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耀：热血铸就信仰与忠诚丨湖湘抗战英烈故事

　　邓永耀：热血铸就信仰与忠诚

　　在湖南烈士纪念塔“湖南人民英烈纪念陈列”的西展厅内，一幅邓永耀烈士的画像静静悬挂。画中的他目光如炬，眉宇间凝结着坚定的意志，仿佛正穿越时空，凝望着曾经为之奋斗与牺牲的这片土地。这幅看似朴素的画像，背后承载的是一段壮烈的人生。这位被刘伯承誉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自己一切”的伟大革命者，以生命诠释了信仰与忠诚。

　　赤子初心：在黑暗中点亮星火

　　1912年1月24日，邓永耀出生于茶陵县大冲村一个贫苦农家。父母虽家境艰难，仍坚持送他到茶陵县立高级小学就读。由于生活的重压，父母相继亡故，少年失怙的他尝尽人间冷暖，甚至因贫寒被剥夺了宗族祭祖的资格。这种深受封建压迫的切肤之痛，成为他革命意识觉醒的最初种子。

　　1927年“马日事变”后，15岁的邓永耀结识了隐蔽回乡的共产党员邓有禹。在他的启蒙教育下，邓永耀积极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担任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副校长期间，与教师刘生汉共同创作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校歌：“红色世界，列宁学校多么快乐……世界责任在我肩。”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将教育实践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将课堂化作革命阵地，带领学生深入乡村开办识字班，用“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的《新三字经》唤醒民众。他还编写《我们的责任》等政治教材，讲授“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道理。这种教育创新，使学校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团机关输送了大量人才。1933年，这位文质彬彬的教育者放下教鞭握起钢枪，踏上行军之路。

　　文武双全：笔杆与枪杆并重的典范

　　“有文化，有政治水平”，这是萧克将军对邓永耀的评价。长征途中，邓永耀始终带着一个藏书木匣，在战火间隙坚持学习思考。作为红六军团宣传部长，他既注重部队及群众中的宣传动员，又深入开展社会调查；既检查宣传工作成效，又负责扩大新兵补充队伍。这种将思想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体现了其政治工作的独特智慧。

　　抗战爆发后，邓永耀的文武才能得到全面展现。1938年，邓永耀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率部转战冀南一带，以骁勇善战著称，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初到冀南便以400名新兵击退40多辆汽车运送的日军，展现书生领军之勇。更难得的是，他深刻理解“民心即江山”的道理，严令部队野外宿营、公平买卖，以秋毫无犯的纪律消除群众“见兵就躲”的顾虑。

　　在任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东纵二团政委期间，邓永耀展现出卓越的统战能力：他对土匪萧孝成部采取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最终活捉匪首并收编千余人，既为民除害，又壮大了抗日力量。他善于多线推进工作：一方面组建各级抗日组织，包括永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等；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恢复集市贸易，组织农民大种高粱，发展农业生产。这样，邓永耀将抗日救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当地广大群众都称赞他是八路军的好干部。

　　热血丰碑：用生命践行誓言

　　1939年初，日军集结五个师团扫荡冀南根据地。得知日军来袭时，邓永耀临危不乱，实施三路分兵战术：一部分战士掩护群众转移；一部分在邓庄村南设伏；他自己率30余人赴西屯村西抢占地形，既负责阻击又承担诱敌任务。这种“正面阻击+侧翼埋伏”的战术思想，体现出邓永耀日渐成熟的军事素养。激战中，他率先击退敌军第一次冲锋。正要转移时，他头部和腿部中弹倒地。在生命最后时刻，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是催促战士“快引敌人进埋伏圈”，并举枪继续射击，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悲壮一幕，诠释了他在《我们的责任》课文中教导学生的“出革命群众安危苦乐为自己的安危苦乐”的信念。

　　邓永耀牺牲后，《新华日报》专文悼念，武邑军民立碑永志：“以身作则，英勇杀敌……群众相见最切，相感最深。”这些评价不仅是对其战功的肯定，更是对其群众工作成效的见证。

　　邓永耀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革命者的担当，他既是播撒革命火种的政治工作标兵，又是骁勇善战的红军将领，更是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民族危亡之际，正是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普通英雄，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救亡图存的长城。今天，回望邓永耀烈士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英雄的个体成长史，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一个微观缩影。画像可以褪色，但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精神丰碑永不磨灭。它激励着我们以同样的忠诚与担当，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书写共产党人的壮丽诗篇。

　　文 | 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 张晓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