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民政协不解缘】翁新华：政协委员二三事

翁新华

（岳阳市政协第五届委员，界别：文艺）

让金鹗路学习上海南京路

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作家刘祖保推荐，我从2006年至2009年当了一届市政协委员。鉴于自己的界别，想就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一点有益的建议，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如何贯穿民本主义，做一些尝试。

我家住市区南湖游路龟山巷，往北走穿巷子是金鹗东路繁华段，原本一长溜大小门面，一家紧挨一家，十分热闹繁华。不知是城管追求整齐划一，还是为了便于管理，突然间改成了清一色白漆招牌，喷上了清一色红色宋体字。这样一来，不仅门店特色尽失，找哪家店子买东西，经常跑错，要么买鸡蛋找去了鹌鹑蛋店，理发进了修灰指甲的地方。老少居民也有了不同反映。大伙觉得，岳阳原是个文化古城，提到历史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店面文化，忌讳的是整齐划一。上海南京路之所以繁华，多姿多彩，富有地方特色，就在于那条古街的建筑风格、门面装潢异彩纷呈，招牌更是五花八门。门面改成统一的红色宋体字，红彤彤像1968年的“红海洋”。所谓金鹗路，来源于传说中的神鸟金鹗，它的羽毛也是流金溢彩的。这样一刀切，反倒与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格格不入了。

我综合大家的感受，以委员的名义，用委员专用信纸，向有关主管副市长写了一封信。建议在门店样式，尤其招牌制作，色彩搭配，字体选择方面，不搞整齐划一，实行百花齐放。至于店面的设置，招牌样式，自由店主选择。愿意花钱的老板，可以请人撰写古香古色对联，自请书法家书丹，请雕刻家雕刻。喜好匾额的老板，则可以制作烫金烫银匾额，使传统老店大放异彩。这样，他们做的是生意，弘扬的是文化，金钱、文化相映生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得以在古城复活，蔓延至全城所有大街小巷，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就上来了。

不久，市政府办给了回复。称赞我这个委员的建议相当正确。认定这代表了一种民意。比方其中一家老人理发店，老板居然请人临摹书法家启功的笔迹，在店面两侧挂出了一幅雕刻在紫檀木招牌上的对联：虽是毫末小事；却是顶上功夫。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欣赏。

我把市政府办的回复，用手机拍了照，给顾客们观看。大家都说，你原来是个政协委员，你办了一件大好事！

让北宋通判乘高铁倒追滕子京

那阵，我正在做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准备，计划写60万字，具体描写宋庆历年间的一段历史生活，涉及的人物较多，而且大多陌生，少有生活蓝本。因此，广泛收集历史资料，虚构几个重点人物是很关键的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连削二职，贬到巴陵郡担任军事知州，前后也就两年多一点。滕子京看起来官做得很大，其实也就正9品，相当现今的市委书记。要不是沾着参知政事、大文学家范仲淹同学的名分，正史上留给他一千字记载都绝无可能。而写小说像编剧目，有了一号主角知军州，还得有个副手——相当现今的市长。宋代的市长主持行政事务，协助知州工作。北宋官谱上没有市长一职，所谓市长实际上叫通判。回过头来说，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及宋史中有关滕子京的记载，仅限于《滕宗谅传》，不足800字。

北宋庆历年初的巴陵郡通判是谁呢？   

找去北京，造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著名宋史专家吴小龙，他也答不上来。吴教授说，巴陵郡当时虽然是一个地市级建制，也管辖岳、临、平、华四县，但很小，加之位处南方蛮荒之地，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地位，自唐代以来，一直作为贬官发落之地。除了皇上钦点的一把手，副手根本排不上号。你写书需要这个人物，那就虚构一个吧。

好不容易找到《巴陵县志》、《临湘县志》、《华容县志》、《平江县志》，终不见一字提及巴陵郡的行政建制。

说来还搭帮宋代的巴陵县人民，他们的县志只蜻蜓点水式记录发生的大事，由此，我有了觉悟，宋代人记事不记官，也没有组织部门留下官场人事档案。至于记事，他们最重视的是有关宗教的人与事。谁在宗教事务上，留下好的口碑，这个人的名字就留了下来。

这不，岳阳县大云山修了不少祠庙，规模格局较大，宗教事宜总是在县志中占据较大篇幅。大云山祠庙大殿立着几大块石碑。碑上刻着一些名人、好人，名曰乡贤。模模糊糊的人名中记载中，有个人叫石光，因为行善积德，口碑甚好，死了就葬在大云山。老百姓记得他的好，多少年后捐款给修了个石光祠。他的平生简介寥寥数字，语焉不详。仅介绍他是个道教宗师，名望很大，曾任巴陵郡通判，活到了120岁（估计年龄也是虚构，因为是个乡贤，好人，不妨让他长寿百岁以上吧）。

再去看岳阳楼的碑廊，以及《岳州学宫》的《乡贤名录》，这个石光竟惶然在目。再看看《巴陵县志》，这个通判原来不带编制，不是朝廷委任，是老百姓层层举荐，来郡衙协助知州处理政务的。通判是确凿无疑了，但问题来了，石光的传道及政治生活，局限于宋神宗年间。真是天上掉下个石通判啊！

麻烦在于，石光和滕子京不在同一个朝代。滕子京是宋仁宗赵祯于庆历四年贬谪至巴陵郡。宋仁宗生于公元1010年5月12日，卒于公元1063年4月30日，属于宋朝第四位皇帝（公元1022年3月23日至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赵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 大中祥符7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天禧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42年，即公元1022年至1063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陵墓为永昭陵。 谥号: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史家曾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滕宗谅（公元990年至公元1047年)，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诸多官司，而为世人所知，岳阳楼的双公祠中有范仲淹与滕子京的雕像(右)。他在蛮荒之地岳州做过知军州。他做知军州时，政事顺利百姓和乐。GDP攀升很快。

大云山有个新修的道观，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仿宗教建筑，所存宗教典籍，大多属于地方领导出于招商引资而收集或杜撰。县里的一些文人墨客基本上没有顾忌考证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要素，你要造一个道教祖师，我就随意编造一个。看那些文章，居然把石光宗师写到了明崇祯皇帝的年代。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但是，造庙兴祠，拿不出叫的响的历史人物镇守，也是难以传开的。聪明的现代人，在虚构或编造道观典籍时，大多注意到与北宋时期的一代道教宗师石光有些勾连。

宋代比较看重道教，范仲淹苦读诗书时，就观看过皇上大张旗鼓拜谒道教圣地嵩山的事，《资治通鉴》中，祈雨、襄灾、乃至拜谒火神、地震之事，比比皆是。在科学还十分不发达的宋代，道教已经成为朝廷和民间崇奉的主要宗教。

据《宋宗教典籍》载，石光是山东徐徕人，神宗时期，在湖南省巴陵郡当过一段时间的通判，不但是一位有名望的道教始祖，而且有着很强的服务意识。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位不忘初心，道教修养和造诣很高的道教始祖。因为老百姓层层推举，被多次拥戴为乡贤。所谓推举，也只是个临时推举，相当现今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他担任通判一职，不属于朝廷任命，也无官俸。退职后，就返回大云山继续修道，死后葬于大云山，百姓念及他的功绩，自发给他募捐修建了“石光祠”、墓塔。他的存在，给岳阳县人民发展旅游文化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一笔。

我的问题是，石光任巴陵郡通判，是宋神宗时代。神宗赵顼，系英宗长子。英宗即位，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太子。四年，即位。熙宁二年，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以图富国强兵。后命王韶、章惇开边，设熙河路，拓梅山地区。元丰时，改革官制。屡遣将进攻西夏。灵州、永乐城之战，皆大败，遂采守势。在位19年。可见，石光自任通判，正是北宋与西夏、党项争斗最为激烈，人民饱受战争、饥荒的年代，危难时刻顾不得安心修道，云游四方了，断然舍弃俸禄，为州府分忧，主动当一名民选的通判，十分难能可贵。

按照生卒年谱，宋神宗赵顼比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赵祯也年长12岁，他在位是公元1067年至1085年。宋仁宗在位是1022年至1063年。他们之间隔了英宗赵曙一个朝代。

至于贬来巴陵郡的滕子京，只活了59岁不到就死了，如何张冠李戴，把后一朝的石光作为滕子京的副手呢？

带着这个发现，我认真地询问了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宋史专家吴小龙。吴教授说，既然石光是个老百姓认定的乡贤，让他提前半个朝代出生，当一阵滕子京的副手，把巴陵郡治理得政通人和，又有何妨？

堂堂参知政事范仲淹，也不在那儿恣意夸张么？范仲淹写，滕子京庆历四年春赴任，只隔一年，巴陵郡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了。范仲淹可以胡夸，我为什么不能来点移花接木？既然庆历五年、庆历六年，巴陵郡需要一位鞠躬尽瘁的好通判，为什么不能把百姓的愿望变为现实呢？小说毕竟是小说吧。于是，我便让石光由绿皮火车改乘高铁，后来者居上，和滕子京共事了一场。

小说出版了，发行还不错。紧接着，曹宪成和陈亚先两位剧作家，根据小说，改编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巴陵戏。不管如何改，二把手通判石光始终没有变。只是我心有不安，虚构固然可以，但还是不能违背史料吧？为了规避嫌疑，我还是在小说中把石光改名为斯光。

这不是我歪曲史实。我这样想，只要广大老百姓喜爱石光这个人物，来一点锦上添花，改姓不改名，大体上还是符合史实的。既然人民群众喜爱不忘初心的好市长，把好恶交给群众，我这个小小委员来一点合情合理的变通，难免不是一种正确的文史考证态度。

文史研究与考证，我自定了一个规范，凡史书有了记载和定评的人和事，不搞颠倒黑白，乱下褒贬。已经成型的历史人物，尤其影响较大的人物，不拔高其形象，不抹杀其过错。你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为岳阳人民增加了无以数计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但，你曾经的污点，还是不能洗掉。如滕宗谅，贪污库钱，公使钱，公款吃喝，还被全国纪委书记（御史中丞、御史台台长王拱辰）拿入邠州大牢，宋史言之凿凿，不容置辩。再怎么需要，也不能搞实用主义，黑白颠倒，任意涂鸦。因为基本史实不容篡改。你筹款重修岳阳楼，可谓歪打正着，做了一件大好事，但胡乱集资，把商贾们的三角債利用衙门的武力收缴回来修楼，自己也从中捞了不少油水（司马光原话）；出任泾州知军州时，确实动用了十六万贯库钱，范同学一给信息，一把火把账本烧了，让御史台查无对证，放在现在，也属于销毁会计凭证罪呀！

而无足轻重的民间人物，大胆虚构，移花接木，大胆褒贬。纵然算是错误，也错得不大离谱。就我所知，自我的小说问世，滕子京时代的通判斯光，官位算是坐稳了。

要说，我在巴陵的北宋文化考据中，发掘和光大了石光这个人物。也算是一点发现，一点奉献吧。

              范纯仁的家事也拿出来晒一晒

还说文史。范仲淹因推行庆历新政有名，更因《岳阳楼记》名震遐迩。但文章好，不一定人品也好得不得了。细翻历史，范仲淹当官时也曾包养过二奶（书上叫蓄妓），也名里暗中到过巴陵郡，私会同窗好友滕子京，合伙买卖过大量房地产，赚过不少银两。在查阅《巴陵县志》和《临湘县志》这些遗传下来的地方典籍时，还真是发现了宋仁宗晚年时期及宋英宗时代“官二代”范纯仁的一些营私猫腻。

范仲淹官当得好，子孙后辈也颇有出息。有史可考的记载是，他养有四个儿子，即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长子范纯祐官做到了监主簿、司竹监。次子范纯仁官做到了宰相。三子范纯礼官做到了吏部郎中、礼部尚书。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

相比乃父参知政事范仲淹，次子位及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虽然他学历上高中进士，但文学造诣却远落后于父亲。也未见如何了不得的政绩。不能否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宋代就已形成官场铁律。不然，如何解释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两个孙子，全都成为高官厚禄的肉食者呢？

对于文史的考据，后人估计还是缺少秉笔直书的勇气吧。上网搜索，竟然有个教授发表了一篇名为《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明星光辉遮挡的黯然人生》的学术论文，仔细一读，却是一篇巴结范仲淹、完全属于编造的假、大、空文章。

文章讲范纯仁几次封官而放弃赴任，有一次安排在开封近处，他拒绝赴任。另一次为官较远，他仍然拒绝赴任。连范仲淹都表示不解。意思是，为父为你的升迁操碎了心，求皇上，求同僚，打通各种关节，好不容易给你谋到一个官位，你怎能轻易放弃？范纯仁竟然说，为父年迈，我得悉心尽孝，不能抛下父亲出外做官。而当着他的同事，却骄傲地说，“赖恩泽而生，吾耻之。”

意思是，自己做官，全靠父亲的荫庇，和皇上垂恩，他为此感到耻辱。他固然希望做官，还是希望先考个最高文凭，才名正言顺。后来，他真的高中进士，才志得意满地做官去了，并一直爬到宰相高位。

在我看来，研究文史，应当以历史为准绳，以事实为殷鉴。北宋是个典型的封建王朝，朝廷的党争，及封建派系的勾心斗角，素来有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是惯例。纵览两宋时代的官场，还真的难找一名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吏。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三千年封建文化这口大染缸传染性过于强烈了。

就岳阳而言，关于与北宋有关部分，争议最多的是范仲淹是否到过岳阳楼。我在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过程中，对此考虑最多。最后的结论是，不仅是范仲淹到过岳阳，他的二儿子范纯仁更是到过多次。他们父子频频光顾岳阳，老范不仅仅是为了把《岳阳楼记》写好，为同窗好友滕子京扬名立万，争取早日昭雪。而作为后辈的小范同志，却纯是利益的勾连。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范仲淹固然一代名相，当年老范、韩琦一派，鼓动和督促仁宗推行庆历新政，一股势力已经绞得很紧了，几乎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不搞朋党已经没有退路。仁宗稍后之所以废弃庆历新政，也正是为了巩固皇权，巩固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新政的惨败，已属历史的必然。考据历史，滕子京又是一个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的人。这之前，同窗好友范仲淹对自己的苦苦栽培提携、乃至朝堂当着仁宗赵祯的面与御史台台长王拱辰力辩，争吵，唾沫四溅，彼此以辞官相要挟，这才得以保住滕子京一条命，还保留个正五品的官衔，如何不让滕子京心心念念，不忘报答？拿什么报答呢？当然不仅仅是《岳阳楼记》的那点稿酬，而是更多一点。

在收集小说素材时，我特意多了个心眼。那就是《临湘县志》里原文照录的一大段似乎毫不搭界的纪录。

县志白纸黑字，纪录得十分清楚。相信当代一些范仲淹、滕子京的拥趸们，不会否认县志记载的真实性。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确实当了大官，为了给出嫁的女儿置办嫁妆，多次悄悄来到岳阳附近的临湘，即现今的枫桥湖一带。大概是注意影响，范纯仁置办女儿嫁妆不在苏州，也不在汴梁、洛阳，而是选定了临湘县的风桥湖一带。不管是爷爷范仲淹掏钱，还是儿子范纯仁掏钱，或者说是滕子京拿公款垫钱，场面和气派很是阔绰。

县志记载，置备的嫁妆均属于不动产，其中包括现今的枫桥湖水面×××亩，水田×××亩，旱地×××亩，茶山×××亩，秧田×××亩，柴山××亩，山塘××口××亩，楠竹林××亩，杉木林××亩，松木林×××亩……种田长工住的庄屋××间。山林、湖泊、水田、旱地、茶地、柴山，要有尽有。至于地产的界限，南至岳阳县昆山乡栗山磅，北至临湘县的白羊田，西至巴陵县的黄盖湖、风桥湖，几里几丈几尺，精确度直到寸。这一大片水土田地山林，大致相当现今四个行政乡的区划面积。依山傍水，肥田沃土，的确是一大片黄金之地。范仲淹父子是苏州人，历史上出了名的官人，智者，仁者。古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范官人不仅置了田产。连湖泊都盘下了枫桥湖。可见他们既是仁者，又是智者了。

《临湘县志》记载详实仔细。不是笼统的跑马圈地，而是真金白银的地产水产买卖及土地交易。我就知道范仲淹的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范纯仁业已盖帽了父亲，当上了宰相。他们到底有多少官禄、多少皇家赏赐，我不得而知。我就知道范纯仁嫁个女儿，光不动产，就陪上了四个行政乡的不动产。那他这个乘龙快婿，别的不说，光这笔嫁妆的拥有，几乎远胜于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了。

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记载，我向本土学者陈湘源小心求证：“这是真的吗？范仲淹嫁个孙女，要陪这样多财产呀？”

老陈说：“一家四进士，一个参知政事，一个宰相，其余都是大官，万户侯不及呀。人家上了县志，还有杜撰不成？”

我说：“范家父子，还算名相清官。若是换着巨贪吕夷简这些人，嫁个女儿，还不把整个巴陵郡买了过去？”

“那有什么不可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当然，范家购买这些不动产，是付了钱的。知州滕子京是巴陵一把手，是否也凑了份子钱，谁说得清呢？是不是郡府代付了这一大笔钱？都是查无证据的事。滕宗谅当年在泾州犯贪污，几十万军费一夜之间纳为己有，御史台要员奉皇上之命赶来查处，滕宗谅都一把火烧了账册，让仁宗皇帝张口结舌。这点地产算什么呀？”

有了这番求证。于是，我将之写进了小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需要补充一笔的是，北宋时代男婚女嫁也是讲究门当户对的。范纯仁寻找的乘龙快婿原是司马光的侄儿司马宏，是名副其实的姻亲。司马光当时已是炙手可热的大宋宰相。怪不得在预备其侄儿嫁妆时，范大爷要大张旗鼓，备上几个行政乡的地产了。

历史人物考证还是有意义的。范纯仁显然才华远远不及乃父范仲淹，政绩也可谓平平，官奉也不见得太多。千里迢迢远赴巴陵郡置田置地准备一笔丰厚的女儿嫁妆，还亲笔签下田契地契湖契。这些私事挖出来晒一晒，未见得不是文史研究的正道。

作者：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