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市政协委员谢潇：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路径研究

　　谢潇 湘潭市政协常委，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任教师，博士

　　【摘  要】本文以深化“1453”履职、服务“三高四新”战略为目标，基于湘潭市政协实践，通过理论构建与实地调研，探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的创新路径。研究阐释了以人民政协主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的理论内涵，总结了多元主体参与、聚焦民生议题、平台特色赋能与协商机制构建等经验，剖析了主体参与不到位、议题设置不精准、平台建设不完善、成果转化不顺畅等问题。最终提出涵养协商文化、精准选定议题、建强协商平台、规范协商程序、促进成果转化的“五维联动”路径，旨在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基层治理；实践路径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凝心聚力、民主决策、协商议政和国家治理第一线。[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2]：“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决策部署，加强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的协同配合，助力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形式，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凸显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政治优势和民主形式，推动协商民主建设向纵深发展，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的内涵分析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本质上是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作用，将政协的协商理念、制度设计与工作机制延伸至基层社会，与既有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有机融合。[3]这一过程以各级人民政协为组织依托，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理念，通过增强基层协商能力、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商体系，最终服务于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目标。

　　（一）以各级人民政协为主导的多元协商机制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的多元协商模式，其核心在于发挥政协的系统整合作用，通过制度化平台将分散的协商需求、多元主体和协商形式有机统一。[4]该机制以“政协搭台、多方参与”为运作方式，围绕“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议题，组织基层党组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群众代表等广泛协商，推动共识形成与问题解决。其多元性体现在主体、议题与形式三个维度，既拓展了协商的广度与深度，也增强了包容性与适应性。政协作为制度性协商主体，确保了协商的规范性和权威性，有效克服基层协商的随意性与碎片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持续、高效的民主动力。

　　（二）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内核的深度践行范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5]人民政协作为其重要制度载体和专门协商机构，在基层实践中形成了以“全过程”为内核的深度践行范式。首先，其“全程性”体现为“事前协商—事中监督—事后反馈”的闭环机制，使民主贯穿治理全链条，避免“协商止于会场”；其次，“全民性”转化为多元主体的广泛深度参与，打破参与壁垒，使民主成为“多数人”的实践；最后，“实效性”落脚于协商深度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成为决策必要环节，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为政策举措或民生实事。这一范式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制度化运行与生动体现。[6]

　　（三）以实现治理现代化为指向的效能提升路径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的核心目标。治理现代化强调系统性、法治化、智能化与精细化，而政协协商通过提升治理效能、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技术，实现了“民主”与“效能”的有机统一。[7]首先，政协协商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增强基层治理的回应性和执行效率;其次，政协发挥超然地位与组织优势，搭建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平台，整合党政机关、社会与市场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最后，依托数字化协商平台，实现过程透明、决策科学与反馈及时，充分体现治理现代化的“智能化”内核。

　　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经验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研方式，在系统收集多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案例基础上，我们可从协商主体、内容、平台和机制四个方面，对实践经验归纳如下。

　　（一）协商主体多元共治

　　基层政协协商普遍形成以政协为主导、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各地将政协委员、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群众代表等纳入协商体系，构建功能互补的多元共治结构。政协负责平台搭建与流程组织，委员提供专业支持，群众反映诉求，部门推动成果转化。例如，湘潭市岳塘区政协推行“三动四线”工作法，推动委员下沉联系群众，累计解决文体设施不足、校园安全等19项民生问题，形成“委员下沉、民意上行”的良性机制。

　　（二）协商内容聚焦民生

　　基层协商以精准回应民众关切为核心价值，普遍建立民生痛点响应机制，聚焦教育、养老、交通等民生领域。例如，江西省政协打造“三有”[8]协商平台，开展“三风”[9]活动，围绕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需求，以及老旧城区出行难题开展协商，有效服务基层治理与民生改善。

　　（三）协商平台特色赋能

　　各地推动协商平台向基层延伸，依托委员工作室、社区联络站、民主恳谈会等载体，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品牌。如湘潭“潭事好商量”、江西“赣事好商量”等，以语意双关融入地域文化，形成常态化议事机制。湘乡“请你来协商”、南昌西湖区“幸福圆桌会”等平台，推动协商进小区、到门口，提升参与的广泛性与代表性。

　　（四）协商机制逐步建构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生命力在于机制化、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各地逐步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协商工作机制，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在主体、议题、平台等方面系统衔接。例如，湘潭市政协建成131家线下委员工作室，覆盖全部乡镇（街道），通过“四个衔接”机制打通协商“最后一公里”；南昌西湖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指导、政协主导、社区搭台、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六方协同机制，提升协商规范性与治理效能。

　　三、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的问题分析

　　调研发现，尽管各地政协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卓有成效，但与其理论内涵所要求的“政协主导性机制—全过程民主范式—现代化治理效能”三个层面之间仍存在实践落差。主体参与缺位、议题聚焦偏差、平台建设虚置、成果转化梗阻等深层次问题的存在，制约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效能发挥的最大化。

　　（一）协商主体参与不到位

　　基层政协协商面临主体覆盖不全与能力不足的双重挑战。首先，政协主导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主体对协商理解不深，难以有效回应群众需求；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全民性”体现不足，例如，新就业群体、流动人口等关键利益相关方缺席，导致快递驿站、共享单车管理等议题协商缺失真实意见；最后，政协委员专业优势和界别功能未充分发挥，“挂名委员”“远程调研”等现象普遍，影响协商质量与建议可操作性。

　　（二）协商议题设置不精准

　　当前基层协商议题虽聚焦民生，但同质化突出、前瞻性不足，未能精准对接群众真实需求。其主要原因有：议题征集渠道单一，民意反馈不畅；筛选标准不明确，多依赖党政交办或委员主观判断，缺乏科学论证；前瞻研究和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对新兴领域和深层次矛盾关注不够。

　　（三）协商平台建设不完善

　　现有协商平台形式传统、创新不足、联动缺乏，数字化应用不充分，难以满足多元参与需求。同时，政协组织在平台中的主导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具体表现在：政协组织在平台中角色表层化，多限于“场地提供”，未深入参与机制设计与流程管控；资源整合不足，党政、社会及专业资源未能有效引入；委员专业优势和界别资源未充分嵌入平台运作，制约协商实效转化。

　　（四）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

　　基层协商普遍存在“重协商、轻落实、弱反馈”问题，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议而不行、行而无效”现象突出，影响协商公信力与持续发展。协商成果的有效转化是民主协商的生命线，唯有将“纸面建议”系统转化为“治理实绩”，才能彰显协商民主价值，增强群众信任，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四、新时代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路径

　　基于当前理论分析与实践调研，紧扣我省“三高四新”发展战略和省政协“1453”履职总要求，新时代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应从厚植协商文化、精准设置议题、建强协商平台、规范协商流程、促进成果转化五个维度系统谋划、全面发力。

　　（一）涵养协商文化，筑牢民主根基

　　协商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平等参与、实事求是、凝聚共识。发展协商民主，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民生改善，倾听群众呼声，推动实际问题解决。“潭事好商量”等地方实践正是协商文化在基层具象化的重要体现。

　　培育协商文化是提升基层治理软实力的关键。通过倡导“有事好商量”理念，推动协商从制度要求转化为群众自觉行为，实现从“要我协商”到“我要协商”的转变。“和”文化有助于弥合分歧、促进理性沟通，为化解基层矛盾提供柔性路径，使协商从决策机制升华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氛围，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实践奠定坚实社会文化基础。

　　（二）激活主体意识，精准设置议题

　　一方面，应积极拓展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推广“微协商”“微提案”等形式，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实现群众在家门口“找得到人、说得上话、议得成事”。将“协商在基层”打造为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聚焦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从政协视角献良策、促落实。例如，南昌市政协打造“三有”[1]履职品牌，通过搭建百姓身边的协商平台，推动一批民生难题有效化解，并制作《赣事好商量“三有”在洪城》系列节目宣传实效。

　　另一方面，要推进协商议题精准化设置，强化议题征集、沟通与审定机制。议题确定本身也是协商过程，需科学谋划、合理选定，优先选择切口小、辐射广、关注度高、可协商性强的议题开展深度协商。具体措施包括： 其一，明确议题靶向范围，围绕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热点难点，深入开展调研协商，注重吸纳合理民意，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实情；其二，细化议题征集流程，推行清单化管理，系统梳理委员专长与基层需求，安排委员定点联系基层单位，广泛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经沟通论证后纳入协商议题。其三，健全议题甄选机制，建立征集、整理、审查系统流程，借助网络平台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并由相关议事机构对候选议题进行归类、筛选、审批、公示以及备案，实现闭环管理。

　　（三）消除空间壁垒，强化平台功能

　　其一，应立足基层实际，针对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民生诉求，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协商机制。推动协商场景向一线延伸，将议事场所拓展至田间地头、社区院落等基层现场，通过面对面协商增强委员履职实效。例如，南昌的“外卖小哥暖心屋”“网约车司机之家”等场所均可成为协商一线。

　　其二，应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加快构建多元化协商平台。例如，可借鉴“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等模式，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提供制度化载体。此外，应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依托“政协云”等平台开展线上协商，提升响应速度、扩大覆盖范围，以数智化赋能协商民主。

　　（四）强化责任闭环，规范协商程序

　　其一，明确主体责任，健全履职机制。强化政协组织和委员的协商意识，推动工作重心和资源下沉，引导委员深入基层有效履职。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居社区等枢纽作用，找准服务群众切入点，注重培育典型、打造品牌，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基层协商工作格局。

　　其二，推动流程标准化，提升协商可操作性。围绕“为何协商、与谁协商、协商什么、怎么协商”等核心问题，系统梳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机制。针对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细化规范协商各环节，明确阶段步骤与责任主体，切实提升协商效率与成果质量。

　　（五）贯通转化机制，量化治理效能

　　协商民主的价值最终体现在问题解决上。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在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着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落实。建立以“协商成果转化率”和“群众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从根本上破解“议而不决、落实乏力”的困境。具体可从两方面推进：

　　其一，健全协商成果转化机制。构建全链条跟踪问效制度，对基层履职中发现的共性难题和群众集中诉求，及时转化为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微建议或调研报告，依托政协专门协商渠道推进解决。例如，江西赣州市政协创新实施“三转一督”机制，将协商成果系统转化为提案、社情民意和大会发言，并对协商报告及领导批示进行专项督办，实现从“建言”到“见效”的有效转变。

　　其二，建立协商成果反馈机制。协商完成后，要及时跟踪了解群众的获得感评价。对需要党政部门落实的事项，应持续跟进监督，保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解决落实中的问题，确保协商取得实效。例如，湘潭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协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的实施办法》，明确成果采纳、办理、反馈、督办和评价五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并从组织领导、责任落实、督促办理和宣传引导四方面等方面提供保障，防止“人走政息”。

　　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创新，必须深入贯彻“两个结合”[10]的根本要求，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政协为主导、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内核、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导向，以协商文化培育破解主体参与缺位，营造全过程参与的民主氛围；以议题精准设置纠正议题聚焦偏差，确保协商内容紧扣民生与发展；以平台实效建设扭转平台建设缺位，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协商载体；以规范流程设计打通成果转化梗阻，健全从议事到监督的完整链条；以成果转化机制保障协商治理效能，形成凝聚共识与建言资政双向发力的良性循环。通过这五个维度的系统重构与机制联动，推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从“点状探索”走向“体系赋能”，以机制创新促进效能提升，真正实现理论内涵、实践探索与战略目标的有机统一。

　　注释：

　　[1]葛慧君.展示新时代人民政协一线新气象［EB/OL］.人

　　民政协网，2018-10-25.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2024-09-20.

　　[3]刘须宽.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创新路径[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4):157-165.

　　[4] 李岁科. 新时代基层政协协商民主:价值意蕴、现实挑

　　战与实践路径[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70-76.

　　[5] 肖立辉主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58-60.

　　[6]董树彬,丁卓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

　　拓展与升华[J].理论探讨,2022,(03):72-78.

　　[7]董树彬,何建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实可

　　能、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J].学习与实践,2022(02):24-34.

　　[8]“三有”：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

　　[9]“三风”：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

　　[10]“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作者：谢潇

   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