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陈天华、黄兴交情最笃”的杨昌济

　　长沙县文史专家  黄柏强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1871年4月出生，湖南长沙县人。黄兴，字克强，1874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县人。陈天华，字星台、过庭，1875年生，湖南新化县人。杨昌济为著名的教育家，他“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国之栋梁；黄兴、陈天华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为缔造民国立下不世之功。杨昌济与黄兴、陈天华交谊深厚。

　　杨昌济之子杨开智在《回忆父亲杨昌济先生》一文中载“我父初进弘文学院时，黄克强也在这里学习，他们时常交谈，互相切磋。不久，黄克强由军国民教育会派遣回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于一九〇三年秋在长沙建立了华兴会。和我父一道赴日留学的同学刘揆一、陈天华、仇亮，后来都成为华兴会的骨干分子。翌年甲辰起义失败后，黄克强、刘揆一等又出走到东京，继续从事反清斗争，我父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可惜对这段历史我不甚了解，只知道在东京期间，他对孙中山、黄克强的革命活动，是持极端赞助态度的。”

　　不同道路上的爱国者

　　黄兴于公历1902年6月留学日本，1903年5月31日自东京启程回国，策动反清革命，实际在日本的时间将近一年。黄兴到达东京后，通过几个月的努力，“与人接洽，得同志甚多”①。他与杨毓麟、蔡锷、梁焕彝、熊野萃、杨度等于1902年11月16日创办了《游学译编》，从事革命的舆论宣传。

　　1903年春，黄兴在弘文学院还组织湘籍留日学生，成立“土曜会”,“土曜日”是日文“どようび”，即“星期六”之意，“土曜会”顾名思义，即“星期六会”。每逢星期六，即聚集湖南留日学生开例会一次,“每会，黄必来领导，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②，主要是讨论武装反清的问题。

　　在黄兴的带动和影响下，留日学生中不少人由原来学习教育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据刘揆一的长子刘安鼐回忆：刘揆一谈及他与黄兴在弘文学院同学期间，两人经常在一起商讨国事，探求救国道路。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杨昌济与陈天华、石陶钧等于1903年3月同船到达日本留学，杨昌济入弘文学院普通科，陈天华、石陶钧同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陈、石为同桌，石陶钧每日见陈天华伏案疾书，撰写《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读物，写至动情处，伤心欲绝，暗自流泪。

　　杨昌济与陈天华、石陶钧等刚到日本，1903年4月，为声讨沙俄的侵略行径，黄兴、杨毓麟、刘揆一等联络本省及外省留日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陈天华积极投入这个爱国运动，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

　　他写的《警世钟》、《猛回头》两部作品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不久，陈天华在湖南长沙参与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天华积极赞成。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允许清国人入学的公私立学校规程》（省令19号），即所谓“留学生管理规则”。这个规程共15条，侵犯自由权利，犹如对待保护国一般，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

　　在这次运动中，弘（宏）文学院的学生是最积极的，处于反对运动的主流，杨昌济也参加了这场运动。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昌济与黄兴、陈天华、杨毓麟等人来往密切，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其教育救国的初衷。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遗事》中载，“初往日本……于陈天华、黄兴，交情最笃，而自言不能与革命事。日俄事起，留学生编义勇队，藉名拒俄，皆习兵操，怀中亦与焉。次日，队长宣布宗旨，怀中即谢不往，曰：‘吾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不能从军也。’取缔规则起，日人青柳笃恒骂留学生为放纵卑劣，天华发愤投大森海死，怀中哭之甚哀。”

　　《游学译编》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宗旨。熊野萃主编，杨度、杨毓麟、周家树、陈润霖、周宏业、曾鲲化、黄兴、张孝准、范锐、许兼等编译。至1903年11月3日止，每月一期，共出十二期。杨昌济在此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903年5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八册，名为《达化斋日记》；一篇发表在1903年6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九册，名为《教育泛论》。

　　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遗事》中载“ 怀中居东时，与友人立中国学会，入会者杨度、周大烈、方表，及熊崇煦、杨树达数辈。其时余在大阪，未与会也。其后，杨方奔走政治，早稻田宪政公会起，与梁启超政闻社俨相对立。怀中本学人，于政治非所愿闻也。自俞廉三送学生时，本定皆学师范，其后到东，自由更习科目，独怀中始终其事，卒为学者以终其身。”

　　支持黄兴等的革命事业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而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③，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杨毓麟与黄兴情谊深厚，黄兴赞誉他“思想缜密”，“美材也”④。

　　杨昌济与杨毓麟同宗，大杨毓麟一岁多，比杨毓麟高两个辈份。两人先后在城南书院、英国苏格兰厄北淀大学同学，情谊深厚，交往密切。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72烈士殉难，消息传到英国时，杨昌济和杨毓麟十分悲痛。杨毓麟大受刺激，他本来就有因制造暗杀武器导致炸药爆炸留下的头痛的毛病，这时更是夜不成寐，忧伤过度，精神失常，时哭时歌。后来，他又看到英国报纸公然鼓吹瓜分中国，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则步步退让，于是更加愤慨不能自已，准备自杀。他托在英国的同盟会欧洲支部吴稚晖和石瑛将其历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交黄兴作为革命经费，30英镑转寄其老母亲，以报养育之恩。8月5日，从阿伯丁乘车到利物浦投海自杀，遗体为渔夫所获。

　　杨毓麟自杀时，杨昌济正在德国旅游。当他得知杨毓麟的噩耗时，其遗体已经由吴稚晖主持埋葬在英国利物浦公共墓园。杨昌济在从德国返英并赴利物浦凭吊杨毓麟墓后，便以宗亲身份于8月14日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感谢信:“笃生蹈海，诚为极可悲痛之事。无穷希望，一朝顿尽，固国民之公戚，非仅友朋之私痛也。先生高义薄云，为之经营殡葬，表扬烈士之心迹，葬仪隆重，殁有余荣。闻先生三夜不眠，昌济感激至于无地。谨以同宗之故，代表其家属先鸣谢悃。笃生上有高堂，当不令闻此惨耗。其兄在奉天，顷已作书告之矣……”。不久，杨昌济为杨毓麟烈士作有《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表示对亡友的纪念。文章简要地叙述了杨毓麟的生平，说他“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觏也。”在谈到杨毓麟高尚的革命品德时说：“君性至孝，对于其家恩义甚笃。然因国家多难，常怀舍身殉国之志，公尔忘私，近十年来，居家仅四日也。”

　　杨毓麟殉国后两个多月，武昌起义成功，杨昌济一方面为杨毓麟未见革命胜利而痛惜，另一方面则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热烈欢呼。1911年10月21日杨昌济写信致吴稚晖，谈他对革命的感想:“读今日报，知国民军已获胜利……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按：即章士钊。章士钊，字行严）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弟固以先生所论求学百人之一自命者，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 当时《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次讲演中也提到:“当时《民立报》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行严先生。辛亥革命时，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的影响。”这个功劳是应该记在杨昌济和章士钊两个人身上。

　　与黄兴惺惺相惜

　　辛亥革命胜利后，胜利果实却很快被袁世凯篡夺。

　　1913年春，杨昌济从德国考察回国。1913年3月，黄兴挚友宋教仁被刺。4月，在宋追悼大会上，孙中山送挽联一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所撰写的挽联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孙中山的挽联揭示了宋教仁的死因；黄兴的挽联则直接指出了刺宋的元凶首恶就是袁世凯！随后，孙中山、黄兴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黄兴被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国民党左派人士杨德麟等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表示响应。

　　杨德麟是杨毓麟的哥哥，在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学校，杨德麟与黄兴同主讲席。杨德麟思想倾向于改良，但十分支持其弟的革命活动，其弟之投海自沉，使德麟悲痛欲绝，他认识到清廷不足恃，于是完成了他思想的根本转变，力主排满革命，以武装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以继承其弟之遗志。

　　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告成。1912年4月，黄兴任南京留守，杨德麟任南京留守府秘书。此时临时政府财政奇绌，杨德麟与黄兴发动“国民捐”以救中央政府的燃眉之急。他还曾代表黄兴出席程德全等发起的政见商榷会。南京留守府裁撤以后，杨德麟返回湖南，发展湖南国民党党务，任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

　　杨德麟极富辩才。回湘后，他以国民党演说员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大力宣传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主张，积极支持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合法斗争重新掌握政权，以对抗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后又担任谭延闿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反袁态度十分坚决，任事廉洁奉公。杨昌济对他的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两人来往也很密切。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派他的亲信汤芗铭任湖南“查办使”。汤芗铭到长沙后，将反袁的杨德麟等人逮捕入狱。杨昌济非常愤慨，并为营救杨德麟四方奔走，但是没有达到目的。1913年11月14日，杨德麟等人被汤芗铭枪决。当天，大雨滂沱，杨昌济仍然紧张地在外面进行营救工作，全身淋得透湿，也毫不顾及。当听到杨德麟等人的噩耗以后，他十分愤怒，回到家里，骂他儿子杨开智，为什么不派人去接他？家人和学生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如此大的脾气。其实，这哪里是生儿子的气？他实际上是借此发泄对袁世凯和汤芗铭的愤恨之情而已。

　　杨德麟被杀以后，曾经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杨昌济也被汤芗铭杀害了。当时正在日本避难的黄兴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后来，他又听说杨昌济被杀并非事实，才如释重负，立即写信给章士钊说：“前次所闻华生被害之事，全属子虚。并杏生（即杨德麟——引者注）之母亲现尚在乡住，并不知有是事。可见楚人之多谣……兹将华生复张君润农（黄兴得力助手——引者注）之函附上一阅，以慰惊心。”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章士钊因替黄兴起草了“讨袁宣言”，被袁世凯通缉，于是亡命日本，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出版《甲寅》杂志，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论，抨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杨昌济对章士钊此举表示赞赏。

　　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于上海。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遗事》中载，“黄兴死，怀中于梦中撰联，醒犹忆之。”

　　注释：

　　①见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8日),《黄兴集》(二),第557页。

　　②见《刘揆一集》第106页 饶怀民编

　　③见于右任《吊杨笃生文》,《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96页。

　　④见黄兴《复孙中山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参考资料：

　　杨昌济著 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 长沙：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饶怀民.黄兴传 长沙：岳麓出版社，2022

　　杨道正、彭新. 辛亥革命烈士杨毓麟杨德麟纪念集 长沙：岳麓出版社，2011

　　王兴国.杨昌济评传 长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5

   编辑：蔡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