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人者自廉——记廉者丰碑王鼎铭

风儿吹，月儿照，吹不散那一段感人的故事。那是一个大爱的人，值得我们铭记，那是一座清廉的丰碑，值得我们守望，那就是清廉知县——王鼎铭。

时光流转，追溯到清乾隆年间，在山东峄县一个叫郭里集（今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的地方，远山如黛，稻田绵延，一条叫潭河的小河蜿蜒而下，郭里集老村沿河而建，因地势平整，交通便利，逐渐形成了以后楼、西街、东街三道街组成的郭里集村，这时的村庄依托集市的发展成为枣庄东部最繁华的一处镇集。这里有一王姓乡绅望族，因精通商贾、家风严谨且乐善好施，远近闻名。

福往者福来。公元1772年7月2日，王姓人家喜得麟儿，取名鼎铭，字新之，号彝轩，寓意正直仁厚又出类拔萃。

到了鼎铭父亲王鸿基这一代，家境也更为殷实，父亲王鸿基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孝亲尊友，为人豪爽，热心各种公益事业。

小鼎铭聪明伶俐，深受家长的喜爱，乖巧的他又特别勤奋好学，小时由父亲、祖父教他读书识字，九岁时入峄阳学院，学习四书五经。在祖父、父亲、老师的精心教诲之下，王鼎铭不仅饱读诗书，还学到了许多做人、经商的道理。十五岁那年，他考入当时的府学“郡庠”，接受更广泛的学习教育，还专门学习了医道，可以救死扶伤。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考取了贡生，在国子监学习治国理政的道理，也认识了更多有才识的人。这期间，他曾两次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均未考取功名。

王鼎铭二十三岁时，因家族的需要，开始经营家族产业。他为人通透，待人诚恳，虽善经营，但从不偷奸耍滑，在家族产业的基础上，大展身手。在他精心经营下，开垦了大量荒山农田，种植并收购特产，运往京城销售，获利颇丰。有了资本之后，又开始南来北往，往南至苏州杭州销售煤炭，往北于京津销售丝绸。还把江南沪宁地区的养蚕丝织技术引进家乡，带动家乡峄县地区的副业发展。一来二去，经年累月，他家的资产变得更加丰厚，王鼎铭成了一代商家巨贾。

这个商家巨贾藏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有着菩萨心肠！

据王氏家谱记载，王氏家训自二世舜教公时发起，六世士楚公加以修改，七世鼎铭公充实完善。鼎铭公在先辈前人家规的基础上写下“富不贪财，常恤孤贫；散金台上，二疏长存”的家训。每逢祭祀等重大家族活动时，王氏族人齐诵家训，教化后人，齐家之风代代相传，奉献社会辈有贤人。

嘉庆二年，王鼎铭二十五岁，因为经商，常年在外奔波，磕磕碰碰的事情在所难免，世道也不是很太平，他认识到习武的重要性，既可防身也可健体还可保护弱小。闲暇之余，王鼎铭开始搜集兵家秘笈，尝试学习各种兵法，操练武术，多年积累下来，收效很大，修得文武兼治。

嘉庆道光年间，峄县年情不好，灾情不断，不是旱灾就是水灾，要么是蝗灾，或者冰雹，老百姓连年无收，灾民到处流浪。每每这个时候，王鼎铭都是心急如焚，及时率领家人，设立粥棚，准备干粮，救济灾民。他还出资联合当地其他乡绅一起赈灾，救活了无数的灾民。  

嘉庆十三(1808)年，他赴京应试，在途中认识了潍县的陈官俊，他们就一路结伴前行。当时的陈官俊穷困潦倒，又身患疾病，王鼎铭不仅在生活上资助他，还帮他治好了疾病，陈官俊为其人品折服，甚是感激，二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官俊后来高中了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深得道光帝宠信，官至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官俊的高升也影响着王鼎铭的仕途生涯，在官场上对王鼎铭多有提携与照顾。

嘉庆十五（1810）年，王鼎铭捐了部分资产给朝廷，由贡生出任内阁中书科中书，从七品官衔，次年任山东峄县武状元会考考官。1814年再次捐资，数额更大，之后被提拔为主考官，后来因为母亲年迈多病，辞去官职回家照顾母亲。母亲过世之后，王鼎铭在家守孝三年。

道光八年，他进京城拜访陈官俊，陈官俊极力劝说他再出来任职，并保证在皇上面前举荐他。在陈官俊的劝说下，王鼎铭接受了朝廷的任命，道光九（1829）年出任新田县令。

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走向没落，道光年间的新田也是兵荒马乱，官场腐败，而且灾害频繁。王鼎铭出任新田县令，属于临危受命，旨在力挽新田颓局，已是当地贤达名流年近59岁的王鼎铭决定不辱使命，毅然放下优越的家境，携一役一仆赴任履新。通过长途跋涉来到新田后，通过实地考察和实践经验，提出“ 天理、国法、人情 ”的施政理念。

根据新田县“穷山恶水、十年九旱”的恶劣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鼓励人们开垦荒山，修路架桥、修塘筑坝，引桑种麻、兴工强农，短短三年，便使当时被称为“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新田，生产生活状况大为改观，清学者张荣组《王鼎铭专祠文》记载：“月印干潭，六房如水；阳回大地，万户皆春”、“以仁心行实政，本察吏以安民………修农政则家余菽粟，课女红则遍地桑麻”。

针对民风相对彪悍的情况，王公狠抓民风教育，办夜校、开义学，每逢初一、十五，他都亲自讲学，并在圩镇村坊路口树立起“ 天理、国法、人情 ”六个大字的石碑，用以教化百姓。还将皇帝的旨意、法律条文、当地流传的格言等编印成册，发给百姓阅读，避免百姓因无知而触犯刑律。老百姓进衙门办事，规定不得阻拦、盘问，想进就进，对待老百姓的事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勤勉治理，“办公倦怠，则伏案小憩”，虽盛夏严冬亦不辍”。王公公正办案，公道处事，惩治贪赃枉法，又称“王青天”。

每每外出办事，因体恤民众，从不鸣锣开道，只带一役一仆，且食用自备。平日粗茶淡饭，从不接受当地官员、士绅的礼品和宴请，购买老百姓的东西，也都是当地市价付钱。王公主政新田三年，新田即政通人和、欣欣向荣，赢得了新田百姓和后人赞誉，被誉为：“ 勤倾民生，廉为吏范。”

王鼎铭到新田的第二年，新田又是久旱不雨，地里的禾苗都快被旱死，他心急如焚，“操劳于村墟，奔波于田间，或率民掘井自救，或呈请调粮赈灾。”万般无奈之下，又到城隍庙求雨，“公日祷于城隍，不雨，又祷于火神，不雨，”在万般无奈之后，“公乃自械而出”，向老天求雨。

于是，在炎炎烈日下，人们看到他身披刑枷，跪在地上，对着老天哭泣求雨，到了傍晚，天空乌云密布，之后果真下起了大雨，百姓欢呼雀跃，衷心感谢这位知县大人，赶紧将疲惫不堪的他抬进县衙。也许真是他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但他通过惩罚自己来感化上苍，为百姓排忧解难的悲悯之心，实实在在感动了新田的老百姓。

王公在新田为官三载，不仅勤勉于事，清廉自律，还变卖自家的田产，用以救济资助新田百姓。

《清史》记载王公：“清白端谨，载米而资宦囊，破金以周众瘠，饬躬既廉，自奉尤薄”。 三年期间，就曾两次变卖田产。

第一次卖地是在道光九年（1829年），他刚到新田任知县的那一年，新田大旱，灾情十分严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也没能缓解灾情，老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王公心痛不已，即刻派人回老家，跟家人商量变卖了自己南洛北洛的田产，所得银钱悉数用于救助灾民。

第二年，新田又是大旱，连年灾情，情况也更为严重，王公又派人回老家，跟家人商量变卖了在兰城店的田地。所得银钱，一部分用来救济灾民，一部分用来兴修水利及办学。王公觉得后者乃长久之计，要致力于改变新田靠天吃饭、旱涝不保的状况，在王公的带领下，当时修建了很多用来蓄水的水塘，能有效的缓解旱情。在新田，至今还有很多以塘命名的村庄，就有着当年修塘筑坝的缩影。

在王公的家乡山东枣庄，至今流传着“卖了南北洛，家产没觉着，卖了兰城店，田产少一半”的民谣，歌颂的就是王公疏财爱民的义举。

因为王鼎铭在新田的突出表现，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湖南抚台招他到省城长沙，宣布朝廷已调任其为山西潞安州知州。

就在此时，江华县瑶民因不满当时朝廷对瑶民征税，其首领赵金龙聚众起事，一路向长沙进发，即将进抵新田。王鼎铭闻讯，急忙从省城冒雪赶回新田。为防止新田瑶民盲目跟从，他连日游走于山间瑶寨，劝说瑶民，使当地民心安定下来。

可是，起事叛军来势汹汹，二月二十日，叛军首领赵金龙率叛军浩浩荡荡杀入新田县境内，外围村寨烟火连天，人心恐慌，城中诸多百姓争恐逃窜。王鼎铭忧心如焚，立即安置百姓躲避，而自己却身着朝服，端坐于大堂之上，等候敌军的到来，并在书案上大书“尔果与我新田为仇，当杀我，勿伤我百姓！”甘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老百姓的安全，并指着准备好的绳索对手下说：“城亡，吾以此死！”

王公舍身保民、视死如归的举动感动了新田百姓，他们纷纷赶来报名参战，决心以死卫家。王公组织队伍英勇抗敌，他兵分四路，合击驻扎在茶林铺的敌人，首战告捷。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骑马冲在队伍的前列。

当队伍行进至距茶林铺附近的牯牛岗时，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没有战斗经验的队伍，立即溃不成军，他看到乡勇、官兵死伤众多，大恸道：“要杀杀我，奈何杀我百姓？”不料被炮火击中，受伤落马，被敌兵擒获，他仍然痛骂不止，叛军残忍地挖去了他的双目，割下了他的首级。

叛军撤退之后，百姓们慌忙寻找遇害的王公，在窝塘找到他的首级，牯牛岗找到他的尸体，抬回城隍庙，以礼成殓，焚香哭拜。王公披肝沥胆，舍身护民，感天动地，他的遗体从新田运往枣庄，经过长途跋涉三个月才抵达，重新开棺入殓，竟见其面容还栩栩如生！据《清史稿.忠义传》记载：“越九十二日始改殓，面如生”，他是个永生的人。

王公以身殉职后，道光皇帝连下四道圣旨，称赞和褒奖他的父母、他及他的夫人，称他“ 学通载籍，文武兼备。珥笔生华，会赋窈窕之章；金戈凝霜，堪作干城之寄”。追授为朝议大夫、云骑尉。

大爱无私，悲悯者心忧天下，保护幼小。爱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大义、为了民众的利益，付出自己的所有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何况廉洁呢！

悯人者自廉。

作者： 蒋唯恒    编辑：刘国芬