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介才子汤鹏的“则古尚变”

十七岁那年，汤鹏入岳麓书院从山长欧阳厚均学习。在学院学习期间，汤鹏才华横溢，意气风发，识见卓越，深受师友赞赏。其同窗好友陈本钦回忆说：“昔在岳麓读书，谭艺于群丛中，一见最倾倒之”。并且赠诗说：“目中久已无余子，古道犹将属此人”。

汤鹏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他的思想明显具有这一特征，他明白读书是为了经世、实用，而不能做一个只知埋首书堆的腐儒，所以他说“夫读书谈道，所以致用也，而称必典册，举必儒行，挽叔季而敦古处，破姗笑而含至乐者，谓之腐”。

汤鹏五岁发蒙，其父就对他课以儒家经史，以后在求学和仕宦的过程中，始终以儒学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则古”——孔孟的儒家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思想的核心。面对嘉道顽败的时势，汤鹏站在医治衰世的立场上，主张以古治今，体现的正是孔孟积极入世的奉天行道、济世救众的儒家主张。

4月22-23日，“书香资阳”全民阅读活动暨石头记“汤鹏与湖湘学风”主题读书会在益阳市资阳区举行。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郑佳明，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博览群书》杂志社社长、主编董山峰，岳麓书社总编马美著，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党委书记、教授陈宇翔等文化大咖解读汤鹏的经世思想、个性特点，以及对湖湘文化、湖湘学风的影响等，号召大家广泛阅读。

“天下异才”汤氏，寻求“则古尚变”

少年时，汤鹏即能写出一手好八股文。他为阐发经义所作时文，人们争相传诵，其文集风行天下，人手一册，全国考生争相模仿，不少人因此大获收益而中举，出版商不得不多次翻印，一时洛阳纸贵。朝中大佬都争相赞赏，其中协办大学士汪廷珍、汤金钊期望颇深。

盛名之下无虚士。道光二年（1822年），汤鹏连捷进士及第，即前一年秋天乡试中举，第二年春天进京会试、殿试考取进士，这是非常罕见的。为文“震烁奇特”，为人神豪笃实，朝野诸皆好评。少年科弟，风光无限，汤鹏一时被视为“天下异才”。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党委书记、教授陈宇翔以《从钱基博所见湖南人物的风格与贡献》为题作演讲。

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评价汤鹏：“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聩，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魏源。”中进士、入礼部、进军机、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官运亨通的汤鹏，才气逼人，一边做官一边做诗，不久便辑诗三千首。为救时除弊，作长达22万字的《浮邱子》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陈宇翔说道。

汤鹏行文讲究文词而义蕴深厚，精程朱理学而明经世时务，《浮邱子》九十一篇内容包罗万象，政治学术、军国利弊、吏治优劣、人事任用、内外形势等，论述精辟，切中时弊。

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郑佳明以《汤鹏经世思想的几个特点》为题作演讲。

“作为湖南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汤鹏的学术思想是以程朱为治学津梁、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则古’‘尚变’为治学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郑佳明认为，汤鹏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德、礼、法兼治，德治为本，他的政治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时代的政治。他认为道德是为政的根本，礼不过是补救道德之穷，刑不过是补救礼之穷而已。“汤鹏认为君主是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要把人民看作国家的根本，这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主义的倾向。”

汤鹏的学术思想并未在理学家的书斋中停留，而是对国计民生保持了充分的关注。“他倡言改革并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经济思想、文化理念以及外交政策，希图挽大厦于将倾。”郑佳明指出，汤鹏既循“则古”——遵循古代的原则，又推“尚变”——推崇变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返本开新”。

“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唤醒了有识之士的经世意识，他们从挽救封建社会危殆的末世命运出发，明确提出了改革更法的主张，有的甚至付诸实践。”郑佳明指出，由于汤鹏始终没有掌握大的实权，所以他的经世致用不表现在事功方面，而是表现在学问上，要求识古通古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面对列强的觊觎，清王朝本就抱残守缺、顽固保守，汤鹏意识到光靠“则古”就像是给满目疮痍、捉襟见肘的人穿上百结鹑衣，只能带来表层的体面，还必须对祖宗之法有所变更，于是，他大声疾呼“君子不能毋尚变”的“尚变”思想。

“大变局”之下，寻求“救国之计”

作为晚清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汤鹏提出变革思想不是偶然的。

1840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新兴的工业文明与东方古旧的农业文明的碰撞，使中国遭遇千年未遇的大变局。

安徽大学徽学院教授周建刚以《洋枪与雨伞——汤鹏与新旧之交的湖湘文化》为题演讲

“为什么是大变局？不仅因为西洋的东西汹涌而至，而且还因为中国人一切都没有调整好，就被汹涌而来的新知识新经验淹没。”周建刚认为，在晚清还未做好准备的时候，西洋人就来了。朝野上下赶快搜寻自己固有的文化底囊，匆忙翻检昔日圣贤的书本，可是没有像《甘露寺》里诸葛亮留下来应付变动的锦囊可以使用，于是，他们陷入了有史以来少见的文化困境。

周建刚表示，在此“变局”时期，文化也有新旧之分，旧文化中的精英人物，能够认识到时代危机，有危机意识，变革要求，如汤鹏等人，实属难能可贵。“但是旧文化精英，缺乏对时代的根本认识，把时代危机看成是传统王朝的危机，从旧文化中寻找锦囊妙计，”汤鹏的《浮邱子》，其实就是传统“策论”的一种。

汤鹏具体提出了四十条具体的变革措施，内容涉及经济、政治、边疆等方面，较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症状，阐述了变革的必要。在经济上，他既提出了以富民政策为中心的改革设想，又比较注重私有财产，倡导开源节流的理财之道。在政治上，他倡言平等，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君毋过尊而自比于天地之大”“臣毋过卑而下同于犬马之贱”等思想都透露了缩小君臣等级差别、呼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愿望。在边防、军事上也不例外。

在汤鹏思想体系里，“则古”是“尚变”的指导思想，“则古”是“则”古之“道”，而不是复古；“尚变”是“变”今世之“十弊”，离不开仁义之道的宗旨。汤鹏的则古尚变思想仍然没有冲破托古改制的传统变革方式的樊篱。

历史已经证明，用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只能从局部上暂时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晚清已是积弊积弱、内外交困，企图通过“则古尚变”匡扶社稷，体现了汤鹏思想的矛盾性和不成熟性。汤鹏的改革方法，同龚自珍等人的一样，更大程度上是时代局限性使然。

“近代思想的转折中，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传统思想武器库中，挑选了经世致用的策论，挑选了今文经学，挑选了诸子学，甚至挑选出冷僻的佛学，试图与西学接轨，但都是徒劳。”周建刚认为，真正能与西学接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清晰的价值观，毫不含糊的是非观，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的蔑视。“天地之间人为贵”，晚清诸儒能够认识西方文明的真正内在价值，恰恰因为在这一点上，人类文明是共通的。

一名耿介的君子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在《〈合奇〉序》中有言：“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何谓狂狷？《论语·子路篇》中解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古人所说的狂狷者，放在今天就是才能突出、坚持原则、敢于创新，有时可能性格倔强甚至不太“听话”，但如果帮带有力、管教有方，也能够干出一番事业的人。

狂者积极进取，应该说的就直言不讳，应该做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狷者洁身自好，决不肯随声附和，同流合污。

中南大学教授孟泽

“作为经国济世者，汤鹏至少是一个耿介的君子，一个开风气之先者。”孟泽以《狂士与汤鹏——为什么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为题阐述了汤鹏的“B面”。在孟泽看来，身处一个萎靡平庸的时代，汤鹏显得“另类”。汤鹏的自负、率性和天真，让他无法与其所处位置相适应，“他不是一个富有心机的热衷于权力游戏的人，不是一个可以用经验和世故统帅自己性情的政客”。

汤鹏御史任上，满清宗室工部尚书载铨叱辱本部司官崇曜，而崇曜也反诘抗争，道光皇帝将此事交尚书“吏议”。汤鹏不顾冒犯亲贵，据理力争，一个月内三上奏章，认为“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并指斥载铨作威作福。

然而道光不但不采纳其整肃朝纲，依法治吏的正确意见，道光大怒道“实属不知事体轻重，不胜御史之任”，反以“言过当”为由，将其罢回户部。所谓墙倒众人推，因为皇上处分了他，他的“职务考核”结果也很不光彩，从此开始了“礼曹十年不放一府，八年不一御史”的闲宦生涯。

升任御史才一个月就被贬回户部，对汤鹏固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却不甘沉沦。时值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老大帝国的神话在坚船利炮前颓然幻灭，汤鹏忧心如焚。即使被贬后“不得进言”，失去了有关国计民生的话语权，他托当时的户部尚书辗转上奏。道光虽也接见了他，仅只“报闻而已”。

这一切让汤鹏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深陷其中的末世官场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更深入观察的空间。籍此他辛勤著述编订，“欲有所暴白于天下，以震荡人耳目”。十几年间，写下《浮邱子》12卷、《七经补疏》7卷、《明林》24卷、《海秋制艺》180余篇、《海秋诗集》28卷等百万字，堪称著述等身。

不过，汤鹏的诗文，在当时为人称颂备至，时至今日却少有提及。“汤鹏也有危机感、末世感，但是这种危机感、末世感，大体上是传统思想体系可以兼容的，所谓黍离之悲，麦秀之恸，不得用世之痛。”孟泽认为，汤鹏的诗文在整体上复制了历代骚人文士基于天地感触、家国情怀与个人际遇的士大夫抒写，缺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反思性与创造性，是对于传统主题和意象的最好的复述。

狂者气象风气之先者

“有狂者气象的人，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创造性。但是，没有狂者气象，则毫无疑问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性的思想与作为。”孟泽表示，狂狷意味着反常，反常即反中庸，庸者。在汤鹏之后，湖南人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乃至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王湘绮，都有狂者气象。

不过，作为狂狷者，汤鹏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出走得并不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前瞻性、突破性的思想情感。归根结底，汤鹏始终为闭关锁国的思想所束缚，拒绝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交往，以及文化科学的交流。和魏源相比，二人都是湖南人，同饮资江水，同样敢于面对现实，批判现实、改革现实。鸦片战争后，魏源与时俱进，放眼全球，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一面旗帜。

这一点，既是汤鹏与魏源的差距，也是汤鹏思想中落后的一面。

汤鹏是湖湘近代具有狂者气象的士人之中的风气之先者，或者说始作俑者。虽然这可能更多出于时代精神状态的决定，但也未尝不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某种隐约的延续性。每当历史进入大变革时期，无数新情况、新问题、新生事物冒出来，能够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经世致用。

汤鹏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良朋益友的激励以及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的影响。他把治学与治世结合起来，以富国强民为经世致用的主要目标，以除弊兴利为经世致用的主要途径，二者贯穿于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始末，形成鲜明的特色。

此次主题读书会采取游学论道的形式，以线下名家会讲、交流座谈等多种形式相结合。活动旨在通过深入系统研究汤鹏，探讨其鲜明的个性特点、杰出的时文风采、强烈的经世思想，以及对湖湘学风的影响，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现资阳的发展新貌、“古韵古城 资水资阳”文旅品牌，推动当地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助推资阳形成读书学习的良好风气。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考察了明清古巷、长春经开区、张家塞乡富民村和沙头镇富兴村等地，感受古城资阳的变与不变、乡村振兴、工业发展。

文|政协融媒记者 邹嘉昊

图|通讯员 郭远程、黎天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