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文史｜“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李达是我党的创建人之一，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宣传家、理论家。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1913年考上了留日公费生。1918年4月，他和留日的中国学生得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消息后，于5月回到北京，立即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许德珩等磋商，于5月21日共同发动了请愿示威运动。1920年夏再度回国到上海，与陈独秀就组织共产党交换了意见。接着，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2月至7月，李达代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为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列宁建党学说、促进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他主编了我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李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办好这个刊物作了极大的努力。最困难时，他甚至一个人担负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共产党》月刊在党成立前后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和组织作用，是永垂史册的。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李达
在代理主持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工作期间，他还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他代表发起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1921年7月“一大”召开，当大会会场受到法国巡捕搜查时，他和他的夫人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表们转移到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正是由于他的突出贡献，在“一大”当选为党中央宣传局主任，主持领导党的宣传理论工作，积极开辟和扩大党的宣传理论阵地，进一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1921年9月1日，中央局决定创办我党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李达担任主编。他首先编辑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其他共产主义丛书15种。这对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加强初创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启发群众觉悟，起了重要作用。李达身为中央局领导成员，对出版社的繁重工作，包括著译书稿、编辑校对、付印发行，仍大多一人承担，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为创建和发展党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止。1921年10月，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培养妇女人才，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李达兼任校长。他亲自为学员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并指导《妇女声》刊物的工作，为该刊撰写关于妇女运动的主要文章，审阅修改了许多重要稿件。建党前后，李达以极大的精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打退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领的研究系发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为了给予黄凌霜、易家钺等人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以无情的批判，为了在中国建立列宁主义的党，划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他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还原》等大量文章。此外，他还写文章直接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关心妇女解放运动，驳斥敌人对新生苏维埃俄国的诽谤，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党的创建作出了一份不可抹煞的贡献。
1922年7月，李达出席党的“二大”后，应毛泽东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潜心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及党的干部培养教育工作，与毛泽东结下了战斗友谊。1923年4月，毛泽东、李达创办《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大力宣传党的“二大”纲领，为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呐喊。
1923年秋，由于想专心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加上不满意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其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李达在组织上离开了党。但他初衷未改，继续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他研究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著《现代社会学》先后印行14版，使许多进步青年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他还翻译了《资本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8月，他到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被称为“红色教授”。他撰著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并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
解放战争后期，李达为湖南和平解放，促成程潜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4月，他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经刘少奇和林伯渠介绍，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要候补期)。此后，李达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晚年，他不顾年老多病，在理论界竭尽全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专著和演讲，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毛泽东的好评；在教育战线上，他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分子，关心群众，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爱戴；在原则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决不随波逐流，当林彪鼓吹“顶峰”论时，他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因此，他被诬陷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终年76岁。1980年中央书记处批准为李达平反昭雪，给他以公正评价。
李达平反昭雪后，他的故乡湖南永州人民多次开展纪念活动，缅怀他为党为人民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尤其是他在家乡对党和人民做过的许多有益的事情和在险恶环境里坚持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至今仍在家乡传颂着。
李达出生后，其青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从1913年赴日留学到1966年逝世的长达53年中，他曾先后三次回到家乡。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当局通缉李达，称其为“著名共首，曾充当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湖南地下党组织当即将这紧急情况转告正在长沙讲学的李达。他连夜雇一小船，溯湘江而上，秘密转移回家，在充满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仍然继续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坚持与敌人作斗争。一天，从湘桂边区辗转回乡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筹备武装起义的共产党员唐克到李达家登门拜访，李达高兴地说：“你们搞农民革命斗争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还要严谨组织，秘密活动。”在李达的支持下，唐克等凑钱买枪，决心与敌人干一场。
唐克夜袭团防局（刘双全画）
在一个夏秋的夜晚，唐克等乘坐李达提供的小船，仅以两支手枪及一些土枪土炮和几把大刀，一举夺得零陵县蔡家埠河西团防分局的16支步枪，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旧零陵县政府不得不立即派清乡队前来清乡。李达连夜离家，潜往上海。第二次是在1940年春，李达因在讲坛上长期宣传马克思主义，遭反动当局解雇，因而失业返回家乡。这时，李达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但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保持一致，在家闲居期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仍然不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著书立说活动。为了避开反动当局和特务们的监视，他表面上下田劳作，养花种草，悠然自得，暗地里却在湘江树林成荫的隐蔽处挖了个洞，悄悄地在洞里专心研究和写作，在洞里呆了两年，写了一皮箱书稿。其中《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就是在洞里写成的。1944年，日军入侵到零陵，李达在家呆不下去，只好到零陵(今双牌县)永江河山区避难。一伙土匪打听到他是大学教授，以为很有钱，就将他带在身边的两口沉甸甸的皮箱抢去，满以为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但打开一看，除一件皮衣和换洗的衣服外，其余都是书稿和信笺。土匪们一气之下，一把火将书稿和信笺烧光，其中就有那封毛泽东从延安寄给李达称赞李达为“真正的人”的信。后来，李达非常惋惜地说：“损失皮衣是小事，把书稿和毛主席的信烧了，太可惜了!”李达在山上避难时，汉奸们在零陵成立了“维持会”，还捎信叫李达回来给日本人办“公事”。李达愤怒地说：“我死也不做亡国奴！即使我生活再苦，就是拖死、饿死、冻死，我也不回去给日本鬼子办事。”还说：“我们中国人热爱祖国、保卫祖国。我虽然懂日语，但我死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征服中国效劳。”就这样，李达宁可住破庙、吃野菜、忍饥挨饿，东躲西藏达一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他才从山上回到家里。这时，国民党当局对他软硬兼施，妄想让李达放弃马列主义，跟着国民党反共。李达坚定地表示：“我是有自己的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改变立场，抛弃信念是难上难。”李达横眉冷对敌人，对人民却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次，李达遇到一农民面黄肌瘦，当即叫家人拿米来给这位农民，还再三嘱咐：“要多拿些，多拿些。”其实他家的米也吃不了几餐了。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李达家乡灌塘口村方圆十里，虐疾流行，家家户户惶恐不安，有的全家病倒甚至死了好几人，死亡威胁着每个人。李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即叫正在普爱医院实习的儿子李心天火速往湘雅医院购回一批药给老百姓治病。当时到李达家里看病取药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达50余人。李达父子，一人诊病，一人发药，日夜不停，随到随发，分文不收。一位老妇人一家三口患病，因及时服药全部得救。老妇人提来几只鸡谢恩，李达坚辞不受，说为乡亲们做点小事是应该的。李达的言行使乡亲们大为感动，都奔走相告：“李达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此后，李达施药的故事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至今。抗战过后，为了让附近老百姓的子弟读上书，李达还将自己旧居的西侧院腾出来，添置了课桌板凳，开办了辅仁小学，请来李定香等几位教师和他一起教课，给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与爱国精神。李达第三次返乡，是1962年9月，他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湖南家乡调查研究农村工作的，在家住了十多天。通过登门拜访和邀请座谈等方式，与乡亲们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自然灾害、干部作风等问题，了解到大量的真实情况，他如实向中央汇报。他针对虚报浮夸问题大声疾呼：“父母官应该关心群众疾苦!”，但“文革”中是非颠倒，他的诤言却成了诬陷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炮弹。
一代哲人早已离去，可他的精神永存!记得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过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综观李达一生，不也是这样的么？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视察武汉时，曾当面称赞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是对李达最为恰当的评价，李达是当之无愧的。他能熟练地运用英、日、俄、德四种外语，一生著译多达2000多万字；亲自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又与邓初民等协办、自办文化书社，出版的著作达数百种之多；无论环境怎样险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士。（原载2001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图书《闪光的足迹》，2010年第1期《永州政协》）
作者：蒋正洁 编辑：王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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