮扶、村企共建、服务创收或抱团发展等模式，进一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在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任学良看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还需进一步发挥土地作为农村最大资产的作用。“下大力气研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措施，根据农业农村的发展需要提供用地保障，在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基础上，积极争取增加设施农业面积的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向农业，推动高效农业发展。”任学良表示，根据首都农业特点研究适合的政策，让首都稀缺的土地能够生长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催化更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的经营性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北京市政府持续细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使许多有志农民和城市青年创办经济实体求得自身发展的热情持续增长,也为大量农民就业增收做出了贡献。

但中小微市场主体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如融资难成本高、存在政策制约因素、税费减免政策覆盖不足等问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蓝调庄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立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精准有力，对特色农业、数字农业、融合发展产业、精品民宿等优势产业等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增强政策的协同性，释放权威、清晰、积极的政策信号，不断提振企业对增长前景的信心。

“在打通堵点方面，要严格落实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打造服务企业的大宗商品数字化采购服务平台，降低企业成本，将现有税费优惠政策覆盖到生活性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李玉立说。

为农民增收“稳增保底”

农民增收，有致富，就要有保底。北京市“十三五”期间持续实施脱低工程，实现4.24万低收入农户、8.37万人全部脱低，234个低收入村全面消除，成绩显著。但要实现巩固脱低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形成脱低村、户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北京市政协委员，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谈起，提出了统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等措施，在保障农民基本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中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议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考虑资金使用效率与养老保障效果，分类制定鼓励引导措施，设定政策统筹过渡期，逐步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董明慧认为，北京社会救助应从重点关注低保、特困等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向关注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贫困救助转变，同时要强化慈善事业对农民的精准救助，拓宽慈善组织参与农村救助的渠道。

延庆作为北京的远郊区县，实现巩固脱低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同样一直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近些年相关工作中，北京市延庆区政协主席张远的体会是，为防止返低风险、使脱低户持续增收，应将巩固脱低成果纳入全市共同富裕统筹考虑，实施常态化帮扶，从促进就业、发展产业、盘活资产、提升保障水平等多方面落实《关于促进本市农民增收若干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在不少委员看来，推进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就是鼓励勤劳致富。

其中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农民快速增收的要义。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原主席张永认为，吸引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对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促进农民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要完善相关政策和机制，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吸引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发挥‘带动效应’而非‘替代效应’。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激活市场要素，农民就地成为产业工人或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降低新型农民经营主体融资成本，促进农民返乡创业就业，吸引和带动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向农村流动。”张永说。

“除多层次开发就业岗位、引导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者在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就业以外，还应关注远郊村庄人口老龄化现状，对‘4050’人员着眼于开发民宿、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张远建议，对于超劳动年龄的农民有意愿发挥余热的，可以引导他们转型到安全系数更高的服务性、辅助性岗位，而在那些对体力、能力要求相对较低的领域，特别是农村公益性岗位，应放宽限制，加强健康监测，允许超龄农民就近从事一些低强度工作，充分释放超龄者累积的经验与能力并转化为收入。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风景园林师吴宜夏关注的增收问题集中在北京的生态涵养区。

在调研中，吴宜夏发现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乡村收入水平低、渠道单一、稳定性差、资本化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2021年国家推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价值变现”本应成为生态涵养区乡村发展相对于平原地区的全新优势，但从调研情况看，该区域在促进农民四项收入增长上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增加生态建设项目带动增加就业数量、提高绿岗就业工资水准。”吴宜夏提出，同时要积极推进以生态为导向的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打造“生态+”产业链，提升农民融入产业链的能力，带动经营收入的增长，借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创新，实现生态资源由“分散到集中”，财产收益由“集中到分散”，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两个月务实深入的调研，一整天精准坦诚的协商，委员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完成的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扭住农民收入这个中心问题不放松，坚持走“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路径，在服务首都、落实总规、减量发展中，努力构建契合首都特点的新型城乡关系，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发挥优势作用，围绕首都带头实现共同富裕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为北京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力量。”委员们深知，共同富裕的路上，有勤劳和智慧相伴就一定不会落下一人。

编辑：邓骄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