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特色、 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特色

（一）新型政党制度是一政治概念。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组织和重要力量，发挥着社会整合、政治引领、思想传播等作用。但政党只是作为社会阶级阶层的一部分的政治组织，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一般是通过一定的关系结构形成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一政治概念，因为它有具体的概念范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并不是说从今天才存在，它已经经历了70多年的产生发展历程。积70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政治制度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政党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多党合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中共十九大作出一个重大判断，即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政党制度发展也不例外。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据中央统战部的不完全统计，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总数达7200万，利益要求和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何在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通过政党制度结构系统，使人民群众和各社会群体在有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能得到更充分地表达；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如何在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题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些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政治功能。因此，新型政党制度首先是应中国政治现实发展需要的政治概念。

（二）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具有学术开拓性的理论构建。从政党政治的学理上讲，政党制度是在一定的宪法法律、国家制度的作用之下，承接介入国家政治实践的动态过程，形成政党政治结构。新型政党制度的学理性，体现在它是认识政党制度问题的学术理论基础，可以作为分析各国政党政治普遍规律的工具，而不只是研究者自说自话。它的学术性可从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三方面进行比较考察。比较不同政党制度类型与模式的兴衰变化，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主要内容。

从政党与政党的关系来看，竞争是西方国家政党关系的本质和主流，决定了政党之间对抗对立的关系。这种相互竞争严重影响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政党关系的常态，不利于团结全社会力量同心协力去解决社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政党参选变成政党之间的恶斗，各个政党或参选人用种种手段抹黑攻击对方不遗余力；在多党制中的选举，大党盘算自己的“联合潜力”，小党盘算自己的“勒索潜力”。各党都以使对手失去竞争优势作为本党的行动目标。制衡和监督本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衡与监督是建立在政党竞争的基础上，这就使这种制衡与监督带有严重的政党偏见，容易失去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赞成”，致使制衡与监督变成了相互间的攻讦与掣肘，流变为政党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的工具。由此造成诸如美国目前出现的“政党极化”现象。

在我国，“多党合作”是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形式，它的第一要义表明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多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其次表明政党之间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而非如一般多党制存在的对立、竞争和对抗关系。政党之间成功的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就是：一致的目标，即共同致力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社会和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同目标。统一的认识和规范，就是各政党在应对共同目标、实现途径和具体步骤等方面，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联合行动中遵守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即互为支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以“你下台我上台”相互轮替为目的。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即各政党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赖、互相支持的良好气氛是有效合作的重要条件；政党之间的协商、人民政协的协商等是达成合作氛围的有效途径。具有合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即民主革命长期合作的历史、共同协商建国的历史记忆和新的国家制度结构下曲折发展的荣辱与共。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合作、非竞争、互利共赢、稳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政党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友党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执政与参政的关系。

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看，在西方，国家政权是各个政党竞相争夺的“标的”物，通过选举制度夺取政权轮流执政或继续维持政权是政党的根本目的。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西方国家主要政党轮流执政，把赢得选票掌握国家行政权力放在第一位。因此西方不少国家的政党制度为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遇到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民主呈现“短视化”结果。竞选制胜靠的是选民、选票，因此政党和参选者千方百计迎合选民。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例如，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就与政党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多数南欧国家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

其次是政治“走马灯”现象严重和政府软弱无力。选举时讨好选民许下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政党上台执政后不负责任，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决策总是为反对而反对，导致政府无力、无能，穷于应对眼前事变而难有长期规划，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环境，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难以有效推进。同时，西方政治制度设计中的分权制，也造成了政党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包括提名、选举和执政分化的取向，造成党内系统的碎片化。英国脱欧公投三年多以来，脱欧过程的一波三折和进退失据，很大程度上既是掌握立法权的议会与保守党执掌行政权的内阁的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也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和其它在野政党矛盾冲突的结果。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行领导的政党，同时也是始终保持革命精神的革命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国家权力系统的运行起中心作用。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各政党的地位只有执政和参政的区别，而没有在野党的存在。因此，执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力量，强大而稳定，担负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施政既能着眼于当前，也能制定实施长期的战略规划；既能保障执政党和政府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又能使民主党派在公共权力的运作、对执政党和政府有效监督以及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积极参政议政，保持了政党之间的政治张力，激活了党际互动的活力，促进中国共产党更科学、更有效地执掌好国家政权。

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基础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社会大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所代表的民众构成了该政党的社会基础。为了赢得大选，西方政党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要最大限度地合乎民意、代表民意。但是随着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同时由于近些年来逆全球化和极端主义的盛行，在经济生活之外的宗教、文化甚至语言和地域的区隔和矛盾，都成为影响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因素。英美等国不再是温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一方面，美欧不少国家的政党打着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的旗号，利用人们社会群体身份的不同，甚至利用LGBT这样一些社会价值取向甚至公民个人的性取向议题，大做文章，作为动员社会、争取选票的工具；另一方面，美欧不少国家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增长，极右翼政党不断产生。当前，西方各国传统政党衰落并不断分化，宗教性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等新的类型政党异军突起，极右翼政党在德、法等国登堂入室进入议会或进入总统的第二轮选举。极右翼政党的快速发展为当代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应该说，传统上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载体和工具，但如今西方国家政党已经演变成社会分化的工具，这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多党合作制，是以承认政党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即使是八个民主党派，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所联系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和界别也各不相同。承认差异，正视差别，用合作与协商方式去对待处理差异和差别，是政党政治的应有之义。合作共赢就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各政党团结合作，群策群力，和谐相处，共同为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重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充分发挥各个政党在共同维护人民利益中的作用。

因此，应该从学理上深入研究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标识、内涵要素、结构特点和主要特征，从理论上完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构建。

（三）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一个终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制度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在历史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长成”的；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也是“做成”的，所以要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政党制度问题上的历史探索，了解当时人们曾经历过民国初年对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多党政治趋之若鹜后的失望，也曾经历过在一党训政制度之下对国民党的武力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绝望，在抗战胜利后经历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等道义得失的比较中，把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实行多党合作制度的不可逆转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新型政党制度是70多年前新中国建立时历史土壤生成和政治选择的结果。

时代的发展变化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方面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对民主党派基本职能的充实。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首次明确提出民主党派的三项基本职能，即“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反映的是民主党派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民主监督反映的是民主党派同共产党既合作又互相监督的关系；政党协商反应的是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社会利益表达问题上团结和谐的政党关系，它反映了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地位作用。同时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探索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但是，相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应然”效果，其“实然”状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差距。我们必须看到，相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今日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政党制度问题上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少数领导干部对多党合作的制度规定存在着不执行或变相执行情况，甚至走过场搞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党制度在社会中的形象。因此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最根本的还要靠制度建设。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内涵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非常丰富的时代内涵。7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我国的政党制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更加重要。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内涵，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在政治发展方面，我们正处于一个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如何做的问题上有“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论述，一个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

自我革命强调的是党的自身建设，突出了立党、管党、治党的能力水平和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不断成功推进社会革命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险曲折，但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由一个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不断发展壮大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目的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进一步加强全党的高度统一，营造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此，铁腕反腐，重典治吏，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着力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组织水平、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大大提升。党的自我革命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社会革命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的奋斗目标、奋斗历程和在奋斗历程中展示出来的奋斗精神，突出了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走出了一条适合基本国情、符合人民意愿、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道路，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社会革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发展，所充分展现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也为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设建设作出了表率。

（二）中国政治道路成熟稳健，制度自信增强提升。纵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而各国政治制度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和区别，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制度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效能也有很大差距。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稳定持久为人民办事、集中力量为人民办事的政治优势，给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道路选择。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重新站到了世界舞台上，但是建国之初国力贫弱，没有话语权。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力依然不强，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邓小平同志讲：“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我们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巨大的社会财富，使我们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目前经济总量达到90万亿规模，雄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过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任务亟待完成。

就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而言，新中国建立后70多年的政治发展历程，虽历经曲折，但在这一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制度建设，多党合作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宪法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为主体、以《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制度框架体系，这是发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政治道路成熟稳健，制度自信增强提升。因此在政党制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现实。当代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和政党制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政外交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党制度问题即政党关系是一个国家首要的重大政治关系。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变异，暴露了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种“变”，主要体现在多党政治、议会政治和选举政治变成了“身份政治”和“否决政治”，政党恶斗分化和撕裂了社会，在西方国家多党政治之乱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治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此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当代世界政党制度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照而发展。从政治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到严重挫折，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认为中国也将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近30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倒，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深刻转变，人们正在见证“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西方国家的挫败感、焦虑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从利益代表、社会整合、科学决策及有效施政等方面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既有的政党制度作了鲜明的对比和科学的论证。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产生了新的质的飞跃。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强调防止和警惕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和平演变，强调“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而当今天的中国，以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为保障带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的世界格局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政治制度问题上“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这一重大历史转变背后的制度发展逻辑。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

（一）明确人民政协是实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在我国主要的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体现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各级人大代表是按地域按人口比例、通过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而产生的，人大代表个人不论属于哪一个党派，都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不体现党派关系。而在人民政协制度中，人民政协是按界别构成的，党派在各界别中处于首位。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各民主党派，都是以党派的名义参加人民政协的。

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重申关于人民政协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和政治判断，如“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一如既往肯定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

这一理论观点是从人民政协制度这一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去认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认识人民政协这一多党合作机构所内涵的党派性，是以国际上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横向比较和中国20世纪政党制度产生发展的纵向比较的视野，对于世界各国政党政治普遍规律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特殊规律逻辑联系的阐释。因为人民政协是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唯一体现现代政治中政党制度问题的组织机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制度发展结合上，从国家制度层面，明确人民政协是实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推动多党合作发展，是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要求的第一要义。

（二）加强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协调发展及相互作用方面的制度机制建设。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合理的政党布局和政党格局。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必须加强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协调发展及相互作用方面的制度机制建设。一个精巧的、适用于14亿人口大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一定是复杂的，它自身不仅为构建国家整体政治制度立柱架梁，同时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协调发展及相互作用方面，具有许多制度机制作为支撑。在这方面制度机制的理想状态是立体结构、复合形式，层层衔接、环环相扣。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构成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体两面，起着互为支撑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立党、管党、治党的能力水平空前提升。与之相适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下，参政党建设也作了一些努力。近两年，相继制定《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规划（2018-202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新时代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在保持优势、发扬传统的基础上，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在协调发展及相互作用方面尚未达到气象一新的效果。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思想的指导下，在立党、管党、治党的能力水平方面，执政党与参政党两个方面能大体协调，既坚持和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又能体现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这是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加强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又一实践要求。民主党派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方面，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支撑力量。其自身建设水平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发挥。新时代的民主党派担负着更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这种政治任务是与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相联系的。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任务可用两句话概括：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统一战线贯彻落实下去，把各方面实现民族复兴的智慧力量凝聚起来。这两个方面如何做到呢？早在1941年，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指出：“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老一辈领导人也常常讲，民主党派的政治任务是以共同纲领去影响和教育他们所联系和活动的对象，团结他们在人民民主政权的周围。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一方面要做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形成对中共大政方针的共识，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另一方面，还要把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界别和相关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民主党派的任务仅仅局限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不全面的。

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中，一方面民主党派要坚定立场，诚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民主党派自身的政治协商能力、组织能力、参政水平也需要有大的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相适应的提升。

作者：周淑真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兼副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 · 理论研究》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20年第3期

编辑：邓骄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