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青史与遗臭万年：谢振定与王钟健的官场生死局

　　近日，看了莫美的长篇历史小说《守道》，又查阅了相关史料，掩卷沉思，感慨良深。诚如著名作家谭谈所言，《守道》是一部值得静下心来细细品读的书。《守道》的高潮，是监察御史谢振定烧了和珅的车，给事中王钟健立予参劾，朝廷罢了谢振定的官。

　　当日，同僚监察御史管世铭便评判道：今日二公各有所失。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

　　时间证明了管世铭的预见。谢振定因此被誉为“烧车御史”，名垂青史；给事中王钟健却因此与和珅钉在一起，遗臭万年。两者对比鲜明，发人深省。

　　《守道》虽然是小说，小说可以虚构，但高潮部分却完全是历史事实，谢振定烧车、王钟健弹劾、管世铭评判等，都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小说是选取谢振定任监察御史的这一小段时间，谢振定与王钟健此后的交往未再展开。其实，真实历史中谢、王二人的后续互动，更耐人寻味。

　　谢振定历官编修、监察御史、礼部主事、员外郎、通州坐粮厅厅丞等职，客观地说，其一生中最耀眼的壮举、能够进入史册的原因，也就是烧车。因为此时的和珅，地位实在太高，敢于与之作对的人实在太少。他是乾隆亲家、一等忠襄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权势仅在乾隆爷一人之下，真正的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就连同为三大中堂的纪晓岚、刘墉，也是委蛇其间，甚或滑稽悦容而已，刚刚登基的嘉庆帝也是敢怒不敢言。和珅家风败坏，谢振定一个小小的从五品文官，敢于公开与之斗争，能不载入史册吗？

　　谢振定本就豪爽旷达，夺职后更是声名鹊起。后来成为道光帝的爱新觉罗·旻宁，时年仅十三四岁，听闻谢振定烧车事，也不免“心壮之”。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的礼亲王爱新觉罗·永恩，立即聘他担任儿子昭梿的老师，使之既有地位又有实惠。其忘年交、江南大名士王文治则是逢人就说：“谢公虽黜，益足增吾辈之重。”他到江浙一带游玩，所到之处，士人争相送上竹杖和木屐迎接。他与江南政要、文人名士谢启昆、阮元、曾燠、袁枚、王文治、段玉裁等饮酒赋诗，“酒痕墨渖中，获其寸纸，珍为拱璧”。几十年后的曾国藩，更是写诗称颂“我昔曾读《知耻集》，憾不追逐参翔翱”“一朝烧车震都市，骢马御史真人豪”。

　　反观王钟健，其一生最大的败笔无疑也就是参劾谢振定。《清史稿》载“王钟健希和珅意，假他事劾振定”。昭梿在《啸亭杂录》中亦称“王给谏钟健希和相意，劾罢公官”。张士元在《嘉树山房集》中虽未点名，却说“有用媚道入奏者”，更难入耳。

　　其实，王钟健参劾谢振定，虽是迎合和珅意愿，却并未假借他事，而是就事论事。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奏稿原件对此记载颇详。因为事情发生在中城珠市口，属于王钟健管辖的范围，而不属于谢振定管辖（东城）的范围，王钟健认为谢振定处置和珅妾弟违制乘车、违规驾车“焚毁车辆、骡头变价”的方式，“从无此例”“殊属不合”，应交中城司坊官处理，故“请旨将该御史交部议处”。其程序正义与动机污名化的矛盾，恰似现代司法中“合法伤害权”的古典范本。

　　王钟健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入翰林院，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即任礼科掌印给事中，为正五品文官。谢振定烧车后，王钟健“希和珅意”，和珅却未如钟健意。王钟健还是当他的礼科掌印给事中。和珅跌倒后，他虽未受追究，但影响应该还是有的。嘉庆五年（1800）五月，王钟健就科考厘正文体上了一折，确有违规矩，也不合时宜，不采纳甚至批评一顿也就罢了，嘉庆帝却认为“王钟健所奏，全不成话，又违例条奏，著交部议处”。部议情况已不得而知，结论可能是不予处分，因为王钟健还是当他的礼科掌印给事中。嘉庆七年（1802）八月、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王钟健有机会简补光禄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等从四品职位，吏部开列拟任名单，王钟健排第一位，嘉庆帝均未同意。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王钟健因“心地明白、办事勤勉”，由刑科给事中擢为礼科掌印给事中。从吏部的几次提请来看，王钟健的工作应该是勤勉的，绩效也是不错的。同时，从《山西书法通鉴》（柴建国著）提供的王钟健的半封书信来看，其为官也是比较廉洁的。嘉庆十年（1805），王钟健因嘉庆五六年间巡视中西二仓失察（花户盗米没有发现），部议降级调用，并需分赔三千两银子。他感到很是为难，向朋友写信：“四十年京宦清苦，从何处凑办？”当了四十年京官，其中五品官将近二十年，竟然赔不起三千两银子，其清廉可想而知。

　　也许王钟健人品不坏，至少不是很坏，参劾谢振定只是一时糊涂，也许还有其他难以言说的原因，总之，谢振定最终原谅了王钟健，两人还有一定的交往，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在谢振定的《知耻斋诗集》中，存有一首写给王钟健的诗，题为《题王给谏仲乾〈枣香书塾授读图记〉后》，兹录如下：

　　枣花香远近，花里读书声。

　　不愧春风座，真全棣萼情。

　　青箱宏旧学，白简慎嘉名。

　　看取千秋业，谁高月旦评。

　　不殖学将落，名言尚典型。

　　树人同树木，传道在传经。

　　卷轴金籯策，芝兰玉砌馨。

　　披图怀手泽，老我泪泠泠。

　　王钟健（字仲乾）对他的祖业、他的发蒙之所——山西文水枣香书塾充满感情。嘉庆九年（1804）冬，他请同年余集画了《枣香书塾授读图》，自己作记，再请谢振定题诗。如果谢振定没有原谅王钟健，两人仍然心存芥蒂的话，王钟健是不会请谢振定题诗的。凭谢振定的性格，就算王钟健向他求诗，他也断然不会答应的。

　　“看取千秋业，谁高月旦评。”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便圣贤，也不例外。但有些错误可以犯，犯了可以改正，可以修补；有些错误绝对不能犯，犯了永远无法改正、修补。王钟健参劾谢振定的墨迹，成了其附庸权力永恒的自供状。谢振定可以原谅王钟健，但历史的判笔从不留情。和珅擅权，不可一世，已是天怒人怨，迟早会遭报应，遗臭万年；王钟健却还要前去迎合，如此大错，怎能修补？“希和珅意”，一个“希”字，便把王钟健与和珅牢牢钉在一起。勤勉也罢，清廉也罢，乃至其他种种努力，通通无济于事。个中道理，本就简明，但王钟健当时没有看清，我们后人应该看得一清二楚。

　　文 | 廖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